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中，包含着对传播与媒介价值发现的过程。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等英国文化研究者，站在工业革命与大众社会的立场重新定义“文化”，对英国新兴的工人阶级文化 做出出极大的肯定，并意识到工人阶级“新共同文化”的形成需要“传播”和“分享”才能实现。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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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理论的超越与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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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中，包含着对传播与媒介价值发现的过程。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等英国文化研究者，站在工业革命与大众社会的立场重新定义“文化”，对英国新兴的工人阶级文化 做出出极大的肯定，并意识到工人阶级“新共同文化”的形成需要“传播”和“分享”才能实现。霍尔则认为，英国社会文化日趋多元，需要在协商与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共识”，而大众媒介在社会共识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霍尔的弟子戴维·莫利反思了霍尔文本化的文化与传播思想。他以“重新定义传播”的方式将领土、人员、商品和基础设施等都纳入研究视野，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

从威廉斯到霍尔再到莫利，英国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不断揭示了媒介的物质性、实践性、技术性等与当代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之间广泛而深刻的连接。

# 观点精粹

1 传播的功能就是将“独特经验”变成“共同经验”。

2

媒体变成了“制造共识”的辨证程序的一个部分或者同类——在反映舆论的同时塑造舆论。

3

传播是符号和物质技术在社会空间生产中的编排和组合过程，是构建（和抑制）不同话语以及互动和流动的模式。

4

英国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重返物质性、重视实践性和关注技术性研究。

# 关键词

文化研究；媒介学；流动性；物质性；实践性

# 引用格式

①曾一果.“重新定义传播”：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及其意义——从威廉斯、霍尔和莫利谈起,2025(09):17-29.

②曾一果.(2025).“重新定义传播”：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及其意义——从威廉斯、霍尔和莫利谈起.传媒观察(09),17-29.

论文节选

一、引言

“二战”之后，伴随着英国当代社会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英国文化研究在重新定义“文化”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传播和媒介的作用，本文以英国文化研究的三位代表性人物为研究对象讨论英国文化研究传播观念的变化。在雷蒙·威廉斯那里，传播是工人阶级新的共同文化形成的基础。斯图亚特·霍尔则把传播视为“表意的实践”，并认为在20世纪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媒介已在文化领域中建立起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与根本性的领导地位。“社会共识”的建构与形成依赖媒介意识形态的运作。在全球日趋流动的文化和网络信息技术环境下，霍尔的弟子戴维·莫利不仅反思了霍尔的“文本化”的文化与传播思想，亦在吸收传播地理学、“新流动”理论和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重新定义传播”，将领土、人员、商品和基础设施等都纳入研究的视野中，极大地促进了当代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并推动了当代文化研究与传播地理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考古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二、漫长的革命：传播与共同体

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性人物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汤普森都努力从文化出发，理解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社会的变化，试图从不同的方面解决英国社会缺乏共同文化历史这一问题。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前言”中，雷蒙·威廉斯便把“文化”放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语境中加以思考：

文化观念及该词的一般现代用法，是从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进入英语思维的，本身即以此发现作为本书的组织原则。本书试图展示这个过程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同时探讨这个观念从开始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因此，本书说明和阐释了自18世纪晚期以来我们面对英国社会变革时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反应。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充分理解“文化”一词的用法以及该词所涉及的各种问题。

英国文化研究之所以兴起，一个重要背景是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社会的巨变，这种巨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英国民众对于英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理解。包括马修·阿诺德和F·R·利维斯在内的一些英国人对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文化和社会是失望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的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有机的“共同社会”，这个“有机社会”虽然由不同等级的阶层组成，可是共同的文化观念和宗教信仰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这个连续的、有机的“共同社会”被工业革命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低级、庸俗、市侩气的工人阶级和大众文化。

但是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却并不这么认为，虽然他们也看到工业革命对英国文化和社会传统结构的冲击。新兴的工人阶级和市民大众占据了主要位置，传统贵族和精英阶层失去了话语的主导权。但他们认为应该接受而不是排斥新兴的工人阶级和大众文化。威廉斯批评利维斯等人保守的文化观念，强调在现实之中，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信奉的“共同文化”既然已经破碎，蜕变成少数人的文化感受，就不可能再成为英国社会的“共同经验”。而工业革命之后新兴的工人阶级和大众文化经过长期演变和选择，会形成新的“共同文化”：

任何文化在整体过程中都是一种选择、一种强调、一种特殊的扶持。一个共同文化的特征在于，这种选择是自由和普遍的，重新选择也是自由和普遍的。这种扶持是一个基于共同决定的共同过程，而且共同决定本身就包含着生命与成长的各种实际变化。自然生长和对自然生长的扶持是一个互相协调的过程，保障这个过程的基本原则是生命平等的原则。

在《文化与社会》中，雷蒙·威廉斯强调了文化在变迁过程中“重新选择”的价值。在《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中，威廉斯指出英国文化变迁是一个“漫长的革命”，这个漫长革命包括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他强调这三者不是彼此分离，而是彼此交织和相互影响的，“我们的整体生活方式——从我们的共同体形态到教育组织和教育内容，从家庭结构到艺术和娱乐的地位——都深受民主和工业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也深受传播扩展的影响。”这个漫长的革命过程是一个“选择”过程，新兴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文化便是由此发展起来。雷蒙·威廉斯认为英国社会要理解和接受这种经过选择的“新的共同文化”，因为它是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人以及中产阶级的改革家创造出来的新的共同体形象和不同的关系形式。

