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唐生智下达荒唐撤退令，突围英雄是谁？屈辱逃亡又是谁

摘要：1937年12月12日下午5点，唐生智在南京卫戍司令部召开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只开了二十分钟，唐生智先是宣读了蒋介石关于“可相机撤退”的来电，然后下达了全军撤退的书面命令：司令部及其各直属部队、第78军及宪兵部队渡长江北撤；其他各部队冲破正面之敌突围，向皖南

1937年12月12日下午5点，唐生智在南京卫戍司令部召开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只开了二十分钟，唐生智先是宣读了蒋介石关于“可相机撤退”的来电，然后下达了全军撤退的书面命令：司令部及其各直属部队、第78军及宪兵部队渡长江北撤；其他各部队冲破正面之敌突围，向皖南等地转移集结。简言之，就是“一部渡江，大部突围”。

荒唐的是，书面命令下达后，唐生智因为缺乏决断的勇气，又或者是乱了阵脚，他竟然又补充了一个口头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教导总队诸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等于将“一部渡江”改成了“大部渡江”。

会议结束，南京守军放弃阵地，开始突围、撤退。由于当面日军火力凶猛，本该从正面突围的部队钻唐生智那道口头命令的空子，纷纷涌向城北揖江门一带，但是在此防守的第36师宋希濂的部队却没有及时得到唐生智的口头命令，仍依照唐生智以前关于不让一人一枪出境的指示，阻止溃兵通过，如此一来，不仅延误了撤退时间，而且导致各部火拼，秩序大乱，相互践踏，死人无数。

悲剧发生的时候，唐生智在干什么呢？

当晚8点，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长官们，背弃了自己曾向全国军民发下的“与南京城共存亡”的誓言，乘坐一艘预先密藏在江边芦苇中的小火轮，狼狈向江北逃去。

在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没有及时有序地安排民众撤退，间接导致了南京大屠杀，有人甚至认为，唐生智万死难辞其罪；而为了虚假的守城誓言，自断守军后路，导致守军撤退无路，自相残杀，沦为俘虏，这又是唐生智另一个无法被原谅的罪责。

因为唐生智的昏庸、无能、荒唐、怯懦，南京保卫战打到最后，展在历史的画卷上，它就是一幅屈辱悲惨的国军将士逃亡图。从这个角度来展现南京保卫战的不多，老黑今天就来讲一讲。

当时，在奉命撤退的国军中，只有叶肇的第66军和邓龙光的第83军真正拥有铁血的气概，其他部队既不敢也不愿从正面突围，都涌向下关逃命去了，只有这两支粤军部队没有向下关撤退，他们合并一处，向日军正面阵地发起了突围。

经过顽强厮杀，这支粤军部队先后在仙鹤门、汤山等地与日军激战，甚至一度攻击到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附近，最终成功突出重围。突围过程中，第159师副师长罗策群在率部冲锋时高呼粤语口号：“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呀！”（意为“死就死，不要丢脸”），不幸中弹殉国。

这支粤军部队的誓死突围大大出乎了日军的意料，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下（第83军156师参谋长姚中英少将、第66军160师参谋长司徒非少将、第83军第156师468旅旅长李绍嘉少将、第66军159师477旅副旅长黄纪福上校、第66军160师956团团长蔡如柏上校，均战死），终于杀出一条血路，进入浙皖边界山区，最后回到皖南中国军队防区。

在下关，宪兵司令部副司令肖山令，是为数不多敢作最后抵抗的国军将领。

肖山令，湖南益阳人，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生，1937年12月13日，在下关，他率部与日军血战五小时，弹尽援绝，举枪自杀，江边部下无一人生还，全部壮烈殉国。

除了肖山令，在1937年12月12日、13日，还有几位战死的国军将领也是值得一说的。

第88师264旅旅长高致嵩，1937年12月12日，在雨花台左翼阵地与日军血战，弹尽援绝，率部与敌肉搏，最终壮烈殉国。

第88师262旅少将旅长朱赤，1937年12月12日，在雨花台阵地，所部弹尽援绝，他命令士兵打开几十箱手榴弹，待日军逼近时引爆，与敌同归于尽。

第87师259旅少将旅长易安华，1937年12月12日，在光华门一带率部与日军激战，身中数弹，坠落护城河牺牲。

第112师少将副师长李兰池，1937年12月12日，奉命突围，率队向大胜关方向转移，在太平门附近与日军激战时，不幸中弹殉国。

第58师147旅少将副旅长刘国用，1937年12月13日，于牛首山一带与日军激战，因弹尽援绝，在水西门外殉国。

在当时，敢作正面突围、最后抵抗的国军将领是少数，更多的是被困在了南京城，其中不乏国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他们的逃亡、沉沦，他们才是南京保卫战最后一抹主色调。

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困后，第36师师长宋希濂说，他脱去军装，换上便服，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娘，在难民区躲藏月余，最后才逃出来；第88师南京通讯处主任葛天说，孙元良事先联系，躲进了某国使馆，后化妆成马夫逃离南京；孙元良自己说，他是率部突围，后乔装成农民，昼伏夜行，经苏北最后逃到了武汉。

教导总队少将参谋长邱清泉因坚持联络部队安排撤退，未能及时撤出。藏匿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和南京大屠杀的惨状，这对他的刺激很大，据说此后他对日作战风格变得异常勇猛，甚至带点"疯狂"。

关于邱清泉在南京沦陷后的经历，有说他曾被日军俘虏，没有暴露身份，之后才找机会逃脱。有说他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顶层的密室里，于1938年2月侥幸逃脱。

