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尔滨平房区，一座废弃的四方楼内，冰冷的标本瓶中仍浸泡着当年被肢解的人体器官，这些无声的证据，诉说着人类医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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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平房区，一座废弃的四方楼内，冰冷的标本瓶中仍浸泡着当年被肢解的人体器官，这些无声的证据，诉说着人类医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35年，哈尔滨平房区。六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高墙电网包围，内部却是一座座先进的实验室。石井四郎——这位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细菌学专家，在此建立了一支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部队。

名义上负责防疫，实则是二战期间规模最大的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基地。

在“防疫”的伪装下，731部队进行了大量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受害者被剥夺姓名和人格，仅被称为“马路大”（maruta）——日语中“原木”的意思。

731部队并非由普通军人组成，而是一个由日本医学和科学精英构成的犯罪集团。部队长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得微生物学博士，拥有十余项研究专利。

石井四郎

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同样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

北野政次

据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胜夫的研究，二战后，731部队成员中用进行人体活体实验取得的“成果”在京都大学申请获得博士学位的就达33人。

整个731部队的博士群体总人数达200人以上，他们是从事人体活体实验、细菌战研究的核心力量。

这些本该救死扶伤的医学精英，却成了屠杀的执行者。一位战后幸存的日本护士回忆时浑身颤抖：“他们一边切割还在跳动的心脏，一边讨论着晚餐想吃什么。”

活体解剖是731部队最常进行的实验之一。这种解剖不为治疗，只为观察细菌对人体器官的影响。

原731部队本部成员篠塚良雄回忆了亲历的活体解剖全过程：

“在那名男性他还有呼吸的时候，特别班队员把他脱光衣服，抬到担架上，送到了我们待命的解剖室。”

“细田军医中尉拿着听诊器放在那个人胸前听，同时大山军医少佐命令说：‘开始吧。’”

“细田中尉用眼神示意我把手术刀递过去。手脚被固定的那个人突然睁开眼，转过头来，好像要确认这场行凶似的。”

“那个人的眼中含着悲愤的泪水，凝视着天花板，他好像要喊什么，但嘴里已经发不出声音了。细田中尉右手握手术刀一下沿着颈动脉就割下去了，血泚地流出来了……”

这些解剖从不使用麻醉，并非因为没有麻醉剂，而是军医认为麻醉会影响数据准确性。

美国解密的档案中包含三份人体细菌实验报告书，共1522页，分别为研究炭疽菌、鼻疽菌和鼠疫的“A”、“G”、“Q”报告，详细记录了解剖过程、实验数据和手绘的彩色解剖图。

在内蒙古草原的严寒中，八名中国人被捆绑在户外，他们的手脚暴露在零下35度的寒风中，直至冻成冰棍。

这不是自然的严寒，而是731部队进行的冻伤实验。

据日本档案资料《极密·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记载，1941年3月，华北军防疫给水部与驻蒙军团防疫给水部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地区共同进行了一次野外冻伤实验。

被用作冻伤实验的八名中国人，年龄从15岁到49岁不等。实验过程中，日军通过不同时间观察其病理变化和病征，最终将这些人活体解剖，还拍摄照片辅助说明实验结果。

实验的目的，居然是为了满足严寒期在内蒙古草原作战的日军需要。

一位原731部队成员描述了冻伤实验的惨状：“将人的手和脚人为冻伤后，用热水冲刷，皮肉像手套一样被轻易剥离。”

吉村班是731部队中专门研究冻伤的团队，他们系统地测试人在各种低温条件下的生理反应，直至组织坏死脱落。

一对苏联母女被关进透明的毒气室，室外是穿着防护服、拿着秒表和记录本的日本军医。

毒气注入后，母亲本能地用身体护住孩子，试图为孩子争取一丝生机。军医们冷静地记录着母亲保护孩子的每一个动作，直到母女双双窒息身亡。

这种实验被731部队称为“母性与母爱的力量测试”。

同样，一对中国母女也被用于温度实验，以观察在不同温度环境下，母亲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些实验完全丧失了人性底线，甚至超越了动物本能的道德边界。

