摘要：作为彝族文化研究领域的标志性学者，沙马拉毅以其对彝族民间文学的系统性挖掘与学理性阐释，构建了民族文学研究的独特范式。从《原生态彝族民歌》的收集整理到《中国彝族民间文学概要》的系统编撰，他始终聚焦于彝族口头传统的活态呈现，而“主题程式”研究正是其解构彝族民间长诗

沙马拉毅：彝族民间长诗叙事中的“主题程式”研究

引言：理论借鉴与研究语境

作为彝族文化研究领域的标志性学者，沙马拉毅以其对彝族民间文学的系统性挖掘与学理性阐释，构建了民族文学研究的独特范式。从《原生态彝族民歌》的收集整理到《中国彝族民间文学概要》的系统编撰，他始终聚焦于彝族口头传统的活态呈现，而“主题程式”研究正是其解构彝族民间长诗叙事密码的核心路径。在其学术实践中，沙马拉毅创造性地将“帕里—洛德理论”这一西方口头诗学工具与彝族文化语境相结合，打破了传统研究中对民间长诗“经验性解读”的局限，为理解彝族文学的传承机制与文化内涵提供了科学视角。

“口头程式理论”由米尔曼·帕里与艾伯特·洛德创立，其核心在于揭示口头诗歌通过“程式”实现即时创作与传承的内在规律。帕里将“程式”定义为“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洛德则进一步将“主题”或“典型场景”界定为“具有多种形态的叙事单元”，认为这些重复出现的意义群是口头诗人构建叙事的核心素材。沙马拉毅敏锐地发现，这一理论与彝族民间长诗的传承实践高度契合——彝族作为拥有悠久口头叙事传统的民族，其《阿诗玛》《甘嫫阿妞》等经典长诗在千百年的口耳相传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程式化表达体系。

沙马拉毅的研究语境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他扎根于彝族文化的本土性，强调“民间叙事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风谣歌舞，各附其俗’”，拒绝将西方理论生硬套用；另一方面，他秉持跨文化视野，指出“口头程式理论对民间口头文学的研究具有普泛的适应性”。这种“本土经验+理论工具”的研究方法，使他能够精准捕捉彝族民间长诗中“主题程式”的独特性——既符合口头文学的普遍规律，又烙印着彝族的文化基因。其研究不仅回应了“荷马问题”在彝族文学语境中的特殊表现，更揭示了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传承的深层机制。

一、主题程式的核心类型：基于文本实证的分类阐释

沙马拉毅通过对《阿诗玛》《妈妈的女儿》《甘嫫阿妞》等十余部彝族民间长诗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的平行比对，提炼出四类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程式。这些程式并非孤立的叙事片段，而是构成彝族民间长诗叙事框架的基本单元，承载着族群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观念。

（一）生命礼仪类主题程式：“诞生—成长”的神圣叙事

受彝族人生仪礼传统的深刻影响，“诞生”与“成长”主题程式在民间长诗中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与仪式性。沙马拉毅指出，彝族“从生命的开始到死亡都生活在一系列的民俗仪式之中”，这种文化特质直接投射于文学叙事，使生命开端的叙事成为必然的程式化内容。在《甘嫫阿妞》中，这一程式以“吉日铺垫—场景定位—诞生宣告—吉祥隐喻”的固定结构展开：“年份好的那一年，月份好的那一月，日子好的那一日，豁斯山梁下，狄波河依旁，佳支依达坝，摩哈女儿出生了，甘嫫阿妞出世了”。类似的叙事逻辑同样出现在《妈妈的女儿》中，开篇即强调“年份好的那一年，月份好的那一月，日子好的那一日，女儿生下地”，并以“宰黄母鸡、磨黄荞子”的民俗细节强化仪式感。

