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72年的夏天,骄阳似火,我背着那个已经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踏上了前往兵团连队的路。
黄土地上的青春
那是1972年的夏天,骄阳似火,我背着那个已经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踏上了前往兵团连队的路。
"刘建国,你可要争气啊!"临行前,娘抹着眼泪,塞给我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她攒了半年的十块钱。
那时的我,才十八岁,瘦得像根竹竿,却扛着全家人的期望。
我爹是乡里的拖拉机手,一年到头忙活,也只够一家五口糊口。
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还在念书。
家里的土坯房在去年的暴雨中坍塌了半边,至今没修好。
当兵,对于我这样的农村娃来说,是条出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连队坐落在黄土高原的一处山沟里,四周是起伏的黄土丘陵,远处的山脊线像是一条沉睡的巨龙。
第一次见到指导员王明德,他正在院子里劈柴。
他四十出头,黝黑的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看上去严肃却不凶。
"小伙子,哪里人?"他放下斧头,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珠。
"河南宝丰县的。"我立正答道,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好,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朴实的话语里透着一股子暖意。
新兵连的日子是苦的,却也是最难忘的。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刺耳的哨声划破黎明的宁静,我们从温暖的被窝里一骨碌爬起,迅速穿好军装,叠好被子,冲到操场集合。
负重越野,匍匐前进,单杠引体向上,擒拿格斗。
老兵王海涛常说:"当兵先当牛,流血流汗不流泪。"
每天晚上,我累得像块烂泥,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但我从不喊苦,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们这批新兵中有个叫赵德山的,比我大两岁,是个地道的山东汉子,憨厚耿直。
他的床铺就在我旁边,每晚都要念叨他那刚出生的儿子。
"建国,我家那小子,等我回去探亲,肯定都会跑了。"他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光。
还有一个叫李小刚的,是城里人,上过高中,字写得像印刷体一样工整。
他总爱看书,只要有空,就捧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得如痴如醉。
每当夜深人静,他会小声给我们讲书中的故事,那些关于信念和坚持的话语,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
训练场上,我总是冲在最前面。
打靶时,我省下早饭钱买来的火柴头,贴在墙上当靶心,天天练习瞄准。
十发子弹,我能打进八发。
擒拿格斗,我虽然瘦小,却灵活异常,常能将块头大的战友摔倒在地。
新兵连三个月很快过去,我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优秀新兵",分配到了一营三连。
那天,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屋里坐着三连的连长张铁山,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军人,脸上有道长长的疤,据说是抗美援朝时留下的。
"刘建国,组织上决定让你当三班的班长。"指导员语气平静,却让我心跳加速。
"你小子虽然年轻,但有股子韧劲,肯吃苦,肯学习。"
我愣住了,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快当班长。
"报告指导员,我能行吗?"声音有些发抖。
"行不行不是嘴上说,是干出来的。"连长张铁山的声音沙哑有力,"你爹娘把你交给部队,部队就得把你培养成材。去吧,好好干!"
当班长的第一天,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我的班里有六个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比我年龄大,资历深。
特别是那个叫马老实的老兵,都二十七了,在连队已经干了六年。
"小刘班长,你说咱今天干啥?"马老实笑呵呵地问我,眼睛里透着善意的调侃。
我深吸一口气,挺直腰板:"按计划,上午训练,下午修水渠。"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摸索出了当班长的门道。
不是靠嗓门大,也不是靠官威,而是真心实意为战友着想,用行动赢得尊重。
每次出操,我总是跑在最前面;挖战壕,我的铁锹总是甩得最勤;背弹药箱,我从不让别人代替。
炎炎夏日,我会偷偷多打些水,让战友们多洗一把脸。
寒冬腊月,我半夜起来给炉子添煤,让大家睡个暖和觉。
秋收时节,我带着全班去帮助附近生产队收割小麦,从天亮干到天黑,汗水湿透了军装。
村里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解放军真好啊,是咱老百姓的亲人!"
那一刻,我比得了嘉奖还高兴。
慢慢地,班里形成了一股拼劲,在连队的各项评比中总是名列前茅。
有一次,团里突击检查内务,我们班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块一样整齐。
检查的团长说:"这个班,有股子精气神!"
一年后的春天,黄土地上野花初绽,连长找我谈话。
"建国,这一年你干得不错。"张连长点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组织上决定,从下个月开始,提你当副排长。"
我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快得到提拔,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家里,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两周后,收到了娘的回信,纸上有几处水渍,那是她的泪水。
"儿啊,听说你当了副排长,娘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你爹把这事告诉了全村人,逢人就说他儿子出息了。你妹妹在学校也抬起头来了,说要像哥哥一样争气......"
