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尹承东，中央文献西班牙文翻译家。译审。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西班牙、葡萄牙、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2009年荣获“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12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参与《毛泽东选集》等领袖著作和中央文献的西班牙文翻译，并有

尹承东，中央文献西班牙文翻译家。译审。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西班牙、葡萄牙、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2009年荣获“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12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参与《毛泽东选集》等领袖著作和中央文献的西班牙文翻译，并有二十余部中西文学翻译作品。

尹承东

我于1965年夏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后来参加经典著作翻译，有一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感觉，因为我年少时就有做“翻译家”的梦想。工作第二年就根据组织安排，被调到中央编译局翻译《毛泽东选集》，从此在这里干了近4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著作中译外工作，也可以说是从毛泽东著作翻译开始的。

现有的史料表明，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加强国际宣传，中共中央南方局就已开始组织翻译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美国共产党中国局建立了直接联系。1945年，董必武同志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在董老主持下建立了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并交给徐永煐同志一批毛泽东著作，让美共中国局组织翻译审订。1948年陈翰笙去美国时，又带去第二批《毛选》文稿。但当时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美的中国同志都想早点回国，使翻译工作受到一些影响，最后《毛选》译稿由浦寿昌带回了国内。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翌年2月归国前，斯大林向他建议翻译《毛选》，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1950年3月，中宣部成立《毛选》英译委员会，徐永煐任主任。后来陆续参加该委员会的有金岳霖、钱锺书、王佐良、郑儒箴等名流学者，也有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冀朝鼎等中共党内干部。《毛选》英译委员会办公地点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1951年7月，《毛选》英译委员会改名中宣部英译室，至1953年底完成任务后撤销。这大概就算是起源吧。

据一些早期专家说，徐永煐等人当年开始译《毛选》时，《毛选》中文版的一至三卷还在编辑中。在1951—1953年期间，每年出一卷，与《毛选》英译进度大体同步。中文原稿的反复改动也给英文翻译带来困难，这是不言而喻的。到了1954年初，英译《毛选》前三卷都完成了。中宣部遵照中央指示，把它交给了英国共产党中央。1954年，三卷英文版的《毛选》在英国伦敦由劳伦斯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著作选读》英、法、俄、西文版

20世纪50年代，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还有一件事，就是1958年由叶君健先生主持的对外英文刊物《中国文学》首次刊登了毛泽东诗词18首。同年6月，在外文出版社英文组负责人于宝榘先生的大力协调和努力下，正式出版了毛泽东诗词19首的英文单行本。后来，经叶君健努力，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参加进来，并邀乔冠华和钱锺书加盟，正式成立了由叶君健主持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使这项工作锦上添花，继续往前推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项工作被迫停止了。

1960年上半年，《毛选》第四卷出版，这是当时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从政治上考虑，决定将其翻译成外文出版。当时，只有英文、俄文两个组，1961年1月又成立了法、西两个语文组，人数都在20人左右。这个翻译班子归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由伍修权部长挂帅。英文组长是著名教授、翻译家程镇球和徐永煐。俄文组长由德高望重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老资格的俄文翻译家和出版家姜椿芳亲自担任。法文组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后来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主任曹若茗负责。西班牙文组由资深翻译家陈庆海和乔惠珍主持。中央还专门派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为这个翻译班子做中文答疑工作。当时还没有成立日文组，日文版的《毛选》第四卷是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组织人员翻译的。大概用了半年时间，首先完成了《毛选》第四卷的英译工作。中央指定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组织审改和定稿工作，后又由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主持审定。参加定稿的有：徐永煐、冀朝鼎、唐明照、钱锺书、裘克安、程镇球以及美国友人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和李敦白等人。1961年春夏之交，《毛选》第四卷英译文完成定稿，到1964年又陆续完成了其他文种的翻译工作，全部交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邓小平批示同意关于成立中译外常设机构的请示报告