总之，站在工业革命和大众社会的立场，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摈弃阿诺德、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强调文化要顺应社会时代变化，英国新兴的工人阶级及其文化应该得到肯定且必将变成新的共同文化。

雷蒙·威廉斯看到电影、电视和广播等新兴的大众传播在“新共同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以艺术的创作实践和发展为例指出，任何艺术都必须作为一个共同体为人所知并得到实践，而这种实践往往经过“传播”和“分享”被更多人理解和接受。他认为，人类共同体的发展是通过发现共同意义以及共同的沟通手段而实现的。在某个活动范围之内，大脑所创造的那些模式和那些被共同体所具体化了的模式在持续不断地互动。个人的创造性是创造了惯例和制度的总体过程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共同体所珍视的意义才能被分享并发挥作用。这就是文化的现代定义的真实意义所在，它强调的就是这种共享的过程。因此，传播的功能就是将“独特经验”变成“共同经验”，他还借助J·Z·扬的说法扩大传播的概念和范畴，将土墩、大教堂等也视为沟通和传播的手段：“扬指出一个社会共同体最重要的建筑物——从土墩到大教堂——实际上是一种沟通和传播的手段，它组织并不断表达了人们赖以活下去的共同意义。发现一种沟通和传播的手段也就是发现一种共同的意义。”威廉斯特别重视传播在“新共同文化”中的作用，甚至极端地认为，在考察各种传播现象时，必须注意到传播是服务多数人，是在多数人共同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任何关于传播的理论都应该是“共同体的理论”（theory of community）：

大众传播的践行者求助于他们称之为科学的改善方式，也就是说，求助于应用心理学和语言学的零星知识。注意到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关于传播的任何真实理论都是关于共同体的理论。大众传播的技术，只要我们判定他们缺乏共同体的条件，或者以不完整的共同体为条件，那么这些技术就与真正的传播理论互不相干。

威廉斯批评了美国“魔弹论”等经验主义的单一“传播观”，他强调，传播不仅仅是传输，还是接收和回应。其实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还是特别强调“经验的共享”，比如杜威的传播思想就特别强调“传播”和“共享”：“社会是许多结合，不是单一组织。社会意义是结合；大家合拢从事于共同交际与动作，以期将任何种可由共利而增广稳固的经验得以更圆满地实现。所以，有多少可由互相传达、共同参与而增多的福利，即有多少的结合……一个福利被人自觉地实现的情境并不是暂现的感觉或私人的嗜好之情境，乃是共享交传的情境，即公共的，社会的情境。就是隐士也与神人冥契；就是守财奴也爱伴侣；极端利己的人也要一帮的喽啰或某个伙伴共享所得的物品。普遍化即是社会化，即是把共享福利的人之面积与范围扩大起来。”杜威批判和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他认为个人与团体应该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共同体”。在这点上，威廉斯和杜威的传播观相契合，他们均重视共同体对于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将传播视为“社会共识的推进器”。

威廉斯认为各种新兴传播媒介的出现，正是建立在民主的、共同的文化观念之上，它也要服务于这样的文化：“共同文化在任何层次上都算不上是一种平等文化，但是共同文化永远都需要生命存在的平等，否则共同经验将失去价值。对于参与任何文化活动的任何人，共同文化都不能加以绝对限制；所谓的机会均等就是这个意思。”有学者已看到威廉斯强调平等参与沟通和交流的传播理论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存在契合性。如杨击认为，英国传播理论中有关“公共领域”的期望，完全是顺着威廉斯的这条线索而来的。

三、制造共识：传播与文化生产

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汤普森这些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批评利维斯等人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念，积极肯定工业革命之后新兴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认为其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共同文化”。徐德林也指出：“在霍加特的孩童时代，在酒馆、俱乐部、体育活动、家庭等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侧面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内在联系，即‘共同的感受’。这种感受使工人的集体价值与个人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建构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工人阶级社区，以及自然、健康、淳朴的工人阶级文化。”

但是这种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深情缅怀的有机整体的“工人阶级文化”——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主体的“新共同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社会受到了挑战。因为“二战”之后，英国跟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进入高福利、高消费社会。“英国经济的战后繁荣不仅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改变了国民生活方式、导致了英国阶级结构变化，而且引发了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阶级文化显在瓦解’。”霍尔认为整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化“让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了‘一种无阶级意识’抑或阶级和解的幻觉，认为英国即将百利无一害地进入现代乌托邦，其结果是传统的阶级文化被破坏、民众运动与左翼思潮渐趋低迷”。

