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日年代末30日年代初，随着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也在各国广泛开展。苏联、日本、德国、法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等国不但先后建立了左翼文艺组织、还产生了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并且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

20世纪20日年代末30日年代初，随着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也在各国广泛开展。苏联、日本、德国、法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等国不但先后建立了左翼文艺组织、还产生了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并且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领导下、建立了国家组织(先叫 “无产阶级文学国际局”，后改名 “国际革命作家联盟”) 、各国有它的支部。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以及相关作品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吸收无产阶级文学思想，提出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文艺的主张。与此同时，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同国民党反动派争夺政治话语权，也决定以革命文学作为抓手，鼓舞革命士气，发动广大民众，左翼文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是以1928年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作为开端的。中共在这场论争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始终秉承 “求同存异” 的方针调和革命文学内部的争端，为 “左联” 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创造社与太阳社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影响较大的激进文学团体，其成员也是 “左联” 成立初期的主要人员。创造社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留日学生1921年年6日月8日日在东京创立的。他们于1921年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入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随后于1922年年5日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1923年年5日月起出版《创造周报》。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太阳社于1928年年1月1日在上海成立、团体的发起人为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具有留苏背景的中共党员、均强调文艺为革命斗争服务。1929年年下半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东京支社，先后编辑《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等刊物，并编辑出版《太阳社丛书》。

早在1923年年、一批从事革命工作的早期共产党人、如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沈泽民、李求实等、便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 “革命文学” 的口号。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宣传下，“革命文学” 口号逐渐被文艺工作者们吸收接受。创造社与太阳社二者虽然都是大革命失败后宣传 “革命文学” 的重要团体，但由于双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分别师承日本与苏联，对于 “革命文学” 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太阳社认为作家如果想成为时代的表现者，必须理解现代生活，即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蒋光慈提出的 “文学反映论” 遭到了创造社的强烈反对。1928年年，成仿吾在《文化批判》上发表《打发他们去》一文，开始对蒋光慈等人展开批判，“这种工事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般地，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他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在文艺的分野，把一切麻醉我们的社会意识的迷药与赞扬我们的敌人的歌辞清查出来，给还它们的作家，打发他们一道去 ”。

创造社与太阳社二者之间的论争，引发了中共的密切关注。在中共的积极介入下，两社为促进彼此间的团结和进步，决定召开联席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28年年李初梨在《文化批判》上发表《一封公开信的回答》，指出:“虽然不知 '太阳诸君'，对于我们如何，然而我们始终把 '太阳' 认作自己的同志，所以 '太阳' 有了好的作品，我们负有介绍的义务，而 '太阳' 有了错误，我们是负有指摘的责任。”

至此，创造社与太阳社二者之间的论争逐渐结束。不过，这两个团体紧接着联合起来，开始批判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代表作家。

1927年年、成仿吾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他在文中将鲁迅、周作人、陈西滢等人认定为 “趣味文学” 的代表人物，认为:“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1928年年，冯乃超在《文化批判》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提出要 “就中国混沌的艺术界的现象作全面的批判”，冯乃超在文中将鲁迅刻画成 “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的落伍者形象……他所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

除此之外，杜荃(郭沫若)也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提出他原以为鲁迅只是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鲁迅的态度是中间，不革命的，最起码鲁迅应该不是反革命，不过当其读了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后，他认为鲁迅是 “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法西斯谛)”。

“左联” 成员的创作、题材丰富、数量众多。图为鲁迅的部分著作

对鲁迅批判最激烈的要数太阳社的代表人物钱杏邨。1928年年钱杏邨在《太阳月刊》上发表《死去了的阿问时代》一文，在该文中对鲁迅进行全面批驳，认为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鲁迅创作时代 “决不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仅仅 “只能代表新民报业时代的思潮，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他认为鲁迅自身的 “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以及所谓的自由思想害了他”；从当时中国农民的情形来看，“阿Q时代早已死去了”，中国农民 “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同时中国农民 “革命性已经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钱杏邨最后指出，“现在的农民不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民，现在的农民的趣味已经从个人的走上政治革命的一条路”。

