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普通话规范了汉语的发音，全国一个口音，的确大大方便全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所以，普通话的确很好很重要。但如果有人说，普通话太伟大了，是它统一了中国语言。想必大家一定都不会认同。
壹
普通话规范了汉语的发音，全国一个口音，的确大大方便全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所以，普通话的确很好很重要。但如果有人说，普通话太伟大了，是它统一了中国语言。想必大家一定都不会认同。
原因很简单，即便没有普通话，汉语本来就是统一的。各地的方言只是发音不同，但都属于统一的汉语。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秦朝所推行的汉字改革。
秦统一中国前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汉字，在字形写法上一般会带点地方特色，类似于语言的发音有地方口音。带有口音的各地汉语叫“方言”，那么带有地方特色的各国汉字就应该叫“方字”。
李斯搞出了一套规范化、标准化的字形：小篆，在全国推广。因此，小篆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普通话的“普通字”。
就像普通话并没有统一汉语一样，秦朝搞的普通字也并没有统一汉字。因为在普通话之前，汉语本来就是统一的。同样在秦朝的普通字小篆之前，汉字本来也是统一的。
普通话和普通字，对汉语和汉字的作用，仅仅是表层的规范，而非深层的统一。深层的统一本来就是存在，而且是其能够得以实施规范的基石。
因此，秦始皇统一文字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未真实发生，而是民国学者的杜撰和臆想。但是这种说法却写进了教材，给民国之后，以及当下的中国人制造的巨大的认知误导。
民国时期，由于受日本明治维新的误导，开始接受西方的一个错误观点，认为中国的技术之所以落后，根源于文化落后，西方的技术之所以先进，则根源于文化先进。文化是技术的底层支撑，只有先进的西方文化，内含着技术创新基因，支撑技术发展，孕育先进技术。
因此，要想获得西方一样的技术发展，必先否定和抛弃自身的落后文化，然后引入西方的先进文化。
这很像葵花宝典中的套路：要炼神功，必先自宫。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走的这种文化自宫的路子，而且堂而皇之地高喊：全盘西化、脱亚入欧。
遗憾的是，日本搞文化自宫，中国跟着躺枪，因为在名义上，明治前日本文化的基石是中国儒家文化。
因为从发生在中国唐朝时期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系统性学习和引入中国文化，包括汉字。他们的学校甚至也以儒家经典作为教材。所以明治维新的学者，年轻时大都经历儒家教育，熟悉儒家经典。而这些儒家知识也成为他们后来系统性攻击和否定中国文化的资本和工具。
大家往往忽略一个这么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最先系统性否定中国文化，高喊打倒儒家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思想家”们。而中国民国时期所发生的文化自我否定和全盘西化思潮，正是受日本影响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就是对日本明治维新文化的直接搬运。因为民国思想家和学者，几乎全部都有日本留学的经历。
民国的否定中国文化和历史，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可以称之为两个凡是：凡是中国传统上肯定都进行否定，凡是中国传统上否定的都进行肯定。
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在西汉后变几乎彻底消失，被彻底否定和淘汰。而法家也因为“仁义不施”，而被否定。这也是儒法之争的结果。于是，民国便一方面打倒儒家，另一方面则是肯定和拉台法家和墨家。传统的中国是尊儒抑法，而民国偏偏颠倒着来，尊法抑儒。
于是民国的学者开始基于尊法抑儒，重新编排中国历史，秦始皇便从传统上的背离义理的暴君，华丽转身而逆袭成对中华文明做出伟大贡献者：统一了中国，包统一了文字。
现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秦始皇俨然成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缔造者，如果没有他中国将永远无法统一，而成一个另一个欧洲！
殊不知，中国文明不仅本来就是统一的，而且统一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属性。汉字也本来就是统一的，统一也是汉字的核心价值。不仅夏商周是统一的，即便在更早的结绳而治的无政府时代，也是统一的。
只不过，自春秋后，在外来蛮夷和蛮夷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出现了礼崩乐坏，固有的礼乐制度和文化崩溃了，中国的确出现了分裂。作为礼乐的核心要素之一，汉字也遭受了冲击，出现了变革和分裂。
秦始皇的确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是这种统一也只能是再次统一，或者回归统一。
另一方面，这种统一的方式是基于暴力和专制的法家式统一，中国的老百姓无法接受，尤其是东方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因为中国固有的统一是基于义理的，基于仁义和仁政的。也是陆贾所说的“马下”的，是义理式统一。
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确消除了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的矛盾，但是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矛盾：“仁义不施”的法家专制和心向仁义的中国人民间的矛盾。秦国和东方六国斗争的时期，其敌人主要是东方国家的贵族，而统一中国后，它的敌人就直接变成了原东方国家的人民。
