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1年9月一个阴雨初歇的午后，中南海怀仁堂门前站着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灰布长衫被风吹起，袖口紧握着一方旧包裹。守门卫士轻声提醒他注意台阶，老人却不急不躁，只是抬头望向屋檐——二十四年，足够让一个少年变成共和国的领袖，也足够让讲学堂前的黑发添满霜雪。

1951年9月一个阴雨初歇的午后，中南海怀仁堂门前站着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灰布长衫被风吹起，袖口紧握着一方旧包裹。守门卫士轻声提醒他注意台阶，老人却不急不躁，只是抬头望向屋檐——二十四年，足够让一个少年变成共和国的领袖，也足够让讲学堂前的黑发添满霜雪。

时间再往前推三十六年，1906年的韶山冲尚未听见革命风雷。十三岁的毛泽东坐在泥墙私塾里，翻开《水浒》，对《论语》兴味寥寥。毛宇居敲桌提醒，他抬头莞尔，却能倒背前一课儒家经典，举一反三对起对子，一连串快得像落豆雨。顽皮与聪慧并存，让这位塾师既头疼又欣赏。短短十个月后，少年被父亲叫回农田，学业戛然而止。毛宇居蹚水走进毛家老屋，劝得堂兄毛贻昌松口：“这孩子心比田地阔。”一句话，把少年重新带回书桌。

不少乡亲后来感慨，如果没有那次力劝，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润之”。在韶山，这种提携被称作“担水上山”，意在说谁愿挑重担帮人攀高处。毛宇居挑了，挑得心甘情愿。数年后，毛泽东外出求学，每逢寒暑归乡，总要绕到师长小院，议诗谈史，也说家事。

1925年春，毛泽东回韶山组织农运，师生在稻埂边对坐。毛宇居递上一盏浊酒，话音低却坚定：“此事利在百姓，老夫当助。”这份支持，使初起的农民协会迅速扎根本土。自此，毛家的信件常由鸡公车驮出山峦，送往广州、武汉、延安，寄托着“宇居先生近安否”之问。

1949年10月，北京城炮声犹在耳畔，国旗第一次升起。远在韶山的毛宇居熬夜写就十首七律，句句提到“黎民”“丰年”，没有一句自夸。十月二十八日，他收到一封从开国大典忙碌中抽空写来的信，信末一句是：“师长保重，改日相见。”老人读完，将信纸叠入木匣，从此每日拂尘。

真正的“改日”落在1951年。中央办公厅专员连夜南下，把主席亲笔信送到韶山冲土砖屋前。老人听罢邀请，只说了五个字：“即刻整束行。”临行时，他背着布包，唯有两个物件：一是毛泽东十六岁所写《祭母文》原稿，一是延安时期的手札。

抵京那天，中南海湖面微波。毛泽东迈出门槛的步幅比平日更快，他伸手相迎。两人静立数息，才听见一句低低的问候：“先生，辛苦。”短短四字，蚊声般，却让随行人员瞬间绷直了脊背。师生对视，俱是湿眼而未抹。

当夜叙谈，厨房特做剁椒鱼头与霉豆腐。有人听见老人轻轻拆包：“润之，我带的，只有你最看重的。”纸包展开，墨迹依旧黝黑。《祭母文》里“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八字刚露，屋里便无声。毛泽东指尖停在纸边良久，终道一句：“幸而尚在。”肃然一室，连碗筷相碰都显得突兀。

几日后国庆，毛宇居随主席登上天安门东侧观礼台。人潮如海，礼炮轰鸣。老人握栏杆，嘴角微颤。有人问他感想，他只摇头，半晌吐出一句：“百姓笑，比诗好。”

1953年，他又赴北京一次，为韶山第一学校求名。工作人员未把校长信件交主席，老人便亲自北上。解释过后，主席挥毫写下“韶山学校”四字，笑言书法不精聊表寸心。毛宇居郑重收起：“此字够孩子们读三辈子。”

1959年六月，主席携中央工作组回韶山。一下火车便说：“请宇居先生。”田埂仍在，禾苗比人头高。二人信步穿行，谈教育、谈水利，也谈往年偷鱼小趣。老人回一句：“那时你饿得慌，我心里明白。”言罢，两人都笑，笑声淹没在蝉鸣。

当晚，主席取出一本全新日记本交给恩师：“乡亲想法，一事不漏记上。若有难处，字里行间我能看懂。”老人接过，用力点头。此后数年，凡家乡大小事，他都工整记下，逢中央干部来湘，即请其转呈北京。

1965年，毛宇居在韶山安然辞世，享年八十四。灵前摆着那本已经翻旧的日记本，还有一层油纸包裹的《祭母文》。熟悉内情的人说，老人临终前最后一句是：“书还没交清。”

毛主席获悉噩讯，无语良久，批示：“乡贤功不可没，其志可风。”两行批注，至今仍存韶山纪念馆。

回望此段师生情谊，外界最常提到的是“知遇”“感恩”。然而更深处的价值，在于两代人对教育与民生的同频共振。一个力倡“读书救国”，一个毕生记挂“百姓笑”。师生之间，没有豪言，唯有行动——这才是那两样“最珍贵的东西”真正的底色。

来源：芹梦轩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