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抽屉一拉开，一股子樟脑球混合着旧棉布的味儿就钻进鼻子，有点呛，但闻惯了，反倒觉得安心。

那双千层底的布鞋垫，就放在我床头柜最上层的抽屉里。

抽屉一拉开，一股子樟脑球混合着旧棉布的味儿就钻进鼻子，有点呛，但闻惯了，反倒觉得安心。

鞋垫是她做的。

针脚细得像拿尺子比着绣出来的一样，密密匝匝，一层压着一层。边缘用深蓝色的布条滚了边，磨得已经起了毛，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鞋垫的脚跟位置，有一个地方颜色特别深，还微微有点凹陷。

那是我踩出来的。

也是她留给我最后的念物。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把它拿出来，放在手心里摩挲。那粗糙的布面，硌着我手心的老茧，一下，又一下，就像她还在我耳边，用那不紧不慢的语调，跟我说着话。

别人都说我这辈子是捡了个大漏。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那年是1972年，我还是个愣头青，刚从我们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山沟沟里出来，穿上了一身崭新的绿军装。

那时候的兵，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

我们心里头，装的都是些大东西。保家卫国，解放全人类，听着玄乎，可那时候我们真信。

每天除了训练就是学习，脑子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像拉满了的弓。

训练场上的土，是黄的，混着汗味儿，太阳一晒，蒸腾起一股子尘土的腥气。我们就在那黄土地上爬，滚，摔，打。胳膊肘和膝盖上的皮，就没好过，旧的伤疤叠着新的血痕，跟那打着补丁的作训服一个德行。

那时候，我最大的念想，就是食堂开饭的哨声。

高粱米饭，有时候是玉米面窝头，配上一大勺熬得烂糊的白菜炖豆腐。没什么油水，但我们吃得香啊。一大搪瓷缸子饭，呼噜呼噜扒拉下去，胃里热乎乎的，感觉浑身的劲儿又回来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像营房前头那条河，看着不动，其实一直在往前淌。

直到有一天，河里被扔进了一块石头。

石头就是她。

不，准确地说，是关于她的传闻。

我们副司令员，姓林，是个老革命，打过仗，身上有伤疤，平时不苟言笑，威严得很。我们这些新兵蛋子，见了他都绕着道走，生怕喘气声大了点，被他瞪一眼。

传闻说的，就是他家的独生女儿。

说她长得好看，像画里的人。

说她有文化，读过好多书，还会说洋文。

还说，她脚有点毛病，走路一高一低。

就因为这个，二十好几了，还没人家。

在那个年代，一个姑娘家，二十多岁没结婚，是天大的事。更何况，还是副司令的女儿。

这事儿就在我们这些年轻士兵里头，成了公开的秘密。

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头都跟明镜似的。

那些有点背景、有点门路的干部子弟，眼睛都盯着呢。谁要是能娶了她，那可不就是一步登天？可一想到她那条腿，又都打了退堂鼓。

那时候的人，心思单纯，也实在。娶媳妇，都想娶个身体康健，能干活，能生养的。

副司令的女儿又怎么样？走路不方便，以后还不得靠男人伺候？

我当时听了，也就是当个故事听。

这事儿离我太远了。

我一个农村兵，大字不识几个，家里穷得连个像样的婆娘都娶不上，哪敢有那份心思？我就是那地上的泥，人家是天上的云。

我第一次见她，是个意外。

那天我被派去给司令员家里送文件。

那是我第一次进机关大院里头的“将军楼”。

楼是红砖的，两层高，门口有警卫员站岗。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把文件袋抱得紧紧的，生怕弄出一点褶皱。

通报之后，我跟着警卫员进了院子。

院子不大，收拾得很干净。角落里种着几棵向日葵，花盘开得比我的脸盆还大，沉甸甸地低着头。

空气里有股淡淡的皂角味儿，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花香。

她就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上衣，两条辫子乌黑油亮，垂在胸前。

她手里捧着一本书，看得入神，连我走近了都没发觉。

阳光透过葡萄叶的缝隙，在她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一晃一晃的。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就觉得，真安静啊。

