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电影《731》正在热映。银幕上的微光犹如一把钥匙，打开历史幽深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这一页也曾发生在北京著名的文化古迹——天坛脚下。

本报记者 张小英

近日，电影《731》正在热映。银幕上的微光犹如一把钥匙，打开历史幽深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这一页也曾发生在北京著名的文化古迹——天坛脚下。

抗日战争期间，驻扎在天坛神乐署的侵华日军（甲）第1855部队，把昔日神圣的礼乐殿堂，变成生产细菌武器的魔窟。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这支罪孽深重的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又被称为“华北731”，其细菌战罪行，实际上比731部队更猖狂、更频繁，也更隐蔽。由于日本战败时证据被毁，战后销声匿迹，这支恶魔部队鲜为人知。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原1855部队队员披露了部分罪行。此后，经过中外学者数十年不懈地调查、研究，1855部队的档案、名册、照片等陆续被发现。这支恶魔部队的面目，如今愈来愈清晰。

侵华日军1855部队某军医中尉，在天坛神乐署后殿显佑殿前。

1940年，侵华日军1855部队在北京本部整编完成后的合影。

如今的天坛神乐署后殿及回廊，院内的神乐槐至今仍在。 本报记者 邓伟摄

侵华日军1855部队占领位于天坛神乐署的中央防疫处后，沿用了这里的实验设备。

“虎烈拉”肆虐北平

1943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虎烈拉”，肆虐北平。

“虎烈拉”即霍乱，甲类传染病，传染迅速，死亡率高。感染者没完没了地上吐下泻，严重脱水，浑身痉挛，如果不及时治疗，几个小时内就可能虚脱而死。

据日伪北平防疫委员会统计，截至当年10月底，北平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其中路倒死亡92人。老百姓谈“虎”色变。

“城门口进出城的人排成长队，城门外排放着十几口大缸，缸里全是漂白粉消毒水，出入城的若带有食品，不管生熟，日本兵夺过来一律扔在大缸中浸泡消毒，之后再甩给你，至于能吃与否，日本兵则一概不管。”文史名家胡金兆在《见闻北京七十年琐记》一书中回忆道。

石景山是疫情重灾区。当时，石景山有日军的制钢所和发电所，里面做苦力的都是中国人。他们住席子搭起来的窝棚，四五十人挤着睡通铺，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很多工人被“虎烈拉”夺去了生命。

北京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高级经济师缪克沣，亲历了这场霍乱。他曾撰文回忆：

“日本人都戴着发的口罩，和中国人隔离开，就连监工也都远远地躲避。但晚上会突然窜进窝棚偷袭查看，发现有从铺上爬不起来的人，不论什么原因都认定为‘虎烈拉’，朝脸上撒一铁锨白灰，这一铁锨灰撒上去，好人也离死不远了；然后在脚脖子上套上一根草绳拉出窝棚，带着气儿就扔到厂东边儿的大坑里。说是隔离不再传染，实际上就是喂野狗吃了。”

最让缪克沣痛心的是，“在石景山发电厂南边的大坑里，裸露着一大片白森森的人骨。那是得了‘虎烈拉’被日本监工隔离扔到坑里后，遭野狗啃剩下的白骨！”

“虎烈拉”为何肆虐京城？占领北平的日军宣称，“虎烈拉”是自然发生的，北平是霍乱“病原地带”。很多老百姓都以为，这是吃混合面、喝凉水的恶果。

直到日本投降后，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时，战俘长田友吉才道出这场霍乱背后真正的元凶。

1943年7月，长田友吉作为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0大队卫生兵长，与华北各日军部队抽调的200多名卫生兵，在北平参加了一场培训。培训内容是霍乱、伤寒、赤痢菌的检索，活体解剖演练。

培训约两个星期后，北平霍乱暴发。长田友吉所在的这支受训队，正好被安排在北平进行霍乱的检索行动。这显然早有预谋。长田友吉供认：“1943年8月北平发生的霍乱，可以肯定为日军谋略所致。”

事实上，这场霍乱是日军的一次细菌实验，目的在于实验霍乱的杀伤力和他们对霍乱流行的控制力。而精心谋划实验的，正是驻扎在北平的侵华日军（甲）第1855部队。

“防疫给水”的外衣

“1855部队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的第二个细菌战基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谢忠厚告诉记者，“由于它比731部队隐藏得更深，多年来少有人知。”

