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案子说大不大，就是广州、佛山的老百姓传洋人往井里撒 “神仙粉”，喝了就得找洋人治病、被逼信教；说小也不小，民间都喊着要烧教堂，英、法领事天天抗议，还威胁要出兵，两广总督瑞麟急得转圈，南海知县杜凤治夹在中间跑腿，省城官场上下乱作一团，最后好不容易才把这场可能比
在翻杜凤治日记时，总能撞见些晚清官场的 “应急现场”—— 不是催粮逼税，就是跟洋人掰扯，同治十年（1871 年）夏天的 “神仙粉” 案尤其典型。
这案子说大不大，就是广州、佛山的老百姓传洋人往井里撒 “神仙粉”，喝了就得找洋人治病、被逼信教；说小也不小，民间都喊着要烧教堂，英、法领事天天抗议，还威胁要出兵，两广总督瑞麟急得转圈，南海知县杜凤治夹在中间跑腿，省城官场上下乱作一团，最后好不容易才把这场可能比天津教案还糟的乱子压下去。
杜凤治的日记刚好是这案子最靠谱的史料 —— 他从五月底听到谣言就开始记，直到七月底案子平息，连自己审犯人的嘀咕、跟瑞麟的对话都写得明明白白，所以我们就通过他的日记看看这起经典的“涉外案件”。
壹
同治十年五月下旬，广州先传起来的：有人说洋人派了奸细，半夜往水井里撒 “神仙粉”，谁喝了谁就得疯，要想治就得去教堂信洋教。没过几天，佛山也跟着闹，说 “施粉的人被抓了”“喝了粉的人快死了”。
当时民众本来就痛恨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传教士干预亵渎中国传统礼俗和信仰，又不满官员事事畏惧顺从外国人，所以街上到处贴匿名揭帖，写着 “广东无福，遭夷淫毒”，把官员都骂成 “番鬼奴仆”（《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二）。
到这里，让我先介绍一下这案子的主角们：瑞麟是两广总督，晚清典型的 “怕洋派”，当年跟英法联军打过交道，知道洋人的厉害，最怕把事闹大丢乌纱；
瑞麟
杜凤治是南海知县，基层老油条，举人出身，在广东做了十几年官，既懂怎么哄老百姓，也明白怎么跟上司搭腔；还有一群跟着起哄的百姓，大多是没见过洋人、也没读过书的底层人，一听 “神仙粉” 能害人，又因为洋人利益受损，再看官府跟洋人走得近，火就上来了。
六月初二大清早，瑞麟就把广州知府、南海番禺两县知县全叫到总督府开会，手里攥着两个 “人犯”：南海抓的老妇梁何氏，番禺抓的汉子郭亚元。瑞麟拍着桌子说，赶紧贴告示安民，抓造谣的、施粉的，但告示里不准提 “洋人”—— 怕刺激洋领事，也怕老百姓更恨洋人（《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二）。
杜凤治心里其实犯嘀咕：他让手下查了，各乡根本没人喝粉死，梁何氏看着就是个普通老太太，问她是不是撒粉，只说 “见人分粉拿了一包”，没实据（《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三）。
可瑞麟不管这些，英国领事许士已经递了照会，说再不管就 “派兵来省拿人”，瑞麟吓得直念叨 “别成了去年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时，官员杀的杀、革的革，他可不想步后尘（《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五）。
贰
谣言越传越邪乎，说 “洋人要保释施粉的人”，西关文澜书院先炸了锅。有个叫梁亚福的被人扭到书院，说他往井里丢粉，上千老百姓围着喊 “别送官，送官就被洋人捞走了”。
绅士想把人送县衙，老百姓直接冲进去，石头木棍往梁亚福身上砸，没一会儿就打死了。可杜凤治后来查，梁亚福是个疯子，身上搜出来的 “粉” 其实是石子，根本没人指使他（《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六）。
这时候佛山更乱，揭帖上画着 “四人四狗”，骂分府、都司这些小官 “日日与教堂看门口”，英领事说佛山要 “拆教堂、戕官”（《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七）。瑞麟更慌了，把杜凤治叫过去，说揭帖骂官比骂洋人还狠，这能叫没事？杜凤治只好劝他，先杀两个 “真凶” 平民愤，就提了郭亚元和另一个供认 “施粉” 的郑曾氏（《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八）。
郑曾氏的 “供词” 看着像那么回事：说自己是惠州寡妇，六月初一在街头被个陌生人给了五两银、一包粉，让去各村撒，撒到百子桥时被抓了（《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八）。杜凤治后来私下跟人说，这供词十有八九是打出来的 —— 郑曾氏平时就靠拜神画符给人治小孩病，哪会替洋人撒粉？
可瑞麟要的就是这个 “供词”，没过几天，郭亚元被拉到街上斩了，郑曾氏没等行刑，就被狱里的人打得伤重死了（《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十）。
叁
