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4年的下半年，我就不上学了，回到老家了，为什么呢？我交不起每学期的学费，而且住宿在学校里，我真是没有那个经济负担能力。再由于我读的工科，读的纺织科的印染学，这个课程需要数理化的许多成绩，文史方面的知识对它没有多大用处。我对数理化这方面不太感兴趣，成绩有时
失学回家，教书种地
1944年的下半年，我就不上学了，回到老家了，为什么呢？我交不起每学期的学费，而且住宿在学校里，我真是没有那个经济负担能力。再由于我读的工科，读的纺织科的印染学，这个课程需要数理化的许多成绩，文史方面的知识对它没有多大用处。我对数理化这方面不太感兴趣，成绩有时候老不及格，有时候很差，所以自己也觉得没有劲。当时课堂听的大多不是我爱听的，完全靠课余的时间，请教请教像顾钦伯、张潮象这些老先生，所以就回家了。
回家当然还是没有任何事做，照样继续种地。我们前洲镇有个小学，叫前洲小学，需要教师。当时这个小学里许多教师，都是我初中时候的老同学。他们说，你来教书吧。我就到了前洲小学，因为离我家只有半小时的路程，所以我可以照样种地，上课时候我去教课，而且有自己同班的许多老同学都在一起，也很高兴。
我在那里教了半年，距离我们5公里的一个地方，叫礼社镇，礼社镇小学聘请我。这是一所私立的小学，是礼社镇上几个比较有影响的、有钱的学聘请我。这是一所私立的小学，是礼社镇上几个比较有影响的、有钱的老人出钱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也是由来已久，并不是新办的，听说我讲课好，就专门来请我到礼社镇小学去教书。
那所学校，距离我母亲的小妹妹，就是我的小姨母家很近，也有人照顾，所以我就到了礼社镇小学教书了。去了以后，校董事会的领导来听课，觉得我讲得非常好，学生也很欢迎。很快，要我到旁边另外一所礼社中学担任课程。我说，我自己才高中一年级，我怎么能够教中学？他们几位老先生也不讲究什么学历、文凭，说你去试试看，我们觉得你可以，我们也请不到人，你去试试看，如觉得可以，你就讲下去。
我到礼社中学去兼任这个初中的语文课，一讲以后，那个中学的校长和同事都非常赞赏，说冯其庸讲课讲得非常好，学生非常欢迎。所以，我就小学中学同时教下来。我自己才高中一年级，就教中学，有点误人子弟，但是，礼社校董都坚持要我讲下去。
但是在那里有一个使我不安的大问题，是什么呢？当时有一支游击队，不是那种正规的、有组织的、有正式编制的正式的游击队，而是一批地方上的人组织起来的，既打日本鬼子也抢老百姓，好事坏事都做。他们有几个人，所有的人都是包一个黑的头巾，穿一身黑的衣服，紧身的衣服，手里拿一把雪亮的大刀，只有几支枪。他们那个领头的还相当有文化，他也从别人那里听说了我讲课好，特别感兴趣，专门到学校来跟我聊天，还喜欢画画，完全是个文人。这个领头的，一到我们学校，就找我聊天，希望我给他讲文学，晚上睡觉还要跟我睡一个床。他睡觉的时候把那个枪放到枕头底下，我已经很不安了，再加上他还有一支队伍，完全是一种黑道上的组织，经常在镇上出入。有一次，就在我们学校旁边，我看到他们大队人马前面押着一个人去杀头。我一看这个情景，太不安了，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在礼社镇只待了半年。
1944年的年底，我就想法子转到无锡城里的孤儿院小学去了，在这里上学的都是孤儿。抗战的时候很多孩子的父母牺牲了，子女没有人管。当时有一个比较有钱的善人，叫陈汉文，这个名字我一直还记着，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他创办了这个孤儿院小学，把失去父母的孤儿都收来，抚养他们，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就进学校读书，年龄小的由保姆带着。我二哥被请去当这个小学的校长，所以我就跟我二哥商量，我说，我在礼社镇实在不放心，这些杂牌军，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面目，将来火拼起来可不得了。他说，那你到孤儿院小学来教书吧。所以我就转到无锡孤儿院小学教书了。小学教书了。
1945年春天开学，我就在无锡孤儿院小学教书了。我有空就去看望诸健秋先生，看他作画，还有其他无锡的一些画家。另外我喜欢读书，无锡崇安寺有一家旧书店叫"日新书店"，经常来一些旧书，我们礼拜天一有空崇安寺有一家旧书店叫"日新书店"，经常来一些旧书，我们礼拜天一有空就到城里去，去"日新书店"买书。
