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安史之乱，李唐王室再也无法信任藩镇武将和朝廷文官集团，唐肃宗、唐代宗两任皇帝在平叛过程中启用鱼朝恩、程元振等宦官以牵制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

经过安史之乱，李唐王室再也无法信任藩镇武将和朝廷文官集团，唐肃宗、唐代宗两任皇帝在平叛过程中启用鱼朝恩、程元振等宦官以牵制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

763年，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吐蕃二十万大军攻破长安，唐代宗再次蒙尘，鱼朝恩率神策军护驾有功，得到皇帝进一步信任，宦官的权力迅速膨胀。

从此宦官长期担任禁卫军统帅，废立皇帝全在股掌之中，权力之大为历朝之最。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唐朝的宦官能有如此之权势，主要是后安史之乱时代，皇权为压制地方，巩固权力而为，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规模最大的叛乱，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这场战争从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至763年2月)，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均田制崩溃、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级矛盾激化。

而中央和地方节度使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这场叛乱最重要的因素。

长久以来，唐代的先祖们热衷于开疆拓土，从太宗皇帝开始，帝国的铁骑先后平定辽东、西域，东、西突厥、吐谷浑及朝鲜半岛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

唐玄宗上台后，为了巩固帝国地缘成果，开始以职业化军人的募兵制代替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这些募兵也被称为长征健儿。

这样一来，驻有集中指挥的庞大集团军的边防重镇便应运而生，统帅从正式官员或京师禁军将领中临时任命，使持节谓之节度使。

虽然募兵的战斗力和机动性有了保障，但也给节度使坐大提供温床。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背景十分复杂，有流民、有逃犯还有生活所迫背井离乡之人。

这些召募来的军人受节度使的收买笼络，长此以往，形成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特殊关系。

唐玄宗为了维持帝国防务安全，不仅没有遏制节度使的权力，反而进一步放权。

他将地方行政、财政和军事权统一下放给节度使，使其逐渐形成“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的尾大不掉局面。

742年，安史之乱爆发的十三年前，唐朝九大节度使掌握的边军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力85%以上。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平卢、河东等三镇就达十五万人。

而朝廷掌握的内地官兵仅仅不到十万，不仅规模小，而且毫无作战准备，战斗力极差。

外重内轻的国防策略加上激烈党争让安禄山等藩族将领对朝廷愈加不满，渐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然而，唐玄宗没有看到这一潜藏的危机，自以为可以安枕无忧，754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资治通鉴》这样记载，上尝谓力士：

“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

当然朝廷并非没有有识之士，高力士就指出边将拥兵太重，宰相赏罚无章等政治弊端。

但唐玄宗从不放在心上，甚至安禄山范阳起兵都以为是有人诬告，直到安禄山扫平河北，玄宗才如梦初醒。

此时的玄宗才意识到过度放权地方以及宠信藩将的问题。

由于被伤的越深，玄宗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对领军武将尤其是藩族将领再无一丝信任，连带着对朝廷的文官集团也不再信任。

宦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崛起，在派军镇压过程中，玄宗开始以宦官为监军，以制衡将领。

在疑心和焦虑的驱使下，再加上宦官边令诚的挑唆，玄宗斩杀镇守潼关的优秀将领高仙芝、封常清，后又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哥舒翰大败。叛军拿下潼关，进入关中，玄宗携亲兵家眷逃往成都。

756年，唐肃宗李亨在灵武称帝，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平叛之路。

当时的九大节度使中，安禄山掌握东北三个最强的藩镇，能够与之抗衡的是陇右、朔方及河西等西北三镇，后来平叛首功的李光弼、郭子仪都是出自朔方集团。

李亨以西北军为主力，任命郭子仪为主帅统领大唐十余万兵马平叛。

郭子仪经过血战，收复长安、洛阳等两京，威势一度压过叛军。

但即便如此，有了安禄山这个前车之鉴，肃宗对领兵大将已无法做到信任，同时也对朝堂尔虞我诈的朋党之争感到厌烦。

如果不是李林甫、杨国忠之流擅权、蒙蔽视听，如果不是安禄山拥兵过重、尾大不掉，又岂会让这大唐繁华盛世沦为废墟残垣？

最终，肃宗为了维持皇权，开始重用宦官，当然，宦官参与朝政并不受新鲜事，唐玄宗时代，高力士已参与中枢决策，权倾朝野，只不过这次换成了李辅国。

在肃宗看来，宦官身体有缺陷，且无法成家、没有后嗣，而且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让他们高度依赖皇帝，因此很难发展成枝大根深的门阀世家。

