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绿皮火车特有的铁锈和方便面混合的气味，像一把钝刀子，在我鼻腔里来回地刮。我叫李文博，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村里飞出的“金凤凰”。车窗外的景物正从高楼林立的钢铁森林，慢慢退化成低矮的平房和无尽的田野，我的心，也跟着这节奏，一点点下沉。
绿皮火车特有的铁锈和方便面混合的气味，像一把钝刀子，在我鼻腔里来回地刮。我叫李文博，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村里飞出的“金凤凰”。车窗外的景物正从高楼林立的钢铁森林，慢慢退化成低矮的平房和无尽的田野，我的心，也跟着这节奏，一点点下沉。
手机在掌心发烫，屏幕上是女友小雅发来的最后通牒：“文博，我爸妈说了，首付最晚下个月要凑齐，不然……”不然什么，她没说，但我懂。不然，我们这谈了三年的感情，就得被上海一套房子的首付，压成一摊粉末。五十万，不多，也不少。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博士，是天文数字；但对于那个把我从黄土地里刨出来，一直供到博士毕业的父亲，我总觉得，他应该有，或者说，他必须有。
手机震了一下，是我爸的短信，言简意赅到冷酷：“到镇上自己坐三轮车回来。”连个“爸”字都懒得署名。我攥紧手机，指节发白。火车到站的广播声响起，我背起沉重的双肩包，随着人流，涌向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三轮车师傅是我远房的堂叔，一口黄牙，笑起来满脸褶子：“哟，文博回来了？博士读完了？”“嗯，读完了，三叔。”“出息了！你爸妈这辈子，值了！”我扯了扯嘴角，没接话。值了？或许吧。三轮车颠簸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扬起的尘土呛得我直咳嗽。路两边的玉米秆子，被秋风吹得东倒西歪，像一群佝偻着腰的老人——这就是我逃离了十多年的地方。
家门口那棵老槐树，还是老样子，只是显得更老了。院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一股混合着泥土和牲口粪便的味道扑面而来。我爸，李耕田，正蹲在院子里，拿着一把小刷子，仔细地刷洗一个猪食槽。他的背已经驼了，脊梁的弧度，像一张拉满的弓，花白的头发在夕阳下，刺眼得很。“爸，我回来了。”他没回头，只是“嗯”了一声，手里的活没停：“洗洗手，准备吃饭。”
我妈从厨房里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炒鸡蛋出来，看到我，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文博回来了！快，快进来，累坏了吧？”她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在我身上拍来拍去，仿佛要拍掉我一路的风尘。我看着她那双布满裂口和老茧的手，心里一阵发酸。
饭桌上，三个人，四道菜：一个炒鸡蛋，一个拍黄瓜，一个清炒白菜，还有一碗咸菜疙瘩。我妈不停地往我碗里夹鸡蛋：“多吃点，在外面吃不好吧？你看你都瘦了。”我爸始终埋着头，呼噜呼噜地扒拉着碗里的白饭，偶尔夹一筷子咸菜，嚼得嘎嘣响。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我知道，他在等我开口，我也在等一个时机。
终于，一碗饭下肚，我放下筷子：“爸，妈，我工作定下来了，在上海，一家研究所，待遇还不错。”我妈立刻喜笑颜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我儿子有出息！”我爸的动作顿了一下，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我，那眼神里没什么喜悦，只有一种审视：“嗯。”还是一个字。
我深吸一口气，把最关键的话像一颗炸弹一样投了出来：“我跟小雅准备结婚了，打算在上海买房。首付……还差五十万。”我说完，死死地盯着我爸的脸，不错过他任何一丝表情。空气仿佛凝固了，连我妈脸上的笑容，都僵在了那里。
我爸放下碗筷，动作很慢，慢到每一个关节的摩擦声我都能听见。他从口袋里摸出烟叶和烟纸，慢条斯理地卷了一根旱烟。“刺啦”一声，火柴划亮，他凑上去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白色的烟雾从他干裂的嘴唇里喷出来，模糊了他那张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没钱。”
两个字，像两块石头，砸在我心上。我愣住了，我预想过他的犹豫、他的为难，甚至他的哭穷，却从没想过他会拒绝得这么干脆、这么彻底。“爸，你说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我说，没钱。”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秤砣一样重。
我妈急了，推了他一把：“你个老东西，胡说八道什么！儿子的大事，怎么能说没钱！”她转向我，脸上挤出笑容：“文博，你别听你爸的，他那个人……有钱，家里有钱。”我看着我爸，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平静得可怕，我的火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没钱？我读了十六年书，从小学到博士，你说没钱？我上大学那年，你说砸锅卖铁也要供我；我读硕士，你说家里的猪卖了，够了；我读博士，你说跟亲戚借，脸面不重要。现在，我毕业了，要结婚了，要买房了，你跟我说没钱？”
我的声音在不大的堂屋里回荡，带着一丝颤抖。这些话像刀子，我本不想说，但他的冷漠，逼得我口不择言。我爸掐灭了烟头，在桌角上摁了摁，抬眼看我，眼神里第一次有了情绪——不是愧疚，不是心疼，是失望，一种深不见底的失望。“是，供你读书，是砸锅卖铁，是卖猪，是借钱。”他一字一句地说，“我把你李耕田的儿子，供成了一个博士。我没本事，我让你有本事了。”“所以呢？”我追问。“所以，我的任务，完成了。”