她就像那幅挂在宣传栏里的画，美好得不真实。

我不敢多看，低着头，把文件交给了出来接的阿姨。转身要走的时候，眼角的余光还是忍不住瞟了她一眼。

她正好抬起头，朝我这边看过来。

她的眼睛，很亮，像山里的泉水，清澈见底。

没有传闻中高干子女的骄矜，也没有因为身体缺陷而有的自卑和阴郁。

就是那么坦坦荡荡地看着你，还对我，微微笑了一下。

我的脸“刷”一下就红了，红到了耳根子。

像个傻子一样，同手同脚地，几乎是逃出了那个院子。

后来，我又见过她几次。

都是远远地。

在军区大院的路上，她走在前面，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她的右脚，落地比左脚要重一些，身子会跟着有一个轻微的起伏。

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夸张，不仔细看，其实看不太出来。

但她从不遮掩。

她就那么不紧不慢地走着，背挺得笔直，像一棵小白杨。

有时候，我会故意放慢脚步，跟在她身后。

不是有什么坏心思，就是觉得，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头就特别踏实。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

那时候的我们，不懂什么叫喜欢，什么叫爱。

就觉得，这个人，我想对她好。

我想帮她拎东西，我想在她走路累的时候，能有个地方让她歇歇脚。

我想把我的窝头分给她一半，虽然我知道她肯定不稀罕。

这些念头，就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

但我一个字都不敢说。

我把这些心思，全都写进了日记里。

我的日记本，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牛皮纸封面的本子，上头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

我识字不多，写的都是些大白话，错别字也多。

但那是我唯一能跟自己说话的地方。

转机来得猝不及不及。

是我们的指导员找我谈的话。

在一个训练结束的傍晚，晚霞把天边烧得通红。

指导员把我叫到他的宿舍，给我倒了杯水，搪瓷缸子磕在桌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他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的个人问题。

我一五一十地说了。

我说家里穷，兄弟多，我当兵就是为了给家里减轻点负担，以后退伍了，能找个工作，娶个媳妇，就算对得起爹娘了。

指导员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抽着烟，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最后，他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小张，有个机会，就看你愿不愿意。”

他说了林副司令家里的事。

他说，林副司令两口子，看中我了。

看中我什么？

看中我老实，本分，是个农村娃，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看中我训练刻苦，年年都是五好战士，是个有上进心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觉得，我不会嫌弃他们的女儿。

我当时就懵了。

脑子里像被扔了个炸雷，嗡嗡作响。

幸福吗？

好像有那么一点。

但更多的是慌乱，是害怕，是不知所措。

我？娶副司令的女儿？

这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我结结巴巴地问指导员：“指导员，这……这是真的？我……我配不上人家啊。”

指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手劲很大。

他说：“配不配得上，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人家姑娘自己点头了。”

她点头了？

她见过我？她认识我？

后来我才知道，她早就注意到我了。

她说，她好几次在院子里看书，都看到一个新兵蛋子，抱着文件，紧张得跟要去上战场一样，从她家门口跑过去。

她说，她看过我的档案，看过我写的那些错字连篇的思想汇报。

她说，她觉得我这人，实诚。

指导员让我回去好好想想，给我三天时间。

那三天，我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那么煎熬过。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白天训练，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好几次差点从障碍墙上掉下来。

战友们都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我怎么了。

我能怎么说？

我只能说，想家了。

夜里，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我们一个班，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战友们的呼噜声，磨牙声，此起彼伏。

我却觉得，整个世界安静得只剩下我自己的心跳声。

“咚，咚，咚。”

