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校园里的抗战丰碑⑩｜临危受命，苏州校长在沦陷区坚持办学

摘要：那天我翻开档案，看到一张旧照片和一段口述，我就觉得压在胸口的一股东西被揪住了。郭西农，号瑞秋，早稻田出身，1938年在家乡被推举为梁丰私立中学校长。他没有把学校当成一处避难所，而是把它当成一盏灯。日军占领、校舍被侵占，他把课堂搬进租来的老典当房，腾出自家房间给

1938年苏州沦陷，他用一所中学把希望和人命一条条护回来，这位校长到底做了什么？

那天我翻开档案，看到一张旧照片和一段口述，我就觉得压在胸口的一股东西被揪住了。郭西农，号瑞秋，早稻田出身，1938年在家乡被推举为梁丰私立中学校长。他没有把学校当成一处避难所，而是把它当成一盏灯。日军占领、校舍被侵占，他把课堂搬进租来的老典当房，腾出自家房间给外来教师住，组织老师印刷删改后的教科书，把“奴化”的章节剔掉，补上抗日的内容，再分发到周边学校。这种在资源枯竭时仍坚持教学的执着，说实话，让我有点哽咽。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守住了教育的外壳，更用教育的身份去护人。郭西农日语流利，凭借留学背景与人脉，多次出面斡旋，营救被捕的师生、地下党员和新四军战士。像1940年被关押在南门新桥炮楼的郭荣晋，因为他的说情而幸免；被捕的乡长卢松英也因他的担保得以脱险。到1943年他自己还曾被密告拘捕，师生和地方绅士联名营救，七八个月后才获释。把这些名字和时间串起来，你能看到一个人的勇气如何在制度与社会网络之间搭起一座桥。

在我的理解里，他的核心不是孤胆英雄式的暴力抗争，而是把学校建成一张看不见的保护网。学校既是信息传播的节点，也是人脉互助的场所。郭西农用学校的组织力和他个人的社会资本，为抗日力量提供遮护和输血。1941年，梁丰的操场上还召开了成立“警卫一团”的大会，学校以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被纳入了更大的抗战态势中。说白了，教育被变成了一种温和而持久的抗争方式，用日常的教学和人际往来把“火种”保留下来。

回看这段历史，我觉得有两点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和城市中产深思。其一，教育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构建社会信任和互助机制；其二，个人的社会资本如何被用于公共利益，是道德选择的问题。今天的学校如果要把这类记忆保存下来，可以做具体的三件事：收集口述史，建立地方档案并在课堂中讲述这些真实案例；把老校址、老教室的故事融入校本课程，让学生理解“为什么要上学”；推动社区与学校合作，把本地历史变成一种公共记忆和教育资源。这些操作说起来简单，但执行起来需要时间和耐心，我有朋友在做这类项目，说起来就两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

有人会质疑，把学校当“抵抗据点”是否把教育置于危险之中，这种争议我觉得是合理的。历史里每一次选择都有成本，郭西农的行为也伴随被捕、被盯梢的风险。他不是在演电影，是真实的人在复杂局势里，用有限的资源、有限的身份去做艰难抉择。我个人的感受是，这类故事提醒我们，文明总是在脆弱中被人用力扶稳，教育正是最容易被忽视却最关键的那根杠杆。

最后，说一句我觉得朗朗上口的话：在最黑的夜里，学校不是逃命的地方，而是点灯的地方。你怎么看今天的老师和学校在突发挑战面前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你或你身边有人有类似的记忆或故事吗？欢迎把你的想法和身边的故事写出来，我们一起聊聊这段历史给当代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