“完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完成了？我结婚买房，就不是你的事了？”“不是。”他站起身，佝偻的背影显得异常决绝，“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是个博士，是个男人，该自己挣一个家了。”说完，他转身走进了里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剩下我妈无声的眼泪，和我胸腔里那头愤怒冲撞的野兽。
那一晚，我失眠了。躺在老家那张硬板床上，身下是母亲晒过的、带着阳光味道的被褥，可我只觉得浑身冰冷。窗外是熟悉的蛙鸣和虫叫，隔壁房间传来父亲压抑的咳嗽声，和母亲低低的啜泣。我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闪过：小时候发高烧，是父亲背着我，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走了十几里山路，把我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初中为了给我凑学费，他去镇上的砖窑厂背砖，一天下来肩膀血肉模糊，挣了五十块钱；高中我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请全村人吃了顿饭，饭桌上喝多了，拉着我的手翻来覆覆就一句话：“儿啊，给爹争口气，考出去，再也别回来了”；大学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他一个人对着那张纸，在煤油灯下看了一整夜；后来为了我每年上万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开始养猪，没日没夜地守在猪圈里，家里的新房子一直没盖，我妈身上的衣服总是那几件，他自己一辈子没穿过一件超过一百块钱的衣服。
我一直以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我的未来，而我的未来里，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一套上海的房子、一个幸福的家庭。可现在，他却说他的任务完成了，像一个项目经理在项目竣工后，潇洒地挥手说再见。那我呢？我这个他倾尽一生心血打造的“项目”，该何去何从？愤怒、委屈、不解……种种情绪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心，我甚至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他爱的只是那个“把农村儿子供成博士”的虚名，现在名声有了，我就成了可以丢弃的工具。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我控制不住。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我妈在厨房里忙活，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见我出来，勉强笑了笑：“文博，妈给你煮了荷包蛋。”我爸已经下地去了。饭桌上，我妈把一个布包悄悄塞到我手里：“文博，这是妈攒的私房钱，不多，你先拿着。”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厚厚一沓钱，有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最大面额的是五十，皱巴巴的，带着一股陈旧的味道。我数了数，三千二百六十五块。我知道，这可能是她卖了多少个鸡蛋、攒了多少年的养老钱，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妈……”“别嫌少。”她按住我的手，“你爸他……他有他的苦衷。”“他有什么苦衷？”我冷笑，“他的苦衷就是觉得我这个儿子，是个累赘，是个无底洞了！”“不是的！”我妈急了，“你别这么想你爸，他……”她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了口气，“你跟他好好说说，他会想通的。”我没说话，把钱推了回去：“妈，这钱我不能要。你留着自己花。”我要的不是这三千块，是一个态度，一个他作为父亲理所应当的态度。
吃完饭，我决定去找我爸，在地里，我要当面问个清楚。我沿着田埂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秋收后的田野一片萧瑟。远远地，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正弯着腰，在自家地里捡拾遗落的玉米棒子——那就是我爸。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本就佝偻的背压得更弯了。我走到他跟前，他好像没看见我，依旧自顾自地忙活着。“爸。”我开口。他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看着我：“有事？”“我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觉得，我读了这么多书，反而没用了？”
他沉默了一下，把手里的玉米棒子扔进身后的背篓里：“读书，怎么会没用？”“那为什么？”我逼近一步，“为什么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撒手不管了？”“我不是不管。”他看着远处的山，声音有些飘忽，“我是管不了了。”“什么叫管不了了？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你跟我说实话！”“实话就是，没钱。”“我不信！”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供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你说没钱就没钱了？钱呢？”
