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年的中国大地上，城市的上空回荡着嘹亮的军歌，激越的革命乐曲点燃了无数青年火热的心。参军去抗美援朝是当时城市青年迫不及待的愿望。但批准入朝的名额毕竟有限。那些被革命的号角吹得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另一块神秘的土地 -- 西藏。解放西藏，和解放内

1950年，年的中国大地上，城市的上空回荡着嘹亮的军歌，激越的革命乐曲点燃了无数青年火热的心。
参军去抗美援朝是当时城市青年迫不及待的愿望。但批准入朝的名额毕竟有限。那些被革命的号角吹得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另一块神秘的土地 -- 西藏。
解放西藏，和解放内地任何地方都不一样。部队进去后要留下来长期建藏、巩固边疆、需要一批从事医疗、文艺、通信、后勤等工作的女兵、征召女兵成为当务之急。在成都、重庆、西安、北京等地，“我要进藏” 的呼声与 “我要入朝” 的呼声同样踊跃。征兵点上，青年女学生人潮涌动，姑娘们迫切参军的心情，演绎了五花八门的入伍形式。

我要当兵，我要进藏

7月末的一天，我在北京寻访了一个叫徐奎的进藏老兵。
朝阳安贞医院生活区一幢楼里，按了徐奎家的门铃后，眼前的一幕让我有些意外。小小的客厅里，一位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她的表情平静如水，目光迟缓地打量着我。
从里屋出来一位老大爷，他朝我笑了笑，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我坐下。我这才明白过来，自己进门后忘记和老人打招呼了。
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就是徐奎。她是我三个月来寻访的第62位进藏女兵.
老大爷叫郭季宣，是徐奎的丈夫，当年一起来西藏的老战士。他过来将轮椅上的徐奎转过正面朝我，自己坐在她身边的一张凳子上。徐奎盯着我缓缓地说:“他是我的老伴，当年我们一起进藏的，我得病后脑子有些不好使了，过去的事好多记不得了，我们俩一起说吧。”
徐奎老人说完这段话后，吃力地想抬一下自己的胳膊。

1951年年春天的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响着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的歌声。在那激情澎湃的岁月里，北京的青年学生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报名参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即将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徐奎和郭季宣，都报名申请参加抗美援朝手术队，要求去朝鲜。当时，要求报名上前线的人很多。18岁的徐奎热切期盼着党组织的通知。两个月后，她终于等到了消息。但上面没有批准她去朝鲜战场，而是让她去参加解放西藏的任务。
“没能去成朝鲜，但能进军西藏，真是一件意外之喜。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脑子里被革命两个字占得满满的，对人民解放军充满了崇敬和向往。我们常常为没能亲自扛枪打仗而感到遗憾。我们是学医的，上前线肯定能派上用场，当被通知参军进藏时，激动得一夜睡不着觉。西藏是祖国大陆最后一块没解放的土地，能赶上这一趟末班车，算是我们的幸运。” 徐奎老人说。
1951年年4日月3日日晚上，是终身不会忘记的日子对于徐奎和郭季宣来说。那天，两人和其他被批准进藏的17日名青年男女学生，来到灯火辉煌的北京饭店，接受中央统战部的宴会邀请。这些从事医务工作的热血青年，将以中央医疗队的名义加入到进藏队伍中。这是一个无尚光荣的称号。他们不仅要承担进藏部队的医疗工作，还要肩负保障返藏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活佛和堪布会议厅成员的医疗保健任务。
当晚，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大家发表了讲话。
在郭季宣向我讲述当年往事的时候，轮椅上的徐奎在凝神听着，她不时地插着话，提醒或纠正老头想不起来的时间和人名。
“我家在山东，他家在吉林，我们俩当时来不及回家与父母告别，就跟着队伍出发了，后来看到那些在路上牺牲的同志，想起我们要是和他(她)一样死去了，真有些对不起生养我们的父母。” 徐奎老人静静地说。
临行前，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向二老作别。徐奎示意老伴将她的轮椅推到门口，她想送送我。她的轮椅在门口被一些杂物挡住了。我向老人挥别的瞬间，发觉老人的目光在朝着门外的远方探望，她似乎在半个世纪前的时光中追忆着。
千余名进藏女兵中，她算得上一个耀眼的人物。
她叫吴景春，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副部级领导干部，长期从事中国人口和妇女儿童卫生工作。如今，73岁的吴景春，退下来后却很少有休息时间，她经常迈着沉稳的步履，从民旺胡同里走出来，忙于艾滋病的防治和人类的健康事业。
回忆起当兵进藏的那段往事，老人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1951年年5日月23日日，在古城西安，当广播里传来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大街上人山人海，汇聚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西北特色的锣鼓声响彻云霄，威风八面。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刚从陕西省助产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大街上看到那些英气十足的女战士，一个个昂首挺胸，排着整齐的队列，唱着嘹亮的军歌，她们的样子，很精神，很漂亮，真是让我们心里头羡慕极了。”
“我要当兵，我要进藏!” 这是从一个青年女学生心底发出的声音。她萌生了参军进藏的念头。那天傍晚，吴景春找到了最亲密的同学高生玉，说出了这个想法，高生玉当时就激动得跳起来，搂住她的肩膀兴奋地说:“呀，我们想到一块了，我正想找你商量呢!”
她俩经过酝酿，又找了孙汉云，冯克运，王改兰三位女同学，五个人由吴景春牵头，首先向学校提出了申请。校领导对她们的行为很支持，痛快地答应了。几个人从校园里高兴得一路蹦跳着，个个美得不行，感觉自己就是一名进藏女兵了，大声唱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接下来，她们遇到了阻力。省卫生厅不同意这五名助产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入伍进藏。
一直在学校当学生干部的吴景春，已经被分配到省卫生厅的妇幼处。其他四名同学都已经被省卫生厅分到了西安的一些卫生单位。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各行各业百废待举，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学生，怎能轻易放走。
当吴景春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消息时，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其他几人都傻眼了，一时没了主张。
“走，咱们一起到省厅去!”
吴景春思索了一下，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大胆地领着四位同学来到卫生厅，向上级恳求并陈述理由，但领导就是不同意，反而做了一通她们的工作。尽管吴景春再三争辩，省卫生厅接待她们的那位同志还是冷着面孔转身去做别的事了。
吴景春说，当时自己也有点沮丧，但参军入伍进西藏，就像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召唤着自己，她已经铁了心。从省卫生厅大门出来时，两个年纪稍小的姑娘已经垂头丧气，孙汉云说，“不行就算了吧，看来咱们当不成兵，去不了西藏了。我们就此回家吧。”
“不能回家，不能放弃!”
吴景春鼓励着几位同学。她和高生玉商量了一下，决定去找西北局的民委。因为省卫生厅属西北局领导。没想到，真的出现了山重水复后的柳暗花明。
吴景春领着几个人来到西北民委，直接到时任民委主任的汪锋同志的办公室。汪主任听了眼前这个大眼睛姑娘的陈述后，看了看几个充满渴望的姑娘，哈哈一笑，大手一挥:“好嘛，好嘛，年轻人要求去西藏是好事，应当支持!”
几个姑娘兴奋地冲出了西北民委大院，她们入伍进藏的愿望实现了。

