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紧随 “咆哮的二十年代” 而来的大萧条，带来了一个全新却经济状况急剧恶化的十年 —— 它宣告了 “轻佻女郎时代”（指 20 世纪 20 年代追求自由享乐的女性文化）奢靡风气的终结，也让全球陷入困境。大萧条时期的性观念，同样受到这些席卷社会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

紧随 “咆哮的二十年代” 而来的大萧条，带来了一个全新却经济状况急剧恶化的十年 —— 它宣告了 “轻佻女郎时代”（指 20 世纪 20 年代追求自由享乐的女性文化）奢靡风气的终结，也让全球陷入困境。大萧条时期的性观念，同样受到这些席卷社会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经济变革的冲击。大规模失业与日常生存的挣扎，让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迅速且复杂的转变：婚姻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毕竟养活更多人口变得异常艰难），但人们仍在寻找表达性欲、释放精力的方式。

与此同时，20 年代逐渐开放的性态度，在 30 年代出现倒退 —— 这种倒退的代价，最终由所有 “偏离传统规范” 的群体承担。在那个 “一切都失控” 的年代，美国人一边努力掌控周遭环境，一边在 “卧室关系”（代指性关系）上做出妥协：既顺应时代变化，又紧紧抓住传统不放。

在大萧条时期公开承认自己是女同性恋，不仅风险极高，还常常伴随着孤独。女性若对体育运动表现出过多兴趣，或对男性毫无兴趣，就会被人怀疑；而公开 “选择” 成为女同性恋的女性，更会被视为对男性的威胁 —— 尤其是在 “男性气概” 本就岌岌可危的时代：当男性无法养家糊口时，“男子气概” 的概念受到了沉重打击。因此，许多女同性恋者为了安全、稳定，也为了躲避社会污名，选择与男性结婚。不过，女同性恋伴侣之间仍有秘密暗号，暗示她们过着 “隐秘的同性生活”：比如用 “身处圈内（in the life）” 来指代自己的女同性恋身份。

部分女同性恋者过着流动生活（无固定居所、四处奔波），最终比 “扎根家庭” 的同类获得了更多自由。同性伴侣可以借口 “结伴旅行更安全、有伴儿”，无需为彼此的关系辩解。但找到同性伴侣并不容易：女性们可能在大学或监狱中相识，可公开以伴侣身份生活既困难又孤立。莉莲・法德曼（Lillian Faderman）在其关于 20 世纪女同性恋历史的著作中，曾记载过德克萨斯州一对女同性恋伴侣的故事 —— 她们在 20 多年里，甚至不知道 “世界上还有其他女同性恋者”。

随着性观念与道德标准的变化，裸体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美国逐渐流行。裸体主义在欧洲本就有基础，20 世纪前几十年，它还作为 “自然主义运动” 蓬勃发展。大萧条时期，人们对 “暴露身体” 的态度变得宽松，这让裸体主义者受益 —— 要知道在 20 年代，他们尝试推行这一理念时，还面临着强烈反对。尽管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试图颁布禁令禁止裸体主义，但仍有部分人支持 “设立裸体主义活动空间”。

1933 年，一群裸体主义者在印第安纳州北部买下土地，在 “奥瑟湖俱乐部（Lake O' The Woods Club）” 建立了一处裸体主义度假村。此后，一年一度的国际裸体主义大会持续登上新闻头条，吸引了全美关注。

大萧条时期，失业与收入断绝让家庭生活举步维艰，多生孩子显然不是明智选择。夫妻们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怀孕，避孕手段因此成了 “必需品”。20 世纪前 20 年，围绕 “避孕权” 的争议，让 1873 年颁布的《康斯托克法案》（Comstock Act，禁止传播 “淫秽内容”，包括避孕信息与工具）成为政治与社会讨论的焦点。该法案曾被用于打压避孕倡导者，但在大萧条时期，许多州纷纷通过立法，允许女性获取避孕工具与信息。

女性们对避孕知识与工具的需求迫切。男性避孕套虽已普及，但随着 “女性掌控生育权” 的呼声高涨，子宫帽与女用避孕套的出现，让女性得以主动控制家庭规模。早期宫内节育器（IUD），乃至后来的口服避孕药，不断推动生育观念的变革。数据显示，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女性的生育率，从 20 年前的 “平均每人 3 个以上孩子” 降至 “平均每人仅 2 个孩子”。

尽管经济困窘且性病风险高，卖淫在当时仍是一门 “赚钱的行当”。20 世纪 30 年代，女性可以选择 “单干”，也可以在 “应召屋（ringer house）” 里当 “应召女郎（ringer）”。要成为 “应召女郎”，女性必须接受性病检测并获得 “健康证明”—— 鸨母与顾客都会要求查看这份证明。一名 “应召女郎” 每天要接待 10 到 15 名顾客。“应召屋” 通常属于连锁经营，女性需在 “总店” 登记备案；而 “单干” 的女性则只能自力更生，被捕的概率也高得多。从很多方面来看，大萧条时期的卖淫业标志着 “权力结构的转变”：鸨母与犯罪集团头目对旗下女性的控制力越来越强。