一声比一声重，敲得我胸口发慌。

我一遍遍地问自己。

张大山，你凭什么？

你一个山沟里出来的穷小子，人家是金枝玉叶。

你娶了她，别人会怎么看你？说你攀高枝，说你吃软饭？

你能给她幸福吗？

她跟着你，会不会受委屈？

这些问题，像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第三天晚上，我想了一夜。

我想起了我爹。

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没出过我们那个山头。

他常说，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想起了我娘。

我娘常说，过日子，就是搭伙过日子，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心热乎了，日子就好过了。

我还想起了她。

想起她在葡萄架下的那个微笑。

想起她走路时，那挺得笔直的脊梁。

我想，这样一个姑娘，她什么都不缺，她缺的，可能就是一个能真心实意对她好，不把她当成副司令的女儿，也不把她当成一个残疾人，就把她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来疼的人。

我能做到吗？

我问自己。

能。

天亮的时候，我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水龙头底下，用冷水浇了一把脸。

水真凉，激得我打了个哆嗦，但脑子却清醒了。

我去找了指导员。

我说：“指导员，我想好了。我愿意。”

我没说我喜欢她，也没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

我就说了四个字。

“我会对她好。”

指导员看着我，笑了。

他说：“我就知道你小子是块好料。”

后来，就安排我们见了面。

还是在那个院子里，还是那个葡萄架下。

林副司令和他爱人都在。

两位老人坐在石凳上，很和蔼，没有一点架子。

她就坐在他们旁边，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还是那两条乌黑的辫子。

她低着头，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

我站在他们面前，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军装被我抓得皱巴巴的。

林副司令让我坐。

我哪敢坐啊，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

他问了我一些家常话，问我爹娘身体好不好，家里有几亩地。

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他爱人，也就是我后来的岳母，一直微笑着看着我，时不时地给我杯子里添水。

整个过程，她一句话都没说。

我也没敢看她。

气氛有点尴尬。

最后，还是林副司令打破了沉默。

他看着我，很认真地问：“小张，我们家的情况，指导员都跟你说了。我就问你一句，你是真心实意的吗？”

我挺起胸膛，大声回答：“报告首长！我是真心实意的！”

声音太大，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也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来看我。

我们的目光，第一次，就那么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起。

她的脸，红得像天边的晚霞。

我也闹了个大红脸。

林副司令和岳母都笑了。

岳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兰丫头，你自己说呢？你觉得小张怎么样？”

她叫林秋兰。

秋天的兰花。

真好听。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她说：“我……听我爸妈的。”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

没有婚纱，没有酒席。

就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

部队分给我们一间筒子楼的单间，十几平米，家徒四壁。

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部队发的铁皮柜子，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

结婚那天，我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

她也穿着那件蓝色的卡其布上衣，只是辫子上系了两根红头绳。

没有鞭炮，没有喧闹。

战友们帮我们把简单的行李搬进新房，闹了一会儿，就都走了。

屋子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站在屋子中间，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

她坐在床边，低着头，一言不发。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尴尬又微妙的气氛。

我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那个……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她摇了摇头。

然后，又是长久的沉默。

我急得抓耳挠腮。

我这辈子，跟人打交道，从来没这么费劲过。

就在我快要憋不住，想出去跑个五公里的时候，她突然开口了。

她说：“张大山。”

这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全名。

声音还是那么小，但很清晰。

我赶紧应了一声：“哎！在！”

她说：“你……会不会后悔？”

我愣住了。

我看着她，她也正抬着头看我。

她的眼睛里，有不安，有忐忑，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脆弱。

那一刻，我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我突然明白了。

她不是什么副司令的女儿，她也不是一个有残疾的姑娘。

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和恐惧的，我的新媳妇。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身子，看着她的眼睛。

我一字一句，说得特别慢，特别认真。

我说：“林秋兰，我张大山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是，我今天当着你的面，发个誓。”

“只要我张大山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我不会后悔。永远不会。”