我在那个地方买到清代史震林的《西青散记》《华阳散稿》，明代汤若士的《汤显祖尺牍》，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等，还有明末张岱的《瑯環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书。这些书我以前都读过，但是借来的，现在我终于自己有了。后来又买到襟霞阁丛书，襟霞阁丛书当时散掉了，我买了十几本；还买了三四本明拓的《淳化阁帖》。其中收有王羲之的字，还有王羲之一门的其他一些人的书法，东晋时代的一些名家，都被收进去了，刻得好，拓得好。我当时没有钱，就想办法把收有王羲之尺牍的帖买了，到现在这个帖还在我手里，我现在有时还会拿出来看看，欣赏欣赏。启功先生也来看过，过了几天，他告诉我，其中有一本是极难见到的，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1945年夏天，孤儿院小学放暑假，我就回到前洲镇我的农村老家，刚好碰到日本鬼子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当时消息传来，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表弟邓南伟，后来是上海铁路医院的心脏病的专家，现在也去世了。还有张紫荆，现在也在上海，也九十多了，当时都是年轻人啊，一听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了，高兴得不得了，从前洲镇上跑到农村乡下来找我。因为我在乡下也没有什么信息，根本不知道。他们在镇上听到这个消息了，就专门来找我。
那天夜里夜色特别好，月亮也很好，我们就在月光底下，高高兴兴一起到镇上狂欢了一夜，觉得祖国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国家恢复了，高兴得很。但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共产党的情况，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完全是国民党统治区，根本不给你讲这方面消息的。
等到暑假过了，我回到孤儿院小学以后，可能是十月份吧，我亲自看到当时国民党军队举行入城仪式。日本鬼子投降，我们的军队进城，举行庄严的入城仪式。
这以后，我有时候到公园里去，还经常看到有一些流落在无锡的日本人，其中有一个日本妇女，每次去都到她在公园里自己找一个圆的茶座，要两杯茶，对面一杯茶，自己这面一杯茶，对面是从来没有人的。
以前在无锡城里，日本鬼子刺刀闪亮闪亮的，动不动就杀人，等到"八一五"他们投降以后，连日本小孩都不敢出来了，出来中国小孩就打他们。
无锡国专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以后，苏州美专招生，我特别喜欢美术，我就去考。当时经济也没着落，我就试试看能不能考取。先考素描，素描课考完以后考国画，考文史知识，还有作文。其他课程还没有考完呢，老师就来通知，说：你其他都不用考了，你被录取了，因为你的素描，你的国画，你交的文章，大家都很欣赏，所以就录取了。这样，我就正式到了苏州美专学习。
苏州美专原来是很有名的一所美术专科学校，现在还在。苏州美专本来在苏州沧浪亭，抗战以后到内地去了，现在抗战胜利了，回来了，但是沧浪亭已经破败了，要整顿，没有地方教课，所以暂时在无锡的一个孔庙里招生上课。
当时的校长叫颜文樑，有西画系和国画系。国画系一位有名的老师叫孙文琳，他画的水彩画特别好。
但是我那个时候还在孤儿院小学教书，我就跟老师说明，我每天只能去一段时间，我要把学校的课教完，才能过去。当时老师很爱护我，觉得我有画画的天分，就说，你生活也很困难，你就按照你的情况，我们能够支持你、理解你。
所以我就每天来回跑，路也不太远，我一边教课一边学习。没有想到三个月以后，苏州沧浪亭修复好了，苏州美专要迁回沧浪亭去了。我离开无锡孤儿院小学就交不起学费，生活也没有来源了，所以我就又失学了。当时美专的老师和同学，都惋惜，说你不学画太可惜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经济来源，不可能跟着到苏州。
这个时候，诸健秋先生鼓励我，你自己还是自学，根据你自己的条件，反正你有时间就来看我画画，自己多练。
到了1946年春天，无锡国专在无锡复校了。无锡国专抗战时候迁校到广西了，现在抗战胜利了，要回到原校。广西的还没有迁过来，先在无锡招生。
我喜欢文史，当时读了那么多古书，我就去考无锡国专。写一篇文章，当场就写，写完了交上去，还有一般的文史常识，也是没有完全考完，老师来告诉我，你底下的都可以不考了，大家都对你的文史知识和写的文章非常满意。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公布，我还不相信，我觉得我还没考完呢。后来，隔了几天，公布录取的名单了。那个时候都是手写的布告，贴在校门外，我一看我果然被录取了，而且名字排得很前。
我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我也发愁，我没有钱交学费。我大哥宗燮鼓励我读书，他想法子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点点地皮，再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交了学费，我就开始上无锡国专。
