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它从一个看似微小、临时的安排，演变为制度化的特权，不仅在国内制造了深刻的社会分裂，还摧毁了以色列在国际上的核心叙事，让盟友集体动摇立场。

如果要说有一件事，能在短短几十年里，把以色列从内部撕开一道不可愈合的裂口，那就是哈瑞迪的兵役豁免。

它从一个看似微小、临时的安排，演变为制度化的特权，不仅在国内制造了深刻的社会分裂，还摧毁了以色列在国际上的核心叙事，让盟友集体动摇立场。

回望76年的轨迹，你会发现，这个群体之所以危险，不在于哈瑞迪本身有多强大，而在于以色列的一次次为它打开了通往权力中心的大门。

事情的起点是1949年，当时新生的以色列刚从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硝烟里走出，四面都是敌人，内外安全压力巨大。

为维持国家生存，本古里安推行了全民兵役制，不分男女，不论背景。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几乎濒临灭绝的小社群敲上了政府的大门。他们正是哈瑞迪人，属于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但现在从欧洲大屠杀中侥幸活下来的只有几万人。

在哈瑞迪的宗教世界观里，现代以色列的存在是错误的。

因为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后，犹太人的流亡是上帝的惩罚，只有上帝才能结束这种流亡。

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对神意的背叛，现代的以色列国无论它怎么努力保卫自己，对他们来说都没有宗教合法性。

他们拒绝用武力保卫这个国家，反而认为守护宗教、研读经书才是保卫“真正以色列”的方式。

于是他们提出，允许400名宗教学生免服兵役，让他们在圣地专心研读经典，延续犹太神学的火种。

对本古里安来说，这个要求在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战争中的以色列需要每一份力量。

但他是个极度现实的政治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为换取哈瑞迪的政治合作，防止内部撕裂，他答应了。

毕竟，十万以上的国防军里少四百人不算什么，而且他真心相信这些人迟早会被世俗潮流同化。

这是第一次让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条不归路。

到了1977年，哈瑞迪人已经在以色列立住脚跟，人口和社群规模稳步增长，当年右翼利库德集团的贝京上台，这是右翼第一次执政。

但利库德只有43席，距离组阁所需的61席还差很远。工党虽然失去第一大党地位，仍有32席。

此时哈瑞迪政党虽然仅仅手握4席，却成了关键少数。

以此为筹码，哈瑞迪集团向贝京政府开出了更高的条件，其中包括一个部长职位、更多宗教教育拨款，而且政府要答应哈瑞迪集团，把兵役豁免写进联合政府协议。

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贝京最终答应了，原因也很现实，他需要宗教力量为右翼增加合法性，需要一个不关心国家大政，只关心自身利益的可靠盟友，需要用协议拉拢更多宗教党派。

而对哈瑞迪来说，这一步意味着兵役豁免完成了制度化。

从此，哈瑞迪的政治策略逐渐成熟。他们明白，以色列的比例代表制让小党也永远有机会进入议会。

而哈瑞迪选民的投票是宗教义务，因此票源极其稳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单独过半，联合政府是常态，这让他们在几乎每一届政府都有一席之地。

别人关心的是国家安全、经济、外交，他们只谈兵役豁免、宗教教育、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以单一诉求换取全力支持，这让他们成了以色列最理想的政治交易对象。

由此几十年下来，哈瑞迪集团在以色列不仅保住了兵役豁免，还建立了独立的宗教教育体系，拿下专属财政拨款，享受税收减免，甚至垄断了全国婚姻认证权——只有正统犹太婚礼才能获得法律承认，这些都是在一次次联合政府谈判里换出来的。

进入21世纪，他们等来了更大的机会。2022年，内塔尼亚胡为了自保，需要一个稳固的议会多数来推动司法改革，削弱最高法院，因为他本人正面临贿赂、欺诈、背信等刑事指控。

一旦定罪，不仅政治生涯结束，还可能入狱，而哈瑞迪的兵役豁免，正被最高法院多次裁定违宪，双方的利益完全一致。

于是双方达成交易，内塔尼亚胡支持立新法，把兵役豁免永久化，而哈瑞迪则全力支持司法改革，帮助他掌控最高法院。

这次交易的极端性前所未有，因为它牵动了以色列政治体系的根本平衡。

最高法院本是以色列在国际上证明自己是民主法治国家的核心象征，而全民兵役制度则是它团结一致、对外防御的象征。

这笔交易同时撕裂了这两个象征，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反弹。

2023年，以色列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参与者包括预备役军官、科技精英、前安全部门高官、普通市民。

特别是当年10月份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国防军紧急征召成千上万预备役，而哈瑞迪青年依然在宗教学校学习、拿津贴，这种巨大的落差在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使愤怒情绪飙升。

2024年6月，最高法院全票裁决，政府必须立即征召哈瑞迪青年入伍。

随后政府逮捕了超过百名拒服兵役的哈瑞迪青年，哈瑞迪抗议者甚至攻击军车，整个社会已经因为哈瑞迪这个事实上的特权阶层被撕裂。

到了2025年，全国民调显示，84.5%的非哈瑞迪犹太人要求他们服役，因为此时哈瑞迪人口已从1949年的不到4万增长到约140万，符合条件的兵役豁免人数更是从400人增长到了66000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国防军全部常规地面部队的总和。

过去几十年，以色列在外交上有三大金牌故事。

1、它是中东唯一的民主法治国家；

2、全民皆兵，团结防御外敌；

3、它是开放创新的经济体，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

这三个故事，让西方在很多时候即便不同意以色列的具体政策，也视其为“自己人”。

但哈瑞迪特权、司法改革和社会动荡三重打击，使这些故事在短短几年内失去了说服力。

最高法院被削弱，全球开始质疑它的民主；全民皆兵的神话被兵役豁免击碎，西方媒体用“两个以色列”来形容内部裂痕；科技和经济界的焦虑公开化，投资者不再相信它的稳定环境。

西班牙和爱尔兰在2024年承认巴勒斯坦国，还可以被解释为“非友好”但不致命的动作。

但到了2025年，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核心盟友也做了同样选择，原因不是他们突然反以色列，而是经过三年观察，他们得出结论，当前的以色列无法解决自身问题，只能通过承认巴勒斯坦国外部设限，防止更大灾难。

当一个制度给了某个群体既反对国家存在、又极其善于利用规则的机会，这个群体就会不断在合法性框架内推动裂化。

最终的结果不是它融入国家，而是国家被它改造成对它有利的样子。

哈瑞迪的例子，照出了制度漏洞如何在几十年时间里被利益政治一步步放大，直到成为吞噬系统本身的力量。

以色列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外部的炮火，而是它自己在内部埋下的定时炸弹。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