我说完，她的眼泪，就下来了。

一滴，一滴，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

她没有哭出声，就是那么无声地流着泪。

我慌了，手忙脚乱地想去给她擦眼泪，又觉得不妥。

最后，我只是笨拙地，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手上。

她的手很凉。

我的手，又热又糙。

我们就那么握着。

从那天起，我们就算是一家了。

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但对我来说，这杯白开水，是甜的。

每天早上，我天不亮就起床出操。

等我满身大汗地回来，她已经把早饭准备好了。

一碗热腾腾的稀饭，两个馒头，一小碟咸菜。

她会把我的军装，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

我的搪瓷缸子，总是刷得干干净净，还给我灌满了凉白开。

我吃饭狼吞虎咽，她就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嘴角带着笑。

有时候，她会说：“慢点吃，别噎着。”

声音轻轻的，像羽毛一样，挠得我心里痒痒的。

白天我去部队，她就在家里。

她把我们那个小小的家，收拾得一尘不染。

地板擦得能照出人影。

窗台上的那盆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吊兰，被她养得绿油油的。

她喜欢看书。

我们家最多的东西，就是书。

很多书，我连封面上的字都认不全。

她看书的时候，特别安静。

一坐就是一下午。

阳光照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我有时候训练完了，不回宿舍，就偷偷跑到家属楼下，抬头看着我们家的窗户。

只要看到窗户里透出的那点光，我就觉得，心是满的。

晚上，是我最快活的时候。

吃完饭，我会烧一大锅热水，给她烫脚。

她的右脚，因为小时候生病，肌肉有点萎缩，比左脚要小一些，也总是冰凉的。

我把她的脚，放进热气腾腾的木盆里。

用我粗糙的大手，一遍一遍地给她揉搓。

一开始，她很不好意思，总是想把脚缩回去。

我就按住，不让她动。

我说：“两口子，有啥不好意思的。我给你烫脚，天经地义。”

慢慢地，她就习惯了。

她会靠在床头，手里捧着书，任由我摆弄她的脚。

有时候，她会给我念书里的故事。

她的声音很好听，普通话标准，不疾不徐。

我听不懂什么《安娜·卡列尼娜》，也搞不明白什么《简·爱》。

但我喜欢听她念。

听着她的声音，闻着水盆里升腾起来的草药味儿（她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偏方，说泡脚对身体好），我觉得，这就是神仙过的日子。

当然，日子也不总是那么风平浪静。

我娶了副司令的女儿，这事儿在部队里，就像投下了一颗炸弹。

说什么的都有。

当着我的面，大家还都客客气气的，叫我一声“张排长”。

可背地里，那些酸话，跟刀子一样。

说我走了狗屎运。

说我就是图人家里的权势。

还有些家属，看秋兰的眼神，也怪怪的。

有羡慕，有嫉妒，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情。

有一次，我去家属院的水房打水。

听见两个军嫂在里头嘀嘀咕咕。

一个说：“你看林家那个，嫁了个农村兵，也不知道图啥。要不是那条腿，什么样的找不到？”

另一个说：“可不是嘛。你看她男人，五大三粗的，一看就没啥文化。俩人能有话说吗？”

我当时，血一下就冲到了脑门上。

我拎着水桶，一脚就把门踹开了。

那两个军嫂吓了一跳，脸都白了。

我指着她们，眼睛都红了。

我说：“你们再说一句试试？我媳妇，是我张大山八抬大轿娶回来的！她好不好，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们在这儿嚼舌根子！”

“我没文化怎么了？我没文化，但我知道疼媳妇！比你们那些有文化的，在外面沾花惹草的男人，强一百倍！”

我吼完了，整个水房鸦雀无声。

那两个军嫂，灰溜溜地跑了。

我拎着水桶回家，一路上，手都在抖。

不是怕，是气。

我气我自己没本事，让她跟着我受这种委屈。

回到家，秋兰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没瞒她，一五一十地都说了。

我以为她会生气，会难过。

可她没有。

她只是静静地听我说完，然后，给我倒了杯水。

她说：“大山，别跟她们一般见识。嘴长在别人身上，她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

她顿了顿，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我只知道，嫁给你，我没后悔过。”