读着读着,我的眼眶湿润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荣誉和进步,是最好的礼物。
当副排长后,我的责任更大了。
不仅要管好自己的事,还要协助排长梁铁军管理整个排。
梁排长是个老军人,打过仗,见过世面,经验丰富。
他不善言辞,但做事认真踏实,是我学习的榜样。
"小刘,当兵就三件事:听话,能干,守纪律。"这是梁排长常说的话,"你记住了,以后带兵也这么要求。"
那年夏天,我们奉命参加了一项重要任务——修建一条贯穿山区的公路。
这条路,将打通几个偏远山村与外界的联系。
工地条件艰苦,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力肩挑背扛。
我和战友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工具走几公里山路到工地,直到太阳落山才收工。
破石头,挖土方,填沟壑,筑路基。
手上的老茧一层接一层,磨破了又长,长了又磨破。
有一次,我们在悬崖边开凿隧道,山上突然落石。
我第一个发现险情,大喊一声:"快躲开!"同时扑向离石头最近的战士。
千钧一发之际,我们滚到了安全地带,但我的肩膀被飞溅的石片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血顺着胳膊流下来,染红了半边军装。
"副排长,你受伤了,赶紧去医务室!"战士们围上来,关切地说。
"小伤,没事。"我咬咬牙,扯下衣角简单包扎了一下,"咱们继续干活,不能耽误工期。"
那天晚上,伤口发炎,我发起了高烧。
梁排长二话不说,背着我走了十几里山路,到连队医务室打针。
"你小子,逞什么能?"他粗声粗气地责备着,眼睛却红红的。
"下次可不敢了。"我虚弱地笑了笑。
"没有下次!"他重重地说,"一个好兵,首先要爱惜自己。"
第三年的冬天特别冷。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我们负责守卫的水库大坝出现了险情。
当时,梁排长出差去了团部,我作为代理排长,必须立即组织抢险。
"同志们,水库关系到下游几个村子的安全,我们必须顶住!"我站在及膝的积雪中,对战友们喊道。
那一夜,我们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寒风中,用铁锹、麻袋和自己的身体筑起了一道人墙,顶住了决口的危险。
风雪中,我看到马老实的耳朵冻得通红,就把自己的棉帽子给他戴上。
他抹了把脸上的雪水,笑着说:"班长,你还是那么瞎操心。"
天亮时,我的手冻得没了知觉,嘴唇裂开了好几道口子,但看着完好无损的大坝,所有的疼痛都变得值得。
连长为此给我们整个排记了一等功,我个人得了二等功。
那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光荣的时刻之一。
村里人知道这事后,特意杀了只羊,请我们全排去吃饭。
村支书激动地说:"要不是解放军,咱全村都得被洪水冲走啊!"
老人们端起土碗,敬我们喝酒,孩子们围着我们,眼里满是崇拜。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军民鱼水情"。
功劳簿上的墨迹尚未干透,我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
1975年秋,本该是我提干的时候。
按照惯例,像我这样表现突出、立过功的士兵,应该有机会成为一名干部。
我熬了几个通宵,准备了一份详尽的个人总结,把自己三年来的点点滴滴都写了进去,足足写了八大页。
审核会那天,我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坐在会议室外的长凳上,心跳快得像打鼓。
会议室里不时传出讨论声,我竖起耳朵,却听不真切。
两个小时后,指导员走出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建国,这次提干名额有限,上级只给了咱们连一个指标。经过研究,决定给了王锋。你还年轻,还有机会。"
王锋是我们连的文书,年龄比我大三岁,是高中毕业生,文化水平比我高。
虽然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军事素质都不如我,但人家有文凭啊。
我强忍着失落,向指导员敬了个礼:"是,我理解组织的决定。"
回到宿舍,我独自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落日,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
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我只有小学文化,在这个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年代,这成了我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夜深人静,战友们都睡了,我却辗转反侧,翻来覆去。
天花板上的灯泡昏黄,像是一轮孤独的月亮。
那晚,我翻出了李小刚借给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页一页地读起来。
保尔·柯察金的故事给了我力量——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为了人类的解放而献出的每一分钟、每一滴血。
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个起床,带着班里的战士去跑步。
没人知道我昨晚经历了什么,我也不需要他们知道。
但从那天起,我多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无论多累,都要看一会儿书。
我向李小刚借来了初中课本,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习。
他见我这么认真,主动当起了我的"老师",每天抽出一小时给我讲解。
"建国,你这个悟性,比我们上学那会儿强多了。"他常这么鼓励我。
渐渐地,我能看懂更多的书了,还能写一手像样的文章。
梁排长看到我的变化,偷偷地说:"小刘,我看你比那些提了干的还上进呢。"
1976年春节前夕,连队组织春晚。
我报了一个节目——朗诵《七律·长征》。
那天晚上,在煤油灯的微光下,我站在简陋的舞台中央,声音洪亮: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朗诵完毕,掌声雷动。
指导员走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建国,你变了,成熟了。"
是的,我变了。
虽然没能提干,但我学会了更多。
我开始自学初中课程,每天晚上挑灯夜读;我带领排里的战士植树造林,把营区周围的荒坡变成了绿洲;我组织大家学习农业知识,让连队的菜园子产量翻了一番。
那段日子,虽然忙碌,却充实而有意义。
我心中的失落渐渐被一种平静的自豪感所取代。
提不了干,可我依然是个好战士;当不了军官,我也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极致。
1976年的春天,黄土地上的杏花开了又谢,麦苗绿了又黄。
我带领战士们修建了一条灌溉渠,将山泉水引到了村里的田地。
村民们欢呼雀跃,老乡王大娘捧出自家蒸的热气腾腾的馒头,塞到我们手中:"解放军同志,这是俺家的心意,你们可得收下。"
那朴实的笑容,比任何奖章都珍贵。
夏天,我代表连队参加师里的军事技能比武,获得了"神枪手"称号。
五百米外的靶子,我能命中八发以上。
师长亲自给我颁奖,赞许地说:"这小伙子,有两下子!"
