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儿时的我非常困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样一位和蔼可亲、永远给我们带来欢乐的爸爸会不在了，会睡在丁香花园里再也醒不过来了。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回来了，依旧笑声爽朗，告诉我们他只不过是又出了一次远门。第二天，我把这个梦讲给我的好朋友，她告诉我，这说明你爸
女儿心中的父亲
——写在父亲百年诞辰的日子里
陈知进
父亲离开我们时，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不满11岁。
儿时的我非常困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样一位和蔼可亲、永远给我们带来欢乐的爸爸会不在了，会睡在丁香花园里再也醒不过来了。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回来了，依旧笑声爽朗，告诉我们他只不过是又出了一次远门。第二天，我把这个梦讲给我的好朋友，她告诉我，这说明你爸爸活在你心里了。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心里顿时豁亮了。从那时起，心中的父亲一直伴随着我。这么多年，我时常回忆起儿时的情景，一直在勾画着心中父亲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不断地听到长辈讲他的那故事，更多地了解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更加之对现代社会的感触和比较，父亲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但我仍无法确信心中的父亲是不是真实的他，我是不是能真正读懂他。
对孩子的爱
我是在部队进军大西南时，出生在昆明的，所以起名知进。司令部里上上下下都知道父亲为得了个盼望已久的女儿而特别高兴。当闻讯赶来的文工团的阿姨们看到司令员的宝贝女儿时却不禁大失所望。由于吃了缴获来的美国奶粉过敏，我的面部起了不少疙瘩，一位阿姨脱口而出:“司令员的女儿怎么这么难看?”这下可不得了，父亲听到后大光其火:“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吓得以后谁要见到我都不得不大加赞扬一番。这段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以至于十多年后我到昆明时，一些阿姨、叔叔一见我就笑着说:“你就是司令员那个漂亮的女儿啊!”
父亲去朝鲜时，我才两岁。在火车站，不懂事的我哭着抱着爸爸的脖子不让他上车离去。后来妈妈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他以慰藉，没想到他回信却要找妈妈“算账”，“为什么把我女儿的头削掉了一块?”其实只是因为照片上我的头顶略微取景不全。
他最听不得孩子的哭声，据说是长征途中过草地时那个牺牲在他怀中的小红军给他留下的刺激。弟弟生病后，正犯痛风的他拖着病腿被人架着过来看望，离去后一定要等到他回到自己屋里，把几道门都关紧后，才允许医生给爱哭的弟弟打针。
父亲的关爱并不仅仅给自己亲生的儿女，他可是有名的孩子头。从战争年代起，他身边就常聚着一群红小鬼、小八路，他爱护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孩子们的天真活泼也慰藉了那残酷斗争环境中父亲的心。从延安时期开始，家里就有过很多的孩子。我记事起，我们家一到周末总是聚集了一群孩子，有时可达十多个，其中有烈士子女，有父母在外地、国外工作的，也有民主人士的孩子等等，我一直为有这么多哥哥姐姐而自豪。有爸爸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这么多孩子围着爸爸听他讲故事，他会拿胡子扎人。逗孩子们笑，他带着大家玩，还亲自下厨房为我们做好吃的。记得爸爸做的鱼头豆腐可是天下最美的，因为再也尝不到他亲手做的美味，自他去世后我从此不再想吃鱼。
我的漂亮裙子
从小，父母就严格要求我们不能挑拣经过修补的破旧衣服。大孩子穿不下的衣服给小的，我的花衣服染染再给弟弟穿，记得弟弟小庶就曾因穿我的花衣服上学被同学笑话。
我穿小的裙子则常送给父母战友的孩子。苏明阿姨的女儿苏小明到现在还对那时没能早点穿上小进姐姐的漂亮裙子而耿耿于怀。
父母从小学起就开始教我们学针线活，打毛衣，长大些后妈妈还把爸爸在战争年代用过的针线包送给我，那是一个粗布缝制的小布袋，是妈妈用旧军装布亲自做的，一直到参军后我都带在身边。