731部队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分别对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至少50种细菌开展实验和研究。

《费尔报告》记录了731部队进行炭疽菌人体实验的情况：通过口服炭疽菌的食物感染，所有人几天后全部因为严重的腹部感染和腹水出血症状而死亡。

关于鼠疫菌的人体实验，报告显示：皮下注射的半数感染剂量为10-6毫克，口服为0.1毫克，暴露于5毫克/立方米浓度的空气中呼吸10秒，可导致80%的个体感染。

直接感染潜伏期一般为3-5天，在发热后3-7天内死亡。

在一次炭疽杆菌炸弹野外感染人体实验中，15名受试者中有6人被炸死，4人被炸弹碎片感染，这4个人中有3人死亡。

鼻疽菌实验同样残忍：把1克干化的细菌放在一个小玻璃盒子里，然后用送风机吹动，把连接盒子的橡皮管分别插进3个受试人的鼻子里，这3个人在吸入约0.1毫克细菌后全部被感染。

1945年，俄罗斯莫斯科。苏联国家安全机关解密文件显示，侵华日军731部队为发动细菌战，甚至用携带病菌的炮弹攻击数百名中国人，以计算感染率、确定致病菌“质量”。

日本加茂部队（731部队曾用名）在哈尔滨附近一个乡镇用中国人做细菌实验，被实验者通常是游击队员或其同情者。

日军曾把数百名中国人带到田野里，随后向他们发射填充鼠疫、炭疽或霍乱菌的炮弹。

一段时间后，日军会收集尸体和染病者并计算感染比例，以此确定致病菌的“质量”。

这种实验被731部队称为“雨下实验”，目的是测试细菌炸弹的杀伤范围和效果。

1939年5月，日本发动了进攻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争，731部队第一次将细菌武器用于作战。

据731部队老兵田村良雄供称，他参与了细菌大量生产队小林队，生产供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

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对象范围极广，包括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甚至还有盟军战俘。

为源源不断提供人体实验材料，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于1938年1月26日发布了第58号命令《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牒》，其中明确规定：宪兵对逮捕的犯人，可以在审讯后不经法律程序直接“特殊输送”至哈尔滨的宪兵队。

据原731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清在苏联伯力审判时供认：“每年大约有400-600人送往特设监狱被用于人体实验，1940-1945年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

原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高级副官吉房虎雄则供认，1937年至1945年9月，731部队杀害的被实验者至少有5000人。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显示，1943年2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731部队下达命令，要求派遣人员到达沈阳盟军战俘营“进行慢性痢疾患者的菌检”。

731部队“工作小组”对1000多名盟军战俘进行逐一“体检”，并定期对战俘进行抽血和频繁注射“疫苗”，很快便有大批战俘死亡。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石井四郎下令炸毁731部队基地，企图毁灭罪证。

更令人愤慨的是，美国为获取这些沾满鲜血的实验数据，竟让大部分战犯逃脱了审判。石井四郎回国后甚至开起了诊所。

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是所谓的“文明人”犯下的最野蛮的罪行，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为黑暗的历史记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亚洲的纳粹，是文明人类共同的敌人。

如今在哈尔滨的731罪证陈列馆，参观者能看到1546位已确认身份的受害者名单。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被残忍剥夺的家庭。

一位中国学者说得一针见血：“他们之所以敢如此残忍，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把中国人当人看。”

哈尔滨平房区的731部队遗址如今已建成罪证陈列馆。2017年，NHK电视台播出特别节目《“731部队”的真相》，公开了1949年伯力审判的原声磁带。

20小时的录音里，那些当年参与实验的日军军医平静地描述着各种实验细节，语气中没有一丝波澜。

陈列馆里，一张泛黄的档案照片格外刺眼：几位日本军医站在实验室里，表情平静，他们身后玻璃罐中浸泡的，是被称作“马路大”的活生生的人。

这些浸满血泪的罪证，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对未来的警示——历史的悲剧，绝不容许以任何形式重演。

来源：任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