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晚年忆过往：若真的做了此事，我就没脸再去见毛主席

摘要：2010年8月，北京酷暑难耐。人民大会堂对面的西长安街深巷里，已九十六岁的汪东兴靠在藤椅上，合上手中的校样，轻声说道：“版税多少无所谓，可这稿子必须留在国内。”秘书愣了一下，试探着问：“国外那边又加了价，真的不考虑？”汪东兴挥手：“若真把稿子卖过去，我这张老脸

2010年8月，北京酷暑难耐。人民大会堂对面的西长安街深巷里，已九十六岁的汪东兴靠在藤椅上，合上手中的校样，轻声说道：“版税多少无所谓，可这稿子必须留在国内。”秘书愣了一下，试探着问：“国外那边又加了价，真的不考虑？”汪东兴挥手：“若真把稿子卖过去，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一句话，把话题钉死，也把他与毛主席近三十年风雨相伴的情义写得真切。

往前推六十三年——1947年3月，延安城外尘土飞扬。转战前夜，毛主席环顾左右，忽然开口：“让汪东兴跟我走。”没人反对，但很多人疑惑。汪东兴其时三十一岁，公安队出身，干练却寡言。他二话不说，换上粗布军装，随主席西去陕北。从那天起，“警卫”二字就像刻在他的肩头，战火、硝烟、辗转、夜行，从没将它磨掉。

1949年初春，北平城门缓缓打开，傅作义的汽车在西柏坡停下。负责接送的依旧是汪东兴。车队驶过安国寺旧址时，他回头望了望远处黄土路，心底只有一句：路线没问题，速度要快。当天夜里，毛主席同傅作义谈判至深更半，以前线作息算，时间已严重“超支”，汪东兴却没有催一句。他清楚，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打断。“主席谈判，我谈安全。”这是他的守则。

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高墙内外暗流并未停歇。毛主席常说：“国家新了，可坏人也会跟着换马甲。”汪东兴听过就记在本子上。1950年至1960年代，外事、内事、边事接连不断，他被调去政务院、再抽回公安部八局，可每到傍晚，还是要绕着勤政殿跑一圈，看望兵哨，然后才放心去吃晚饭。有人笑他胆小，他不解释，只把黑皮日记锁好。多年后翻看，那些红圈蓝线，恰是中南海最早的安防示意图。

1970年秋，毛主席南下考察。杭州西子湖畔，一阵秋雨没完没了。凌晨三点，主席忽从卧室出来，在客厅踱步。汪东兴脱口问：“主席，是不是要提前返京？”毛主席点头：“形势复杂，回去再说。”他立即拨通三路电话，调整警力，调度车列。第二年开春，林彪事件露出冰山一角，外界才恍然大悟。当年在上海“浦电站”附近的那道三层警戒圈，正是林彪一伙无法逾越的墙。

专列驶过济南，汪东兴坚持“关车门、灭车灯”，列车静默穿行。北京丰台站灯火通明，车门打开，吴德迎上来第一句：“咋提前了？”汪东兴只递上一张排期表：“主席安全到家，这才是正点。”那一夜，他在警卫处沙发上眯了不到两小时，却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踏实。

1976年9月9日，深夜两点五十二分，汪东兴站在305医院病房门口，听到仪器最后一声长鸣。他没有哭，只扣紧帽檐，转身安排守灵、吊唁、文件移交。事后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推了又推。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老战友们一再敦促，他才动笔。写到1971年那段，他突然停笔良久，“那晚，要是警卫工作出一点纰漏，我就没脸再去见主席。”手边墨水干了，他索性换支新笔，继续往下写。

世纪之交，境外多家出版社看准市场，开出高价购买简体、繁体、外文多语版。秘书算了笔账：一签字费顶普通家庭几辈子积蓄。汪东兴听完呵呵一笑，“钱是好东西，可良心价更高。”他把合同推回去，并在封面写下四个字——“内部发行”。出版社编辑皱眉，他淡淡一句：“敢不敢印，就看你们骨头硬不硬。”

2015年8月，汪东兴离世。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在抽屉里发现一本小册子，封面已被磨得看不清，只能辨认出“陕北—香山—中南海”几个字。扉页一段手写体墨迹：若真的做了此事，我就没脸再去见毛主席。笔迹遒劲，却带微微颤抖，显然是晚年所书。熟悉他的人都明白，那“此事”指的正是将回忆录售往海外。终其一生，他用行动守住了同一句诺言：安全不漏一针，记忆不出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