沙马拉毅特别关注到这类程式中的“数字隐喻”与“空间编码”。《妈妈的女儿》中“七十七位邻里姨姨”“九幅裹婴毡布”等表述，并非实指数量，而是彝族文化中“虚数表隆重”的传统体现，其中“七十是句口头禅，七个是真言”的注解，直白揭示了程式化表达的文化密码。而“豁斯山梁”“狄波河”等地理标识的重复出现，则将个体生命的诞生与族群生存的土地相绑定，使生命叙事成为族群记忆的延伸。这种程式化处理不仅符合口头叙事“易记易传”的需求，更通过仪式性叙事确认了个体在族群中的身份归属。

（二）婚恋冲突类主题程式：“抢亲—抗争”的悲剧叙事

在沙马拉毅的研究视域中，“抢亲”与“抗争”构成的婚恋冲突主题，是彝族民间长诗最具代表性的程式化叙事。这类程式集中展现了传统彝族社会中“父母之命”与“自由婚恋”的矛盾，形成了“美好爱恋—强权介入—激烈抗争—悲剧结局”的固定叙事链条。《甘嫫阿妞》中，当美丽的阿妞与心上人相恋，“官家少爷强行求亲”成为必然的冲突触发点，而阿妞“宁死不从”的抗争则构成叙事核心；《阿诗玛》虽以“阿黑营救”为转折，但最终“阿诗玛化身为石”的结局，仍未脱离“抗争失败”的悲剧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沙马拉毅发现这一程式具有鲜明的跨地域一致性。流传于凉山彝族地区的《甘嫫阿妞》《阿依阿芝》与云南彝族支系尼苏人的《逃婚的姑娘》、路南彝族的《逃到甜蜜的地方》，虽地域相隔千里，却共享“反抗包办婚姻”的核心主题。这种跨区域的程式化叙事，印证了彝族各支系在婚姻观念上的文化共性。沙马拉毅指出，这类程式中的“反派角色”往往被赋予固定特质——或为“贪婪的官家”，或为“霸道的地主”，其功能并非个体塑造，而是作为“传统压迫力量”的符号存在，使叙事始终聚焦于“个体抗争与族群困境”的核心矛盾。

（三）英雄救赎类主题程式：“危机—营救”的正义叙事

“危机—营救”主题程式是彝族民间长诗中彰显族群伦理的重要载体，其核心在于通过英雄形象的塑造传递“正义必胜”的价值信念。沙马拉毅以《阿诗玛》为典型案例，剖析了这类程式的构成要素：当阿诗玛被强权掳走，其兄阿黑“策马追寻—智斗对手—成功营救”的叙事序列呈现出严格的程式化特征。阿黑“拉弓射箭”“唱歌对答”等技能的展示，并非随意的情节设计，而是“英雄能力证明”的固定环节，与彝族文化中“英雄需兼具武力与智慧”的认知相契合。

在对《铜鼓王》等史诗性长诗的分析中，沙马拉毅进一步揭示了这类程式的拓展形态：营救对象从个体升级为族群，危机来源从“内部强权”变为“外部侵扰”，但“危机爆发—英雄崛起—历经考验—族群得救”的叙事结构始终未变。这类程式中的英雄往往具备“神性加持”的特质，如阿黑的“神力”源自祖先传承，铜鼓王的“智慧”来自神灵启示，这种设定使英雄成为族群精神的化身。沙马拉毅强调，“营救”的结局未必总是圆满——《阿诗玛》中阿诗玛最终化身为石，看似悲剧，实则通过“精神永存”完成了正义叙事的闭环，使程式的伦理价值得以强化。

（四）自然共生类主题程式：“人地互动”的生态叙事

沙马拉毅的研究突破了对主题程式的纯文学解读，将其延伸至文化生态维度，提出“人地互动”的自然共生主题程式是彝族民间长诗的隐性脉络。这类程式以“自然物象—人类活动—和谐隐喻”为叙事逻辑，通过重复出现的自然意象构建族群的生态观。《阿诗玛》中“石林”“小河”“青松”等意象贯穿始终，阿诗玛的歌声与自然声响相和，其化身的石像最终融入石林，完成“人与自然的合一”；《甘嫫阿妞》则以“豁斯山产荞子，颗粒都饱绽”的丰收景象，隐喻人物的吉祥前程，将自然丰饶与个体命运直接关联。