面对来自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们铺天盖地的批评、鲁迅逐一展开反击。他先后撰写《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路》及《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首先对当时革命者所提出的 “革命斗争” 以及 “超时代” 展开批驳，他认为 “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随后，鲁迅又发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批判当时革命者机械性照搬别国的行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除此之外，鲁迅针对成仿吾等人的批评也予以反击。

针对上述情形，中共中央根据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精神，决定建立由潘汉年任书记的中央文化委员会。中央文委的成立，是党从组织上加强对革命文化工作领导的开始。文委成立后，采用说服、协调的方式逐步消除论争双方的误会与隔阂。潘汉年还撰写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两篇文章。他提出，“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无产阶级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至于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潘汉年进一步要求从事左翼文学的作家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巩固战线，推动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与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

在中央文委的介入下，这场革命论争的双方真正分清了敌我，实现了革命文学内部真正的团结，“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中共中央要求创造社、太阳社、鲁迅及其他进步分子团结联合起来，共同筹备建立左翼文艺统一组织。这个要求得到了鲁迅和其他同志的积极响应和赞同。

1930年3月2日下午2时，中共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今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左联”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宣告成立。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龚冰庐、孟超、邱韵铎、沈端先（夏衍）、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方、钱杏邨、鲁迅、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5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创造社与太阳社的成员，且不乏中共党员。

“左联”组织者潘汉年

大会宣告开会后，推定鲁迅、沈端先、钱杏邨三人成立主席团。先由冯乃超、郑伯奇报告筹备经过。紧接着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的讲演，继而由鲁迅、彭康、田汉等相继演说，然后通过筹备委员会拟定的纲领。至下午4时，开始选举，选定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往后为提案，共计17件之多。

大会还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纲领宣布：“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左联”发起并主导文艺大众化讨论，文艺大众化迅速成为文坛焦点

“左联”的成功建立，离不开鲁迅同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的和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又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最高命令系周恩来发出。上述这种说法主要来自楚国南的回忆：

一九二八年秋，党的六大在莫斯科闭幕后，一部分代表经西伯利亚，在绥芬河附近昼伏夜行，秘密过境，并陆续到达哈尔滨，由组织安排，分别住在一些同志的家里。安排住到我家的是王德三同志……当时在哈尔滨和王德三同志碰头商量的有周恩来等同志，还有罗章龙。王德三也要我向他介绍和汇报国内情况……着重讲了鲁迅和任国桢通讯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据王德三说，恩来同志的看法是，如果事情真是像鲁迅在来信里所讲的那样的话，围攻和责怪鲁迅是不对的，应该团结、争取他……并说，回到上海后，对鲁迅的工作是会有考虑和安排的。

有人通过综合多名当事人的回忆，推断出停止论争、联合鲁迅成立“左联”是创造社、太阳社的中共党员们在1929年九十月间经过集体讨论所形成的共识，而非来自党中央的指示。还有人在综合多方史料后指出，团结鲁迅、建立“左联”并不是完全出自某位中共领导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集体决策的结晶，但在“左联”建立过程中确实有一位乃至几位起到关键性作用的领导人，其中李立三、李富春和潘汉年这三位中共文化界的领导人物，曾具体负责团结鲁迅的工作，而李立三为最初和最重要的决策者。

总之，停止革命文学论争、团结鲁迅、建立“左联”，无论是党中央集体决策的结晶，抑或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潘汉年等多位领导人的最初倡议，都足以印证中共在“左联”成立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左联”的机构设置也深受中共影响。“左联”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行政组织机构，包括常委会、执委会、秘书处；另一方面是党团组织机构。