“无阶级感社会”的来临，让威廉斯、霍加特等人所念念不忘的共同体的本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迈克尔·肯尼所说的那样，共同体作为一种政治隐喻，不再专指工人阶级毫无差别的体验，各种新生活方式逐渐取代了共同体原有意义，工人阶级需要适应这样的形势变化。与此相应，辍学学生、教师、移民“阶层”、城市新区的定居者，“二战”之后一些新的职业和群体在英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这让霍尔等新左派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多元诉求在市民社会内渐趋与草根阶层与生俱来的流动性合流”。文化政治的重要作用是帮助这些人确立新的共同身份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社会从注重生产的工业社会朝着注重消费的后工业社会转向。这导致一些人认为“阶级分析”学说对于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适用了。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许多人认为意识形态的时代走向了终结。

当然，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转变、“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向的情况下，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人认为重新理解阶级、阶层和身份依然是有重要意义的。在《漫长的革命》中，雷蒙·威廉斯认真地讨论了“阶级”问题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人对于自己身份认识的变化。他指出，在英国关于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任何一种都隐藏着关于“阶级”的种种思考：

阶级作为一个“社会术语”，是在工业革命取得成效的初期进入到日常英语中的。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形塑下，它从一开始就是含混不明的标记，同时指向了带有重要转变时期的特征的社会事实和经济事实。不幸的是，这种含糊不明至今还留存着，我们还是拿不准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的社会阶级身份，是我们的出身还是我们成年后的工作？

“工人阶级一方面可以和拥有土地的贵族相对比，另一方面更经常用来和资产阶级相对比。可是，既然资本家通常都不是贵族，那么在社会中谁是资本家呢？”威廉斯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英国人对于阶级的感受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独立的小雇主、店主、小农和专业人士，许多人无法确定自己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还是其他阶级。中产阶级也分化为“上层”和“下层”两部分，“其中上层那部分变得愈加富裕，逐步涉足并混杂到旧贵族阶级或‘上流’阶级中。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之间的流动也相当常见，随着工作性质的改变，以及许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手工’活的雇佣工作的出现，实际上已很难在‘工人’和属于‘中产阶级下层’的挣工资的人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而与“老一代”工人阶级相比，他们的后代变化更大。霍加特曾描述“自动点唱机少年”和“奖学金男孩”如何日渐沉溺于美国化生活方式的神话世界中：

我想说的是这种奶吧——在每一个大概拥有15000居民的北方城镇里几乎都有一种这样的吧——它已经成为众多年轻人晚上聚会的一个公共场所。一些女孩们也去那里，但大部分顾客是15-20岁之间的男孩，他们穿着厚长的衣衫、系着有图案的领带，摆着美国式无精打采的姿态。很多人付不起连续喝奶昔的钱，他们就可以喝一两个小时的茶——这是他们来此的主要目的——这些年轻人将一块块的铜币投入自动点唱机里……

霍尔在《无阶级意识》一文中也指出：“对战后社会状况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解释逐渐被建立了起来。在当时那种充满乐观情绪的经济氛围中，人们相信自己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无阶级差别的’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所有计划外的社会变化都被看作是这个新社会的标志。”

日渐分化的阶层和步入福利社会的英国，让许多人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学说已不合时宜。但是威廉斯等人提醒人们，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依然有生命力，在民主、福利社会的外表下面，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工人阶级及其文化并没有得到精英阶层认可。在战后繁荣的表象下，霍尔借威廉斯的话指出，工人阶级“不会因拥有了新的产品就成了资产阶级”，伴随着新的“无阶级感社会”出现，新的焦虑和困惑随之产生，“当旧的阶级含义开始消解，而新的阶级模式同时浮现之时，社会不仅是流动的——它也显示为更自由与‘开放’的。工人阶级的男孩必须在这个充满陌生信号的迷宫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方式。”霍尔以霍加特所说的“奖学金男孩”为例指出，工人阶级后代会继续保留对自己家庭与社群的忠诚，但也要在社会中学习成长并推进自身的“身份阶梯”。他强调社会主义文化重建的必要性，认为只要工人阶级的体现性价值能够找到新的表现性形式，并在我们已论述的新的消费与繁荣的状况中茁壮成长，那么社会主义的理念就永远不会枯竭与消失。霍尔深刻地觉察出战后工人阶级的变化，并相信借助文化理论可以为重新描述社会主义“提供一种语言”：

如前所述，新左派对已确定的正统观念迟疑不决，基本不存在明确的态度。对文化进行研究既能够重新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也能够对社会生活提出一种更为复杂多元的观念。霍尔曾指出：“我们非常需要文化理论，因为它能够为重新描述社会主义提供一种语言。新左派一开始就强调指出，文化分析与文化政治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事实上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学术目标认识到大众文化发展迅速，但意义深远。第一代新左派希望更为系统地解释大众文化的组成结构及内在关系，并对其做出一些理论思考。

不过，与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人对于共同体文化的理解不同，霍尔看到，在英国，随着社会越来越多元化，“新的共同体”是建立在协商和差异基础之上。霍尔指出，这种“新的共同体”或者说“共识”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他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强调，战后文化霸权的关键是“建构共识”。这种“社会共识”的建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这个阶段的要素是福利国家的建立，资本主义和劳工运动经过调适，最终形成了“混合经济”解决方案，这些要素确立了一种“新型社会契约”的边界，能够保证劳工运动被限定在资本主义能够稳定运作的框架范围内；第二阶段则是将第一阶段达成的共识在政治上付诸实践，即所谓“富足的政治”（politics of affluence）；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出“富足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