沙马拉毅指出，这类程式中的自然意象并非单纯的背景装饰，而是“具有固定涵义的现成表达模式”。荞麦、河流、雄鹰等意象的反复出现，形成了稳定的文化符号：荞麦象征族群的生存根基，河流代表生命的延续，雄鹰则寓意力量与自由。在《妈妈的女儿》中，“母鸡走过处，一片黄生生”的描写，将家禽活动与土地丰饶相勾连，暗含“顺应自然则获生机”的生态智慧。这种程式化的生态叙事，既是彝族“天地人相通”宇宙观的体现，也为当代生态文学研究提供了传统资源。

二、主题程式的生成机制：文化传统与传承实践的双重驱动

在揭示主题程式的类型特征后，沙马拉毅进一步深入其生成根源，提出“文化传统奠基—传承实践塑形”的双重驱动理论。他认为，彝族民间长诗的主题程式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族群文化基因在口头传承实践中不断沉淀的结果，其生成逻辑可从文化内核与传承机制两个维度解析。

（一）文化内核：族群价值的文学编码

沙马拉毅强调，主题程式的本质是“族群价值的文学编码”，每一类程式都对应着彝族文化的核心观念。“诞生—成长”程式中的吉日选择与民俗仪式，编码了彝族“敬畏生命、重视伦理”的价值观；“抢亲—抗争”程式对自由婚恋的歌颂与对强权的批判，传递了“崇尚正义、反抗压迫”的道德立场；而“人地互动”程式则将“顺应自然、感恩土地”的生态观具象化。这些价值观念通过程式化叙事反复强化，使文学成为“族群文化的活态载体”。

这种编码过程具有鲜明的“选择性”。沙马拉毅通过对比彝族民间故事与长诗发现，长诗主题程式集中于“生命、婚恋、英雄、自然”四类核心议题，而日常生活的琐碎叙事则被排除在外。这种选择源于口头传承的“效率原则”——只有承载族群核心记忆与价值的内容，才值得被固化为程式代代相传。如“六祖分支”的历史记忆虽未直接构成独立主题程式，却通过“地域标识”“族群称谓”等细节融入各类叙事，成为程式背后的隐性文化支撑。

（二）传承机制：口头表演的实践需求

从传承实践视角，沙马拉毅将主题程式的生成归结为口头表演的现实需求。洛德提出“口头诗人在表演中创作”的核心观点，沙马拉毅则通过彝族民间艺人的田野调查印证了这一理论——彝族“毕摩”与“歌师”在现场表演时，需依赖预制的叙事单元快速构建诗行，主题程式正是“应对表演压力的技术手段”。他记录的一位凉山歌师坦言：“唱《甘嫫阿妞》时，一说到出生，自然就想到‘好日子、好地方’的调子，跟着就能往下编。”这种“预制单元+现场组合”的创作模式，决定了主题程式的必然性。

沙马拉毅特别分析了“程式的灵活性”。他指出，彝族民间长诗的主题程式并非“僵化的死格式”，而是“变化多端的表达模式”。在《阿诗玛》的不同异文中，“抢亲”场景的细节描写存在差异：有的版本强调“官家的武力胁迫”，有的版本侧重“父母的威逼利诱”，但“强权介入—阿诗玛反抗—阿黑营救”的核心框架始终不变。这种“核心稳定+细节可变”的特征，既保证了传统的延续性，又为艺人的个性化创作提供了空间，使程式在传承中获得生命力。

（三）媒介转化：从口头到书面的程式演变

随着彝文的推广与书面记录的普及，主题程式经历了从“口头记忆”到“文本固化”的转化，这一过程成为沙马拉毅研究的重要维度。他以《阿诗玛》的不同版本为例：1953年的口头记录本中，“诞生”程式的表述较为简略；而20世纪80年代的书面整理本则补充了“亲朋贺喜、取名仪式”等细节，使程式更加完整。这种变化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口头传承中“潜在细节”的文本化呈现。