就这一句话，我心里头那股火，一下子就灭了。

是啊。

只要她不觉得委屈，只要她觉得幸福，别人说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为这些事生过气。

我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工作和对她好上头。

我拼命地学习文化。

秋兰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每天晚上，她教我认字，教我写字。

我的手，握枪握惯了，拿笔就跟拿个烧火棍一样，笨拙得不行。

写的字，歪歪扭扭，跟狗爬似的。

她也不嫌弃，就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地教。

她的手，软软的，凉凉的。

握着我的手的时候，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

我的心，就跟揣了只兔子一样，怦怦乱跳。

好多次，我都走神了，字写得更难看了。

她也不恼，就笑着说：“张大山同志，请你专心一点。”

那段日子，是我进步最快的时候。

我不光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写家信，看报纸，甚至能看懂一些简单的文件了。

我的工作，也越来越出色。

排长，副连长，连长……

我的军衔，一级一级地往上升。

我知道，这背后，有岳父的提携，但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努力，和秋兰的功劳。

每次我遇到工作上的难题，跟她一说，她总能给我分析得头头是道。

她虽然没当过兵，但她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耳濡目染，对部队里的事，比我还清楚。

她总说：“大山，你性子直，容易得罪人。凡事多想一步，多看一层。”

她就是我的定海神针。

有她在，我心里就踏实。

我们的儿子，是在我们结婚第三年出生的。

取名叫张念军。

意思是，思念部队，也希望他以后能成为一个军人。

儿子出生那天，我紧张得在产房外头来回踱步，地板都快被我踩出个坑了。

岳父岳母也来了，比我还紧张。

当护士抱着孩子出来，说母子平安的时候，我一个一米八几的大男人，眼泪“刷”就下来了。

我冲进产房，看到秋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头发被汗水浸湿了，贴在额头上。

她看到我，虚弱地笑了笑。

我握着她的手，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是一个劲儿地掉眼豆子。

她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背。

她说：“傻样儿，哭什么。当爹了，该高兴才对。”

有了孩子，我们的家，更像一个家了。

小小的房间里，总是充满了孩子的哭声、笑声。

秋兰的身体，因为生孩子，落了点病根，腰总是疼。

加上她的腿脚不方便，带孩子很辛苦。

我只要一有空，就把所有活儿都包了。

换尿布，喂奶粉，洗衣服，做饭。

我一个在训练场上嗷嗷叫的汉子，干起这些活来，竟然也像模像样。

战友们都笑我，说我是“妻管严”，“模范丈夫”。

我才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自己的媳妇，自己的娃，我不疼谁疼？

儿子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淘气。

他学会走路之后，就喜欢满屋子跑。

我最担心的，就是他撞到秋兰。

秋兰走路慢，躲闪不及。

好几次，儿子像个小炮弹一样冲过去，都是我眼疾手快，一把给捞住了。

秋兰总说我太紧张了。

她说：“哪有那么娇气。他是我儿子，撞一下怕什么。”

可我就是怕。

我怕她疼，怕她摔倒。

这种害怕，刻在了我的骨子里。

以至于后来，形成了一种习惯。

我们一起出门，我总是走在她右边，用我的身体，给她隔出一个安全的空间。

下楼梯，我总是在她下面一级，伸出手，让她扶着我的胳膊。

过马路，我总是紧紧地牵着她的手。

这些动作，都成了我的本能，不需要思考。

儿子上学了，很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他很懂事，知道妈妈身体不好，从小就学会了照顾妈妈。

他会帮妈妈倒水，会给妈妈捶背。

有时候，我看着他们娘俩，坐在一起看书，阳光照在他们身上。

儿子会指着书上的字，问这问那。

秋兰会耐心地，一遍一遍地给他讲解。

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从筒子楼，搬进了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套房。

