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编辑、读者共话 “全媒体时代文学和读者的关系”

摘要：9月28日，《中国作家》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召开“全媒体时代文学和读者的关系”座谈会。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江飞、《光明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王国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项静、《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

会议现场

9月28日，《中国作家》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召开“全媒体时代文学和读者的关系”座谈会。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江飞、《光明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王国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项静、《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静、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李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姜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副主编钟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霍艳，以及来自河北、重庆的读者代表李冬泉、高宗立、韩士杰、周其伦等共同参加座谈。会议由《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主持，副主编梁飞以及文学编辑部骨干编辑出席。

多媒体和数字技术等新兴媒介的出现，为文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极大改变了文学和读者的关系。阎晶明表示，全媒体时代使得读者身份模糊化，读者与作家的界限正在消融，人人都是潜在的创作者和评论者，期待《中国作家》持续关注并研讨全媒体时代对文学生态的影响，并将这些讨论变成一种理论化的表达，既具学术性，也具实践性。陈福民认为座谈会给了文学研究者、从业者一个自省的机会：一是文学作为“有效知识”已经面临困境，文学的有效性需要重新定义；二是通过对问题的明晰，为未来培育一批理想读者。江飞分析“文学性蔓延”现象后谈到，文学从语言艺术扩展为多媒介融合的“大文本”，需警惕文学性在破圈过程中的流失，强调专业作家与专业读者应自觉担负起创作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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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王国平以陶渊明、史铁生为例，说明经典作品的读者可能是“隔代认同”的，主张文学应回归“把心交给读者”的朴素态度，不必过度迎合即时流量，“把手头的事情尽力做好”，好作品终会被时间筛选留存。项静表示，文学必须接受越来越“分众化”“赛道化”的趋势，当纯文学在千人社群流转、流量文学靠算法扩散，文学很可能成为一个“药引子”，被当下的文学生态或者资本等力量所塑造。宋嵩提出理想读者与普通读者的区别类似于“球迷与观众”“票友与普通听众”的差异，认为真正的读者需要具备深度参与和热爱阅读的特质，全媒体时代存在“伪读者”现象，需要关注真正阅读、理解并热爱文本的“理想读者”群体，而非被消费主义异化的“伪读者”现象。李静则系统梳理了百年阅读史变迁，提出读者从被启蒙、被动员的对象逐渐成为可参与、可计量的行动者，文学评论家再不能成为一个隔岸观火者，而是必须与广大读者一道，身处数字化浪潮之中，共同创造文学在新条件下更有意义的公共空间。李壮认为，要辩证地看待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全媒体时代的文学语境，强调读者也好，新大众文艺也好，主要是要打破内循环，而不是颠覆一些经典化的价值判断。

钟媛坦言，依托于文学生存的文学从业者，在全媒体时代有一个隐藏的焦虑和危机，就是文学边缘化的问题，它直接导致传统文学影响力的持续流失。探讨全媒体时代文学和读者的关系，讨论的是我们这一群人的生存以及我们和时代的关系。姜肖更进一步谈到，作家与读者在社交媒介时代已然存在共生关系，大众读者通过社交媒介让作家成为“邻家小妹”或者“知心姨姨”，他们之间不再是“我讲你听”的传统关系，而是“你我他隔空共同打破文本”，她以李娟的读者为例，读者们身体力行到阿勒泰去，过李娟那样的生活，然后直播给其他人看，形成新一轮的自我叙事和情感共享。霍艳则以史铁生的读者为例，通过更具体的田野观察，发现年轻人通过综艺片段和短视频二创使其成为“互联网导师”，继而转向线下实体空间进行文学朝圣，他们将文本（《我与地坛》）对照现实、打卡作家关联地标、体验创作场景（如“地坛的海”）实现深度共情，实际上增加了文学的读者。

最后，被邀请的四位读者代表分别反映了基层文学爱好者面临专业指导缺失的困境，提出“新大众文艺”栏目让普通写作者看到了发表的希望，探讨了全媒体时代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利弊关系，以及关于文学期刊如何破圈等话题。他们认为全媒体的繁荣，对文学期刊有一定冲击，但是也要看到新的契机：一方面要坚守、扛起中国文学标高的旗帜，另一方面要倾听读者的声音，增加读者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只要心中有读者就有希望。

李云雷在总结中提出，很难得这次学者、编辑和读者朋友坐在一起，从文学使命与文学危机的双重体验中思考全媒体时代文学和读者的关系，共同探索文学发展的方向与可能性，《中国作家》将听取各方声音，不断加强刊物与作家、读者的联系，在文学媒介的数字化转型中探索抵达读者的新形式与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