沙马拉毅作为现代化彝文系统编码的发明者，对文字媒介的影响有着独特洞察。他指出，彝文的规范化与信息化（如“沙马拉毅彝文输入法”的推广），使主题程式的记录更加精准，避免了口头传承中的“记忆偏差”；但同时，书面文本的固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口头程式的灵活性。部分年轻艺人依赖书面文本学习，减少了“现场创作”的实践，导致程式的个性化表达逐渐弱化。这种“得与失”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媒介变革对传统文学传承的深刻影响。

三、主题程式的文化价值：族群认同与诗学传统的双重承载

在沙马拉毅的学术体系中，主题程式不仅是叙事技术的体现，更是族群认同与诗学传统的双重载体。其价值阐释超越了纯形式分析，深入文化内核与文学精神的层面，构建了“形式—内容—文化”的三维价值体系。

（一）族群认同的建构工具

沙马拉毅认为，主题程式是彝族族群认同的“隐性建构工具”，通过重复出现的文化符号与叙事逻辑，强化着族群的集体记忆。“诞生”程式中反复出现的荞麦、黄母鸡等意象，关联着彝族的农耕传统与饮食文化；“抢亲抗争”程式中对“自由婚恋”的坚守，成为跨越支系的共同价值追求；而“六祖分支”的历史记忆通过各类程式的渗透，构建了“同源共祖”的族群认知。这些元素的反复出现，使听众在接受文学叙事的同时，不断确认自身的族群身份。

这种认同建构具有“跨时空性”。沙马拉毅通过对滇川黔桂四省彝族长诗的比较发现，尽管地域与支系存在差异，但核心主题程式保持高度一致。云南尼苏人的《逃婚的姑娘》与凉山的《甘嫫阿妞》，虽语言 dialect 有别，却共享“抗争包办婚姻”的叙事框架，这种一致性成为族群认同的文化纽带。在现代社会，当这些程式通过舞台表演、数字化传播等方式呈现时，依然能引发彝族民众的情感共鸣，证明其认同建构功能的延续性。

（二）诗学传统的活态载体

主题程式承载着彝族独特的诗学传统，这是沙马拉毅价值阐释的另一核心维度。他指出，彝族民间长诗的“程式化”与“诗性”并非对立关系——程式恰恰是诗性表达的重要手段。“诞生”程式中“日子好的那一日”的排比句式，形成了韵律感与节奏感；“自然共生”程式中“山梁—河流—坝子”的空间序列，构建了意境交融的诗性空间；而“数字隐喻”的运用，则使叙事兼具具象性与抽象美。

这种诗学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与汉族诗歌的“意象含蓄”不同，彝族长诗的主题程式更注重“直白的情感表达”与“强烈的仪式感”。《妈妈的女儿》中“妈妈的女儿哟，女儿生下地”的直接呼告，《甘嫫阿妞》中“一片金灿灿”的直白隐喻，都体现了彝族诗歌“质朴真挚”的诗学追求。沙马拉毅在《原生态彝族民歌》的整理中进一步发现，这种诗学特质贯穿于彝族民间文学的各个领域，主题程式则是其在长诗中的集中体现，成为传承民族诗学传统的活态载体。

（三）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

沙马拉毅的研究并未局限于彝族文化内部，而是将主题程式视为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他指出，彝族民间长诗的主题程式中，既保留着本民族的文化基因，也吸纳了周边民族的文化元素。如“英雄营救”程式中“对歌斗智”的环节，与苗族、壮族民间文学中的“歌圩文化”存在明显关联；“诞生”程式中的“吉日选择”，则与汉族传统的“生辰八字”文化有相通之处。这些交融痕迹，印证了彝族在“藏彝走廊”中的文化交流历史。

在当代语境下，主题程式的交融性更加凸显。沙马拉毅关注到，现代改编的《阿诗玛》舞台剧在保留“抢亲—营救”核心程式的同时，融入了现代戏剧的叙事手法；网络传播的《甘嫫阿妞》节选，则通过配图与注释，将传统程式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这种“传统程式+现代表达”的转化，既保持了文化根脉，又实现了与主流文化的对话，使彝族民间长诗的文化价值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四、沙马拉毅研究的学术启示与当代意义