今年87岁的谢忠厚，是国内最早研究日本细菌战的学者之一。早在1982年，他在一份冀中根据地的卫生资料上，第一次看到“病菌战”“毒气战”的记载，“感到十分震惊，但苦于没有多少资料，没办法进一步研究。”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谢忠厚参与了中日共同开展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研究”项目。他带领同事及河北各地的数十位学者，和中央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进行了将近8年的资料搜集和挖掘。

在散落各处的档案资料中，谢忠厚发现大量日本战俘的证词、中国受害者的控诉书和中国官方与民间的调查资料等，才知道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犯下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在历史上却被隐瞒了下来。他决心学“捉鬼的钟馗”，把罪恶的黑幕揭露出来。

谢忠厚说，二战期间，日本是所有交战国中，唯一一个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唯一一个被大面积、多菌种攻击的国家。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谍报部门就积极搜集细菌战情报。“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日本细菌战魔头石井四郎曾毫不避讳地说：“缺乏资源的日本想要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

在石井四郎的积极鼓吹下，1932年，日本在最高军事医学院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细菌战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

谢忠厚向记者解释，“所谓‘防疫’，是对日本自身来说的，实际任务是研究细菌战的战地供水和大量生产细菌。该研究室还发明了石井式滤水器和石井式铝制细菌培养箱，配备全军，后来成立了‘防疫给水部’。”

石井四郎把细菌战研究分为“攻击研究”和“防疫研究”。其中，防疫研究可以在日本本土进行。但攻击研究必须在日本之外进行，以确保有充足的实验“材料”——活人。

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日本秘密地将东京“防疫研究室”迁至中国东北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一带，同时在五常县背荫河设置细菌战剂工厂、生体实验室和靶场、监狱等，改名“石井部队”。从此，“石井部队”成为日本关东军的细菌战部队。

1936年8月，根据昭和天皇敕令，石井四郎的细菌研究室改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第731细菌战部队。同年，日本又在长春设立了以军马防疫为名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对外称“满洲第100部队”。

七七事变后，日本急于征服中国，但731部队和100部队的细菌武器，尚不能满足日军大规模细菌战的需要。于是，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开始在华北筹建第二个细菌战基地。至1939年前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三大细菌战基地。

这三大细菌战基地在日军每个师团、旅团都配建有“防疫给水班”和“兽医防疫班”，也就是细菌战部队。从此，他们打着“防疫给水部”的幌子，像幽灵一样，活跃在中国的各个战场上。

日军占领北平后，迅速占领了位于天坛神乐署的中央防疫处，设立“华北驻屯军临时野战防疫部”，后改称“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这是继731部队之后，日军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由于华北方面军的兵团代号为“甲”字，故其秘匿番号名称为：华北（北支）甲字第1855部队。

中央防疫处，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微生物、药物研究和疾病防疫机构，拥有生产血清、疫苗等生物制品的各类设备。“日军占领这里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沿用原有设备，生产细菌武器。”谢忠厚说。

1940年2月，日本天皇正式签发由陆军参谋本部递交的编制方案，1855部队形成完善的组织系统。经统计研究，在1855部队中，核心管理层有16人，其中11人都直接或间接来自731部队。也就是说，1855部队是在731部队的指导和支援下建立的。

菊池齐是1855部队部队长，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部。担任次任部队长的西村英二，既是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同事，也是参与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背荫河创建细菌战基地的主要成员。

1855部队本部也称总务部，是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施的指导机关。驻扎天坛后，1855部队不断扩展驻地范围，在周边修建了大批建筑。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如今，地下冷库和水塔仍然存在。

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接收1855部队的资产登记表上记载：该部驻地总面积有62.7万平方米，几乎与故宫相当。后来，经北京市崇文区（今东城区）地方志办公室实地考察，发现其中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面积相当大。

实际上，1855部队的驻地范围，远不止天坛周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1855部队强占了协和医院和北平图书馆西邻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后来，其本部下属的第一课迁入协和医院，第三课迁入静生生物调查所，本部和第二课仍在天坛神乐署。

“据战时日本陆军中央将校井本熊男的工作日记《井本日志》记载，起初日军计划占领的是清华大学，后来可能因为形势，改为静生生物调查所。”湖南文理学院湖南省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告诉记者。