无锡国专是分本科、预科，预科就是初中毕业以后，去读它的预科，补高中，补完高中再升本科一年级。我因为成绩好，就直接让我上了本科一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一年级。
到无锡国专学习是一件大事，是我人生经历中非常大的变化。我原来一直是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现在进入一所有名的文史方面的专科学校读书了，当时很兴奋。
大家都寄宿，因为离开家太远了，不可能走读了，所以都是寄宿的。去读书的那也都是差不多跟我类似的经历，都不是什么富家子弟，家庭也都是一般的，所以同学大家都很投合。
我尤其喜欢诗词，我在初中时候买到的一部《水云楼词》，我也带到了无锡国专。当时有一个同学叫梅鹤徵，他也有一部同样的《水云楼词》，后来我那一部《水云楼词》不知道怎么不见了，找不到了，他就把他的《水云楼词》送给了我，题了一段话，现在这部书我还保留着。
我们那时候组织了一个诗社名称叫"国风"，大家喜欢写诗填词的，组织起来用刻蜡版的方式印刷，我负责刻钢板。
过了几个月，就遇到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寄宿生，交的学费很多，伙食费也很多，但是伙食很差劲。当时老师吃饭很丰盛，老师们和我们都在一个大厅里吃饭。后来有同学就发现，老师们根本不交伙食费的，都是从我们的伙食费里扣出来的，这还不要说，还有舞弊、贪污，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有一位老师不会讲课，学问究竟怎么样也不知道，上课总是磕磕巴巴的讲也讲不清楚，大家意见很大。当时广西的本部还没有回来，其他几位老师呢大家还勉强能够接受。因为我们当时都是考进去的，实际上自己都自学了很长时间，都有相当基础了。
一个是个别的老师讲课不满意，再有一个伙食那么差，学生就闹起来了。我当时也是很容易激动的，有正义感，觉得怎么能这样呢？伙食办成这样，我们交这么多的费用，不可能伙食那么差劲啊！我就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叫"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我就把食堂差劲的情况都写出来了，贴在饭厅里，这样一来学生都闹起来了。
我的同学头脑比较冷静，他说不抓到真凭实据，这样闹是没有用的。他就趁他们不备的时候，闯进食堂的伙房，翻他们的账簿。把他们每天买菜开支的账簿都掌握在手里。一查呢，第一个查出来的全校老师的伙食都是不交钱的，都是用我们学生的伙食费；另外呢，每天买菜的钱都有账啊，买多少菜，花多少钱，加起来每个月们每个人只要多少钱，都一清二楚。他就把这个账目清算了以后，公布了。那个总务处的管伙食的老师，就受不了了，脸上都挂不住了。
再加上那位教师讲课实在不行，学生就自动开始罢课，那时候也没有组织，就是自己觉得气愤，这种课我去听干什么？我自己在家里看看书比这收获还多一点。这样呢，闹得很厉害了。
广西的本部还没有回来，当时管理在无锡招的学生的是蒋石渠先生。他是讲先秦诸子的，他讲《墨子》，他勉强还可以，书法还不错。蒋石渠先生没有办法处理了，处理不了了，马上告诉上海的王蘧常先生。
上海还有一个无锡国专的分校，王蘧常先生在管着这个分校。唐文治校长原来也到了广西，后来因为他年龄大了，身体经不起了，就把他送回上海了。王蘧常先生名义上还是我们无锡这个学校的教务长，王蘧常先生就从上海到无锡来。
王蘧常先生当时在学术界的声望是很高的，尤其他的书法，大家都佩服他，日本人称他是当代的王羲之。他一来以，大家就推我为学生代表，去给王蘧常先生反映情况。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也觉得无法推辞，我就直接去到王先生的办公室，王蘧常先生很客气地接见了我。
我就把伙食问题的账目都摆在那儿，他一看就明白了，还有一个是教课问题，当时我们心里很忐忑不安，也不知道王老先生会怎么处理。没有想到王先生一听这些意见以后，全部同意，他说，伙食不能这样做，伙食重新改组，要严格地分开，老师归老师，老师吃的费用都由老师自己负担；学生归学生，学生吃的费用从学生的伙食费里开支，但是要符合事实，吃多少开支多少，不能有贪污现象。
关于教课，他也同意换教师，但是他说，给你们讲课的老师姓蒋，蒋先生不是没有学问，他只是不会讲，没有经验，讲课磕磕巴巴；再一个呢，第一次上课，面对着你们这些学生年龄都不小了，都读过很多书的，有点胆怯，讲话也不会讲了。我同意给你们调换老师，因为你们来读书也不容易，但是不完全是因为蒋老师没有学问，而是他不会讲课，你们应该理解他，让他有一个实践过程，慢慢会讲得更好一点。也就是说，为蒋先生保留了一定的面子。我们也不管了，只要是答应换教师，大家就非常高兴了。从这一件事情起，等于无形中间，无锡国专就有了一个学生的组织，把我自然而然地看成是类似学生会的这样一个机构的领导了。
这个事情过去不久，就发生了"沈崇事件"。沈崇当时是北大的女学生，被美军强奸了。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有学生游行，反对美国，组成反美运动了。实际上当时国共摩擦已经非常厉害了。