瑞麟的核心思路就一个：“从权曲意顺从洋人，为目前苟全计”（《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十二）。洋领事嫌告示没提 “洋人无涉”，他就让幕僚重写，加一句 “施粉与洋人无关”；洋领事要他 “单衔发告示”（不用巡抚联名），他就赶紧印。
佛山抓了个贴揭帖的任亚兴，一审问，任亚兴说 “借洋人名鼓众闹事”，瑞麟立马让把人斩了 —— 不是为了平民愤，是为了给洋人 “交代”，证明 “闹事的跟洋人没关系，是自己人故意的”（《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十五）。
但对老百姓也不能硬压，得 “给甜头”。瑞麟让杜凤治多抓几个 “小喽啰”，游街示众，说 “朝廷替百姓做主”；对打死梁亚福的人，也没追究 —— 怕把老百姓逼反了。杜凤治后来总结，这就是 “拿几个无名小卒顶罪，哄住洋人和百姓，官帽子就保住了”（《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七月初一）。
看过我之前文章的朋友，对杜凤治这人应该有些印象，他这人做事多少还有点底线。杜凤治当时就跟瑞麟说，梁何氏、刘吴氏这些老妇，没实据就杀了 “未免不忍”，瑞麟只瞪他一眼：“你是要保百姓，还是要保乌纱？” 杜凤治没敢再说话 —— 在晚清，官员的乌纱永远比百姓的命金贵（《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四）。
肆
为什么说这个案子经典？因为它真实展现了处理涉外案件时的经典三要素：怕洋、压民、糊弄。
案子本身其实是个笑话：没有真的 “神仙粉”，没有真的 “洋人施毒”，死的都是无辜人，抓的都是替罪羊。可这案子越荒唐，越能看出晚清的病根：
一是官员 “怕洋如虎”。瑞麟跟洋人打交道，永远是 “照会不敢驳，要求不敢拒”，连告示里提不提 “洋人” 都要跟领事商量，本质是打不过、惹不起，只能当 “软骨头”。杜凤治还算有点脑子，知道洋人 “兵船来也是虚声恫喝”，可他只是个知县，说了不算（《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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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百姓 “愚昧易骗”。那时候大多老百姓没见过洋人，也不懂 “条约”“国际法”，一听 “洋人害命” 就信，一有人煽动就闹事。梁亚福被打死时，没人问他是不是真施粉，只觉得 “杀了就解气”，这既是对洋人的恨，也是对官府的怨 —— 官府平时欺压百姓，老百姓正好借这事发泄（《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七）。
三是官场 “敷衍了事”。案子查得糊里糊涂，人杀得稀里糊涂，只要洋人不闹、百姓不反，就算 “摆平了”。任亚兴供认 “借洋人名闹事”，官员根本不查背后有没有同伙，直接斩了；郑曾氏的供词漏洞百出，也没人深究，因为 “需要一个‘施粉者’来结案”（《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十五）。
杜凤治在日记里写，这案子结了后，广州街头又恢复了热闹，好像没人记得梁亚福、郑曾氏这些死人。只有他偶尔会想，要是下次再闹这种事，还能靠 “杀几个人、哄几句洋鬼子” 过关吗？（《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七月三十）
伍
跟 “神仙粉” 案里官员的 “急着保官” 比，晚清百姓的日子更像蝼蚁。广州一个长工一年挣 10 两银子，只够买 800 斤米，一家四口只能吃红薯玉米；而杜凤治这样的知县，养廉银加灰色收入，一年能有上万两，相当于老百姓几百辈子的钱（《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八月初二）。
老百姓为什么容易信谣言？因为他们怕：怕洋人抢地，怕官府逼税，怕生病没钱治，“神仙粉” 的谣言，不过是把这些怕变成了 “具体的恨”。而官员只在乎 “维稳”，只想“辟谣”，从不在乎谣言为什么快速传播，老百姓为什么怕 —— 就像瑞麟，从来没问过 “为什么大家信洋人施毒”，只问 “怎么让大家不信、让洋人不闹”。
后来有人问杜凤治，这案子算不算 “办得好”？杜凤治没说话，只在日记里写了句 “乱世做官，只求无过，不求有功”（《杜凤治日记》同治十年九月初一）。这句话，其实就是晚清大多数官员的写照：不是不想做事，是不敢做、不能做，一边怕洋人，一边压百姓，哪怕有些同情，最后只能靠 “和稀泥” 混日子。
同治十年的 “神仙粉” 案，没写进多少正史，只在杜凤治的日记里留了几页纸。可就是这几页纸，把晚清的窝囊、愚昧、无奈全露了出来：一个王朝，连一场谣言引发的危机都只能靠 “杀无辜、哄洋人” 解决，离垮台也不远了。后来甲午战争、庚子国变，其实早就在这样的案子里埋下了伏笔 —— 官员只保自己的乌纱，百姓只盼能活下去，这样的国家，怎么禁得住风浪？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