逃出家门

总政北极寺干休所，我见到另一对进藏老兵徐永亮和周鼎桐夫妇。
那天，进入徐永亮家门时，我被另一种景象所感染。76岁的徐永亮，当年18军文工团副团长，正在过道里扶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妪，她慢慢地迈着脚步，向卧室里一步步走去。这位百岁老人是徐永亮的老母亲。而他的老伴周鼎桐，正在病榻上。
徐永亮把我让进了屋里，对我直言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可老伴病得不轻，都是当年在高原落下的，没办法，她不便说话。我们都是当年文工团的，女兵们的情况我都了解，她是我老婆，你想了解什么你就问吧。”
谈起当年周鼎桐是如何参军的，徐永亮亮开了嗓门儿，讲述了妻子的一段故事。
那年我们18军文工团路过贵州的毕节，我老伴周鼎桐正在读师范，和许多年轻女孩一样，她很想当兵，可她父母都不同意。原因是父亲年纪大了，母亲身体不太好，此前，她的大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姐姐到重庆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家里还有一弟一妹要她照顾。我这老伴呢在家待不住，一心想跑出来投身革命。部队决定要她时，当天晚上她都没敢回家，只是从家中悄悄地将牙刷拿出来，装进了书包，跑到同学家睡了一宿。第二天就要离家跟队伍走了，天还没亮，她跑到自己家门口，对着自家的房子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声:“爸呀妈呀，女儿对不起你们，我走了!” 一边说着，一边用衣袖抹着流下的眼泪。后来，我那老岳父岳母看到女儿没回来，知道她跟着部队走了，十分着急，自己又跑不动，就让一个叔叔去追。她那叔叔追了半天没追上，就回去了。

徐永亮讲着妻子的故事，就像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说，那年头，真正知道西藏高原气候和环境的大多数家长是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当兵进藏的。但年轻人总是有一股子冲劲和闯劲，她们根本就不知道西藏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去考虑那么多后果。总之，看到解放军队伍就会激动，就想加入。当然，文工团和正规部队还不一样，它对青年学生，尤其是那些天性活泼的女学生，更有吸引力，她们对部队文艺兵充满了向往。

进藏女兵中像周鼎桐这样逃出家门的人还有许多。
18军在泸县招兵时，由于当地的匪徒到处传播谣言，说什么解放军招的不是女兵，是给他们去西藏当老婆的，当 “慰劳队” 的。这些恶毒的流言给招兵工作带来了一些被动。泸县女中高三学生王坤维，当时是一名地下党团员，她和几名同学在党组织的鼓动下报名参了军，加入了随军文艺工作队。1950年年2日月中旬，部队要向川西地区进发，已穿上军装的王坤维请了半天假回家向父母告别，本来对女儿当兵很支持的父亲，突然改变了主意，坚决不同意女儿入伍。
原来，父亲听信了一个为敌人通风报信的家伙散布的谎言。任凭女儿如何解释，父亲就是听不进去。晚饭过后，他把王坤维反锁在房里，坚决不让她出门。王坤维又气又急，她大声喊叫着使劲地砸着门。弟妹们都不知为什么，吓得跑了出去。这时，有人来找父亲有事，他出去了一会儿。王坤维看到天色渐晚，她急着归队，再不走就没机会了，便使劲地砸窗户。当她跳出窗户，在暮色中跑到了河边，一条渡船已坐满了人，她急冲冲地跳上船后，船立刻就开出了，她这才掉头看了看，好在父亲没追过来。
第二天，王坤维和几个因家中听信谣言受阻的新兵，提前离开了泸县。
王坤维从军大八分校出来分到了卫校，参加了抢修甘孜机场的任务。后因身体原因没能徒步去拉萨，这是王坤维一生的遗憾。如今，75岁的王坤维，居住在广州的小北路上，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