霍尔指出，战后共识就是以“令人惊叹的社会变化”为基础的：“人们坚信，资本主义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且这种繁荣发展的局面也将会永远持续下去。显然，绝大多数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时代还未到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依然是不平等的。但人们相信，这种分配关系在未来将会实现平等化，而意识形态的作用恰恰是要弥合这种不平等的现实和人们通过‘想象性关系’所表达的愿望之间的落差。通过这一过程，尽管现实依然充满矛盾，但人们却依然产生了一种相信社会总会不断进步的幻觉。”借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hegemony theory），霍尔以新闻事件为例描述了大众媒介在社会共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新闻事件常常在一定程度上会在来自共识观念的框架中得到解释，这种共识观念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之一。对这些事件的详细说明通过各种‘解释’、图像和话语来完成，而这些要素表达的正是媒体认为受众应当思考和了解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内容，这个过程强化了共识观念。”只不过这个过程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争夺，大众传媒领域便是争夺的重要场地，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在各种话语争斗中被制造出来的。霍尔认为主导阶层经常利用“合法强迫”的方法，赢得从属阶级和团体的共识，从而完成和确立了“领导权”。当然，现代大众传媒也不单为统治阶层服务，它也必须考虑其他阶层的利益，大众传媒往往就是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调节器”，不同的利益阶层通过“舆论”（opinion）而达成意见的一致：

一个能让权力持续统治舆论和法律的方法便是，特定阶级或权力集团的利益能够结盟或者等值于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这个等价系统一旦实现，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意志就能够“达成一致”，因为它们可以同时符合各方都同意的舆论。舆论就成为一个媒介、一个调节器，这个在权力和共识之间的必然联盟（或等值）就通过舆论而得以实现。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个大多数人的舆论塑造成与权力意志一致，那么特定（阶级）的利益就能与人民的舆论意愿表达一致了。但是，这需要塑造，共识的教育和指导，同样还涉及那些我们之前列出来的再现程序。

现在我们来讨论媒体这一再现的手段。为了它们的日常运行中表现出公正和独立，它们不能被看到是受制于权力的，或者是要把它们的世界观有意识地屈从于统治定义，与其保持一致。但是，它们必须要对“每个人都认同”的普遍界线或框架，即舆论保持敏感，这样才能在舆论中合理地生存运行下来……要把它们自己以舆论为导向，同时又要尝试塑造舆论，还要在已有模式中运行，媒体变成了“制造共识”的辨证程序的一个部分或者同类——在反映舆论的同时塑造舆论——使之朝向在国家内部表达的统治社会利益的权力领域。

媒体作为表征的手段发挥作用和制造共识。不过，霍尔指出战后英国社会的“共识”建立起来容易，瓦解起来也很快，因为“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媒体和社会大众协商的情况。而社会环境的变化让“共识”很快瓦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英国社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人们坚信，资本主义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且这种繁荣发展的局面也会让永远持续下去的社会共识开始瓦解。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事件让英国社会再次进入动荡之中。

在霍尔的时代，除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变化之外，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英国涌入了大量来自非洲、中东和拉美的族群，霍尔自己就出身于加勒比海的牙买加，这使得他的文化理论不仅关注阶级问题，更关注种族和多元文化问题。在霍尔看来，战后的英国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当然，他也认同威廉斯对于“共同体”的追求，只不过在霍尔这里，“新的共同体”不是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

多元文化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正视许多不同社会的未来问题——而这些社会是由在这个世界等级秩序中具有不同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经验和地位的人们所构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差异性不会主动消失。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和文化的同质性是无言的，不能指望它为行为、实践、政策和解释提供固有的共同视阈。然而，尽管如此，如果可能的话，这样的社会却有一种坚强意志，可以一起建立一种共同的正义生活。

霍尔强调“如何想象与建构这种差异中的共同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族群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社会性地建构与形塑的。

四、重新定义传播：流动性与地理

英国学者齐亚乌丁·萨达尔在他的《文化研究》小册子中批评英国文化研究过于狭隘，带有严重的“盎格鲁中心”（Angloentrism）主义倾向：“它过分强调阶级而忽略种族和性别问题，过于关注城市生活方式以及亚文化的礼仪”，所以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要是指“英国文化”。徐德林也指出，英国文化研究回归文化，主要是服务于英国人民族身份问题的“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

不过，随着战后英国社会的文化日益多元化和移民潮的到来，霍尔等人也开始关注英国社会大量移民涌入导致的流动性和族群身份混杂现象。在《论新族性》《谁需要身份？》《多元文化问题》等文章中，霍尔提出要认真接受英国社会的“多元文化问题”，因为原来在种族和文化上相对同质和单一的英国主流文化，因为移民等发生了深刻改变。霍尔强调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身份本身就是通过话语建构的：“恰恰因为身份是在话语之内，而非话语之外构建的，我们就需要将它们理解为是在特定的历史与体制场域内，通过特定的表达策略，在特定的话语型构与实践中产生的。此外，它们的出现也与特定的权力模型的运演相关，因而更应将之视为差异与排他的产物，而非属于一种同一的、自然构成的统一体的标志，以至将之看作传统意义上的身份（一个具有完整覆盖的同一性、无缝对接、没有内部差异性的身份）。”霍尔指出，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英国性”既是一个实体，同时也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而要让这样的社会还有“共识”，需要有某种框架，使得各种严重冲突的世界观、信仰和利益能在其中“相互协商”。