“1855部队是第一个在中国内地搞实战的细菌战部队。”从2001年开始，1855部队就进入陈致远的研究视野。“这支部队本部在天坛，后来在协和医院搞尸体解剖，又在北海公园旁边生产鼠疫跳蚤，都是在故宫周边从事细菌战罪恶活动，可见其隐蔽、嚣张。”

随着侵华战争不断深入，1855部队不仅在北平城内扩建其本部，同时在天津、张家口、石家庄、太原、济南等16个城市建立了办事处、支部及分遣队，并在野战师团及部分旅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细菌战组织网络。

细菌工厂

1855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暗地里则是生产各种致命细菌的工厂。

1939年，日本陆军中央拨给1855部队21万日元经费，用于细菌武器设施建设。天坛原中央防疫处被建成生产车间，据曾在1855部队培训过的日本战俘中村三郎供述：“该部内拥有大规模培养细菌的设备，专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能培养好多吨细菌。”

霍乱菌是1855部队使用最广泛的细菌武器。“这种细菌战剂容易培养，一个师团的防疫给水班就能随时培养，但它的传染性很强，对当时防疫水平落后的中国来说，危害极大。”陈致远介绍，“1855部队拥有生产大量霍乱菌的设备和能力。”

日俘长田友吉曾亲眼见过1855部队的霍乱菌培养室。据他供述，培养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大灭菌器，其中装5个高30厘米、长50厘米、宽30厘米的铝制霍乱培养器。某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对他说：“这里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

除了霍乱菌，1855部队也是生产鼠疫跳蚤的基地。

陈致远说，鼠疫跳蚤是731部队发明的“第一细菌兵器”。“1940年以前，只有731部队可以生产，为了使1855部队也能生产，731部队将哈尔滨平房基地两个跳蚤班班长中的一个——篠田统调往1855部队。”

1941年12月，篠田统带领10名士兵，强占了静生生物调查所。该所是1928年由植物学家胡先骕与动物学家秉志创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以中国生物学早期赞助人范静生的名字命名，是现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彼时，却成了研制鼠疫跳蚤的魔窟！

原1855队员松井宽治，就在这里培养鼠疫菌和跳蚤。他曾描述：研究所二楼的窗总是关起来的，玻璃的内侧涂上了黑漆，室内经常黑暗无光。为了保持湿度，在走廊和各房的天花板上，都吊着破布，每隔一小时喷雾一次，在地阶上经常贮有二寸的水。

房内整天都弥漫着水蒸气，里面摆有数列木棚，上面放着无数的石油罐，罐内装满跳蚤。在罐的里面，放有装着老鼠的小笼，做跳蚤的食饵。这些被几千只跳蚤吸血的老鼠，每天都有人喂养。老鼠经过四天至一星期便死去，因此，每天早上都要将死老鼠拿到地下室去，做养蛇室的食饵。

饲养鼠疫跳蚤是军事机密。老鼠代号是“饼”，跳蚤是“粟”。据当时在该部工作的中国工人门子华、高文元回忆：篠田部队占据该所时，二层楼上是不许任何中国人上去的。在上二层楼的楼梯顶端装了两扇门，日常总是锁着。日本人上去时，也要脱了衣服，按电铃后，才许进去。

每逢有大卡车开到所里时，卡车都是严密遮盖，而且开进大门后，日本兵马上关起大门，并把中国工人堵在后院，连下班都不许出去。该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来时，也是把中国工人都堵在后院，严密戒备。

1855部队生产鼠疫跳蚤的数量非常大。据《井本日志》1941年12月22日记载：“北支有2万石油罐，如果有人手和经费，能够制作10到20公斤跳蚤。”

日本投降后，卫生部在接收静生生物调查所时，发现篠田部队留下的一张工作室说明图。图上注明：“平时只二层楼西半部养蚤种，作战时二、三楼可全部养蚤。作战时最大生产能量是2.47万瓦（24.7公斤）。平时养蚤最合适的数量是1600瓦（1.6公斤）。”

饲养跳蚤需要消耗大量老鼠。资料显示，1855部队每年两次派人前往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领取实验老鼠。在1944年4月到9月，总部接到各支部和办事处送来的3.5万多只老鼠，另外，还在北京饲养了4600多只老鼠。