家里有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

我也从一个普通的军官，转业到了地方，成了一个小小的干部。

儿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大城市工作，还给我们娶了个漂亮的儿媳妇。

一切，都好像越来越好了。

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俩的感情。

我们还是像年轻时一样。

她还是喜欢看书，我还是喜欢给她念报纸。

她还是会给我做我最爱吃的打卤面，我还是会每天晚上给她烫脚。

我们的话，不多。

有时候，一整个下午，我们俩可以一句话都不说，就那么各干各的，但心里头，是安宁的，是踏实的。

因为我们知道，一回头，那个人就在。

退休之后，我们的时间更多了。

我学会了养花。

把我们家那个小小的阳台，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

月季，茉莉，君子兰。

秋兰最喜欢的，是兰花。

她说，兰花安静，不张扬，就像她自己。

我跑遍了整个城市的花鸟市场，给她淘换来好几个品种的兰花。

我们俩，就像伺候孩子一样，给它们浇水，施肥，晒太阳。

看着那些兰花，从一个小小的花苞，慢慢地绽放，吐露芬芳。

秋兰的脸上，会露出孩子一样满足的笑容。

那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她的腿，天气一变，就疼得厉害。

腰也直不起来了。

晚上，她常常疼得睡不着觉。

我就陪着她，给她揉腿，揉腰，跟她说话，分散她的注意力。

她总说：“大山，拖累你了。”

我把她搂在怀里，说：“说什么傻话。我们是夫妻。夫妻，就是一体的。你疼，我也疼。”

我带她去过很多医院，找过很多专家。

西医，中医，都看了。

药吃了一大堆，但效果都不大。

医生说，这是陈年旧疾，只能养着。

我知道，她很痛苦。

但她从来不在我面前表现出来。

她总是那么平静，那么温和。

她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难受。

我宁愿她哭，她闹，她冲我发脾气。

那样，我心里还好受一点。

她最后的日子，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那个冬天，特别冷。

窗外，北风呼啸，刮得树枝呜呜作响。

病房里，却很暖和。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守着她。

给她喂饭，擦身，端屎端尿。

我不让儿子儿媳插手。

这是我媳妇，伺候她，是我的责任。

她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清醒的时候，她会拉着我的手，看着我，眼睛里都是不舍。

她说：“大山，我这辈子，能嫁给你，是我的福气。”

我说：“傻瓜，能娶到你，才是我张大山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她笑了，笑得很虚弱。

她说：“我走了以后，你一个人，要好好过。”

“别总吃剩菜，对胃不好。”

“降压药，要按时吃。”

“阳台上的花，记得浇水，特别是那几盆兰花。”

她絮絮叨叨地，交代着后事。

我听着，心像被刀子割一样。

我握紧她的手，说：“你别胡说。你会好起来的。我们还要一起，看兰花开呢。”

她摇摇头，说：“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

打开来，就是那双千层底的布鞋垫。

她说：“这是我早就给你做好的。想着你冬天脚冷，穿皮鞋，垫上这个，能暖和点。”

“我的手，没力气了。针脚，有点乱，你别嫌弃。”

我看着那双鞋垫，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哭得像个孩子。

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手，想帮我擦眼泪。

可那只手，抬到一半，就垂了下去。

她走了。

就在那个下着大雪的清晨。

走的时候，很安详。

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

她走后，我觉得，我的天，塌了。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黑白色。

儿子儿媳要接我去他们那儿住。

我拒绝了。

我说：“我就守着这个家。这个家里，有你妈的味儿。”

我每天，还是按照以前的习惯生活。

早上起来，打扫卫生。

然后去菜市场买菜。

我会买她爱吃的菜。

回来，做好了，摆上两副碗筷。

我一边吃，一边跟她说话。

我说：“秋兰，今天我烧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鱼，你尝尝，咸淡怎么样？”

我说：“楼下王大爷家的孙子，考上大学了，出息了。”

我说：“阳台上的兰花，又开了一朵，真香啊。”