霍尔认为，某种文化身份就是在话语实践中不断生产和建构起来。“我使用的‘身份’，是指交汇点（meeting point）或缝合点（point of suture）——一面是话语与实践试图‘询唤’（interprellate）我们，与我们交谈或召唤（hail）我们进入特定话语的社会主体的位置上去；另一方面是生产出主体性，并将我们建构成能被‘言说’的主体的过程。身份因而成为联系主体位置的临时纽带，而主体位置又是话语实践为我们建构的。它们是将主体成功接合或‘链接’到话语流中的结果。”如前所说，在讨论多元文化问题时，霍尔强调了社会共识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他批评和反思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思想，因为这种话语以“现代性”为基础来建构自己与“他者”的关系。

戴维·莫利是霍尔的弟子，他显然受到了霍尔的影响，赞同其对于多元文化和差异性基础认同的看法，并在与凯文·罗宾斯合作的《认同的空间》中提出了“对立认同”的文化认同理论，“对立认同”即差异基础上的认同。但他认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带有过多的“本质论（essentialist）或简约论（reductionist）色彩”，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趋向，在他看来，使得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完全游离于它们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之外。莫利关于《全国新闻》的电视受众研究显然深受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影响，但在对文本意义考察时，他更注重将其置入具体的话语和周围特定的物质环境中，“接触到的话语（知识、偏见、反对等等）不同，重构的文本的意义也不同。受众用自己的话语理解文本，因此文本的重构取决于受众的话语。”

作为战后“婴儿潮”一代，戴维·莫利在电视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他对媒体研究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性。在回顾自己从事文化研究时，他特地强调其是出于对媒体研究的兴趣才从社会学研究转入到文化研究领域中。那时，文化研究还未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在《传媒、现代性和科技》（Media，Modernity and Technology）中，莫利专门用了一章讨论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这两个学科发展的脉络和关系问题，并指出英国媒介文化研究其实出现较晚，缺乏德国那样的理论性思考：“传媒理论在英国是一个新近出现的东西，在英国的学界中，过去一直存在比较浓厚的实证主义传统，对理论存在相当的怀疑态度。在过去的二十年，英国的‘左派’学者们开始对欧洲大陆理论有比较多的介入，特别是对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介入较多，而对德国的相对少一些。”莫利从霍尔以及威廉斯那里熟悉了文化研究，并从麦克卢汉、英尼斯等人的媒介理论中受到启发。但他也对20世纪以来的欧洲和美国的传播理论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20世纪20年代末，主要在欧洲/美国发展起来的媒体和传播研究的许多假设，都是以一系列非常特殊的文化、法律、经济和政治环境为前提的，这种特殊性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而现在这些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必须惊觉重新制定理论和模型的必要性，以便更好地应对现实情况的遽变。”

从《传媒、现代性和科技》开始，莫利的文化研究便开始了学术转向，他试图站在一个更广泛的跨学科视野考察媒介、技术、商品流通和物质性等问题。用王鑫的话来说，莫利把传播研究从较为狭窄的“媒体中心主义”带入一个更为开放包容和多元交叉的学术领域之内，为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威廉斯那里，传播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推动着英国文化的变迁。在霍尔那里，媒介当然很重要，是制造和建构共识的重要手段，但他们的媒介观依然是一种“媒体中心主义”的媒介思维。戴维·莫利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并不满意，他认为不能将传播与其修辞符号或修辞维度等同起来，仅仅是意义的表征和生产过程。在与凯文·罗宾斯合作的《认同的空间》中，莫利等人便尝试重建全球媒介，因为他们看到传输新技术的一个后果就是信息传播媒介正在发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这种变革正在重新构建信息图像空间并形成“新的传播地理”，其特征是随着全球网络和国际信息流动空间的加强，出现了一些新形式的区域性与地方性活动，空间与地域的概念由此发生改变。《传媒、现代性和科技》就尝试构建“新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e New），同时批判“媒体中心主义”和文化表征理论。而在最新的《传播与流动》（Communications and Mobility）一书中，莫利正式提出要“重新定义传播”，从更广泛的层面理解传播、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地理等问题，他说：

我同意马特拉的观点，主张恢复对传播含义的广泛理解，而非将其简化为意义、表征和意义产生的过程，支持重新理解传播作为地方和领土生产的一种物质要素，作为促进人员、物品和文化顺利流动的手段的含义。从这一角度来说，传播是符号和物质技术在社会空间生产中的编排和组合过程，是构建（和抑制）不同话语以及互动和流动的模式。