看到一些文章中，提到父亲当年对孩子要求很严格，连他最钟爱的女儿都穿的是带补丁的衣服，这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反映了一个侧面。其实，在我记忆里，我有很多漂亮衣服。妈妈来自江南人家，从小练就一双巧手，无论织毛衣、做衣服还是煮饭都是好手。我当兵后碰到不少父亲部队里的叔叔、阿姨，都说战争年代妈妈如何给他们的孩子做衣服，教他们带孩子。当他们面对新生的孩子束手无策时爸爸就会说:“去找傅涯!’，记得小时候常穿妈妈织的漂亮的毛衣、毛衣裙子和好看的衣服，式样在当时还很新颖。一条连衣裙在妈妈手下做的时候多留些下边，小了以后先放下边，再小了以后便把腰带往腰上一接，这样就可以穿上好几年，花样翻新，漂亮依旧。
爸爸则用他的方式关心女儿，记得有一次从幼儿园回家，玩了一天的我把衣服弄得又脏又给，爸爸看了很心疼，二话没说在箱子里找了一块粉红色的纱布，趁着妈妈没下班，就带着我到东安门找裁缝做了两条连衣裙，回来后受到妈妈好一顿埋怨。
那时的我，头天可以穿着漂亮人时的衣服，而第二天则换上带补丁的衣服，对这一切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自然，有什么区别。我想这就是父亲与众不同的教育方法吧。
他不仅要我们学会节俭，还使我们能豁达、泼辣地对待人生，淡漠浮华。
儿子被“共产”
这么喜欢孩子的父亲，也会遇到儿子被“共产”的无奈。
那年父亲在广州疗养，遇到了他的老战友陈少敏妈妈。这位女工出身的老党员可是我党女中豪杰，性格刚烈、疾恶如仇，她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唯一公开反对开除刘少奇同志出党的中央委员。
陈妈妈献身革命一生，历经坎坷却没有自己的孩子。那年在我们家看到虎头虎脑憨厚朴实的弟弟小庶后，一下就喜欢上了他。她让小庶给他当儿子，弟弟不干，说我有爸爸妈妈了。陈妈妈问他:“你爸爸姓什么，我又姓什么?”弟弟回答:“姓陈啊”。陈妈妈接着又问:“你爸爸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又是不是共产党员?”弟弟点头称是。陈妈妈笑了:“那共产党员的儿子为什么不能给共产党员做儿子?”弟弟语塞了，只好点点头。
没想到从此却苦了爸爸。一到周末，性急的陈妈妈早早就把小庶从幼儿园接走了，害得想孩子的爸爸妈妈星期天还得到陈妈妈家去看被“共产”了的儿子。
写字如同做人
1959年夏天，生病后的父亲在颐和园休养。医生告诫性急的他要学会安静，所以他又捡起了毛笔，天天练字。他练过的字有好几箱，母亲一直保留至今。其实，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的他，国学功底还是很深的。小时候学过的文章、诗词依旧背诵纯熟。他在看过话剧《武则天》后，曾坐在沙发上激动地摇着头吟唱骆宾王的《讨武则天檄文》，那情景就像咋天的事。
我们家的孩子学写字，多是从上小学前爸爸教我们学写毛笔字开始的。这年在颐和园，看着他练字，他又开始教我了，他给我讲练字的过程，要先从红模子练起，如何在纸上做格子，如何分析字的结构……但在我记忆中最深的，是他告诉我这写字其实和做人一样，见字如见其人，要实实在在，不要学花架子，像有些人毛笔字只会签名。他还欣然挥笔，为我写下了“毛泽东时代少年最幸福努力学听老师话知进”给我做模子，让我拓着练。这幅字我一直珍藏至今。虽然这么多年，我的字始终未练出个样子，但父亲教我如何做人的那些深人浅出的道理，始终在耳边回响。
要能受得住委屈
父亲总希望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多经受些磨炼。三年级那年，年级里第一批同学人队没有我，给我触动很大。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小进六一没有加入少先队，原因是他课堂纪律不好—好说话，大队没有通过。返家后伤心地大哭了一场。这个孩子颇有自尊心，这几天精神较振作，回家自动做功课，不需督促，表示要改正缺点。她的老师说七一可以人队，这样给她一点刺激，我看很好。”现在，当我回首往事再看这封信，那时的情景就又出现在眼前，心里仍然很激动，这其中的真谛这么多年才慢慢地悟出。
哥哥比我长几岁，爸爸对他讲得就更深些。一次，哥哥在学校受了委屈，心里很不痛快，回到家后情绪低沉。爸爸对他说，这点委屈算什么，给他讲了自己当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的故事。那时王明曾指示说，陈赓和蒋介石关系不一般，被捕后要么叛变要么也得给杀了，不可能回来;若是放出来一定不可靠，要派人杀了他。幸而来人与他同在特科工作过，对他太了解而未动手。爸爸知道后虽然也伤心过、委屈过，但仍毅然回到中央苏区接受组织的审查考验，继续为他理想中的事业而奋斗。
爸爸生气是真的
父亲平常对我们有时真是挺惯的。小时候，，爸爸走到哪儿都带着我，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非要带着我去只许首长才能去的怀仁堂看戏，笨手笨脚的他把口罩都罩在了我的眼睛上，警卫对他也无可奈何。妈妈叹气说:“你这样惯孩子，还得了!”爸爸不以为然地笑笑:“他们长大了，会懂的。”