他终于转过头，正视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钱，变成了你脑袋里的知识，变成了你那张博士文凭。”他指了指我的头，“钱，变成了这四十万的债。”他指了指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远处的村庄。
四十万。这个数字像一颗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我一直知道家里为了我读书欠了债，但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么多。“四十万？怎么会……这么多？”“你读博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多少？你做实验、买资料要多少？你偶尔跟同学出去旅游，开销要多少？”他平静地叙述着，像在说别人家的事，“你妈常说，儿子在外面，不能比别人差，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所以，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遍了，村里的信用社贷了又贷。这几年猪肉行情不好，养一年，还不够还利息。”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我从来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每个月我的银行卡里都会准时收到一笔钱，我以为那是我爸妈辛辛苦苦但尚能应付的钱，却从没想过每一笔钱背后，都是他们低下的一回头，和一张张欠条。“那……那我们家现在……”“家徒四壁。”他又吐出四个字。我愣在原地，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原来，不是他不肯掏，是这个家，早就被我掏空了。
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田埂上，站了很久。直到太阳偏西，我爸背着一背篓玉米从我身边走过：“回家吃饭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蹒跚的步伐，第一次觉得，他的背影是那么的陌生，又那么的沉重。
接下来的几天，我陷入了巨大的自我怀疑和痛苦之中。我开始观察这个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家：墙壁上的裂缝比我记忆中更多了，屋顶的瓦片有好几处都破了，用塑料布胡乱地盖着；家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老旧的十四寸电视机，开机要半天才能出图像；我妈做饭还在用那个烧柴火的土灶，我爸抽的旱烟是他自己种的；我睡的房间里，那张从小睡到大的床，床腿已经用砖头垫了起来；书桌上还摆着我高中时获得的各种奖状——“市三好学生”“全国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那些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荣誉，此刻却像一个个响亮的耳光，抽在我的脸上。
我，李文博，一个农村家庭倾尽所有培养出来的博士。我以为我跳出了农门，以为我光宗耀祖了，可我带给这个家的，除了那些褪色的奖状，就只剩下四十万的巨额债务，和一个被掏空的、摇摇欲坠的烂摊子。我有什么资格，去要求他们再为我拿出五十万的首付？我甚至，连这四十万的债，都不知道该如何偿还。
那天晚上，村东头的王婶来串门，她是我爸的远房表姐。一进门就拉着我妈的手唉声叹气：“他婶子，我家那口子催我来问问，前年借你家的那两万块钱，你看……能不能先还个五千？他侄子要结婚，彩礼还差一点，实在是……周转不开了。”我妈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搓着手，嘴唇嗫嚅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表姐，再……再等等，等我们缓一缓，一定还，一定还……”王婶叹了口气，眼神里带着无奈：“我知道你们难，可我家也实在没办法了……”
我躲在里屋，听着她们的对话，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原来，我所谓的“光明未来”，是用父母的尊严和无数个家庭的为难堆砌起来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家里的希望，却没想到，我才是这个家最大的负担。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好了行李。我妈红着眼眶问我要去哪儿，我说回上海，我要去挣钱，先把家里的债还上，再谈买房结婚的事。我爸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这里面是卖了家里那头老母猪的钱，还有我跟你叔伯们凑的，一共三万块。你拿着，在外面别委屈自己，好好工作。”他的声音有些沙哑，眼神里是我从未读懂过的复杂——有不舍，有期盼，还有一丝藏不住的愧疚。
我看着那个布包，粗布的纹理磨着掌心，里面的钱叠得整整齐齐，仿佛能摸到老母猪温热的皮毛，摸到叔伯们皱着眉掏钱时的犹豫。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布包上，晕开一小片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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