1946年开始，实际上就是抗战胜利没有多久，经过重庆谈判以后就开始内战了，当时地下党也在那里组织学生运动，进步思想也在不断地传播，"沈崇事件"等于是点着一个导火线。
当时我还没有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只是凭直觉，感觉到一个美国兵，糟蹋我们中国的女青年，气愤得不得了，大家都气愤得不得了，所以无锡市的大专院校、中学，都起来游行了，形成了一个全市的学生大游行。我是跟我们无锡国专的同学一起上街游行的，当时无锡还有一个高等学校，就是在无锡市的北面，叫社会教育学院，也是正式的高等学校，他们的学生会也带了学生浩浩荡荡上街了，我们会合在一起了，形成全市的大游行，这是第一次的"反美运动"。
"沈崇事件"以后，紧跟着就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因为那时候东北战争已经开始，林彪率领他的部队在东北开始参加战争，内战开始了。所以学生运动的重点，就是"反内战"运动。
1945年，重庆的谈判已经公布了国共合作，这以后的国民党撕毁了协议，开始发动了内战。其实我们这边，现在看起来也是老早就准备好的，已经估计到了不可能谈到一块儿去的。但是毛泽东当时不可能不去重庆，如果不去重庆，那说明我们对和平没有诚意，所以毛泽东当时冒着很大的危险去了重庆。他们本来想要暗杀的，但是国民党当时也不敢公然当着全世界来做见不得人的事。
为什么章士钊跟毛泽东他们的关系比较好呢，就是因为章士钊在重庆，跟毛泽东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是提示他，你已经到了，谈判也谈了，你该走了，不该再停留了。毛泽东马上就飞回延安了，不久内战就开始了。
当时抗战刚胜利，老百姓生活都很困难，一到冬天就真正饥寒交迫，我们都经历过来的。所以当时要求改善生活，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是全市性的，其实是全国性的，各地都是这样，我们无锡市也是这样。我在这个运动中，等于是无锡国专的带头人一样。
当时还有高滌云，现在也去世了，其实，高滌云他比我早就跟地下党有关系了，但是他虽然跟我特别要好，他也没有告诉我。我们两个人一直带头，我等于是冲锋在前，第一个带着大家上街游行，高滌云也在一起，还有好几个呢，我一下记不起来那么多名字了。这样地下党就重视我了，通过当时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叫甘京林的跟我接触。我们平时都认识的，但是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甘京林跟我平时关系也很好，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是地下党的领导，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
我就是当时看着很气愤，因为从现象上来看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不讲道理，事实也是这样的，国民党已经腐败到不像样了。那些从重庆过来接收各个地区的官员，老百姓给他起的名字是"劫收大员"，说"劫收大员"回来发大财，日本占领的财产他们拿了，老百姓的财产他们也拿了。
另外国民党那些高级人士都是八年抗战，在重庆抛弃原来的家庭，自己重新娶了老婆，组织的家庭，所以当时"抗战夫人"很流行的，都是讽刺国民党的那些大员们。学生掀起的这个汹涌澎湃的学潮，当时社会已经不可遏制了。
到这一年的学期结束，学校开学校的教务会议。会议上面有一位老师叫王子畏，他是国民党的铁杆分子。原来对我特别好，觉得我的文章写得好，我的字写得好，文史方面我都是在前面，特别喜欢我。
他的文学史讲义也是我刻的，我当时也是清寒学生，就利用刻钢板补助自己生活。我平常写的文章，他也非常称赞。特别是他出一个题目，《拟苏武答李陵书》，拟一封苏武给李陵的信。咱们现在有一篇古文叫《李陵答苏武书》，他就出了一个相反的题目：苏武给李陵的信，作为作文的题目，我就写了这篇文章。王子畏先生看了我这篇文章称赞得不得了，在课堂上都讲，魏晋六朝的时候有个元瑜写书信特别漂亮，人家称他"书记翩翩",他就说冯其庸这篇文章真是"书记翩翩"，这样称赞我。
但是他是国民党的铁杆人物，一看学生起来抗议，起来搞运动，就坚决主张镇压。他尽管对我很欣赏，但是他在教务会上提出来开除我，这个是后来参加会议的老师告诉我的。
没有想到在这个会议上面，另外一位也是国民党的权威老人叫俞钟彦，在会上王子畏先生提出要把我开除，俞先生刚好坐在王子畏先生对面，俞先生也不说话，拿起桌上的茶杯就往王子畏先生头上扔，开口大骂，这样的学生你要开除，你算什么老师？我们就是要教学生，教他们成才，你是国民党，我也是国民党，我资历比你还老，两个老人，吵起来了，吵得不得了，几乎打架。