借助于传播地理学和“新流动范式”理论，莫利希望将领土、人员、物质商品和基础设施等都纳入传播研究中。从地下到地面再到地上，从物质世界再到符号世界乃至虚拟世界，几乎所有的都可以纳入传播文化研究中。莫利强调，这样的传播观从根本上来说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传播观。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心信息与商品、人员流动的联系，并给“传播”下了一个“十分广泛的定义”：包括商品、人员、信息和资本的流动——不仅包含传递信息的工具，也包含物质运输的基础设施。前面提到，其实雷蒙·威廉斯也曾借用J·Z·扬的传播观拓展传播的内容，将土墩、教堂作为沟通和传播手段。威廉斯还曾经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的概念，强调个体可以通过汽车、广播和电视等媒介与外部世界建立更广泛的联结。

马克思、恩格斯和威廉斯的传播思想深刻影响了戴维·莫利。结合传播地理学和“新流动范式”理论，莫利对传播的概念和研究议题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将物质性的基础设施与象征性的符号传播以及新兴的网络空间结合起来。“新流动范式”是由约翰·厄里等人提出，包含实体空间的人与物的流动、虚拟空间的信息流动以及想象性内容的流动。莫利将“新流动”理论引入到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具体来说，他从人的流动（移民）、物的流动（集装箱）和信息流（手机）这三个方面对当代的流动性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跟霍尔一样，莫利很关心移民问题，“一人多地”“多栖家庭”“跨地区的迁徙”都是他所关注的。借助于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思想，莫利强调：“移民作为一种感官经济（sensuous economy），是一种富含想象和情感因素的具身实践，在这一实践中，与声音、气味、风土人情的相遇会引发身体感觉和情感反应。”莫利认为手机是信息流动的现代性特有的象征，他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之做了深入考察并指出在流动社会中，手机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游方僧侣脖子上佩戴圣克里斯托弗勋章的心理功能类似：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这是安全感和归属感的象征，也是一种新的家的模式。当然，莫利认为在信息时代手机的角色和功能是多样的，它既扩大了日常交流范围，也潜在地改变了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关系。智能手机和无处不在的计算结合在一起，“产生全新的混合空间形式——虚拟和实体融为一体。”在全球化时代，商品的流动自然是广泛的，莫利以“集装箱”为例讨论全球化的商品运输与流动情况。他强调，在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全球化通常被认为主要与信息和人员流动有关，但其实它也关乎货物的流动，而迄今为止最便宜的长距离运输货物的方式就是集装箱货轮航运，它是“成为全球经济所依赖的分散式生产链的物质基础”。

戴维·莫利从重新定义传播和重构传播研究的范式立场出发，对传播的内容进行了扩展，把人员和商品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等内容都涵盖进来，不仅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且也大大拓展了文化研究的空间。前面提到，莫利的传播研究是去“媒体中心主义”的，同时也是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在《认同的空间》《传媒、现代性和科技》中，莫利都尝试建立一种“去西方化”（de-westernized）的媒体和文化研究格局。作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莫利自然深受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与霍尔一样，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与传播思想保持警惕。莫利认为西方要有“换位意识”，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重新认识“西方”和“他者”的关系，他说：“面对一张世界地图，我们总是习惯那种从右往左的空间阅读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很自然地假定为从‘古老的东方’到‘现代的西方’。实际上，这种忽视‘西方社会’的内部差异性而将其笼统地视为一体的观念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莫利指出这种现代化理论往往贬低其他族群，将西方看得高人一等，但是如果换位思考，人们就会发现其实“非西方”也可以创造“自己的现代化形式”。他以新加坡、日本等新兴国家为例指出“现代化”这个概念并不一定与某个特定的人种、民族、国家或某些暂时的地点有必然联系。在《传播与流动》中，莫利更是从传播地理学的角度，站在非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重新思考“欧洲性”问题。

当然，无论是“欧洲性”问题，还是全球化时代的人员、商品和信息的流动等传播问题，作为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莫利的研究秉持了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对人员、商品和信息流动背后的权力结构和等级关系极为关注。因为在他看来，“流动是当代社会的特征，不同的流动深刻地反映（并构成）权力结构和等级制度。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地理流动和不同形式的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针对全球新的流动现象，莫利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很具体地提出了一些问题，如谁有权使用什么等级的交通和通信模式：谁去步行，谁骑自行车，谁坐汽车，谁坐火车，谁乘船，以及谁坐飞机？谁能够进入特定的物质和虚拟空间？等等。在讨论全球流动与传播问题时，莫利还重申了社会历史视角和语境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应该将每一种传播现象置于社会历史进程和具体语境中加以理解。他借用林恩·斯皮格尔的话来指出，我们越多地谈及未来学，就越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当代的变化。

莫利怀着雄心“重新定义传播”，大大拓展了媒介的内容。他的雄心不禁让人想到德国媒介考古学家齐林斯基，齐林斯基也批评过“媒体中心主义”思想，他说今天的媒介仅仅将“媒介学限制在其自身之中，而没有和其他话语联系起来的媒介教育完全是错误的”。像莫利一样，齐林斯基也努力扩大媒介的概念，并将媒介置于更广泛的关联知识谱系中加以考察。在他的眼中，甚至都不需要“媒介概念”：“我所描述的媒介概念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异质性的、跨学科的领域。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现象，媒介处理各种具体的、抵抗性的人工制品、程序和议题，它们存在于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