但他也有生气的时候，有个烈士子女，爸爸好不容易把他找到，为他安排了学习和工作，接他住到家里，还高兴地把他带到总理那里去，但听说他到处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的干儿子后严厉地批评了他，并以此告诫我们。
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和哥哥争论过，爸爸妈妈到底谁厉害。我说是妈妈，因为如果我要是撒娇或做错了事总是妈妈来管我。哥哥却说:“不对，因为你是没有见过爸爸发怒。”
有一次，一位堂哥因参加社会活动太多而影响了学习，怕回家交代不了，偷偷把成绩册上的2分改成了4分。爸爸震怒了，一拍桌子铜墨盒都跳起老高。哥哥说:爸爸生气是真的。
爸爸当了“辣椒酱”
在我5岁那年生病后从医院回家时，发现了两件新鲜事儿:一是院子里多了一个会说话的鹑哥儿，说是胡志明伯伯从越南送来的;另一件事就是哥哥告诉我解放军评了军衔，新军装可神气了!“你猜爸爸当的什么将?”他狡猾地一笑:“辣椒酱!是他说的。”我不信，就去问爸爸，他笑着点点头:“当然啦!因为我是湖南人!”这就是他特有的幽默。参军后我走上社会，常有人对我说你不像干部子弟，因为你没把自己当回事。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干部子弟一定非得与众不同，非得是放荡不羁的“公子哥”!父亲在战争年代曾对人说过:“自己有什么，一切都交给党了。”他把自己的一切融进了他的事业中，早就超越了自我。为中国革命立下赫赫功绩的父亲尚且这样看淡功利，我们又有何资本可居，更能算什么呢。
他愿意做实验品
父亲是名儒将，睿智、机敏、主意多是很出名的，这与他爱学习，又很能接受新事物分不开。用现时话讲，叫“与时俱进”。这可能得益于他早年从事情报工作时养成的敏锐、机警。
他多才多艺，不仅古文好，还写得一手好字，小时候就会吹哎呐。他喜欢伴着母亲的箫声吟唱岳飞的“满江红”。在我学钢琴后，有一次惊讶地发现他在钢琴上也能弹出好听的曲子。
父亲的英文也不错，曾给哥哥补过英文课。他告诉我们要学好外语，甚至掌握方言也很有用。他的广东话、上海话讲得很好。他给我们讲过，在白区工作时，有几次遇险，差点被敌人认出，都是因为讲方言才脱险的。我想，两个弟弟的语言天赋应该是来自他的遗传。
听老同志们讲，在战争年代，他就注意搜集多方面的情报，每到一地，总要搜集当地各种报纸，了解敌情，关心时事，熟悉民俗民风。他还很注意动脑筋，总结经验，使得部队损失越来越小，战果越来越大，仗越打越精。
大哥说过，他刚被接到解放区时，就曾经奇怪地发现，爸爸离开上海已十多年了，在偏僻的山西小山村里竟然能脱口说出当时大上海最流行的时髦新东西。
他对新事物总是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他得了心脏病后，我曾亲耳听到他问上海华东医院的医生，有没有什么新技术、新药能治他的病，他愿意做试验品。当我长大后也成了一名医生，在参与医疗及科研工作中接触了不少病人和家属，其中不乏高级干部，了解了不同的人面对疾病的态度和治疗风险时的心情，也亲身体会到新技术、新业务开展的风险和不易。此时，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甘愿当“志愿者”的勇气和胸怀所在。
父亲的恨与爱
父亲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的爱与恨都十分鲜明。他会用蔑视的口气给我们讲蒋介石的故作姿态;让他切齿憎恨的坏蛋是出卖灵魂、出卖同志的叛徒顾顺章;他看不起在革命风浪中摇摆不定的人。然而我感受到更多的是他对领袖、战友、朋友的感情。
父亲的经历在我军将领中是最独特而具有传奇色彩的了，他的坎坷经历与中国革命的历程紧紧相连，他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国共两党许多重要人物都有过很深的交往。
周恩来伯伯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从黄埔时期起就是他的良师益友，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他会想尽办法找到总理去解决，为了让总理批准调往军事工程学院的教授，能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签字。可是父亲生病后，在公共场合遇到周伯伯，父亲总躲在大个子罗瑞卿叔叔后面，怕的是周伯伯见到他后又要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而让繁忙于国事中的总理分心。
他曾带我们去看望过他尊敬的师母宋庆龄主席和何香凝奶奶。每次宋庆龄主席出行他一定要亲自去迎送。遇到两位老人过生日，父亲一定会和母亲一块儿去祝寿。他会与廖梦醒阿姨为到底是谁看着谁长大的而争执不下，笑着抱怨“廖公子”廖承志叔叔与他一起人狱，却置他于不顾先他出狱。其实当年在狱中还是爸爸为廖叔叔献计，尽快通知其母何香凝和孙夫人，利用舆论压力才使廖叔叔尽早获释的。