难以计数的霍乱、伤寒、鼠疫菌等各种恶性病菌，被1855部队各支部和办事处肆意散布在华北大地。

谢忠厚说，华北的广大乡村是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占据的城市、交通线及其据点，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日军打着“防疫”的旗号，用十分原始又极其隐蔽的方式散布细菌。比如，他们结合“扫荡”作战，利用特务向村庄的街口、水井、水池内投放细菌，或在沿河的村庄中投放细菌。这样，既杀害了抗日部队，也杀害了城乡居民。

1943年8月，继北平霍乱实验之后，1855部队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石井四郎等部署下，在山东鲁西地区的卫河沿岸，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细菌战，代号“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

丧心病狂的日军，在卫河水涨时，掘溃卫河河堤，让霍乱菌随洪水散布四方。鲁西地区30多个县受灾，20多万人死亡。腐尸遍地，一片哀号。当时，鲁西大地流传一首民谣：“民国三十二年，灾荒真可怜，河里发大水，把俺村庄淹，人人得了潮湿病，家家闹霍乱，先死有人抬，后死无人埋，尸横遍野地，无人敢收敛。”

新中国成立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当时参战的第59师团相关兵士们证言说：日军决开了卫河堤释放洪水，其目的是“淹没抗日边区的耕地”，并借洪水“使霍乱大面积蔓延开去，把中国人作为大规模细菌战试验的土拨鼠来利用”。

“1855部队细菌战造成的疫情损失，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谢忠厚说，“在战时及战后很长时间里，华北广阔的大地上，伤寒、霍乱、鼠疫、炭疽、疟疾曾一再肆虐传播，千百万同胞遭受着恶疫的痛苦，有多少人被夺去了生命，有多少人留下了残疾伤痛终生，而善良的华北老百姓还以为是老天爷发了‘瘟疫难’。”

根据现有资料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1855部队在今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河南、陕西、宁夏和北京、天津等地散播霍乱、鼠疫、伤寒等细菌约70次，疫情蔓延达110多个县旗，造成疫病流行，约百万民众染病，30万民众死亡。

天坛公园神乐署内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 本报记者 邓伟摄

天坛神乐署凝禧殿 本报记者 邓伟摄

侵华日军1855部队占领天坛神乐署后，在周边修建了大批建筑。

侵华日军1855部队在天坛神乐署，图中人物从军服职级来看，是一名军医中尉。

活人实验

为了抚慰在研究和生产中死去的小动物，1855部队会不定期举行“动物慰灵节”。这些魔鬼，有心去祭奠实验用的小动物，却根本不把中国人的生命当回事！

与惨无人道的731部队一样，1855部队也用活生生的中国人做实验。

1855部队把“当作动物实验”的活人称作“猿”。谢忠厚研究发现，与731部队相比，他们在获取实验对象的方式上，更随意、更猖狂；在实施人体实验的部队和人员上，更无序、更宽泛；在进行人体实验的地点上，更分散、更广泛。

平川喜一曾在1855部队第三课担任警卫兵。1993年，他证言见到过人体实验：当时，丰台步兵训练队有俘虏收容所。1944年夏天，从那里用汽车将俘虏带到北京，连续3天押运了17人，都是些体格健壮的人。为了防止俘虏反抗，日军给每个人戴上手铐，谎称送他们去医院。被押送的俘虏立即被关进牢房里。

日本军医强行将细菌病毒注射到他们体内，不到24个小时，17个人全部在剧烈的痛苦中死去，他们的尸体被运到位于协和医院的第一课进行解剖。此后，又有两个中国人手脚被绑着，嘴里被塞着东西，装在麻袋里，用卡车运到实验场所，进行人体实验，经过一个星期便死了。

不只在1855部队本部，在华北各地的细菌战部队支部、办事处、分遣队，及各地日本陆军医院内，都秘密进行了研制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与解剖观察。

韩国人崔亨振曾在1855部队济南支部做过日文翻译，目睹了日军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1989年7月21日，他在韩国《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的报道，揭露该部队的恶行。

崔亨振写道：“军医们把鼠疫等各种病菌注射到中国俘虏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展过程。被注射过鼠疫菌的俘虏，其中有十几个人经过一场恶寒和高烧的痛苦后死去……研制肠伤寒疫苗时，则强迫俘虏们吃下含有病菌的饭团子。培养斑疹伤寒时，先收集俘虏身上的虱子，再把虱子带的病菌注射到俘虏身上……”