莫利谈到了齐林斯基、基特勒等德国传播理论，特别是“媒介考古学”对他的影响，认为媒介考古学将媒介研究的历史化视角转向了先前缺乏相对性的媒体研究的各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他也指出，齐林斯基所做的关于媒体历史“深层时间”的开创性工作，就有助于将电影和电视的特殊发展重新脉络化。

五、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

物质性、实践性和技术性

可以说，从威廉斯、霍尔到莫利，我们看到英国文化研究在思考“文化”概念时，有一个发现“传播”与“媒介”的过程，特别是在戴维·莫利这里，英国文化研究开启了“媒介学转向”，传播与媒介的概念被大大拓展。具体来说，英国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重返物质性、重视实践性和关注技术性研究。

雷蒙·威廉斯是“文化唯物主义”的提出者，他认为文化代表着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在其文化的三个层面概念的理解上，首要的便是“某个特定时代和地方的活文化，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地方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它”。在徐德林看来，威廉斯的文化概念试图将“文学文化与物质文化关联起来”。王庆卫也认为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将‘文化’与‘物质’并置在一起，意在突出文化的物质实践性质，强调文化实践的物质基础作用，将文化本身视为一种物质生产，而不再将其看作是处在从属地位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以文化的物质性否定了过分强调文化自律性和独立性的错误观念，使文化的创造性与实践性联系在一起”。因此，戴维·莫利“重返物质性”的研究，其实是回到了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初衷。当然，莫利也强调，其对物质性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受近年来传播研究中的“物质主义转向”的影响，特别是艾伦·塞库拉对他的“激烈谴责”。前面提到，早在从事电视受众研究时，莫利便意识到，与其笼统地谈论观众，还不如理解家庭的物质和文化背景，将其看作消费过程的决定因素。在《传播与流动》等文章中，莫利更是通过对商品、集装箱和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等物质性议题的研究，揭示在全球流动环境中各种物质性实践的传播意义。

文化实践问题其实一直是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始终将文化置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世界中去理解。在《学做工》的“中文版前言”中，保罗·威利斯还特别提醒中国学者要关注文化实践问题，他强调：“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创造意义的各种实践，而不能被简化为对其他事物的反映，如个体心理、话语或经济。它自成一体。”霍尔其实也很重视文化实践问题。只不过，在霍尔那里，文化实践主要以一种“话语实践”的方式展现，他说：“关于话语观念，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是根据传统的思想与行动、语言与实践之间的区分得出的。话语是通过语言而进行的知识生产，但它本身又是由实践生产出来的：‘话语实践’——是一个生产意义的实践。因为所有的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意义，因而所有的实践也都会含有话语样式。所以，话语会进入所有社会实践中并对之施加影响。”前面提到，戴维·莫利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进行了反思。尤其是在新的流动环境中，莫利更强调要把商品流动与人的“具身移动”等物质性实践考虑进来。针对日益兴起的互联网和数字社会，尼克·库尔德利在《媒介、社会与世界》（Media，Society，World：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中直陈当代媒介文化研究正在经历一种“实践转向”，即由“文本研究”转向“实践研究”，以及由“文化实践”转向“媒介实践”。他甚至给出了实践转向的“具体时间”——2005年前后。从那时，“媒介研究开始摆脱文本源头的束缚，聚焦于媒介实践的多样化……媒介实践的整个景观开始扩张并快速变化。凑巧，在媒介研究和日用媒介中，一种理解这些变化的方式正在广阔的社会理论中兴起：这就是实践理论。”

技术性问题是当代文化研究思考的第三个重要面向。威廉斯在思考英国文化和社会变迁时已经特别关注到技术的力量。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他认为有两股主要的力量相互作用促进了大众媒体业的发展：大众消费和现代科技发展。复杂多变的流动社会增加了大众对报纸、电影、电报与广播等新兴媒介的需求：“报纸迎合政治与经济讯息的需要；照相为社区、家庭与个人生活所需；电影与摄影拿来满足好奇心与作娱乐之用；电报与电话主要是作为商情的传输，间或用作传递重要的个人讯息。就在这些复杂不一的传播形式之间诞生了广播。”霍尔的文化研究较少谈及技术性问题。他更多地是从意义（包括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层面理解传播媒介，当然，霍尔也看到了媒介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在20世纪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媒介都已经在文化领域中建立起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与根本性的领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方式，在其中，整个庞大与复杂的公共信息空间，以及信息的互相传递与交换——在该类型的社会中‘社会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都有赖于现代传播手段的中介。”霍尔将传播媒介“视为被社会地、经济地与技术地组织起来的装置，以此去安置在复杂话语中的信息与记号，或说是符号性的‘商品’”。并且这种“表意的装置”主要倾向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相比于威廉斯和霍尔，莫利更加清醒地看到传播技术的力量，但他也强调，与其关注传播技术自身的所谓奇迹，不如将它放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脉络中加以考察。