在英译《毛选》第四卷告一段落时，发现已出版的英译《毛选》前三卷里有很多地方译得不够确切，于是在1961年又开始由孟用潜主持修订前三卷译稿，这一工作进行到1965年才完成。这一时期负责翻译和定稿的主要人员有些变动，有些负责同志如冀朝鼎、唐明照等因为工作繁忙而不得不退出，有的人则出国了。新增加的定稿组成员有钱锺书和吴文焘。此外，新华社外国专家夏庇若也开始参加定稿组的讨论。1965年，英文版《毛选》一至三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所以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毛选》，是先出版的第四卷，后出版的一、二、三卷。

1960年，在《毛选》第四卷的翻译工作开始以后，一些翻译界人士，包括像伍修权和姜椿芳这些既是翻译家又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同志，都认为中央有必要成立一个中译外的常设机构，以服务于对外宣传。1961年，中联部和中宣部联名向中央写了报告，同年12月15日，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作出批示，同意成立一个专门从事中译外的常设机构。由于这个机构在完成《毛选》第四卷的翻译任务之后将要翻译《毛选》第一、二、三卷，所以就将其名称定为“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简称“毛著室”，归属中央编译局领导。这样，中央交办的经典著作外译中和中译外就珠联璧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随着工作任务的变化，“毛著室”在1982年更名为“中央文献翻译室”，1995年机构改革时又改名为“中央文献翻译部”。不过，不管这个机构的名称如何变化，它的主要任务始终是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中央重要文献翻译成英、法、俄、西、日等外文。

毛泽东著作翻译的高潮时期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当时的口号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世界”。所以翻译《毛选》便成了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中央一声令下，浩浩荡荡的翻译大军便开进了友谊宾馆的南配楼。除了英、法、俄、西、日五大语种外，还有德、意、葡、阿拉伯、印地、波斯、乌尔都、朝、越、印尼、荷兰，甚至非洲的斯瓦希里、豪萨，北欧的冰岛、丹麦等小国语言都不甘落后，总共不下30种。各翻译组的定稿员自然都是专家级的，如法文组的齐宗华、庞浩、胡祥雄；西文组的汤伯生、陈用仪、刘习良；俄文组的杨蕴华、刘华兰、张报……就连一般的翻译也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当时，中央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毛选》翻译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有罗俊、伍修权、韩念龙、张仲实等。但是这个领导小组很快就被造反派冲垮了，没起太大的作用。后来的翻译班子分外文局、中联部、编译局三摊自行运转，靠大家高度的政治觉悟，倒也运转得很好。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那时除了翻译《毛选》之外，还翻译了《毛泽东军事文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以及当时红极一时的《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

这种情形持续的时间不长。到了1970年前后，我们所有参加《毛选》翻译的同志就都“失业”了，没有事情可做。我们在内部提出要求，要加强政治学习，搜集有关资料，提高业务水平，为翻译《毛选》第五卷做准备。但好几年过去了也没有任何消息。有的同志就“转业”去搞马列的外译中工作了。我当时担任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负责人，也在1975年被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了。然而，我在“五七”干校只待了5个月便被紧急调回了北京。

197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保密的情况下开始翻译尚未出版的《毛选》第五卷。这项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亲自负责。第一次在中南海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开会的是胡乔木，直接联系这个小组的是熊复，行政事务和财务上的事直接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负责。翻译班子由一个五人领导小组主持，组长为外交部的柯柏年大使，副组长为中央办公厅的贾步斌、计委的浦寿昌、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冯锡良，我也是副组长之一。后来中联部又主动派林丽韫同志作为领导小组成员来支援这项工作。

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全体干部都参加了《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同时又从外交部、新华社、中联部、外文局、全国总工会、对外友协、北京大学、外语学院等单位调集了大批高级翻译人才，甚至从外地调来著名教授和翻译专家，组成十分壮观的英、法、俄、西、日五个翻译组。当时“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还没有日文组，这个组的翻译人员主要来自外文局和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每组都配备2—3名外国专家。有的专家，像外文局的日文专家川越敏孝和中央编译局的法文专家毛赛尔都是急电从日本和瑞士催来的。各翻译组的组长都是翻译界的名人：英文组是新华社的钱行，法文组是中联部的王麟进，俄文组是中央编译局的赵仲元，西班牙文组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刘习良，日文组是外文局的康大川。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1975年10月25日，全体人员正式进驻中直招待所，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始了翻译工作。除了近120人的翻译班子外，还有一个以刘大年和王子野为负责人的由著名学者组成的20余人的注释组，他们除负责为《毛选》第五卷正文加注外，还负责翻译组在中文理解上的答疑工作。

