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审判:谱写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标志性事件

B站影视 内地电影 2025-09-29 06:32 1

摘要:日本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积极着手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先后在全国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海的军事法庭于1946年3月15日正式成立,存在时间最长,成为谱写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日本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积极着手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先后在全国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海的军事法庭于1946年3月15日正式成立,存在时间最长,成为谱写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1946年3月,上海军事法庭先期组成人员发布,包括上海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刘世芳及推事(翻译)瞿曾泽、检察官林我朋、律师蒋保釐、军法官陆起等人。其中,刘世芳曾求学美国、法国和德国,是法学博士;瞿曾泽为清末秀才,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林我朋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东吴大学法学教授。

后军事法庭成员有所变动,如上海高等法院民庭庭长李良接任庭长,其曾就学于朝阳大学;审判官胡永龄、王健等,或毕业于名校法学专业、曾任名校教授,或在法院系统有较好的历练。这些人员大多经过严格的法学训练,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确保了对日审判的正义基础。

1947年8月,上海军事法庭被归并于国防部军事法庭,相关未了案件、重要人员都由后者接手。这一时期的法庭庭长石美瑜,先后毕业于福建法政专门学校及政治大学,曾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推事兼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等。

面对长期侵略战争造成的证据缺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签发《为我人民在作战期内曾遭日本宪兵及军民惨害甚多仰转饬径向军事法庭呈控由》:“凡我被害人或其家属以及各界人士如举出犯人姓名、地点、详细事实暨搜集犯罪证据径向该庭呈控,即予法办。”1946年4月,《申报》在报道中提出了“搜集证据提供当局之罪”的希望,表达了“决不宽容战争罪犯”的决心。截至4月底,上海法院共收到人民控诉敌人罪行案件30638件。1947年6月,《真报》进一步报道,上海军事法庭张贴公告:“市民如有受前日本中国方面海军最高指挥官福田良三及其部下之荼毒者,可向军事法庭检举。”

由于许多被害人对于日军罪犯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等并不清楚,加之日军投降时刻意销毁了较多档案资料,法院只得通知一些被害人前往关押战俘的地方指认。当时,在上海的江湾、浦东、沪西等战俘营关押日军超过15万人,指认工作繁杂却颇有效率。1946年9月,《大公报》报道,95位蒙难同志会的会员到日犯管理处指认罪犯情况,最终确认23人为上海宪兵队员。

法庭上的作证也是指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个受审的日本战犯汤浅寅吉,针对克扣军粮、虐待俘虏和杀害士兵等指控,一口否认,并说“从不野蛮”。证人欧阳臣、陈明德、安秀云、余世兴“申述当时身受虐待,及目睹同伴上电刑、灌水、狗咬等惨状”。最终,法庭确认了虐待、克扣的事实。下田次郎在日本投降后,仍伙同其他日军杀害被羁押的爱国人士13人。在法庭上,他竟然以醉酒等状况予以狡辩。法庭传唤复旦大学教授蒋寿同作证,讲述了其在羁押期间亲眼所见下田“横暴杀戮实情”;另一“指陈经历”的证人章郁仁则是因被“踢于厕内”而得以幸存,最终法庭确认了相关事实与指控。

这一时期,上海军事法庭经常举行公开审判。这不仅体现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上,还包括积极通过媒介向海内外传播。如《大公报》《文汇报》《申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等报纸推出了一系列公开报道,涉及从审讯开始到最终判决等各个方面。对于第一个在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死刑的日本战犯黑泽次男,《大公报》以“战犯安田处刑十年 黑泽次男明日审”为题、《时事新报》以“日本战犯黑泽供认埋杀民众 两处人塚业经掘发”为题、《申报》以“一命抵千命 日战犯‘杭州之狮’黑泽次男昨晨伏法”为题进行了接力报道,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上海军事法庭审理面貌。

对日战犯的审判,严格遵循刑事诉讼程序。在上海军事法庭第一次侦讯时,刘世芳对审判程序进行了报告,包括“适用陆海空军事审判法及刑事诉讼法审判”,案件公开审理;各战犯审讯时可选任中国律师为辩护人,被告不选任的,法庭指定律师为其辩护;各人民团体可推荐代表,“向军事法庭陈诉意见”。

据统计,1946年4月至1947年7月,上海军事法庭共受理案件250多件,审结120多件;国民政府10所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三年间,受理全国案件共计2200余件,判处死罪的有145件,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有300余件。

同一时期,驻华美军魏德迈将军也在上海设立了美军军事法庭。该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24日首次开庭,至同年9月30日因驻华美军司令部大多数人员撤离上海而基本停止工作,羁押未处理的战犯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处理。其间,美军对45名(另有说法47人)战犯进行审判,判处6人死刑、8人终身刑、26人有期徒刑。

令人遗憾的是,美军军事法庭主要关注对美军所犯罪行,对中国人民遭受到的伤害关注不足。较为典型的就是对日军驻上海最高指挥官泽田茂的审判,该军事法庭仅审理了其杀害美军飞行员的情况,对其他罪行概不追究。

但也要看到,盟国对上海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提供了支持,如协助调查战犯罪行。据《西京日报》报道,港英当局就曾通过法案,将与日本人合作的华人移交中国政府。上海审判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后进行的正义审判,虽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却庄严宣告了历史不容否认、正义不可亵渎!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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