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9月的武汉，秋老虎还没褪尽热气。长江边的风裹着硝烟，吹得路边野草直打摆子。柏原英一蹲在公路边的壕沟边，镜头对准几个缩成一团的中国人——这是他作为日本战地通讯班摄影师，在武汉外围拍的第37卷胶片。

1938年武汉会战壕沟里，日本摄影师拍下的这一幕，藏着中国人最痛的倔强

1938年9月的武汉，秋老虎还没褪尽热气。长江边的风裹着硝烟，吹得路边野草直打摆子。柏原英一蹲在公路边的壕沟边，镜头对准几个缩成一团的中国人——这是他作为日本战地通讯班摄影师，在武汉外围拍的第37卷胶片。

沟里一共五个人，三个妇女裹着破头巾，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穿灰布短打的汉子最扎眼，左手腕被什么利器划开条大口子，血珠子吧嗒吧嗒掉在裤腿上，很快洇红了一大片。他闭着眼喘气，嘴唇干裂得爆皮。

“这伤得深。”柏原英一后来在日记里写，“血顺着小腿往下淌，把草鞋都浸透了。”他举着相机犹豫，旁边翻译官凑过来：“太君，要不补两枪？省得活受罪。”汉子突然睁开眼，浑浊的瞳孔盯着沟边，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嗬嗬”声。

妇女们互相攥着衣角，没人敢动。有个老太太颤巍巍摸出半块硬馍，刚要递过去，被年轻点的媳妇拽住手腕。“别，他手不能动。”媳妇抹了把泪，“血把衣裳都糊住了，怕是动脉破了。”

柏原英一的镜头晃了晃。他来中国两年，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轰炸后的断墙、逃荒的妇孺、跪在路边的俘虏。可眼前这个汉子，明明快撑不住了，脊梁还直挺挺的，不像其他难民那样蜷缩成一团。

血还在流。汉子的脸白得像晒了三天的纸，额头上的汗却顺着皱纹往下淌。他右手死死抠住地面，指甲盖翻了，渗出血丝。旁边一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蹲下来，想帮他按住伤口，手刚碰到胳膊，汉子猛地抽了下，喉咙里挤出个“别”字。

“他怕疼？”柏原英一问翻译。翻译摇头：“不是，他是怕蹭到我们。”原来这汉子是商队的挑夫，几天前在黄陂被日军巡逻队抓了壮丁。同伴们趁乱跑了，他挣脱时被刺刀划了手腕，一路爬到这条沟里。

“想回家。”汉子突然开口，声音像漏风的风箱，“我家在黄安，屋后有棵老槐树……”话没说完，头往沟壁上一靠，昏死过去。妇女们开始小声哭，老太太把馍掰碎，轻轻放在他手边。

柏原英一放下相机。他想起出发前长官说的话：“拍些中国兵溃逃的照片，证明皇军战无不胜。”可此刻镜头里的，不是溃兵，是个想活着回家、连疼都不敢喊的普通人。

日头偏西时，汉子醒了。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盯着柏原英一胸前的相机：“拍吧，拍清楚点。”柏原英一愣住。汉子咧开嘴笑，血泡从嘴角冒出来：“让你们看看，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后来这张照片没出现在日本的宣传册里。柏原英一回国后，把底片锁在铁盒里。他在回忆录里写：“那个中国人的眼睛，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恐惧，是恨，是不甘，是明明快死了，还憋着股子劲。”

武汉会战打了四个多月，中国军队撤出时，城内外堆满尸体。可像这个汉子一样的人，还在往前线送粮，在后方救伤，在壕沟里等天亮。他们没留下名字，没等到胜利，可他们的血，渗进了脚下的土地。

现在看那张老照片，灰扑扑的色调里，只有那摊血是鲜红的。它像团火，烧了八十多年，提醒我们：战争的残酷，从来不在统计数字里，在每个想活着、想回家的人身上。

文献来源：《武汉会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柏原英一《战地摄影笔记》（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黄安抗战口述史》（湖北地方志办公室编）

来源：穿越时空的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