我作为第一、二、三、五卷《毛选》翻译的亲历者，自然感慨颇多，但我只想谈谈感触最深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那么，《毛选》翻译工作者的精神是什么呢？我以为我们那一批从事《毛选》翻译工作的人最可贵的精神有三点：一是对事业的奉献精神，二是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三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钻研精神。而正是这几种精神，打造出了我国中译外翻译史上的经典作品，也培养了一批真正的中译外专家、一批翻译界的楷模。

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当时如果能参加《毛选》的翻译工作，无疑是莫大的荣誉，别人都会投以羡慕的目光。所以这些同志都是带着一种自豪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没有一个懈怠者，而且环境气氛也不容许有任何懈怠。当时住在招待所里，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大家都很少回家，每天7点左右就开始工作，几乎每晚都加班到11点之后，夜餐大多只是一碗面条，如果偶尔面条里加了两个鸡蛋，大家就会对厨房赞扬一番。在这个工作班子里，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听到的只是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了保障译文的精益求精，达到最高水平，大家有时会为了一个冠词的使用而争论几个小时，为了一个专有名词的译法争论几天。而且，即使这种在质量上可称得上万无一失的译文，送到外文出版社付排时，他们还要再审校一遍后交外国专家审读。所以，参加这项翻译工作的同志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他们既付出了艰辛，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翻译水平，可谓天道酬勤，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虽苦犹乐矣。就我本人而言，退休后有些大学请我去做翻译讲座，我也总是把《毛选》翻译的经历作为重要的讲稿内容之一，而且还强调两点：一是如果谁发现《毛选》有翻译错误，就应该获得奖金。这话我讲了许多年、无数次了，至今无一位提出领奖金者。二是有志于将来做翻译家的同学，尤其是有志于从事中译外事业的同学，最好在离开校门之前就认认真真地、字斟句酌地读一下外文版的《毛选》，而且要读三遍，先读一遍外文，再中外文对照读一遍，最后详细做着笔记读一遍。如果哪一位同学真这样做，那他肯定会受益终生。

《毛选》翻译任务完成之后，本来还有一个翻译《毛泽东文稿》的计划。也许是由于这个任务过于庞大，所以最终没有实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在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陆续翻译了英、法、俄、西、日五种外文版的《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陈云文选》《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江泽民文稿》。出版自然依旧是外文局的任务。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与经典著作翻译并行的另一大项中译外工作就是全国党代会、人代会文件的翻译任务，还有稍后一点的全国政协会议的文件翻译任务。党代会的文件译成外文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就开始了。1969年的中共九大和1973年的中共十大的文件翻译是由外交部和新华社牵头，从各单位调集翻译人员集中到人民大会堂进行的。中共十一大召开时正值翻译《毛选》第五卷，因此，这次党代会的文件是由《毛选》翻译班子完成的。从1978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议的文件翻译都转由中央编译局负责了。当然，这项任务始终是以中央编译局的翻译人员为主力，在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共同完成的。

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我国的中译外事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严肃的政治任务。翻译工作的程序由于时限的要求虽不及《毛选》翻译时那么繁杂，但大致也还是类似的。所以这些文件的译稿同样代表着我国中译外的最高水平。这些译稿除供大会代表们使用外，还提供给新华社、广电总局、中联部、外交部、外文局等兄弟单位使用，有的大学还把这些译稿作为讲稿使用。

我这里所谈的领导人著作和中央文献翻译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译外事业的一个部分，这项工作以其高度的政治性和译文的高水平，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我国对外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着深远的影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