穿着旗袍追军车

四川的叙永，东接贵州，西连云南，一个青山绿水的小县城。
1950年年春天，18军文工团开进这里，在叙永县中学与学生们举行了一次联欢演出。一个叫宋惠玲的16日岁高中女生能唱会跳，代表学校表演了节目。那天晚上，宋惠玲做了一夜的梦，梦见自己在学校操场搭起的舞台上，和部队文工团员们一起演出，演着演着自己身上穿上了军装，她发现自己的干娘也在台下，专注地看她演唱，她看到干娘用衣袖擦着眼睛……
宋惠玲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做梦，被角湿了一大片。
宋惠玲五岁那年，日本军人从空中扔下的炸弹夺去了父亲的生命。第二年母亲又撒手而去，留下她和一弟一妹。一位与母亲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阿姨收养了宋惠玲，宋惠玲一直叫她干娘。干娘是母亲的好朋友，待她如亲生女儿，而幼小的弟妹分别被寄养在大伯和另一户人家。
文工团在叙永招兵时，单纯的她一直以为招的都是男兵，做梦都想当兵的她，有些失望。招兵的日子中正好赶上干娘病了，她急匆匆回家照顾干娘。后来弟弟参军入伍了，她为弟弟感到高兴。那天，她从学校跑来送弟弟，在弟弟上了车时，她含着泪花向弟弟挥手告别。就在这时，一辆军用卡车从她身边开过，那不是18军文工团的人吗？她看到卡车上有自己熟悉的同学，有个穿着军装的女同学还向她挥了挥手。她一下子愣住了，这才明白过来，自己真是傻，怎么没去报名呢？
就在这个时候，文工团队伍中歌声响起的一刹那间，她不由自主地迈开了脚步，跟着汽车跑起来。
“不行，我要参军，干娘，我不能向你告别了，我一定要跟她们走!”
当时，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学生旗袍，使劲地拼命地追。她想喊住前面卡车，不知怎的，嗓子就是发不出声来。文工团的队员们以为这小姑娘只是因为好奇才跟着汽车跑。她长得胖乎乎的，却穿着有些紧身的旗袍，跑动的姿势逗得车上的人哈哈大笑。车已经开出县城很远了，那小姑娘还在跑，她似乎已没什么力气了，她的身影渐渐远去。这时，车上的朱子铮团长，命令司机停车。
当精疲力竭的宋惠玲看到汽车停下时，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用尽浑身的力气冲到汽车边。一双双温暖的手将她拉上了车，泪水，汗水混合着尘土在脸上流淌着，她身边的一位女演员揽过她的肩，她无限幸福地依偎在那位女演员的怀中。
2006年年6日月中旬的一天、在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离休干部宿舍区、我见到了当年18日军文工团团长朱子铮和演员江一、提起宋惠玲、老头扬起了八字眉、哈哈大笑起来、说他一生都忘记不了那么个镜头:一个穿着旗袍追着汽车跑的小胖姑娘。
“当时部队确实需要人，当兵相对容易些，有的时候没法进行一些体检和政审手续，我当时是个文工团团长，看了这孩子的大致情况，点头就算入伍了。像宋惠玲那样的孩子，你如果不让车停下来，她那样跑下去，不累死在路上才怪呢。就她那种精神，正是进藏所需要的。那年头，年轻人什么苦都能吃得了，但像宋惠玲那样拼了命追部队的还不多!”
后来、我向宋惠玲老人询问:
“您是否还记得当时追着汽车奔跑的样子，当时要是汽车不停，你会不会一直追下去？” 她说:“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如果那车不停，我肯定会一直追，因为我一定要当兵，不管去哪儿，我都要去。”
宋惠玲有过人生中永远无法忘记的徒步进藏的经历。1953年年夏天、她被军区派到刚组建的拉萨小学当音乐老师、后又被送到民族学院深造、她与藏胞建立了浓厚的感情、把汉藏民族歌舞的养分传给了许多学生和藏族青年。
现住在成都洗面桥的宋惠玲，说起当年往事，老人感叹不已。

14岁少女徒步千里追部队

在千名进藏女兵队伍中，这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参军入伍的方式更是别具一格。
1950年年，在老家宜宾刚满14日岁的赵邦玲，参军心切，她见自己的姐姐报名参了军，顾不上什么招兵条件，也悄悄地报了名。宜宾招兵相对严格，必须参加文化考试时，她竟糊里糊涂地进了考场，当看到黑板上的考题时一下子傻眼了，那些题目都是高中的试题，她当时刚读初二。后来她才搞清，招收的对象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在考场上，赵邦玲急得满头是汗，但她只能傻瓜似的坐着。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后，她一头跑到考场外的石阶上，想到那一张连名字都没写的考卷。她觉得自己完了，肯定当不了兵了，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一位首长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正在哭泣的赵邦玲，问身边的一位同志:“那个小鬼哭什么？”
赵邦玲大声哭起来，抖动着瘦弱的双肩，越哭越伤心。
首长便走了过来，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赵邦玲一边哭一边如实地说了自己参军的愿望，参加考试的结果。那位首长仔细看了看赵邦玲，叫身边的那位年轻同志记下了她的名字。
第二天，当赵邦玲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招兵处时见墙上贴着招兵录取布告的红纸，当她在密密麻麻的应征名单中找到自己名字时，她欣喜若狂，比高分中了金榜还要激动，竟抱着前来看榜的姐姐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终于跨进了军营，穿上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军装。
然而，当兵后并没有一帆风顺。为确保进军西藏的重大任务顺利完成，根据高原的特殊环境，部队在出发前开始整顿，开展了 “兵强马壮” 的运动。要求将一些体弱有病和年龄过小的战士留在后方，人小心大的赵邦玲，极力要去前方，她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咬破了手指，写下决心书。但她还是被送到了军大八分校。
后来，军大八分校接到了修甘孜机场的紧急任务，出发前规定将所有十六岁以下的小同志送回，赵邦玲是其中之一。转了一大圈，她又回到家中。但这个倔强的小姑娘，怎能听天由命，在部队派人把她送回的第二天，她又背着父母一个人跑了出来。

部队在哪里？
她只听说部队开向邛崃一带并要在那边住些日子。赵邦玲身上只有几块钱，根本不够坐车，她就从川南的宜宾一直徒步向川北跑去。一个14岁的小姑娘，满怀急切的心情找部队，一路奔跑，饿了咬一口从家里带出来的饼，渴了沿途喝一口河水。一路顽强地奔跑着，脚上生满了血泡，鞋子破得不能穿了，就光着脚走，就这样，一直从川南宜宾跑到了川北的邛崃。
当她跑到邛崃部队原驻地时，有人告诉她部队已经转移了，她的心一下子凉了，她感到绝望，无助，便毫无顾忌地站在街头失声痛哭。驻地附近一位老伯见一个小姑娘浑身脏兮兮的可怜样，以为是要饭的，打算送她一点吃的。一问才知她是找部队的。老伯就帮她四处打听，才从军管会那儿得知部队转移到大邑去了。
赵邦玲问明大邑的方向后，给老伯鞠了一躬，扭头便朝大邑方向跑去。当时夜色降临，老伯在她身后喊:“孩子，在这里住一晚，明天再走。” 她竟头也没回地往前跑去。
在大邑，当赵邦玲出现在部队驻地大院时，文工队老大姐江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小赵吗？怎么成了这模样了？” 赵邦玲顿时泣不成声。领导看到这个前些天刚被退回的小兵时，同样被惊呆了。
多少年以后，赵邦玲回忆起那段往事，感叹说:“因为年轻，所以才不顾一切。”
这就是她的性格，想要做认定的某件事就要坚持做下去，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后来，她在西藏为救一个农奴的儿子，同样做出了在深夜翻越雪山的壮举，那是连当地的藏民也望而生畏的死亡之路，可她就是要去。而她每次都能幸运地活着回来。