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份答卷,也是给组织的一份答卷。
那年秋天,一场特大洪水席卷了我们驻地附近的村庄。
暴雨连下三天三夜,河水暴涨,山洪爆发。
接到求援电话后,我们连立即出动。
我带领排里的十几个战士,冒着湍急的洪水,前往最危险的河段。
天空阴沉如铁,大雨如注,河水裹挟着泥沙,咆哮着向村庄扑去。
村里一片混乱,哭喊声,呼救声,夹杂着雷声和风声,令人心惊。
水位一直在上涨,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疏散村民。
我和马老实分头行动,挨家挨户敲门,背着老人,抱着孩子,往高处转移。
"快走!房子塌了可以再建,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我对一个不肯离开的老人喊道。
他紧抓着门框不放:"我祖祖辈辈住在这里,死也要死在自己家!"
"大爷,你要为儿孙想想啊!"我半拖半抱地把他背起来,"咱活着,一切都还有希望!"
就在我们撤离最后一户人家时,洪水冲垮了河堤。
巨大的水流裹挟着泥沙和杂物,朝我们涌来。
"快跑!"我本能地把怀里的孩子举过头顶,拼命往岸边游去。
水流冰冷而猛烈,像无数只手拉扯着我的双腿。
我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这孩子有危险!
上岸后,我发现自己的腿被木桩划伤了,鲜血直流,但我顾不上这些,继续投入到救援中。
直到最后一个村民安全转移,我才感到一阵眩晕,倒在了地上。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连队的医务室里,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
指导员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建国,这是师里发来的嘉奖令,表彰你在抗洪救灾中的英勇表现。"
我虚弱地笑了笑:"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救了十三个村民,其中包括四个孩子。"指导员声音有些哽咽,"你知道吗?那个你最后救的小女孩,她爸妈都在洪水中失踪了,现在全村人都说你是她的救命恩人。"
我突然想起那个孩子清澈的眼睛和紧紧抓住我衣领的小手,心里一阵柔软。
指导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其实,上级一直很重视你,只是提干有很多条条框框。你的文化程度是个硬伤,但你的实际能力和表现,没人能否认。"
我点点头,心里已经释然:"我明白,我不会放弃的。"
伤好后,我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
白天,我带着战士们训练,完成各项任务;晚上,当其他战友都睡了,我还在油灯下读书写字。
我知道,虽然我可能永远无法弥补文化上的差距,但我可以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
那段时间,我还多了一项"工作"——辅导村里的孩子们学习。
每个周末,我都会到村小学去,教孩子们识字、算术,还给他们讲我所知道的外面的世界。
"刘叔叔,将来我也要当解放军!"一个小男孩仰着脸,认真地对我说。
"好啊,那你得好好学习,将来当个军官。"我摸摸他的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1976年年底,我作为优秀士兵代表,参加了师里的表彰大会。
会上,师长亲自给我颁发了奖状和一枚闪亮的勋章。
"你小子不错,继续努力。"师长拍着我的肩膀说,"部队需要你这样的好兵。"
回连队的路上,汽车颠簸着前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四年前刚入伍时的情景,想起了娘塞给我的那个小布包和里面的十块钱。
四年了,我从一个懵懂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军人。
虽然没能实现提干的梦想,但我收获了比军衔更宝贵的东西——责任感、荣誉感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有人说,军营是男人的第二所学校。
在这里,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担当,学会了什么叫"舍小家为大家"。
第二年春天,我的服役期满。
离开前一晚,全排的战友为我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
饭桌上,梁排长破例喝了两杯酒,红着脸对我说:"建国,你是我带过的最好的兵。"
"排长,我还会来看您的。"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马老实悄悄塞给我一个布包:"班长,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你回家路上用。"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
打开一看,是整整五十块钱!那可是马老实半年的津贴啊。
"老马,你..."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
"别说了,"他使劲拍拍我的肩膀,"兄弟一场,没啥好说的。"
李小刚送了我一本精心抄写的笔记,里面是他这几年教我学习时的重点内容。