“实验对象不足时，军医们就到附近村庄随便抓来中国大人和小孩进行实验。军医们还对离部队8公里远的一个村子50多户300多名村民进行霍乱的人体实验。他们先把染有霍乱菌的猪肉等狗食撒在村里，经过15天左右因霍乱死了20多人后，就宣布这个村子为传染病发生地区，然后便观察防疫和治疗过程。”

这支部队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400到500多名俘虏。崔亨振说，他在这个部队服役期间，死亡的俘虏有1000人。

“这些事实证明，1855部队的人体细菌实验与解剖观察，是有计划、经常进行的，其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谢忠厚说。

更令人发指的是，1855部队还用活人制造大量细菌战剂。

战俘竹内丰作为军医中尉，于1943年8月被调到1855部队济南支部，从事细菌制造业务。他在1954年的笔供中，写出了用活人制造细菌战剂的内情：

“军医们先把鼠疫菌注射到被俘的八路军战士体内，等鼠疫病发作后，将八路军战士进行活体解剖，一面观察病变，以实验鼠疫菌的效力；一面将八路军战士的静脉血抽出来，利用感染了鼠疫病的八路军战士的静脉血来制造大量鼠疫生菌战剂。”

短短一个月内，他们用11名八路军俘虏实验伤寒菌和鼠疫菌的感染力，培养细菌战剂，其中仅伤寒生菌制造了16桶半，约有1吨。这批伤寒生菌，先后三次交给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的军官用汽车运走，散布在陇海线以南地区，特别是京汉线沿线一带。

1855部队在华北各地，像济南支部这样的细菌战分部，至少有13个。可以想见，华北地区广大人民当年所受日军细菌战戕害，何等惨痛！

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地区究竟有多少中国同胞被1855部队解剖活杀？

谢忠厚说，“从1938年开始，凡是日军所到之地，几乎都有抗日志士或老人、妇女、儿童被用做细菌实验和各种解剖的‘材料’，这些白衣魔鬼，有时甚至不打一点麻药就把活生生的中国人给解剖惨杀了。”

然而，由于资料缺失，精确的数据难以统计，只能通过目前查到的一次次细菌战的情况大致估算。“在华北地区，日军各种人体实验而解剖残杀的中国人，可能有数千人。”

冻伤实验

1855部队用活人进行各种实验，种类五花八门。冻伤实验是其中一种，手段残忍至极。

1941年冬，1855部队张家口支部与侵华日军驻蒙军司令部、大同陆军医院、张家口陆军医院等，在现在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进行了一次野外冻伤实验。

受害者是8名中国男性，年龄最大的49岁，最小的只有15岁。他们在零下24至27摄氏度的低温、风速大概为每秒5米的情况下，穿着薄衣仰卧在担架上，被用来研究在光脚穿湿鞋、戴湿手袋、喝酒、空腹等各种情况下的冻伤程度，分别由几名日军“研究人员”负责观察。

其中，年仅15岁的受害者，被日军称作“下关”。下关左手光手，右手戴一只防寒手套，左脚穿防寒鞋和湿袜子，右脚穿防寒鞋和棉袜子，并被强加了切伤，然后贴上福尔马林的湿布，由吉村大尉负责观察。

吉村详细记录了下关冻伤实验的全过程：刚过3、4分钟，下关光着的左手就开始疼痛；5分钟时，所有指尖从第二指骨到末梢蜡白色；10分钟时，所有指尖、拇指球部、小指球部呈蜡白色，不能活动、僵硬无知觉；20分钟后，手背变为蜡白色，不能活动，僵硬无知觉；30分钟时，人为嚎泣状，戴手套的右手开始发红肿胀；一个半小时之后，两手的冻伤程度越来越深，两只脚开始不能活动、僵硬、无知觉……

在严寒中冻了两个多小时后，下关又被搬进帐篷，观察其恢复情况。10分钟后，下关戴手套的右手稍可活动，恢复成发红状；四五十分钟后，两手发红，贴冻伤膏，变得更加疼痛。

吉村在备注中写道：“在冻伤实验的例子中，进行治疗处置的几个小时后，患者在大约4个小时形成了大水泡，向我诉说疼痛不可忍受。脚上的拇趾及小趾，手指中的小指、无名指、中指受伤程度最大。”