落选之后

那年头，入伍进藏的女兵，大多集中在四川，重庆一带，仅重庆第12军军政大学三分校和西南军大八分校，就招进了200名在校生，她们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落选的姑娘，有的难掩失落转身回家，而有的心犹不甘想方设法 “混” 进队伍。陶平就是这样的姑娘。
1950年年4日月，奉命在邛崃一带完成剿匪任务的二野工兵第12日团，很快接到了修建康藏公路的任务。工兵第12日团是入川后新建的部队，团宣传队成立后需要招一批宣传队员。
4月16日日这天，团部队在邛崃的固驿镇上，面向社会进行招兵面试。
陶平是小镇的一名小学老师，兴冲冲地跑来报名参军。当一名主考官看了她填写的材料上有 “教师” 字样时，特意关注了她一下，陶平当时从考官的眼神中看到了希望，她甚至觉得自己很快会穿上军装，心里一阵欢喜。
然而，体检时陶平被刷下了。理由只有一条，她的身体过于瘦弱。工兵12团宣传队要的文艺兵，不仅要有文化，还要有体力参加修建康藏公路。陶平当场被淘汰了。这个19岁的姑娘悄悄擦着眼泪，怀着沮丧的心情回到家中。由于母亲死得早，陶平在家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从学校出来当上了小学老师，父亲觉得很好了，不想让女儿出去闯世界，见女儿当不上兵反而很高兴，他劝慰了女儿一番。但陶平当晚哭了一夜。
就在陶平断了参军进藏的念头时，第二天上午，已被12日，让陶平马上跟她一起走团录取的同学高竞秋来了。陶平当时很纳闷，说自己又没录取，怎么能去呢!高竞秋说:“我们都打听了，部队走得急，不点名也不清点人数，也不对号发军装，你去了没问题，走吧!” 听了高竞秋的一番话，陶平有些喜出望外，但她还是感到有些紧张，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大大咧咧的高竞秋，三言两语打消了陶平的顾虑。
那是一个有雾的早晨，陶平跟着高竞秋来到了邛崃南街。部队正在整装集合，新入伍的女兵站在一起，穿着各式各样的便装，一位负责十几名女兵的干部，在陶平身边走过几趟，当时的陶平心脏就差跳出来了。高竞秋却在一旁掐了一下她的胳膊，意思让她别慌张，干部根本对不上谁跟谁。出发的哨声响起后，她们大大方方地爬上了军队的卡车，当天便跟随部队来到了雅安。
陶平从此和宣传队的同志一起生活、学习。居然谁也没过问过这个 “混” 进来的女孩情况。几天后发军装时、管理员发现少了一套、他数了好几遍发现不对劲、于是将新兵喊过去点名查对、陶平这才露了陷。事情马上惊动了团领导、负责宣传队的张主任知道后很生气、要陶平立即回去。这个时候的陶平急了、她说:“首长、我要当兵、我要去解放西藏!”
张主任当时正在气头上，对陶平的行为十分不满，说:“你这个姑娘怎么无政府主义，这是军队，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来的。你赶紧准备一下，快点离开吧。” 说着转身而去。没想到陶平冲了过来，挡住了他的去路，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一名解放军了，我有文化，我能吃苦，我不比任何人差，为什么要让我回去？” 张主任被陶平激动的样子惊住了。他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但他还是想打发她回去。谁知这个看上去瘦弱的姑娘却很有主见，给张主任将了一军。她指着驻地附近的青衣江说:“如果领导非要我回去，我就跳到青衣江里去!”
团领导研究后，决定留下这个 “混” 进队伍里的女兵。
后来，陶平在部队到达甘孜时调入了军工团创作室，不久又重操旧业，当过一段拉萨分校的汉语老师。如今的西藏军区图书馆，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陶平这个名字，但陶平是创建图书馆的第一人。在当年的艰苦条件下、由她一个人发起、筹建了图书馆。谈到图书馆，老人对我说，当时，什么都没有，她每天东跑西走，收集各类图书，找领导批这批那。想到自己入伍 “不光彩” 的经历、她就拼命工作、去弥补这一缺憾。

1951年年的春天、整个川西平原天空湛蓝、河水清澈、岸边绿树成阴、田里麦浪翻滚、菜花金黄。浸透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里。
第18日自军文工团1949年年2日，于新年时到达泸州一路上经过了近一年的爬山涉水随大军从江北出发进军大西南月成立后。
过完新年后，部队进行了进军大西南的总结，王建华所在的文工团女兵分队被评为 “铁腿班”。这个听起来有点风趣的荣誉，传递着一个信息，那些从淮海战线上过来的女兵姑娘，徒步行军时有出色表现。
团长朱子铮说，部队接到进藏任务后，客观地讲，一些常年打仗的老同志，多少有点思想上的顾虑，他们本想在全国解放了，在这鸟语花香的 “天府之国” 扎下根来，娶妻生子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这回要进军西藏，有的人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文工团大多是一些年轻人，她们走到哪儿都是一片欢天喜地。“铁腿班” 的姑娘们、听说进藏到甘孜这段路还有汽车坐、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一年下来、她们很少坐汽车。那天，王建华和几个兵哼着《解放区的天》一路蹦跳过来，一位老同志见小姑娘整天嘻嘻哈哈的，冷着脸说:“让你们乐吧，唱吧，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 王建华转头问为什么？老同志说:“甘孜往后没有路了，天天要爬大雪山，看你们到时怎么办？” 王建华这才明白过来，冲着老兵说:“大雪山有什么？你们能爬我们就能，我们是铁腿班，到时候咱比一比，哈哈哈。”
开朗乐观的王建华，在团里是几个 “出风头” 的活跃分子之一。
进藏出发前，全体人员都检查了身体。文工团有四五个人身体不合格，不能进藏，这包括 “铁腿班” 的王建华。那天，朱子铮团长找王建华谈话，当朱团长告诉她有高血压不能一同进藏时，她一下子从凳子上站起来，急切地说:“团长，不行，不可能，我身体好好的，吃得香睡得好，怎么可能呢？我一定要进藏!”
经过几次说服工作，王建华无法接受留在后方的事实，在她眼中，这简直就像宣判她死刑一样。王建华天天找领导，她一再表示自己绝不会拖后腿，一定会再次被评为 “铁腿班”。无论进藏有多大的困难，她都会克服的，哪怕是死也要死在西藏。她在团长，政委面前激动得哭了起来，后来经过领导和医生反复做工作，再次讲明高血压进藏后在高原上的危险，王建华带着失望的情绪留在了后方。

