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年来，利用城市环境来促进身体健康和预防伤害一直是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核心目标。新冠疫情之后，城市规划和设计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预计到2050年，全球69%的人口将与数百万邻居一起生活、工作和娱乐。同时，城市居民的压力不断增加，抑郁症和其他心

多年来，利用城市环境来促进身体健康和预防伤害一直是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核心目标。新冠疫情之后，城市规划和设计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预计到2050年，全球69%的人口将与数百万邻居一起生活、工作和娱乐。同时，城市居民的压力不断增加，抑郁症和其他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城市中社交网络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变化加剧了人们的孤立和孤独。我们应该如何设计城市，才能帮助人类成功地集体生存和蓬勃发展呢？恢复性城市主义提出了一套以城市设计来应对以上挑战的方法框架，其特征包括高连接度的城市、有效的导向系统、符合审美的城市形态、满足人们日常活动的多功能活力街区，以及具有生态自然特色的城市核心。

经出版社授权，本号从9月28日开始陆续推送《恢复性城市——促进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城市设计》的部分内容。

《恢复性城市——促进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城市设计》

[美] 珍妮·罗，蕾拉·麦凯 / 著

田歌川 /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25.7

恢复性城市主义

恢复性城市主义（restorative urbanism）是一个将心理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作为城市规划和设计核心的新兴理念。它基于恢复性环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一些特定场所能够帮助人们从心理疲劳、抑郁、压力和焦虑中恢复。恢复性城市主义强调在城市规划中融入健康和公平的理念，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则加深了全球对此议题的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号召“将健康和健康公平性置于（城市）治理和规划的核心”（WHO, 2016）。30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 1000多个城市设立了健康城市计划，促进了全面、系统的健康政策和计划的实施（WHO,2014）。该计划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推进老龄健康型城市和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治理和设计方面），但它很少关注全年龄段人群的心理健康情况。如今，随着全球对心理健康的关注（Patel et al., 2018），以及考虑到公共开放空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体现出的作用，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采取更广泛的策略。联合国制定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UN, 2016b），即“到2030年建设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类居住区”（可持续发展目标11），涉及道路安全、公共交通、空气质量以及增加安全、包容的绿色场所和公共场所。2016年，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人居三”会议）通过了一项新的城市宣言，将健康纳入了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未来愿景（UN, 2017）。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旨在“确保健康的生活，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UN, 2016a）。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程》的目标都是为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制定全球标准。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地响应和支持这些目标，并发布了将健康纳入全球城市规划和治理的实用指南（UN-Habitat & WHO, 2020）。

这些世界性的政策驱动因素为注重心理健康的新型“恢复性”城市主义提供了支持。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恢复性城市主义的模式是在一个 更大的系统内运行的，它与其他城市理论框架相重叠，包括“再生城市”（促进地球健康的低碳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和“韧性城市”（通过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来适应和抵御未来的冲击，例如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从而有助于心理健康）。

什么是恢复性环境?

恢复性环境是指任何有助于我们调节情绪、缓解精神疲劳、减轻压力以及应对日常生活挑战的场所。恢复被定义为从心理、生理或社会资源的耗竭状态中恢复的过程（Hartig, 2007）。目前关于恢复性环境的文献中主要有两种理论，分别是注意力恢复理论（简称ART理论，Kaplan & Kaplan, 1989）和压力减轻理论（简称SRT理论，Ulrich, 1983）。ART理论关注环境对认知需求的影响，而SRT理论关注环境对情绪幸福感和生理压力恢复的影响。

在ART理论模型中，瑞秋 ·卡普兰和史蒂芬 ·卡普兰（卡普兰夫妇）认为，自然环境所固有的丰富且迷人的刺激（例如树叶的图案和树枝的形状）很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非自主性注意力），帮助人们克服精神疲劳。这些极其“柔和”的魅力使周围环境足够有趣，从而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却又给人留下安静反思的空间和余地。相比之下，人造的城市环境（例如拥挤、充满噪声的城市街道）虽然能够更加强烈地抓住人们的注意力（自主性注意力），却不能给人留下反思的余地，反而会消耗人们的精神力和认知力来接受外界的刺激。

自然环境被认为是通过创造远离感来促进恢复，因为它创造了一种远离世俗需求的感觉，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实际距离上。此外，自然环境的广阔性也很重要，大自然能够创造一个“足够丰富且连贯的环境，构成另一个完整的世界”（Kaplan, 1995: 173）。同时，自然环境还具备包容性，能够支持、鼓励或促使人们的目标与行为的良好契合。

ART理论模型提出了恢复性体验的四个连续阶段（Kaplan & Kaplan, 1989: 196-197）：第一，清除头脑中的杂念；第二，恢复自主性注意力；第三，步入沉思或“认知的平静”；第四，进入更深层次的恢复状态，这包括反思生活、优先的事情、可能性、行动和目标。这种反思过程被认为是“在环境质量和所需时间方面要求最高的过程”（Kaplan & Kaplan, 1989: 197）。数百项研究表明，具有这些关键恢复属性（即迷人性、远离感、广阔性和包容性）的环境更有助于认知和情感的恢复。因接触自然环境而得到恢复的证据尤其有力，而其他环境里（如咖啡馆、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水族馆和历史城区等）的恢复例证数量则相当有限（Staats, 2012）。