郭子仪收复两京后，肃宗回到长安着手进行一系列人事调动，李辅国被赋予代为批阅奏章、监察百官、掌管中央禁军的权力，就连宰相都畏惧三分。

同时，肃宗以宦官为监军，监控地方将领的举动。758年九月，肃宗调集能用上的全部精锐于河南战场，准备一举歼灭叛军首领安庆绪。

唐军汇集包括郭子仪在内的九大节度使，合计二十余万兵马，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

一个宦官统辖二十万大军，这在历代大一统王朝都是闻所未闻。

虽然郭子仪收复两京，对朝廷表现得忠心耿耿，但肃宗却在其之上再安排一层权力核心以进行牵制，毕竟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一旦郭子仪造反，唐朝再无翻身的可能。

不过肃宗这么做显然是不利于战局的，由于唐军没有统一指挥作战的主帅，只能各自为战，鱼朝恩不懂军事，唯一的任务是监视前线大将。

节度使们对此看的很清楚，都希望保全自己的部队，以免在失去政治资本后遭到清算，所以个个出工不出力。史载:“军无统帅，诸将自图全，人无斗志”。

最终的结果是唐军遭遇空前的惨败，双方再次回到战略均衡。此次唐军的失败责任落在郭子仪身上，不久郭子仪被免职，李光弼接任主帅。

759年，李光弼取得河阳之战的胜利，总算为唐军挽回了局势，但鱼朝恩这个灾星再次跳出来搅局。

761年初，他“言贼可灭”唆使肃宗命李光弼收复洛阳，李光弼多次上表认为，叛军兵锋尚锐，应该等待时机。但肃宗并不相信李光弼的奏疏，只是催促其出兵。

这样的战斗可想而知其结果，唐军大败，后鱼朝恩推诿扯皮，肃宗索性把罪过全推给了时任副指挥官仆固怀恩，从而保全李光弼。

不过李光弼看的很明白，鱼朝恩这样的宦官能够得势最根本的原因是皇帝对节度使将领的不信任。

从此李光弼等地方将领与朝廷的嫌隙越来越大，不过在安史叛军的压力下，央地双方仍共同御敌，掩盖了彼此之间的矛盾。

763年初，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被平定，渡尽劫波的李唐王朝如释重负，王侯将相踌躇满志，兵士期待解甲归乡，百姓盼望盛世重现，开元全盛的景象似乎再次上演。

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一场政治危机再次上演，经过这次空前的劫难，唐代宗已无法信任武将，节度使们对宦官专权日益不满，君臣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依照惯例，朝廷需要封赏平定叛乱的功臣，然而唐代宗却急于操弄“兔死狗烹”的手段，按照功勋大小排名，依次是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

但郭子仪被剥夺兵权，赋闲在家，李光弼屡遭宦官构陷，偏居徐州，不敢回朝，整日忧愁提心吊胆。

另外一位平定安史之乱的勇将来瑱回朝效力，仅仅几个月就因为得罪宦官程元振被贬赐死。

平叛后不久，宦官、监军骆奉先向朝廷诬告仆固怀恩与回纥勾结。

仆固怀恩出身铁勒，但其满门忠烈，在平叛中屡立战功，即便如此，却遭受构陷，申诉无门。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听从部下劝谏，发兵攻打构陷他的辛云京，如此一来，“被谋反”似乎正在变成主动谋反。

由于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朝廷便派出怀恩的老领导郭子仪前往榆次招降。

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因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彻底走上谋反的道路。

765年九月，仆固怀恩引吐蕃二十余万进攻长安，唐代宗出逃，命郭子仪率兵抵御，同时号召天下兵马勤王。

但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坐视不理，襄州刺史梁崇义借机反叛，各地节度使竟无一人前来救难，说到底都和宦官脱不了关系，一旦入朝就成了砧板上的肉，半分由不得自己。

就在代宗忧愤之际，一支护驾的军队终于赶到，带头之人正是驻陕州神策军统领、权宦鱼朝恩。

在神策军的护送下，唐代宗顺利抵达陕州行宫，算是保住了一条性命。

而吐蕃后勤补给困难，再加上郭子仪招募充足的兵马，在占领长安二十余天后撤走，仆固怀恩暴死于鸣沙。

虽然这场动乱在很短时间内平息，但却彻底撕裂了朝廷与节度使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仆固怀恩死后，唐代宗加紧打压朔方军和地方势力、扶持神策军。

在唐代宗看来，政权之所以不稳，就是因为缺少属于自己的中央军，所以开始为神策军扩充规模，并把其视为皇家禁军。

只不过所托非人，宦官从此垄断神策军指挥权，反过来操弄皇权，使自己从皇帝的奴仆变身为皇帝的操控者。

从此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朋党争斗成为唐朝中后期三大弊端，最终使唐朝走向灭亡。

来源：小瑀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