部队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王建华站在操场远远的一棵树下，看到女兵战友们昂首挺胸地站在那儿，和大部队一起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泪水顺着脸颊流淌。她扭头跑到了宿舍趴在床上大声痛哭。
后来，王建华几经周折，在晚些时候还是随部队进入了藏区。
2007年年的5日月末、我在北京见到从成都过来的王建华、老人的身体看上去很好、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起当年随西藏军区文工团来京演出、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负重行军

川藏线整个盘桓在西藏高原的山岭里、沿途的雪山峻岭、深沟峡谷和飞湍急流构成了世界上罕见的平行岭谷地貌。加上冰川、泥石流、地震、暴雨、洪水等复杂恶劣的自然环境、行军难度不可预测。
当初，那些活蹦活跳的小姑娘，充满了无限的豪情斗志，有的连西藏在什么方向都没搞清楚，就跟着队伍进来了。从第18军军部所在地乐山的新津，从训练营的所在地邛崃，从西北独立支队会合地西宁，千余名英姿飒爽的女兵们出发了。那些训练有素从军政大学选拔来的女学员，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她们谁也想不到进军西藏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前方的路在哪里？何时没有横在面前的大山？还会有哪些想不到的艰难险阻？就连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女战士李光明(第18军政委谭冠三的夫人)心里也没底，女兵们没人领教过，部队所有人都没人领教过。她们背负着沉重的行装，一步一步朝前迈进。

柔弱的钢铁之肩

从西藏回来的人，会有这样的感受，那里天蓝，山高，水清，人爽，但流动的空气却很稀薄。到那儿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头痛，胸闷，恶心，口干舌燥，因缺氧而呼吸困难。内地人心脏不好，血压有毛病，身弱体虚的最好别去。
人在藏区，一旦有了高原反应，在平坦的土地上，都会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空着手行走都很困难，别说背着东西了。
进军西藏的女兵，无论年龄大小，高矮胖瘦，负重行军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谁也免不了。
2006年年5日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北太平路原铁道兵的西院里、我见到一个叫李俊琛的老人、她是我在北京第一位采访的进藏女兵。
李俊琛，又名 “李头”，这是所有当年文工团进藏老兵对她的一致称呼。
我问她这 “李头” 是什么意思。老人说，“好记呀，我的真名李俊琛有些拗口，当然可能和当时个头矮，行军呀排练呀，我总是在队伍的前头或最后头，所以大伙就这么叫了。”
后来，从别的老西藏口中得知，“李头” 这名还有别的意思，就是她虽然个头小，但修路背石头这些吃苦头的事敢打头，开会发言讨论她也敢当头。所以，大伙不再叫她真名，几十年来都叫 “李头” 了。
13岁那年，她从海淀郊外的上庄到城里帮哥哥看孩子。有一天，她发现有很多人围在一起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她从人堆里挤进去，才知道贺龙部队的战斗剧社招兵。她一心想当兵，经过一番折腾，有幸成为了小文艺兵。随后跟部队南下了。第二年，便被抽调到第18军后政文工团，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
“进藏时对你来说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我问李俊琛。
“负重!” 李俊琛毫不迟疑地回答我。
“当年你才14岁，能背多重的东西？”
“40斤，至少得40斤。”
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那时候，我14日，岁多点，真是个懵懵懂懂的小女孩，一个地地道道的娃娃兵.站在队伍中，前面如果有一个稍大个的人，就会像一堵墙一样把我完全挡住，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文工团员，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是个小孩，虽然，领导包括一些大点的男兵，都是尽量让我少背点东西，可怎么少也要背行包，背干粮，背武器装备，还要背乐器和演出用品。每个人怎么得有四五十斤。大家都要背，你不背就得别人背，我不能跟男兵比，但其他女兵能背多少，我就背多少。那时候，年龄虽然小，但就是不愿意落后。”
一个身材单薄的小姑娘，却有一股倔强劲，她不愿意接受照顾，身上的东西一件不比别人少。她说，开始还好些，爬过一座雪山后，感觉不行了，高原反应明显。由于负荷太重，行走时感觉自己身上一阵阵发紧，有一种似乎要往地下陷的感觉。大家都艰难地张着嘴喘气，嘴皮发紫，面色苍白。再后来，过几座雪山，行走十分困难了，许多人吐出的痰都是粉红色的。随行的医生说这是由于缺氧引起的肺出血症状。但当时既无氧气袋，又少药物，只能作一般的抢救，有的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曾两次进藏的老女兵安佩回忆道:“从甘孜刚出发时，我们这些小女兵尽管身上背着捆着重重的物品，但个个精神饱满，恨不得一口气跑到拉萨去。但每天几十里复杂的山路下来，除了头晕胸闷，我们的头上爬着虱子，脚底打着血泡，翻上高山时累得就差上不来气，背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腰间捆着的米袋子里装着银元，像铅块一样直往下坠，当时的感觉恨不得全部丢掉，可这些都是我们缺粮时向藏民买粮的保命钱。再苦再累也得背上。”
文工团有大量的演出道具，无论男女都得承担。团长朱子铮说，看到那些十五六岁的小战士背着厚重的东西，心里很不是个滋味，真想让她们轻装上阵，可没办法，那些骡马身上已经到了指标了，是绝对不能超重的。
章道珍，江苏南京人，15岁那年因唱了一首《叫它进不来》的战斗歌曲，被第18军文工团招入队伍中。回想起当年进藏负重进军，老人说，当时她在腰鼓队，除了要背所有个人用品外，还有公用的一些乐器和竹竿。其中最麻烦的就是腰鼓。那又圆又扁的腰鼓，要像挎书包一样斜挎在身上，要不停地换肩膀，每走一步它就会向胯骨部敲打一下，道路不平时敲打轻重缓急不一样，一段山路下来，她们的两胯部都被那腰鼓给敲打肿了。上山时，那腰鼓和肩上扛的竹竿，真想把它扔下，但腰鼓演出要用，竹竿是部队准备进入拉萨时，打着红旗进去用。这些东西，在负重行军时确实成了最大的累赘。章道珍说，那时候，好不容易爬上一座山头，还没来得及喘气，发现前面还有一个山头，再拼着命地爬上去，却还有一个山头。到底哪儿是山顶，我们已无力再爬，一些同志几乎绝望了!横断山脉就是那样。真是看山跑死马，山外总有山。
在北大校园里，一头银发的陈惠婷老人，说起负重行军，她感慨万端。觉得那段日子终身难忘，那种滋味现在想来都感觉难受。她和老伴苏流当时刚结婚不久，苏流是第52师手术队队长，她是医护队的成员，一对新婚小夫妻加入了先遣队。接到攻打昌都的任务，手术队几个女兵每天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急行军，沉重的背负使她们的双脚打飘腿发软，一阵猛跑下来，心脏被压得像要爆炸一样，呼吸十分困难。
“要知道，那些先头部队都是能跑能冲的指战员，他们跑起来真是不要命呀，我们怎么办？没办法，又不能掉队，只能拼了命地跟着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不管怎么样就是必须跟上大部队，只要不跑死就得跟上。当时先头部队打昌都可没有后方收容队，要是跟不上趟，一个人落在茫茫雪原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陈惠婷老人坐在凳子上，向我回忆当年行军时的感受，她的眉头一直紧锁着。似乎置身在当年的行军路上。