如今，我们光是看这些文字都不寒而栗，不忍卒读。而1855部队“研究人员”为了真实记录冻伤的实验情况，除了文字，还拍摄了影片。由于黑白胶片不能很好地表现病理状况，他们又专门配置了一名画家，用颜色深浅描绘冻伤情况。

这次冻伤实验，一共记录了10余万字、20余幅照片、100份图表，汇成《驻蒙军冬季防疫研究成果》。2001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图书资料馆发现了它。

资料上称，实验目的是为了满足严寒期间，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必要的卫生服务需要。据金成民介绍，所谓“卫生服务需要”，其实就是为了解决日军在东北及内蒙古严寒期间作战需要。

日军把这些无辜受害者，摧残了20多天后，又进行了其他实验。有创伤实验、枪透实验、蒙古包之内的临时创伤手术实验和演习等，“最后这些人一定是死亡了，被他们埋在了某个地方。”

销声匿迹

就是这样一支恶行累累的魔鬼部队，为何迄今鲜为人知？

谢忠厚告诉记者，细菌战是日本的“绝密军事机密”。这支魔鬼部队深知违反国际公法，罪孽深重，因此平时行事就极为隐蔽，不仅不让任何中国人接近，就连绝大多数日本士兵甚至军官都不知晓。

松井宽治的证言也提到，当时“在工作时间内，总是在门内加锁，时常有人值班看守。工作完毕后回到营房，关于工作内容的话，是一句也不准讲的。上级吩咐过：星期天到外边走，即使遇到宪兵问起部队的内容，也不要照实回答”。

1945年8月，苏军闪击东北，日本战败。石井四郎闻讯下令炸毁了731部队所有主要建筑物，烧毁大部分绝密资料，用毒气集体屠杀了关押在特设监狱里尚存的300多名“马路大”。石井四郎和731部队大部分队员都逃回了日本。

不久，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掩盖罪行，1855部队也在第一时间销毁了各种罪证。

据松井宽治回忆，8月15日，战事结束了。“在那天正午无线电广播20分钟后，队长篠田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了三天三夜，通宵达旦。在后园里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到里面去，然后洒上汽油焚烧，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被烧毁了，1万个培养跳蚤的石油罐被卡车运走。战争结束后第七天，我们便做完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

1855部队就地解散，所属官兵都转属各陆军医院。华北派遣军名册上，“北支那防疫供水部”的名称被抹去。重要头目篠田统、军医大尉高风满和军佐技师尾崎繁雄等脱离军籍，穿起西装，蓄起头发，扮成日侨，悄悄坐船溜回了日本。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彼时根本无暇顾及此事。

静生生物调查所夏绰琨，于当年10月中旬奉命接收1855部队所占据建筑物。此时，距离日本投降已有两个月。

夏绰琨一进大门，就看见庭院中间有一大坑，面积可有一亩。坑内尚有焚烧灰烬、破碎玻璃、破煤油桶等。进楼查视一圈，发现楼房上层各屋已空空如也。有几名日本兵，正在用喷雾器喷刷墙壁。

夏绰琨召见了日兵负责人，问队长篠田统的去向，答不知走向。此后，“接收的重点，都注意在追索财物损失上了。”“可见，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完全不知道1855部队是一支细菌战部队的性质。”陈致远说。

1855部队，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审判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罪行，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个国际军事法庭。然而，石井四郎向美军提出，把731部队细菌战研究资料全部交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免除其全体人员的战犯罪。

美军为了防止731部队的细菌战研究资料，落到苏联人手里，竟然同意了，并通知苏联军队：“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队成员不能作为战犯处理。”从此，石井四郎及其他细菌战犯，一直被美国包庇下来。

苏联发起了单独审判。1949年12月，苏联远东滨海军区伯力城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731部队队员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的审判，首次揭露日本军队在对华战争期间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但遗憾的是，伯力审判没有涉及到1855部队。

从战败之日起，日本政府既不承认进行过细菌战的罪行和事实，也拒绝公开有关细菌战部队的秘密档案。日本政府与司法机关设置了重重障碍，多次驳回中国、朝鲜、韩国受害者民间诉讼案。

而逃回日本的1855队员，很多都摇身一变成为医学精英，或是在社会各领域担任重要职务。比如，篠田统成了大阪教育大学名誉教授，跨界搞起中国饮食生活史研究，撰写了《中国食物史研究》《中国食经丛书》等。