第2旅参谋主任廖耀湘的脱险经历，可谓九死一生。

南京沦陷后，廖耀湘与部分官兵未能及时撤离，他换上便装，但未立即丢弃枪支。

1937年12月13日，廖耀湘躲入栖霞寺，监院寂然法师将其藏于寺内隐秘阁楼。因日军常来搜查，担心枪支暴露，栖霞寺僧人后将廖耀湘等人的枪支扔掉。廖耀湘在栖霞寺躲藏大约一周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与农夫和广丰来到江边。

和广丰不顾危险将廖耀湘带回家中藏匿。廖耀湘曾藏于和家稻草堆和后院小土窑中。和广丰在粮食紧缺时仍提供食物，并让其子探明渡江路线，最终协助廖耀湘深夜冒险渡江。

成功渡江后，廖耀湘辗转得知瓜埠一带有国民党部队张贴的召集旧部告示。他设法前往，最终找到部队。

南京失陷约三个月后，他经武汉最终抵达汉口。

廖耀湘归队后，于1938年上书蒋介石陈述南京战役经验，被破格提升为第200师少将参谋长。此后他相继参与昆仑关战役、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因战功卓著升任新六军军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廖耀湘以新六军军长身份重返南京，兼任南京警备司令。

抗战胜利后，廖耀湘重返南京并寻访答谢救命恩人。他找到了和广丰，当众鞠躬敬礼，赠其500银元（另有说法为三百万法币），并助其在南京开设粮店米行以稳定生计。

第66军军长叶肇的逃脱过程充满了险阻。

1937年12月12日，光华门被日军攻破，南京守军军心动摇，守城司令唐生智下令突围。面对大部分守军涌向江边导致拥挤混乱并遭日军屠杀的情况，叶肇与第83军军长邓龙光商议后，决定66军和83军一致行动，从正面突围。两支粤军部队在太平门会合后，开始突围。在岔路口、仙鹤门、东流等地，他们先后遭遇日军的阻击，最终在汤山附近，遭遇日军第十六师团的猛烈阻击，部队在极度的混乱中失去控制，叶肇也与部队走散。

与部队失散后，叶肇和参谋长黄植南换上便衣仓皇奔逃。他们一度跑到汤山附近的一个小山上躲藏。后来，他们遇到一队年老的难民，几个好心的老头子拿出便服给他们换上，还给了他们一点食物。

换上便服的叶肇和黄植南与难民同行时，被一队日军包围。这股日军是来拉夫的，他们强行让叶肇和黄植南轮流挑一个沉重的担子，做起了挑夫。面对这段被俘的奇耻大辱，叶肇誓言要日寇血债血还。

叶肇最终找了个机会逃脱出来。他逃脱后，潜入上海某外国租界，然后乘船到了香港，再进入广州转去湖南防地。

成功归队后，叶肇继续参与抗战。1938年，他率领第66军参与了几乎全歼日军106师团的"万家岭大捷"，当时第66军荣获由国民党中央军委授予的"钢军"荣誉旗。

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淞沪会战中，曾选定四行仓库作为师部驻地和后续坚守的据点。此后，他参与了指派第524团（团长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负责掩护撤退的决策，并提出了“与谢团同在，固守‘四行’，和阵地共存亡”以鼓舞士气。

南京保卫战后，张柏亭一度未能及时渡江，被困在南京城内约一个多月。后来，他成功从南京辗转突围，经苏北等地到达汉口归队。

南京突围后，张柏亭历任第七十二军参谋处长等职，并曾进入陆军大学深造，后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第二十九军参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曾任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

1947年曾调任台湾师管区副司令。1949年，他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在台曾任警备总部第三处处长等职，后军衔至陆军中将。退役后，著有《八一三淞沪战役亲历记》等军事著作。

第71军第87师第260旅旅长刘启雄，是黄埔二期生。

南京沦陷后，日军接管了鼓楼医院并进行搜查。刘启雄当时就在医院内，因没有明显身份证明，自称是普通军人。然而，他的一位原部下向日军指认了其真实身份——第260旅的旅长刘启雄，导致其被俘，并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的甲字号监室。

被俘初期，刘启雄一度保持气节，拒绝日军的劝降。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心态发生变化。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刘启雄最终选择投靠。他先后担任过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第二军军长、南京中央军校校务委员（授中将军衔），后在1944年升任首都警备副司令兼警卫第一师师长。他同时也是汪伪中央军校的教育长，为伪军培养骨干。

抗战胜利后，刘启雄神秘失踪，下落不明。有说法认为他可能已经病死，也可能因无颜见人而选择隐姓埋名。

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长金诵盘，出生于医学世家，其父是清末四大名医之一的金沧柏，本人考入同济大学首届医科，学成后在上海滩成为一代名医。他经柳亚子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并与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蒋介石来往甚密，最终三人学刘关张结义成了把兄弟，蒋介石是老大，戴季陶老二，金诵盘是老三。

抗战全面爆发后，金诵盘将自己静安医院的全部设备和药品捐给了中国红十字会，并前往南京任职。在南京保卫战期间，他担任了卫生勤务部部长，负责战时的医疗救护工作。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金诵盘没有选择撤离。他与蒋百里的侄子蒋公穀等人一起，冒着被日军屠杀的风险，在城内坚持救死扶伤。

在此期间，金诵盘写给上级的信函与蒋公穀的日记最终合成了《陷京三月记》一书。这份记录详细记载了两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例如："金银巷金大农场挖掘狭壕，把尸体叠埋，掩土了事。闻说编号登记已达12万具"，以及"下关不及退却当场被杀害者以万计，道路尽赤，死阻江流"的惨状。这份记录在后续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也成为了追究日本战犯罪责的重要证据。

抗战结束后，金诵盘曾担任国民政府参议、考试院顾问等职，后因不满时政而淡出政坛。1949年后，他留在家乡行医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