“炮筒子” 姑娘

甘孜，川西的藏族自治州，古为羌地，唐属吐蕃，俗称康巴地区。一个有着 “歌舞的海洋” 的美誉，孕育《康定情歌》的地方。1936年年，红二，四方面军曾在这里会师，并从这里向陕北挺进，完成了长征。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高山耸峙，江河奔流，湖泊如宝石般散落于高原草甸之上，是内地与边疆连接的纽带，藏汉民族友好交往的桥梁。自古以来，是汉藏商贾往来频繁，兵家争夺的要地。
部队进入甘孜，就进入了真正的高原地域。海拔3000多米，空气稀薄，缺氧明显，人们在平坦的路面上徒步行走时，都会觉得吃力。那些一脸稚气的姑娘们，分散在第18军军直，第52、53、54三个师的队伍中，她们将从这里跨过地形奇特的横断山脉，翻越无数座终年积雪的高山，蹚过无数条寒冷刺骨的冰河。

跟随军前指挥部最早来到甘孜的女兵时钟曼，是一名军机关的收音员，每到深夜负责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第二天就把新闻印在小报上，发给部队，让进藏将士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
她是少有的几个后来居住在东北的进藏老兵。当年的安徽姑娘，现在已是一口地道的东北腔。
时钟曼这样评价自己、在进藏路上、她是一个敢说敢干调皮捣乱的女兵，是军直机关有名的 “炮筒子”。看到不顺眼的事，不管是谁她都要说。哪怕是对军长、政委有什么看不顺眼的、她都敢说。一次，一位领导因劳累骑马行军时间稍长，时钟曼在队伍中大声嚷起来，有人劝她别声音太大了。哪知时钟曼声音更加大了起来:“领导要为我们做好样子，张军长一直自己走呢，他也应当走呀!” “炮筒子” 的话一直传到那位领导耳边，那位领导果然下了马行走了。
部队在甘孜集中的日子里，为了更好地适应高原环境，军长张国华号召全体进藏部队在那里强化训练。先从吃喝开始、内地人大多吃不惯藏民的牛羊肉、喝不了牛奶、酥油茶、这是第一关。每一个男兵女兵，都得适应。一些女兵刚开始闻到那味就捂着鼻子，有的喝下去，胃里翻江倒海，就差把肠子吐出来。时钟曼天性泼辣，很快适应了藏民的饮食。在甘孜两个月，19岁的姑娘闭着眼睛喝牛奶，喝酥油茶，吃牛羊肉，身体就像吹气似的胖了起来，大家开玩地笑称她为 “水桶”。军长张国华在后方进藏部队作报告时，把时钟曼作为适应高原生活的典型向大家介绍。
接下来，进行负重行军训练。在队伍中，每个人都往自己的背包里装上石头，增强爬高山的耐力。时钟曼这个争强好胜的小女兵，为了进藏路上不掉队，她每天晚饭后从山上的政治部驻地下山，到甘孜河边去背水。她觉得这既能得到锻炼，又能为炊事班和房东老阿妈家做好事。从山上到山下的河边足有二里地。开始她只能背半桶水，一路上摇晃着，行走像个老太太，汗水和桶里晃出来的水浸透了衣服，中途不得不歇好几回，不停地张大嘴喘气。到了驻地时，桶里的水也晃得差不多了。炊事班的老班长和房东老阿妈都劝她别背了，但她一直坚持背，半个月后，她能将满满一桶水从山下的河边一口气背到山上，一路只歇一两脚，步履匆匆平稳，呼吸均匀流畅了。小姑娘的做法乐得老阿妈眉开眼笑。时钟曼这一举两得的训练方法，在部队传开后，再次受到了军首长的表扬。
后来进藏的女兵们，大多不能像时钟曼那样进行有效的训练，行军中注定要遇到更大的困难。

川南 “袖珍兵”