于是，在秦统一中国后仅11年，公元前209年，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大起义便爆发了，两年后，秦朝便被推翻。
注意，“秦末”一词会给带来很大的误导，因为整个秦朝的存在时间也不过区区14年，何来末之说。如果非要说秦末，整个秦朝都是秦末。
贰
甲骨文最先被发明出来，并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仅仅在祭祀仪式中使用，充当献给神灵的祭品。
祭祀是夏商周时期朝廷的两大重要活动之一，即所谓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注意，这两件大事都是用来为人民消灾的。祭祀是消除自然灾害，而战争则消除外敌入侵的灾害。
至于甲骨文用作祭品的神学原理，以后在专文解释。总之，现在大家要明白，甲骨文仅仅是在祭祀仪式中使用，而且仅仅商朝的天子所主持的祭祀，诸侯国并不使用。
即便到了周朝也是如此，只是周朝的祭祀对象更偏向于祖先，其方式是将汉字铸造在钟鼎之类的青铜器上，然后献给先人。因此这些文字被称之为“钟鼎文”，也叫金文。
因此，在商周时期，汉字一直仅仅局限在天子朝廷的祭祀，在民间并不存在，在诸侯国也不存在。到了西周，即便诸侯国的人想做青铜器献给祖先，也不会自己写字，而是找请周天子朝廷内会写的代写。
春秋礼崩乐坏后，诸侯纷纷开始行天子礼，各诸侯国的朝廷也开始学习书写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汉字开始向诸侯国普及。同时，也开始突破祭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对于这个过程，《孟子》中有一个隐约的记录：“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汉字的写法开始出现地域的分化，各国的书写者会根据自己理解，调整和创造新的写法，但是这并非改变汉字的统一属性。汉字依然是统一的，因为汉字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其所遵循的基本造字原理也没有变。
甲骨文的基本字形来源并非是对外物的象形，而是对此前早已存在的结绳符号的继承。甲骨文的造字过程，就是以结绳符号为基本结构，进行编排和演绎的，形成新意义和新的字。
甲骨文之前的结绳符号系统，就是“文”，这些文只表意，而不会去表达语言。甲骨文就是以这些文为基本元素，去造字。这些字当然也是一种新的文，但是，他们不仅可以直接表意，而且去表达语言，而具备字的属性。
因此，要正确理解汉字，乃至所有的人类文字，必须知道文和字的区别，以及由文到字的演变。
之所以说，尽管春秋之后各国出现了对汉字的不同写法，但依然没有改变汉字的统一属性，根源就在于，作为汉字基石的“文”依然没有变。文是字的内核，也汉字保持统一性的基石，这个内核没有变。
因此，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能说是对写法的规范和标准化。而这种规范属于表层的字的范畴，统一的只是字的写法，作为字的深层内核的文，本来就是统一的。
不是表层的规范和标准化创造了深层的统一，而是深层统一是可以去规范和标准化的基石。
一如普通话对汉语发音的规范和标准化。这种规范也是局限于汉语发音的表层。在深层的语言的含义和语法结构上，汉语本来就是统一的。
而且，这种对字形写法的规范，尤其是后来的隶书简化，也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为了强行武断地将字形标准化和简化，反而对作为其深层的内核的文构成破坏。
这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割裂汉字的历史，让后人对汉字的早期历史和字形失去记忆。二是，让后人无法识别字形的原始和真实含义，无法识别作为基本字形结构的文。同时，也导致后人对汉字的属性和基本造字法形成误判。
所以，到了汉朝，人们已经对甲骨文和金文，彻底失去记忆，尤其是甲骨文。对汉字的起源和早期演变，也变得一无所知。不知汉字的起源史是由文到字的演变过程，不知汉字是以结绳符号的文为基石而构造。错误地将汉字定性为象形字，错误地认为基本造字法是象形。
当然，规范汉字写法也的确是必要的，可以大大提高交流的效率。但问题的关键是，秦朝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缺乏对汉字的基本尊重，甚至带有敌视，导致其工作粗暴而武断，从而导致深层破坏。
秦朝对汉字的敌视，源自他们当时整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和敌视态度，因为秦朝实行的是在春秋时期在中国突然出现的法家专制，而法家和中国固有的义理文化存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是你死我活、水深火热。
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便企图将法家专制在全国推行，包括中国文化核心区的中原地区。但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和文化是巨大障碍。此时，他不是反思法家之过，而是决定消灭中原地区所存在的义理文化，这是就是焚书坑儒的基本背景，也是“统一文字”的基本背景
儒家是继承中国传统义理文化的学者，“书”就是儒家经典，核心是五经。而五经实为对中国文明早期阶段的历史记录。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的义理文化。
所以，秦朝实际上是将春秋以来的礼崩乐坏推向了顶点和高潮。而“统一文字”便是礼崩乐坏高潮期的产物。
礼乐是三代时期的制度和文化，其内核就是义理、仁义。礼崩乐坏在狭义上是三代制度的崩溃，在广义上就是中国文化的崩溃。秦朝将礼崩乐坏推向巅峰，实际也是将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推向巅峰。而秦朝的所谓统一汉字，就是在中国文化的破坏巅峰期发生的。
来源：甲骨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