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些年，在中国的最基层，也就是农村与工厂，经常能见到“工作队”（有的也称“宣传队”，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的身影。这些工作队，大多是被派到基层开展工作的，目的是为发动群众，坚定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当然，另外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前些年，在中国的最基层，也就是农村与工厂，经常能见到“工作队”（有的也称“宣传队”，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的身影。这些工作队，大多是被派到基层开展工作的，目的是为发动群众，坚定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当然，另外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是与群众实行“三同”，即：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其实，真正做到“三同”并不容易。“同住”最简单，反正在哪里也是睡觉；“同劳动”也不太难，不过就是参加劳动，累一点罢了。“同吃”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试想一下，就是在眼下，中国的最底层过什么苦日子的没有？何况是几十年以前，基层老百姓日子的苦，就更可想而知了。再说，有的还不仅仅是生活水平低，还有个生活习惯的问题。有乡下人懒的要命，平时家里乱的根本就进不去人；碗筷脏兮兮的，洗碗的时候，那些粥疙疤都没有洗净；有的妇女做饭的时候，也不洗手，鼻涕腾腾的，做着饭就不时甩一把鼻涕，做出来的饭，令人难以下咽。但是，没有办法，闭着眼，捏着鼻子也得把饭咽下去。

  工作队到各家各户吃饭，是事先排好了顺序的，今天你家，明天他家，风水轮流转。有一个派饭的小牌牌，上面排着各家的名字。工作队要到谁家吃饭，头天晚上，上一家就把那小牌牌送到下一家去了，那一家就提前准备。上级是有要求的，平时老百姓吃什么，工作队员就得跟着吃什么，不允许挑饭食。我清楚的记得，有一位女队员，面目清秀，皮肤白皙，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声音又低又细，是叫人一见犹怜的那种。她是个回民，不吃猪肉，为了防止尴尬，她在群众会上提前作了说明：“我是个回民，不吃猪肉。除了猪肉，吃什么都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社员们的态度也不相同。条件好一点的，饭食就好一点。因为我父亲是队干部，与工作队员们经常打交道，我们家就属于态度较好的一种。不但吃白面，有时还要炒几个菜，喝点小酒什么的。 比如1976年2月13日，宣传队刘玉栋、牛德昌、张广耀轮到在我家吃饭。我在日记中记下了那天的“饭谱”：

晨：粥、烙饼、炒菜。

  午：炒菜喝酒、包饺子。

  晚：小米饭、炒菜、烙饼

对我们家来说，这已经是招待客人的最高标准了，工作队到社员家去，一般是吃不到这样的好饭食的。不过大部分人家从面儿上也能过得去，自己吃什么就让他们吃什么；有些人就不行了。有的是家里确实没有条件，拿不出好东西给他们吃；有的却是有条件，故意不给他们吃。比如对干部有敌意的，或是故意让他们看看家里穷的等等。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邋遢人家，见了他家的饭根本不敢下嘴。

  遇到后一种情况，工作队员心里就叫苦不迭，有的只能勉强下咽；有的实在咽不下去，就找借口躲过去：或是回家，或是借口开会不知躲到什么地方改善生活去了。等回来的时候，已经轮到另一家了。可能是有人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有的管饭，有的不管饭；也许有人故意给工作队出难题，有人就提意见了。大队干部为了照顾工作队，就把那小牌牌上面注明几月几号，轮到谁家就吃谁家。大家这才不说什么了。

  “三同”的作用，不能说一点也没有。通过在社员家吃饭，确实能了解到一些群众的疾苦。不过，在那个年代，即使他们了解了这些真实情况，恐怕也不敢如实的向上汇报。倒是有的队员或是出于同情心，或是为了讨好管饭的人家，有时候就主动帮着申请一点救济粮，从客观上是为社员解决了一些困难。不过收到的也不完全是好的效果。有的人一看谁家管的饭不好，谁家就能吃上救济粮，索性也不做好饭了。工作队员们有苦说不出，自己种出的苦果，只能自己吞下去，背地里却免不了自怨自艾：“善门易开不易闭啊！”

来源：肖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