你无法想象，高原上负重行军的滋味。
一个年仅14岁，身高1.4米，体重也就70来斤的小女兵，穿着最小号的军装还嫌肥大，站在那儿像个滑稽的袖珍人。让她背上40来斤的行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她能背得动，站得住吗？会不会当场给压趴下，坐在地上哭鼻子？或者干脆把行装交给身边的老大哥们？
她就是赵邦玲。那个徒步千里追部队二次入伍的宜宾姑娘。
从甘孜向昌都进发时，所有的女兵都感受到了真正的高原地带的滋味了。她们每天都在缺氧中拖着沉重的身体和背包行军。小小的赵邦玲在队伍中，时常不见人影，那硕大的背包压在身上，看不见她的脑袋。文工团有男兵真怕她吃不消，要帮她分担一些，她却始终不同意。始终咬着牙跟着队伍，不肯让别人帮她。
赵邦玲说，想到自己能参军进藏比谁都不容易，怎么能拖部队的后腿呢!再大的困难她都得克服。最小号的胶鞋穿在脚上都嫌大，负重行军脚在鞋子里来回窜动，脚上很快磨出了泡，开始是小泡，接着磨成了大泡，后来大泡小泡连成一片，变成血泡，脱袜子时，破了的皮肉粘在了袜子上，撕下来时血淋淋的，看的人都难受。一阵呲牙咧嘴过后，她还自嘲自己是个 “炮兵”。
在翻越海拔近6000米的冷拉时，她一直在咬着牙行进。上山前，有人同她开玩笑说:“'小炮兵'，这回看你还逞不逞能。” 赵邦玲两眼瞪起说:“走着瞧，你们能上去，我就能上去!”爬到半山腰时，有人见她十分吃力的样子，向领导请求让她把背包放在马背上。赵邦玲一口谢绝了，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些驮着物资的马，一个个都气喘吁吁，一匹老马由于驮得太重，已经累得快要倒下了。快到顶峰时，因终年不化的冰雪带太滑，赵邦玲身边的那匹老马滑倒后坠入深谷，她倒吸了一口冷气。人们都不敢朝下看了，赵邦玲只觉得头上团团浮云在动，这时，她已感到精力全部耗尽，呼吸更加急促困难，她的嘴唇乌紫，感觉胸肺压成一张薄片，脖子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呼吸已经发出了抽气声，她扯开了外衣的所有扣子;她的双肩疼痛异常，就将身子弯成了90度爬着行走，让背来承受双肩所负的重量。就在她将要倒下时，突然感到背包在挪动，是那位出发前同她开玩笑的老同志想帮她一把，她已无力说话，只是费力地摇了摇头。
她在上山前发过誓，一定要自己负重爬上顶峰。那位老同志缩回手，向她投去敬佩的目光。
“山顶快到了!同志们，加油呀!”
那是爬上山顶的指导员张均的声音。这一声，像是给了赵邦玲注了一针强心剂，她拼了最后的力气爬上了山顶。山顶上空气更加稀薄，出奇地冷，风真的像刀子一样刮着人们的脸。不能久留在山上，否则将十分危险。爬上来的女兵们一个个面色乌紫，大家都挤在一起以防被风刮倒。此时，压在身上重如石块的背包倒是起了一点点作用。
“同志们，准备好，不要休息，赶紧下山去!”
指导员在风中朝爬上来的人呼喊。赵邦玲跟随着部队顾不上极度的疲惫，干脆沿着山的西坡像坐滑梯似的冲了下去。
赵邦玲对我说:“进藏后负重行军是对每一个女兵最大的考验。进藏路上，一些身强体壮的男兵因为负重过强，付出更多的能量，出现严重缺氧，有的晕厥过去，有的生命出现危险，当场死去。而女兵的耐力在高原得到了极限的考验。”

较量

从川西出发一直到拉萨，负重行军4000多里，别说气候恶劣的高山，就是在平坦的陆地上行走，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能坚持下来就算是好汉。
在北京西四一个叫大拐棒的胡同里，我见到李国柱时，老人站在楼道里挺拔的身姿让人联想起她的名字。
李国柱，一个响当当的男儿名，她和丈夫阴法唐被许多进藏老兵们称为 “西藏通”，当然这样的评价对于李国柱，是缘于她那一口流利的藏语，那是当年在藏区江孜一带工作时打下的基础。
千余名女兵徒步进军西藏这段湮没在岁月中的伟大历史，今天能够让世人知晓，确切地说有两个人物居功至伟。一个是李国柱，另一位是吴景春。寻找联络散在全国各地的首批进藏女兵两位老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筹划。2001年年，两人牵头主编了由二百余名进藏女兵亲笔撰写的《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回忆录。笔者最早接触的正是这一史料价值极高的著作。
在进藏途中，这个来自重庆市郊歌乐山的姑娘，入伍时文化水平较高，被称为 “女秀才”，可这个 “女秀才” 却能文也能武。她在女兵中属于身强体壮的，做什么事从不服输，总是要和男人们比一比。加之 “国柱” 这一名字，后来又有人称她为 “李木兰”。
当时，进藏部队中流传着 “李国柱挑炭” 的故事:
一次，行军中部队运送一批燃料，有两筐80多斤重的木炭，李国柱主动要挑，分管后勤的一位老同志说:“你一个小姑娘，怎么能挑得动呢，还是让那些小伙子去挑吧。” 李国柱二话没说将木炭挑起来就走。老同志看了 “呀” 了一声道:“这姑娘还真是有劲。” 几十里的路，李国柱开始还好，挑着挑着便觉得肩上的分量越来越重，呼吸有些接不上来。她倒了一下肩，继续前进，渐渐落到了队伍的后面，后来腰压得直不起来了，但倔犟的姑娘就那样弯着腰硬是将木炭挑到了目的地。放下担子时、她坐在了地上半天没起、大伙都逗她说今晚演个 “李国柱挑炭” 的节目。后来，这件事在进藏部队中曾一度被文艺战士作为演出的素材。