1855部队的累累罪行，深深地被隐瞒和掩盖着。

追寻真相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甚至不知道，1855部队的总部究竟在哪儿。谢忠厚说，“为了查清事实，人们用了极大的气力，苦苦搜寻了数十个年头。”

195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原1855部队卫生兵松井宽治的一份证言，揭露该部队在北平研制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的罪行。松井宽治提到，1855部队的总部就设在北京的名胜——天坛近旁。但他没有指明，具体在什么位置。

专家学者们找了几十年也毫无结果。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细菌学专家郭成周经过多年追寻，在其《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书中指出，1855部队总部设在先农坛的庆成宫大殿里。

“当时，我通过查阅中央档案馆日本战犯档案，觉得可能是误判。”谢忠厚几次上门拜访郭成周，提这个事。这位年届九旬的老教授，又参考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调查材料，多次实地考证，才最终确认：1855部队总部设在天坛神乐署内。而先农坛则是日本同仁会华北卫生研究所的驻地。

“郭老做研究非常认真，亲自带我一起考察了天坛神乐署。”但让谢忠厚感到遗憾的是，“当时，那里已经年久失修，前殿空空荡荡的，后殿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没有找到直接的史证。”

其实，对1855部队的滔天罪行，漫长、坚韧的追问、记录一直在进行。

早在1949年冬，原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曾派钟品仁到地下冷库检查。那里在日本投降后，被原样封存了四年，到处是被砸坏的木柜、容器。钟品仁在满地垃圾中，发现了六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经过培养实验后，其中五支试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试管的毒性已经消失。

这几支试管，成为1855部队研制细菌武器最早的铁证。在其后的大规模清点中，还查出日军遗留下来的11吨、12吨、13吨三口六米长的大锅，是用来将培养菌种的器皿进行消毒的。另外，在仓库内还存有大量的铝制培养箱。

1995年，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到北京，他们到天坛神乐署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向中国人民谢罪。伊藤影明亲手绘制了一张1855部队驻地的草图。日本自由作家、记者西野留美子根据这份草图和其他一些老兵的回忆，绘制了更完整更清晰的《原侵华日军1855部队总部设施配置图》。

199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天坛神乐署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院内，高大的北墙上，爬满了爬山虎，中间一处留白嵌着一块纪念碑，铭刻着“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向来往游客介绍那段沉痛的历史。

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在修区志时发现了1855部队。工作人员翻阅了大量关于日本进行细菌战的档案，走访了钟品仁和天坛附近的居民，从杂乱无序的各种资料和线索中，整理出来一份翔实的1855部队的花名册。

2014年，华辰拍卖公司从全球征集日军侵华影像资料，发现一批侵华日军在天坛活动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上面是几名穿着白大褂的人物，背后有一排实验器具，文字标注“于北平天坛野战防疫部”。

还有一张照片，里面有玄武大帝像。经天坛管理处员工辨认，正是天坛神乐署的后殿显佑殿，殿旁的神乐槐至今还在。这些影像资料，直接证明了1855细菌部队的存在。

2016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通过多方努力，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得到一份《“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一八五五部队留守名簿》(以下简称《留守名簿》)。这份《留守名簿》于1945年8月29日编写，记载了战败时1855部队在籍人员1242人的姓名、出生日期、编入部队时间等，是迄今为止公开的最为完整的一份1855部队名册。

这份名册证实，1855部队是由日本天皇直接命令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设置的一支专业部队。其核心成员多来自731部队、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医院和野战医院，从部队初建到扩张的整个过程，都与731部队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855部队无疑是日本细菌战策划、准备和实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十年来，包括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专家，不断挖掘、揭露1855部队的种种罪证。无论日本承不承认，真相就在那里，铁证如山。

不久前，记者前往天坛神乐署探访，发现如今的神乐署，只是明清时期的一部分，保留了主体建筑凝禧殿、显佑殿及四周一圈回廊。1855部队虽然从这里彻底消失了，但院里那棵500多年的神乐槐，什么都知道。

“迄今为止，1855部队的罪行还有很多没有被揭露出来。”但谢忠厚相信，“随着国内外研究的深入，这支细菌战部队的反人类罪行，将从各个角落被挖掘出来，牢牢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