六、余论

重返物质世界、重视实践性和关注技术性——这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媒介学转向的三个重要面向，莫利也由此重新定义和理解媒介。当然，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不同人员、物品和信息的流动是复杂的，既有物理运输层面，也有虚拟的网络空间和象征性的符号传播层面等等。媒介考古学派齐林斯基在重新思考“媒介”（media）时，特别强调“联系”的重要性，这个词汇可以说是齐林斯基媒介学的关键词。在齐林斯基看来，媒介思维意味着在“联系”中运作，“联系”（有时译为“关联”“连接”）将异质的、不同的和分离的知识连接起来并形成谱系。早在《媒体考古学》中，齐林斯基就指出，媒体世界是由多样性的单元组成，这些单元相互“关联”并最终得以表征与转化，“各种媒体世界，就是互相有关联的东西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

雷蒙·威廉斯其实使用了一个相近的关键词——“接合”（articulation），“接合”在中文中有时被翻译为“连接”。威廉斯通过“接合”这个关键词分析社会不同要素之间的关联。迈克尔·肯尼指出：“威廉斯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具有人类学特点的更全面的解释，并阐明了此前相互分离的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他将重点转向‘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文化在传统理论中被赋予‘特殊’地位。”威廉斯注重不同文化实践之间的连接。霍尔接受了威廉斯的“接合”概念，并多次使用它解决文化和传播的语境问题：“我一直在用‘接合’这个词，虽然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完全理解我赋予它的意思。在英国，这个术语有两个微妙的意思：‘articulation’表示说出来、讲出来、发音清晰等。它有正在使用语言、正在表达等含义。但是，我们也用以指一个articulated的拖挂式货车（卡车）：它的前半部分（驾驶室）和后半部分（拖车）能够连接在一起，但这种连接不是必须的。车头车尾要通过特殊的联动装置相互连接，这个装置是可以被拆卸的。接合因此是一种连接的形式，在特定条件下它可以将两个不同的因素连接为一体。”“接合”的概念后来又被斯托·拉克劳等人吸纳，并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接合理论”。徐德林后来根据威廉斯、霍尔以及拉克劳的研究总结指出：“接合是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或多种不同要素连接在一起的方式，体现为在差异化的要素中建构同一性的一种关联实践。接合是一种建构，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绝对的，而是语境化的产物；它是各种‘相异原素’在‘关键时刻’相连接的某种方式，这种方式形成某种新的机制或连接后获得某种新的意义。”

在万物互联和万物皆媒的当今时代，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涌现，“接合”这个词汇有了新的价值。莫利就看到新传播技术让身体从物理场所和具身场所中解放出来，但却又让它与特定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流动中的人、商品和各种基础设施都可以通过新传播技术连接起来。如王鑫指出的那样：“莫利通过重返传播的物质基础以及对流动性的考察，修正了其此前关于虚拟空间的思考，也重新给予实体空间在传播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对空间的考察也不再是此前单一的实体空间或者虚拟空间，而是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通和接合，旨在恢复符号与物质之间的‘离散’关系。”在莫利的媒介学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把握符号空间、物质空间和传播方式整合与衔接，即解决不同空间（虚拟与实体）、世界（不同群体、性别）和地区（国家和地区）的连接和接合。

英国文化研究的这种媒介学转向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首先，通过引入、拓展传播和媒介的概念，文化研究自身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大大增加了——不仅电视、电影和各种新媒介的内容是其研究对象，而且人员和商品流动以及各种物质性的基础设施都被纳入其研究范畴之中。文化研究本来就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各种新媒体崛起，关注物质主义、基础设施和政治经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社会学研究崛起，重视“文化”的文化研究显得有点式微。在这种情况下，重返物质性和基础设施的“媒介学转向”，其实让文化研究在从“文本研究”向“实践研究”转向的过程中与社会物质世界有了更深刻的互动联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因此有了跟媒介社会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哲学等学科开展对话和交叉融合的可能。

其次，像黄旦所说的那样，“媒介学研究”是从“媒介”出发的研究。从“媒介”出发和通过“媒介”，在一个全球流动的世界中，线上线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商品都在流动中相互连接或分离。莫利举例子指出，有一些媒体，如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往往在“本质上”被认为是静止的媒体，但借助于汽车、高速公路和飞机等，特定的交通方式和通信媒体有了接合，这些媒体本身也变成了“移动媒体”。前面所说的，媒介学强调“接合”和“连接”的价值，在传播与流动的世界中，通过“媒介”相互产生“连接”，这是“媒介学”的重要价值。以“赛博空间”为例，莫利强调指出，我们与其把“赛博空间”抽象地看成一个统一的领域，不如探究不同的物质文化中虚拟与现实的具体结合方式。

再次，如前所说，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回到了“文化研究”的初衷。无论是德布雷提出的“媒介学”也好，还是齐林斯基等人的“媒介考古学”也好，他们也都深受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威廉斯之影响。齐林斯基在《媒介之后》中特地称赞威廉斯发展出了一种“可操作的文化概念”：“即使对今天的技术先锋来说，这种概念也没有丧失它的锋芒。”齐林斯基看到，对威廉斯来说“文化并不是一个界定明确的现实领域，例如限制在过往杰出的美学成就等当中，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在生活条件、日常活动和个体实际发展之间的具有关系性质的系统。作为关系的质量和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变迁表达，文化是以互动性和过程性为特征的。”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始终强调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美学以及技术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全球流动和新传播技术环境下，文化研究的“媒介学转向”回归了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本意。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