俞钟彦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他在国民党上层，还有一定的影响，李济深是他很好的朋友。他退下来教我们唐诗的课程，我唐诗课程的成绩也特别好。我在"湖山诗社"写的诗，很受称赞，到了无锡国专办"国风诗社"，我不断写诗填词在刊物上登出来，大家都很欣赏。
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教务长冯振心，他教诗词课，教《说文解字》，教《老子》，在他的课程上我成绩都很好，尤其在《说文解字》课上我成绩最好。他们心里都有数，都不愿意开除我，但是他主持会议不能先表态。还有一位叫冯励青的先生讲中国文化史的，实际上他是地下党的领导，无锡国专的整个地下党，包括甘京林他们的学生组织都归他管。
冯励青先生一看两个先生都吵起来了，他就站起来调解说，像冯其庸这样的情况不应该开除，不可以开除，最多记两个过。冯振心先生就顺水推舟说，不吵了，不吵了，不开除，不开除，给他记两个大过两个小过，成绩单上评操行"丙"。两个大过两个小过，再加一个小过就是要开除了，因为三个小过就是一个大过，三个大过就开除了。那个跟我一起闹学生运动的高滌云就被开除了，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没有我好，别的老师没有出来再给他说话，他就被开除了。
这么几次一闹以后，地下党就间接地跟我接触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地下组织的通知，叫我赶快离开无锡，说无锡城防指挥部的黑名单里就有我，马上要逮捕，叫我赶快离开。一看到这个形势，我马上就回到无锡自己老家农村里，我就给王蘧常先生写信，告诉他我现在的处境，我说我要马上离开无锡，能不能到你上海的学校来读书？王先生马上就给我回信说，你赶快来，不用再说别的，离开无锡再说。因为我跟王先生第一次见面，就是为了伙食问题，为了换教师问题，见面谈了以后呢，他对我印象特别好，当时还写了两副对子送给我，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得到王蘧常先生的回信我心里就踏实了。
我就到上海了，跟着我一起去上海的还有沈燮元，现在是版本目录的专家，全国第一流的。还有一位叫张仁迪，现在也还在，年龄也不小了。我们三个人都到了上海。
但是，我没有跟上海的地下组织联系，因为当时地下组织都是单线联系，不横向联系的。
1948年上半年，我就开始从无锡转到上海，在上海读书了。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叫于廉，就是于丹的父亲，当时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是同班同学，我们特别要好，但是都没有说自己的政治身份、政治倾向。
冯其庸（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斋名瓜饭楼，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红学家，文史专家，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冯其庸于1942年考入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初入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接受顶级、系统的国学训练；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年4月22日迎接解放军渡江，随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月在苏南行署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教于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1954年8月调中国人民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0年、1981年—1982年两度赴美国在斯坦福、哈佛、耶鲁、柏克莱等大学讲学；1986年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1996年应邀访问德国、法国，并在柏林和巴黎考察两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005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主要研究《红楼梦》，还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2017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