20 世纪 20 年代，同性恋虽仍属禁忌，但男同性恋者在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还能 “低调生活”；到了大萧条时期，风向彻底逆转 —— 男同性恋者很快被贴上 “经济前景威胁者” 与 “男性身份弱化推手” 的标签，成为打压对象。

1932 年仍生意兴隆的芝加哥男同性恋夜总会、变装秀场，以及其他 “脂粉沙龙（pansy parlors，对同性恋场所的贬义称呼）”，后来被大规模查封。同性关系越来越被视作 “精神疾病”，与 “窥阴癖”“恋童癖” 归为一类，甚至被明确列为犯罪行为。例如在纽约，警方会派人 “卧底” 渗透男同性恋酒吧：警员乔装打扮进入酒吧，主动引诱对方发生 “关系”，再以 “犯罪” 为由将其逮捕。而在德国，1933 年纳粹党掌权后，立即开始将男同性恋者关进集中营。

“赤裸上身、手持大锤或铲子的男性” 形象，常与富兰克林・罗斯福（FDR）“新政” 中的众多政府项目相关，比如 “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男性们通过开垦土地赚钱，在同伴间找到归属感，还以自己的方式挑战着 “身体暴露” 与 “道德规范” 的边界。

政府也在大萧条时期的宣传中，刻意将男性塑造为 “阳刚、强壮” 的形象 —— 他们清楚，失业已严重打击了男性群体的集体心态。“新政” 相关艺术作品，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形象，都在努力 “重塑男性尊严”。无论是街头巷尾墙上画的 “肌肉发达、坚韧不拔的男性”，还是现实中赤裸上身的工人，人们随时都能看到这种 “硬汉” 形象。

正如约翰・麦克帕克 land（John McParkland）所述，女性也加入了 “暴露身体” 的行列：她们最初在海滩上露出腹部，“后来逐渐在街头，甚至社交场合也这样做”。

男性早已习惯 “作为家庭经济支柱” 的角色，失业对他们的 “男子气概” 与自尊造成了沉重打击。许多男性渴望工作，却不愿从事任何他们认为 “属于女性的工作”—— 在他们看来，这类工作 “有失体面”。这种心态反而让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变得更重要、更突出。各年龄段、曾从事不同职业的男性，纷纷通过 “男性俱乐部”“体育赛事” 等渠道宣泄不满，但社会污名仍挥之不去。当男性们流落街头找工作时，女性则负责打理家务、照料家人 —— 许多人说，“大萧条时期，没有哪个家庭主妇‘丢了工作’”。

20 世纪 30 年代的摇摆舞（Swing Dance）与吉特巴舞（Jitterbug），成了大萧条时期满足人们身体需求与 “肉体欲望” 的方式。跳舞是一种 “滑稽又让人喘不过气的关系”—— 人们气喘吁吁，“是因为跳舞，而非情感波动”。舞蹈与音乐都充满即兴性与互动性，这种特质恰恰反映了当时道德观念的变化，以及男女互动方式的转变。

体育赛事则成了另一种 “宣泄与逃避的出口”。男性与女性通过收音机收听棒球比赛，去现场观看拳击赛，还越来越多地参与足球运动 —— 这些都成了他们暂时逃离现实困境的手段。

受当时经济不稳定的影响，人们对 “婚姻”“家庭” 等制度的看法与期待发生了变化。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许多年轻情侣认为，“婚姻” 作为 “经济与家庭的基石” 对他们而言已无意义，于是选择 “不领证就同居”。正如当时某报纸描述的：“很多情侣抱着‘以后再结婚，现在先不等了’的想法在一起。没多久，这种关系就像一场方块舞（随意又松散）。” 文章还提到，这种现象在华盛顿特区尤为普遍 —— 因为当时有大量未婚职业女性在那里生活。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电影，对 “性” 与 “性别” 话题有着鲜明的立场表达。华特・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塑造了两种女性形象：手握权力的邪恶女巫王后，试图杀死皮肤白皙纯净的公主 —— 而公主只能靠男性的 “吻” 获救。从男性视角来看，这部电影试图将 “性别权力关系” 重新 “拉回正轨”。

另一方面，劳雷尔与哈迪（Laurel and Hardy）主演的闹剧喜剧，则刻画了 “心怀善意、关系紧密的男性搭档”—— 尽管对话与动作充满荒诞感，却也突出了 “男女之间的权力博弈”。

来源：世界史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