根据夏衍的回忆，“左联”成立前的筹备委员会曾确立过一个组织关系的草案，主要内容包括“左联”的组织机构、内部分工以及国内各地、国内进步作家组织联系之类的问题。上海所有的进步作家联合起来组成“左联”，鲁迅是旗手，是盟主，有人曾建议鲁迅做委员长或者主席，但是鲁迅不同意，最后，“左联”实行了集体领导，领导这个集体的是执行委员会。

在“左联”成立大会召开当天，推定鲁迅、沈端先、钱杏邨三人成立主席团，并选举产生“左联”的常务委员以及候补委员。据钱杏邨讲，常委会成员名单是由文委事先提出并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并且选举是等额的。

关于常委会与执委会，有好多人以为二者为同一组织，区别可能是名称不同，最初是称为常委会，后来改称执委会。事实上，常委会与执委会并不是同一机构，一定时期内二者还在同时开展工作。从常委会和执委会的产生过程来看，它们成立的目的是让不同的意见在“左联”内部得到充分的表达，一方面保证内部信息交流的畅通，通过民主化的协商形式达成共识，以便很好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常委会和执委会的集体领导对权力的过于集中也是一种制约，对党团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监督作用。

“左联”还设置有秘书处这一领导机构，由文总和执委会共同领导。并出版刊物《秘书处消息》，现仅有鲁迅处留存第一期，主要内容为“左联”的有关决议。其中关于秘书处的职责记载如下：

左联秘书处仍由书记、组织、宣传三人组成。它在文总和左联执委会的领导之下，经常执行左联执委会领导左联的任务。各小组经常直接接受秘书处领导；各委会在秘书处的领导之下，计划和执行自己的工作，并且由秘书处分配盟员工作。

作为由中共直接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甫一成立，便成立了自身的党团组织，职能类似于目前的党组，参加者均为中共党员。据丁玲记载，那时“左联”不设党支部，盟员也不能参加街道支部，因此丁玲一入党就是“左联”党团成员。由此可知，党团组织起的正是党组织的作用。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左联”等问题的谈话》一文中谈及“左联”党团职权：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经过文委下达到“左联”，党团讨论执行。“左联”党团书记的主要任务是沟通文委与“左联”常委，发挥桥梁作用。“左联”的大事都得经过“左联”常委会，再到文委。

据唐弢称，“关于‘左联’的组织结构，党内另有党团秘书，就是党委书记，当时党委叫党团，秘书等于书记”，他同时指出“党团书记前后有八人担任过”。关于历届党团书记的名单，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左联”等问题的谈话》一文中曾进行过列举：冯乃超（1930年3月—1931年2月）、冯雪峰（1931年）、阳翰笙（1932年—1933年上半年）、周扬（1933年下半年—1935年）、任白戈（1936年）等人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这显然同唐弢所述8人有所出入，且任白戈已于1935年去了日本。按照阳翰笙记载，党团书记的先后顺序为：潘汉年（1930年3月，后可能调至中宣部去工作）、冯乃超（为时较短）、阳翰笙（1930年下半年—1932年下半年，后调至中央文委和“文总”）、钱杏邨（时间也较短）、冯雪峰、叶林（又名椰林，在王明路线影响下搞肃反扩大化时牺牲）、丁玲、周扬（1933年下半年开始），人数上符合唐弢的陈述。但关于谁是第一任党团书记就有了不同的记载。不过，冯乃超在1979年12月21日回复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信中写道：

据冯雪峰的记忆我是“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这大概是事实。因为筹备“左联”及“左联”成立后的一年间，我做的工作比较多，华安大厦一次“左联”大会，是我主持的。

潘汉年与冯乃超谁曾担任过“左联”的首任党团书记，现已难以考证，但从党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角度来看，“左联”的工作确实是接受中共的领导的。

除内部组织设置、领导成员深受中共影响之外，“左联”还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且在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同时，积极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团体进行沟通交流，这也推动了革命文学在中国的发展。