父亲也常会见一些原国民党的资深人士、民主人士。他的一些黄埔同学，包括那些昔日的同窗、后来战场上的对手而又被释放的战犯都一直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还相约一起为解放台湾再出一把力。
越南的胡志明伯伯也是他很敬重的。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又经历过50年代初越北战火的考验。那年胡伯伯访华，从中南海出来路过我们家，听说父亲住在此，不顾外交礼节，非下车探望养病中的父亲。害得穿着短衣裤在院子里乘凉的父亲措手不及，那穿着倒与1950年他们在越北战场上共同指挥战斗时有些相似。不懂事的小弟弟小涯好奇地爬到胡伯伯身上去揪他的胡子，爸爸急忙要把他拉下来，胡伯伯笑着说没关系。因为胡伯伯早就说过，他们是“心心相印”。
父亲一生艰辛，多少次死里逃生，有多少人救过他的生命。他给我们讲过在南昌起义后负伤时把他背出战场的卢冬生，在汕头救他脱险的护士小姐，精心治疗他的伤腿的傅连障医生，上海的牛惠霖、牛惠生医生，从监狱里帮他逃出来的广东麻子……他在解放后曾千方百计地去打听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寻找他们的下落。此次，为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整理材料时，我又发现有多少人得到过他的帮助而生存、脱险，有身患重病的中央领导、身陷图图的革命领袖，有战争年代的红小鬼、战友，被错误路线陷害险些丧命的同志……有更多的战友和他一起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这才理解了什么叫“生死之交”。也明白了为什么父亲的朋友这么多、这么广。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牢牢地系在一块。中国革命艰辛的历程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他要去老区看看
父亲在解放后重返雨花台后给妈妈的信上说:“这次在南京，曾乘暇去雨花台凭吊烈士，在许多陈列的照片中，发现了很多是我过去的老战友和难友，一时间情不自禁，潜然泪下。因此，想到我还活着，较之他们(烈士)占了大便宜，若果我还不振作，如今有些疲惫感的话，那我太对不起他们了。”看了这段话，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他那样地千方百计寻找、照顾烈士的家属、子女，帮助那些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人，更理解他为什么是那样地“工作狂”。
有这样胸怀的人，怎么会考虑到个人的名利。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还与他的老战友相约要一起去井冈山看看，因为虽然他没有在那里战斗过，但他参加过的南昌起义点燃的革命武装斗争的火种曾在那里燃烧，那儿也是他们在上海隐蔽战线工作时冒死搜集敌人情报帮助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而保卫过的圣土。他也想到他抗战时长期战斗过的山西太岳区老根据地去看看，但又感叹如何面对老区人民:“是他们支持养育了部队，而我带出的部队牺牲了那么多人，她们如果向我要儿子，要丈夫呢?”那年他已经到了太原，可是因为中央要开会，被叫了回来，使他深感遗憾。他一直在关心着老区人民的生活状况，老区的建设和发展。
在他去世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湖南湘乡。
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当父亲来到老乡家里，看到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和他们饭桌上还算丰盛的饭菜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说不要看饭桌而要看看米桶和谷仓时，当地干部傻了。
对着空空的米仓，他说:“蒋介石骗不了我，日本鬼子蒙不过我，就你们还能哄过我吗?”原来当地干部是怕他看到伤心，先给邻居们发放了鱼肉饭菜。这使他很心痛，而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基层干部们，只是给他们讲了要实事求是，带领群众共渡难关的道理。回京后，还是想办法给县里拨了一些部队退役物资予以支援。
要让孩子们多了解些过去
1961年放寒假，爸爸带着我们去了上海。他曾对妈妈说过，之所以不愿意去广州因为他是病号，会给正在那里开会的中央领导增加麻烦;二来上海是他出生人死战斗多年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上海的同志邀请他时，他便欣然而来了。这里还有一个因素，他也希望能让我们受到教育。