在修路施工的日子里，李国柱扛石头时一次次和男兵较劲，肩上背上磨出了血泡，青一块紫一块的，当时是满不在乎，后来却落下了病，如今一到阴雨天就会酸痛。聊起了当年的往事，老人说当时很年轻，不觉得苦和累，干活也不知道用巧劲，和男同志比试时，虽然开始还可以，但后来就强作镇静咬牙坚持，从工地下来回到帐篷，浑身像筛糠一样瘫了下来，就会 “由英雄变成狗熊” 了。说到这里，这个70多岁的老人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已故的女兵崔芳敏曾在回忆录中说:“在行军途中，李国柱比我小，她的身上背的本来就比我们重，可她见我吃力，硬是将我的雨衣和毛皮鞋拿去加在她的身上。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她对我的照顾使我终身难忘。”
如今，76岁的老人除了忙于当年进藏女兵的一些工作，每周参加老年大学的课程学习，还结合自己的经历，写一部关于自己关于西藏的作品。她告诉我，现在没工夫出去玩，要抓紧时间写，计划两年时间写出来。

在进藏的女兵中、说起行军、筑路时负重、李国柱和那些同样身强力壮的男人比、可能要落点下风。但有一个人确是名副其实的 “巾帼不让须眉”。
这个人叫于俊娥，一个典型的山东 “女大汉”。
我曾在图书馆一本发黄的军队文艺刊物上，看过关于老人的资料。她是一个顽强的女英雄。本以为于俊娥在山东，当我得知她住在成都一条叫浆洗街的干休所里时，疲惫的身体一下子兴奋起来。电话联系不上，我只好顶着酷暑直奔浆洗街。
在所有接受采访的女兵中，于俊娥给我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
从成都回来的日子里，我的脑子里时常浮现出老人的身影。她那被砸成重伤的胳膊总是在不停地颤抖，她双手抖动捧着一块西瓜送到我跟前，这情景让我永远无法忘却。
于俊娥，1948年从山东沂蒙老区的沂水县入伍，在淮海战役中她是后方医院的卫生员，专门为伤员洗伤口，由于天生身高力大，两名护士抬不动的伤员，她一人就轻而易举地背起，抱起。当时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对前方受伤下来的战友不嫌脏、不怕累、一天下来为无数伤病员擦洗伤口和身子。渡江后她来到二野后勤卫生科，后几经调动转入二野后方支援司令部雅安办事处。为进藏部队运送粮食被装于俊娥随同进入军在岗托建立兵站时第18日。这个女兵大力士在进藏部队有着许多让人感叹的故事。曾荣立过二等功。
行军中为了帮助战友，她一人身上背过上百斤的重量。在队伍中，她挺拔的身姿，爽朗的性格，没有一个人在体能上把她视为女性。一次后方汽车营在抢运行军物资中，于俊娥与几个男兵较起劲来，进行扛米比赛，开始是每人两袋大米，每袋50斤共100斤重，从仓库里扛到外面的汽车上，大约三百米距离，一口气扛着跑过去。几个回合下来她与几名对手不相上下。这时，她要在库边上米的搬运工在自己背上再加上一袋，这样她的肩背上扛起三袋150斤重量，几名男兵怎么能甘落下风，也要求扛三袋，她连走带跑，几个来回下来，将几个男对手拖得东倒西歪，个个自愧不如。在场的人们无不佩服这个山东女大力士。这一回，她扎扎实实地为女人长了一口气。
岗托，坐落在西藏金沙江西岸。从川西出发的进藏部队都知道这一兵站。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个叫于俊娥的女兵。于俊娥在这里每天倒腾着运来运去的粮食和被装。她发挥了自己的天生优势，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勤恳地工作。由于公路没有修通，物资运输全靠牦牛运送，在岗托兵站，堆积着如山一样的物资一时很难运到前方，在沿江边上搭起了一个没有门的临时大仓库。几根粗粗的树干作柱子，上面铺展着泥树枝。仓库里面的米面必须要拆包翻晒，否则会发霉，维系着进藏大部队的粮食将成为一堆垃圾。
1951年年10日月初的一天，兵站几十个人都在仓库里忙着翻粮，于俊娥和往常一样，总是钻到最里面翻着最下层的米面。忽然从江边方向传来了呼喊声:仓库倒啦!仓库倒啦!只见仓库向江边方向慢慢地倒去，里面的人纷纷向外跑，喀嚓一声巨响，整个大仓库房全部扑倒。一根粗木棍连同树枝泥土砸在她的身上。当人们把她扒出来时，她的脸血肉模糊，已经昏迷过去。曾在淮海战役中抢救清洗过无数伤员的女战士，这回终于轮到别人抢救她了。把她抬出来清洗时，发现她的右边嘴下腭砸出一道足有二寸长的口子，右小臂被砸裂了五寸长，脚上裤子砸坏，鞋子没了，衣裤上满是鲜血，她的心脏微弱地跳动。
于俊娥当时已经怀孕近四个月，后来发现最为严重的是她被砸伤了骨盆，掀开衣服一看整个后腰下的颜色像冻坏的紫茄子般。过了一会儿，她醒来了，身体无法动弹，只能躺在那儿任凭鲜血从嘴角和胳膊上流出。兵站没有止痛药，没有缝合和检查的医疗设备。去甘孜没有公路，要翻大雪山数座，抬着她要走十几天。丈夫在外线兵站数日未回。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干着急。
然而，于俊娥就是这样躺在床上挺了过来，第二年春天，居然生下了儿子 “小岗托”，创造了一个高原的生命奇迹。后来西南军区一位记者听说了这件事，采写了一篇关于于俊娥与 “小岗托” 的通讯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成为部队指战员争着传阅的故事。
1959年年、经西藏军区门诊部拍片检查、她的骨盆骨折后畸形愈合、还留下了左腿动脉畸形等伤残情况、被评为二等乙级残废。
那天，我见到于俊娥时，老人由于骨盆和左腿麻木，行动十分困难，那只右小臂因为麻木，手总在不能自持地抖动，吃饭拿不住筷子。
在交谈中老人却显得十分地开朗乐观，声音也很洪亮。她说不知为什么后来自己二等乙的残废军人证，到了地方后被降了一格，变成了三等甲。她说好像是地方上同志看到她精神状态挺好，头脑很清楚，说话也挺好，就给降了一级。
我问老人为什么不去找找，她说自己行动不便，老头子又是个老实人不愿意去找。她感叹道，组织上已经给了我不少荣誉，好歹我保住了一条命，后来还生了几个孩子，虽然受了不少罪，可比起那些在进藏路上牺牲的同志，比起那些个修路掉进江里牺牲的战士，我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