1930年劳动节前夕，“左联”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一方面派遣代表参加五一筹备总会，同时开展了种种纪念“五一”的活动：（1）召集上海各左翼杂志联合出版纪念“五一”的号外；（2）发表五一宣言；（3）漫画研究会出版五一画报；（4）制作五一歌。会上，还研究了两个重要议题：（1）派代表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2）组织苏联文化参观团。

1930年8月22日，《文化斗争》刊载了“左联”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通过的决议案，其中发出倡议，“号召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特别号召一切为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战士，要十二分努力于讨论，宣传，并坚决地执行一切大会的文件与决议案，尤其是大会制定的土地法与劳动法”，同时“左联”制定了自身的行动纲领：

一、反对帝国主义！

二、反对军阀混战！

三、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

四、反对托罗斯基派取消派和社会主义民主主义！

五、拥护中国苏维埃政权！

六、创造工农文化！

面对白色恐怖下国民党大肆屠杀革命作家的严峻形势，“左联”积极同世界各革命文学团体沟通交流，向其传达自身诉求，力求争取国际社会的民主关切。1931年美国《新群众》刊载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的三封信，信中对于国民党的种种暴行予以控诉，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同志们、朋友们以及同情者们，可以运用书面和口头的发言，用手中的利剑，用反对白色恐怖的积极的坚决的抗议来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左联”的倡议，得到了美国《新群众》社的回信，回信中首先表示了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关切，并将中国革命面临的形势提交到国际革命文学局的其他各分部，以期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大关注，同时决议将上述问题由约翰·里德俱乐部的派遣代表在出席国际革命文学总局哈尔可夫会议时提出讨论。在哈尔可夫会议上，中国的工农苏维埃革命运动以及普罗革命文艺运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确认，会上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决定成立中国支部。

除此之外，“左联”还向著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高尔基致信，争取其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声援，并收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国际协会主席团的回信。回信中称，欢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国际协会，同时希望“左联”将各种活动实际情形向其报告，从而实现中国革命文学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接轨，实现中国支部的组织化。

1936年，郭沫若（前排中）同来访的部分东京“左联”成员和质文社同人合影

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至1936年解散这一时期，“左联”工作开展十分困难。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对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在统治区也进行文化统治，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加强出版印刷控制。1934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发布查禁149种文艺书籍的密令：出版共产党及左倾作家文艺作品，鼓吹阶级斗争者，一经查处，上缴销毁。此时，中共中央与红军主力正在战略转移，与“左联”联系也存在困难，缺少了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后，“左联”的活动逐渐陷入低谷。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长篇报告。8月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大会上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发言，提出“必须在党的工作各方面起转变”，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引发了“左联”内部“两个口号”的论争，加剧了“左联”内部的分化。“两个口号”主要指“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倡导者代表分别为周扬、鲁迅。

“左联”成立大会会址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王明同“左联”代表谈话，要求对方将“左联”解散。据萧三回忆，他同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均有过谈话，萧三并不想解散“左联”，但是在王明的威逼下，他只好以苏联解散“拉普”为例，提出解散“左联”。收到“萧三来信”后不久，“左联”党团在请示鲁迅同意后，最终于1936年2月正式解散。

夏衍后来在谈到“左联”解散事宜时指出：

1934年春江苏省委被破坏后，上海地下党和中央的联系断绝，虽然1935年8、9月间，上海的救亡运动起来，但是红军此时正在长征，文艺方面怎么干，得不到党的指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我和救国会方面的朋友商量过，说这里已经托史沫特莱转一封信告诉左联在莫斯科的代表萧三，说这里已经看到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其中谈到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要建立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文艺运动下一步具体如何搞，要肖三再请示一下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周扬也同意，这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萧三。

“萧三来信”直接导致了“左联”的解散，不过不能简单地将“左联”的解散仅归因于“萧三来信”。在当时的环境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大势所趋，加上“左联”此时缺乏与中共中央的密切联系，虽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领导组织的缺失，但受限于消息传递以及具体国情的差别，“左联”的解散是历史趋势。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