沙马拉毅对彝族民间长诗主题程式的研究，不仅构建了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研究的范式，更对当代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其学术方法与核心观点，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学术范式启示：“理论借鉴+本土扎根”的研究路径

沙马拉毅的研究最鲜明的启示在于其“理论借鉴与本土扎根”的有机结合。他并未将“帕里—洛德理论”视为万能公式，而是经过“本土化改造”后用于分析彝族文本——当发现彝族长诗的主题程式更注重“文化符号”而非“格律结构”时，便及时调整研究重心，从“形式分析”转向“文化解码”。这种“以本土经验检验理论，以理论工具深化本土研究”的路径，打破了“西方理论中心主义”的局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

同时，沙马拉毅的“田野实证精神”贯穿研究始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走遍滇川黔桂的彝族聚居区，收集整理上千份口头文本与手抄本，这种“从民间中来”的研究基础，使理论阐释具有坚实的实证支撑。正如他在《中国彝族民间文学概要》的序言中所言：“民间文学的研究，若脱离了田野的土壤，便会成为空中楼阁。”这种实证精神，正是其研究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关键。

（二）传承实践启示：“程式保护+创新转化”的发展策略

针对当代彝族民间长诗传承面临的困境，沙马拉毅的研究暗含着“程式保护与创新转化”的双重策略。在保护层面，他强调对核心主题程式的珍视——这些程式是“历经若干世纪之久的古老的传统遗产”，是族群文化的“基因密码”。基于此，他积极推动彝文古籍的数字化整理与主题程式的分类建档，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实现传统的稳定传承。

在创新转化层面，沙马拉毅主张“在传统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他以自身参与的《阿诗玛》改编实践为例，提出“核心程式不变，表达形式更新”的原则——保留“抢亲—抗争”的核心叙事，同时融入现代舞台技术与审美需求，使传统长诗获得新的传播活力。他特别鼓励年轻传承人在表演中适度融入个性化表达，认为这是“程式保持生命力的关键”，反对将程式固化为“不可变更的教条”。

（三）文化认同启示：“民族特色+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向

沙马拉毅的研究始终秉持“民族特色与共同体意识相统一”的价值导向，这对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他强调，彝族民间长诗的主题程式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但其中蕴含的“敬畏生命、崇尚正义、热爱自然”等价值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英雄营救”程式中的正义追求，与儒家“见义勇为”的伦理一脉相承；“自然共生”程式中的生态智慧，与中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异曲同工。

这种价值契合性，使彝族民间长诗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沙马拉毅指出，对主题程式的研究与传播，既要彰显其民族特色，更要挖掘其普遍价值，通过“各美其美”实现“美美与共”。在当代文化建设中，这种价值导向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指明了方向——唯有将民族性融入共同体意识，才能使少数民族文化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结语：主题程式研究的学术延伸与文化使命

沙马拉毅对彝族民间长诗主题程式的研究，以“理论建构—文本实证—价值阐释”的完整逻辑，构建了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研究的经典范式。其核心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研究的“文学鉴赏”局限，将民间长诗纳入“文化传承机制”的分析框架；打破了“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的二元对立，实现了跨文化理论的本土化应用；超越了“民族文学”的狭隘视野，在共同体语境中阐释其文化价值。

从学术延伸来看，沙马拉毅的研究为后续的“口头程式研究”提供了诸多可能：对更多彝族支系长诗的程式比较研究、主题程式与毕摩文化的关联性研究、数字化时代程式传承的变迁研究等，都值得深入探索。而从文化使命来看，其研究呼应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需求——通过对主题程式的挖掘与阐释，使彝族民间长诗这一“永不凝冻的优质载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正如沙马拉毅在《原生态彝族民歌》的后记中所言：“民间文学是族群的精神血脉，而程式则是血脉中流淌的基因。”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好这些主题程式，就是守护好彝族文化的根脉；传承好这些程式化叙事，就是传承好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这既是沙马拉毅研究的终极指向，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者的共同使命。

来源：彝空间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