"建国,你一定要继续学习。"他认真地说,"知识改变命运,这话一点不假。"
临行那天,整个连队的战友都来送我。
连长捧出一个木盒子,里面是我这些年得到的所有荣誉证书和奖章。
"这是你应得的。"他郑重地说。
指导员亲自开车送我到车站,临别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我给县里领导写的推荐信,说不定能帮你找个工作。别辜负了这些年的历练。"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一时语塞。
"谢谢您,指导员。"我哽咽着说,"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他拍拍我的肩膀:"去吧,建国。无论在哪里,你永远是我们的好战士。"
火车缓缓启动,我趴在窗口,看着越来越远的战友们,看着那片养育了我四年的黄土地,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火车穿过层层叠叠的山峦,驶向远方。
车窗外,春天的景色一幅幅掠过:新翻的黑土地,刚抽芽的麦苗,村庄袅袅的炊烟,放学归来的孩子们...
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那么新鲜。
我拿出指导员给我的推荐信,信封上整齐地写着:"宝丰县人民武装部李部长亲启"。
在那个年代,这样一封信,意味着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新的开始。
回到家乡的那天,天空湛蓝如洗。
站在村口的土路上,我深吸一口气,闻到了熟悉的泥土气息。
远处,老屋的烟囱冒着炊烟,仿佛是故乡向我发出的召唤。
娘站在门口,看到我的身影,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跑了过来。
她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头发间掺杂着几丝银丝,但眼神依旧明亮。
"儿啊,你可回来了!"她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我放下行李,紧紧抱住了她。
这一刻,所有的遗憾与挫折都化作了温暖,融入了这个简单而真挚的拥抱中。
爹站在院子里,望着我,眼圈红红的。
他一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力度传递着他所有的骄傲和欣慰。
"爹,我回来了。"我声音沙哑。
他点点头,转身进了屋,我知道,那是怕我看见他的眼泪。
那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我讲述着这四年的点点滴滴。
妹妹们都长高了,弟弟也已经是个小小少年。
他们眼里闪烁着崇拜的光芒,听我讲连队的生活,战友的故事,参加的任务。
我拿出那枚闪亮的勋章,递给爹:"爹,这是给您的。"
他接过勋章,手有些颤抖,眼中满是自豪。
"好,好啊!"他只会重复这两个字,却胜过千言万语。
第二天,我拿着指导员的推荐信,去了县人武部。
李部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军人,看完信后,用赞许的目光打量着我。
"刘建国同志,你的表现很出色啊。"他说,"县农机站正好缺人,你去怎么样?"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工作,连忙答应。
从此,我成了县农机站的一名拖拉机手,负责给各个生产队耕地播种。
这工作虽然辛苦,却也与我的家庭背景和军营生活有着紧密联系。
我爹见我做了和他一样的工作,却是在县里的单位,高兴得合不拢嘴。
"建国啊,你小子有出息了!"他满脸笑容地对邻居们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工作之余,我继续自学,终于在两年后考取了初中文凭。
我还利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在村里组织了一支民兵队,教他们基本的军事技能和防灾知识。
每当看到那些年轻人挺直腰板,步伐整齐地走过村口,我就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样子。
有时候,我会收到战友们的来信。
马老实告诉我,他复员后回了山东老家,现在在乡里的粮站工作;李小刚考上了工农兵大学,正在学习机械工程;王锋提干后,调到了师部工作。
每读到这些,我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
那段军旅生涯,那片黄土地,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站在村口的土坡上,望着远处起伏的田野和村庄,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爬到了多高的位置,而在于你在每个位置上都尽心尽力,问心无愧。
那片黄土地教会了我坚韧,那段军旅生涯教会了我担当。
也许我没能成为一名军官,但我永远是一名战士,一名随时准备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的战士。
当飘落的桐花如雪花般覆盖大地,当和煦的春风再次吹绿故乡的山岭,我是否能像那些没有军衔、却同样可敬的普通士兵一样,无悔地说出:青春无悔,岁月可鉴?
来源:云朵偷喝我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