我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知道，我这是在自欺欺人。

我知道，她再也回不来了。

可我，就是控制不住。

我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放着。

她的书，她的衣服，她的梳子，她的茶杯。

就好像，她只是出了个远门，很快就会回来。

那双鞋垫，我舍不得垫。

我就把它放在抽屉里。

想她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摸摸。

上面，好像还残留着她的体温，和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

别人都说，我这辈子，是捡了个大漏。

娶了副司令的女儿，少奋斗了三十年。

以前，我也这么觉得。

我觉得，是我高攀了她。

是我运气好。

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什么副司令的女儿，什么残疾。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是林秋兰。

是那个在葡萄架下，对我微笑的姑娘。

是那个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教我写字的妻子。

是那个在我最失意的时候，对我说“有我呢”的爱人。

是那个为我生儿育女，操劳了一辈子的女人。

她是我张大山的命。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

遇到她，不是我捡了漏。

而是我，被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捡到了。

我这一生，当过兵，打过仗，也算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我不信神，不信佛。

但我信缘分。

我相信，我和她，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如果没有她，我张大山，可能现在还在那个山沟沟里，面朝黄土背朝天。

是他，把我从泥土里，拉了出来。

她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她用她一生的温柔和智慧，把我这个粗糙的石头，打磨成了一块不那么硌人的璞玉。

而我呢？

我给了她什么？

我只是，给了她一个健全的身体，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我只是，在她需要的时候，陪在她身边。

我做的，太少了。

太少了。

如果有来生，我不想再当什么战斗英雄，不想再当什么干部。

我就想，当一棵树。

长在她每天看书的窗前。

夏天，为她遮挡烈日。

秋天，为她挡住风雨。

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守着她。

一辈子，又一辈子。

今天，是她的祭日。

我起得很早。

我穿上我那身，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军装。

把那枚军功章，端端正正地别在胸前。

这是她最喜欢看我穿的样子。

她说，我穿军装的时候，最精神。

我对着镜子，梳了梳我那已经花白的头发。

镜子里的人，老了。

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

眼神，也没有了当年的锐气。

但我知道，我的腰杆，还挺得笔直。

因为，我是她的男人。

我不能给她丢脸。

我来到阳台，给兰花浇了水。

那盆她最喜欢的墨兰，又开花了。

幽幽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

我剪下一朵，别在胸前的口袋里。

我提着一个篮子，出了门。

篮子里，是她爱吃的点心，还有一瓶她爱喝的桂花酒。

墓地在郊区。

很安静。

我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才到。

她的墓碑，是我亲手设计的。

上面，没有刻那些冰冷的头衔。

只刻了一行字：

爱妻林秋兰之墓。

下面，是我的名字。

我把点心和酒，一样一样地摆在墓碑前。

我拿出那双鞋垫，轻轻地放在墓碑上。

我用手，一遍一遍地，擦拭着墓碑上她的照片。

照片上的她，还是年轻时的模样。

两条乌黑的辫子，一双清澈的眼睛，嘴角带着浅浅的笑。

就好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坐在墓碑前，跟她说话。

我说：“秋兰，我来看你了。”

“儿子上个星期回来了，给我带了好多东西。他说，等他退休了，就回来陪我。”

“儿媳妇也好，跟个亲闺女一样。你放心吧。”

“家里的兰花，长得可好了。你闻闻，我给你带来了。”

我把胸前的兰花，凑到照片前。

“秋-兰，我……想你了。”

说到最后，我的声音，哽咽了。

风，吹过松林，发出呜呜的声响。

像是在回应我。

我从篮子里，拿出那瓶桂花酒。

我倒了两杯。

一杯，洒在墓碑前。

一杯，我自己一饮而尽。

酒很烈，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我的眼前，有些模糊。

我仿佛又看到了。

看到了那个阳光斑驳的午后。

葡萄架下，那个穿着蓝色卡其布上衣的姑娘，抬起头，对我露出了一个，足以照亮我一生的微笑。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