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初秋的北京，雍和宫大街26号的青砖灰瓦小院前，几个年轻书友正举着手机拍照，他们接着要去不远处的地坛公园，这条路线被不少年轻人视作“精神朝圣路”。

2025年初秋的北京，雍和宫大街26号的青砖灰瓦小院前，几个年轻书友正举着手机拍照，他们接着要去不远处的地坛公园，这条路线被不少年轻人视作“精神朝圣路”。

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三十多年前，有位叫赵泽华的编辑也曾站在这个院门前。

1988年底，赵泽华带着《三月风》杂志的约稿需求而来，想请史铁生为一名湖南诗人写点评，那名诗人1岁时和哥哥被烧伤，没了双手、毁了面容，却偏偏选择写诗。

同经磨难的人之间，那种共情往往更戳心，赵泽华自己19岁时从内蒙古插队返京，被火车轧伤失去左腿，她太懂躯体困境里的难。

那间屋子被灰暗的家具填满，史铁生躺在床上，满脸倦容，一看就知道正受着躯体困境的折磨，但让人记牢的是他的笑容，嘴角上扬，眼镜片后的目光又温和又宽厚，像个真诚的孩子。

后来赵泽华总说，那笑容能照亮满室灰暗，一年后《三月风》首届文学奖合影里，左三拄着拐杖的是她，前排坐轮椅的是史铁生，定格了这份特殊的情谊。

史铁生后来给那首诗的点评里，有句“当年那火焰的爆裂声一阵阵传开去，待其回来都成了如火的诗行”。

如此看来，他不是在写别人，更是在写自己，把命运的残酷，熬成了文字的力量。

本来想，经历这么多苦，他或许会带着怨气，但后来发现，他从没把自己当“受害者”，反而总在挖苦难里的光，这份通透，怕是现在很多遇点挫折就抱怨的人最该学的。

时间往回推，1969年1月，18岁的史铁生还没经历这些，他跟着四个清华附中同学，扎进陕西延川县关家庄村，也就是后来的清平湾。

那会儿他是运动健将，80米跨栏拿过第一，走哪儿都爱吹口哨，填《忆秦娥》时还写着“禹王志气，已为今劣”的豪情。

可插队的苦很快来了，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抢收、冬天修梯田，全年没闲时，史铁生有先天性脊柱裂，干了三个月腰就疼得死去活来，只得回京治病。

病好回村，队里照顾他当饲养员，和白老汉一起喂二十几头牛，夜里要一遍遍添草，常在湿冷山风里打盹，一年到头睡不成囫囵觉。

三年清平湾生活，成了他一辈子的精神底色，他后来写“种了一年地，喂了二年牛，衣既不丰食且不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才见了一个全面的中国”。

很显然，这段日子让他跳出了城市青年的局限，懂了土地的厚重，也攒下了面对后来困境的韧劲儿。

赵泽华说“没有清平湾就没有后来的史铁生”，这话真没说错，要是没见过黄土地的苦与韧，他后来写不出那些接地气的文字，也难有那份对命运的宽容。

1971年，史铁生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被送回北京，1972年1月5日，21岁生日后第二天，他住进友谊医院，一年半后，轮椅成了他的“脚”。

刚开始那几年，他找不到工作，觉得“什么都找不到了”，地坛公园成了他的去处。

那会儿地坛荒得像野地，他常把椅背放倒，坐着或躺着看书、想事，在那儿直面“人该怎么活”的问题。

后来他找了份给仿古家具画图案的零活，干一天拿一块钱，他说“能温饱，还能自力更生，没活成负数，这感觉踏实”。

1977年，他搬进雍和宫大街26号，离地坛更近了，也开始尝试写作，1979年，他一年发表三篇作品，其中《爱情的命运》是他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刊在《希望》杂志上，而这本杂志的编辑陈希米，10年后成了他的妻子。

1991年，史铁生搬到水碓子社区，住进一套“好过梦想”的四居室。

可离地坛远了，身体也更差了，久坐会水肿，皮肤没知觉要仔细清扫桌椅，后来又添了尿毒症，每周要透析两三次，只有短时间能阅读写作。

好友陈村说，去看他坐两三个小时就得走，他的身体“比古瓷还碰不得”，但他没把日子过成灰色。

早早用电脑写作，说能把“书写劳役变成敲敲打打的游戏”；早年插队时爱做饭，会在窑洞贴“御膳房”横幅做鱼香肉丝，晚年和王安忆见面还聊饺子；2006年买了电动轮椅，在院里试驾时像个分享新玩具的大男孩。

他说“把疾病交给医生，把命运交给上帝，把快乐和勇气留给自己”，这份心态，不是装出来的通透，是真的把苦日子过出了甜。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突发脑出血逝世，之后他的大脑、脊椎和肝脏被捐献出去，那会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刚起步，他的举动，是把生命最后的光也留给了别人。

现在Z世代爱来雍和宫大街26号、地坛、清平湾打卡，不是跟风，生活里的学业压力、工作焦虑，让他们想找份精神支撑。

史铁生的故事没讲大道理，只说自己怎么在轮椅上、在透析间隙，把日子过下去。

毫无疑问，他成了一个精神坐标，不是教人防着困难，是教人像他一样，带着困难也能往下走，找到生命更辽阔的写法。

来源：史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