第二种SRT理论（Ulrich, 1983; Ulrich et al., 1991）认为，人们对环境的直接反应是基于情感和审美的，会触发身体的应激反应。情感反应是由环境的视觉刺激引起的（“喜恶”），包括即时的“喜欢/厌恶”和随之产生的应激的生理变化（心率、血压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环境的特性——包括场景的复杂性和场景中的焦点——以及“喜恶”，都会促进这种反应。

大多数关于恢复性环境的研究都集中在个体层面的心理恢复上（如个体认知、压力和情绪的恢复）。最近，有观点提出，一个人的恢复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即环境带来的益处会影响到直接受益者以外的人（Hartig et al., 2013），让人们与另一个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人重新建立关系（例如，增加信任感或欣赏感），这种情况被称为“双人恢复”（dyad restoration）。如果益处在群体内传播，则被称为“集体恢复”（collective restoration）（Hartig et al., 2013）。这是因为恢复性环境有助于恢复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更加关注周围的人。它带来的益处可能会影响到对我们“重要的人”（即朋友、家人或同事），也可能通过与陌生人偶遇引起集体恢复，例如咖啡馆里的愉快互动、在公园散步或共同庆祝节日。你还可能不止一次遇到同样的人，例如在同一个咖啡师那里买咖啡。布劳和芬格曼（Blau & Fingerman, 2009）将参与这些社交接触的人称为“重要的陌生人”，肯定他们对社会幸福感起到的重要作用。布劳和芬格曼还认为，社交质量受社交场所质量的影响。例如，当行走于破旧的街区时，人们可能会目光闪躲；但在宜人的城市公园散步时，人们可能会看向对方，甚至打招呼。后者被定义为“存在空间”（being spaces，即鼓励社交联系的友好、安全的空间）。哈蒂格等人（Hartig et al., 2013）提出，受环境影响的积极情绪传播（“群体性幸福感”）能够增加社会关系资源，促进人们对周围人的同理心。尽管目前除了在度假的时候，其他集体性恢复或者偶遇的作用还有待实践考证（Hartiget al., 2013）。了解这些社交接触帮助高危人群（如老年人和年轻人）对抗孤独感的原理，有助于在一年中人们最容易感到孤独的时候（如法定假日、生病时）进行提前或重点干预。

健康不平等是一种不公正现象，它破坏了社会的繁荣。在全球范围内，种族隔离、住房条件差、教育落后和福利缺失加剧了健康不平等的状况，最终造成（以美国为例）社会中最贫穷者的寿命实际上在缩短。我们认为恢复性城市主义有助于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一些场所似乎更能促进健康和社会公平。例如，拥有大量娱乐设施和城市绿化设施的场所能够缩小贫富之间的心理福祉差距。一项针对欧洲34个国家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相比于较少使用娱乐和绿化设施的人，经常使用娱乐和绿化设施的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感减少了40%（Mitchell et al., 2015）。这与其他研究的发现一致，即绿化区域对极度贫困的人的健康有更积极的影响。米切尔（Mitchell, 2013）和同事们使用“均等生成”（equigenesis）一词描述有助于健康公平的环境。虽然很少有研究体现出环境对促进平等的影响，但场所的某些属性（如公园的可达性）相较于其他属性而言似乎更有助于促进健康，并且对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效益与高收入群体相当甚至更大。因而恢复性框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哪些场所能够使人们更“平等”地实现心理健康？场所的哪些特征能够促进平等？

恢复性城市的框架

本书从宏观角度（如交通基础设施）和微观角度（如公交车上、广场上和咖啡馆中的日常情景活动）来探讨恢复性城市。恢复性城市的框架（图1）融合了“包容性城市”（或上述“促进平等”的城市）的概念以及其他六种概念：绿色城市（将自然融入城市核心）、蓝色城市（最大限度地利用水环境来促进福祉）、感官城市（沉浸于五感之中）、睦邻城市（鼓励社会凝聚力）、活力城市（通过城市活动性促进认知和情绪幸福感），以及可玩城市（鼓励全年龄段人群的创造和游乐）。

图1 恢复性城市的框架

置科学于实践当中

本书中有关“恢复性城市”的每个组成部分的理论和思想均基于最新的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涵盖了心理学、公共卫生、地理学、人类学以及城市规划等多个学科领域。我们通过最新的系统综述，归纳了各主题中最具说服力的现有研究成果，同时提供了特定环境方法对心理健康疗效的明确证据。在有趣的新兴领域（例如可玩城市），我们进行了批判性的文献检索，形成独特的思想，确立了促进心理健康的城市设计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在通过证据推动心理健康实践时，区分循证实践（简称 EBP）和知证实践（简称 EIP）至关重要。前者应用了高水平的论证（如系统综述）和随机对照试验（简称RCT）中的有力证据，而后者在结合临床知识时缺乏可靠证据。

尽管这些科学证据主要源于西方国家，但我们已整合了全球各地的研究，旨在指导城市形态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建设，使其不仅适用于高收入国家，也符合中低收入国家的需求。通过引用全球各地的案例，我们力求将这些理念应用于更广泛的全球环境中。

本书面向城市设计师、规划师、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同时也适合游乐场设计师、艺术家、社区组织，以及所有有兴趣了解如何通过艺术、文化历史或社会干预措施来营造促进福祉的场所的人士。

作者：珍妮·罗（Jenny Roe），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设计与健康中心教授

蕾拉·麦凯（Layla McCay），伦敦城市设计和心理健康中心主任，曾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并任教于乔治敦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知名大学

译者: 田歌川，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博士，陕西省城市更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审定 |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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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