在火车从浦口过长江的轮渡上，爸爸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讲起了故事。他告诉我们解放前国民党高官坐的火车包厢叫做花车。他在特科工作时曾到天津出差，坐的那列火车就挂上了这样一节花车，花车的主人是他黄埔的老熟人钱大钧，他躲来躲去还是被发现了，几经周旋后终于脱险。他曾下决心要和他的这些黄埔故旧最后在战场上决高低，他做到了。在火车开向上海时，他又给我们讲了东征时救蒋介石的那一段，和后来蒋介石在南昌向他劝降的故事。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给我们讲的最长的一次故事。
在上海，他要我们去大世界开开眼界，给我们讲什么是旧上海花花世界，什么是冒险家的乐园;他还带着我们去外婆家，要我们了解上海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敌伪时期的监狱。那阴森森的水牢、可怕的地牢深深地震撼了我，世上居然还有这样残酷的地方!
那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我们住在丁香花园，他要市委的同志降低伙食标准。当妈妈从院子的草地里找来野韭菜来做菜，爸爸可高兴了，一边招呼着大家吃菜，一边和妈妈一起给我们进延安大生产的故事。直到今天我似乎还能闻到那野菜的清香和感到那乐融融的气氛。
后来妈妈告诉我们，正是那会儿，他曾多次对她讲，说我们还小，不了解他们的过去，要她多给我们讲讲他们是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坚持要为他伤痕累累的两腿拍照，说这也是他的遗愿，要让我们记住他革命历程的艰辛。
机器一开动，哪能停下来
父亲是个乐天派，但是多年的戎马生涯严重伤害了他的心脏。急脾气对他的健康很不利，为了能早日恢复健康，他尊重医生的建议在家里划旱船锻炼身体，又重新拿起毛笔练字以静心养性。
但是，有时他也不得不反抗一下医嘱。比如，对禁止吃辣椒这条实在是他这个湖南人不能接受的，在饭桌上他敌不过我们在妈妈领导下的正面防线，只好迂回到饭后，中午偷偷到厨房去找辣椒解馋。这时他会感叹道:“听医生的话没法活”，“不吃辣椒不革命”。还非说这些话都是毛主席说的。
在他去世前不久，得知中央号召高级将领写回忆录时，他非常兴奋。当时，他正在上海养病。“原来生病也可以为党做工作的”，为此他耗尽了精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临终前最后一个夜晚，妈妈劝他注意休息，不要再考虑写文章的事情。他说:“机器一开动，哪能停下来。”没料想这句话竟成为他的遗言。这句话也正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弟弟，他亲耳听到他的一位亲戚、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余汉谋，在临终前感叹道:“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像陈赓那样的人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连对手都不得不敬畏的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精英”。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代英才，中国革命胜利之花才绽放得如此灿烂。
有人说父亲是千面人，那是因为他的聪明机智，能随机应变对付各种各样的局面。但是，从他骨子里透出的始终是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不移。
他的坦荡、他的乐观、他的真诚，正如陈毅伯伯说过的那样，像玻璃一样清楚、透明，有着磁铁般的力量。在他去世的四十多年后，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整理和出版他的日记、画册以及组织编撰纪念文集时，我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方方面面的支持，不少单位为我们开绿灯，不少人自愿出力，使工作能顺利进行。我欣慰地看到，不仅那么多熟悉他的人仍然在怀念他，而且那么多不认识他的人敬重他，这使我再一次浓浓地感受到父亲的人格魅力，它不仅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化，相反，却变得愈加醇厚、精粹而深人人心。
在我的心中，他永远是那个慈祥的父亲，让我一生一世去怀念、去解读、去学习。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