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年的江苏丹阳，冬天来得又早又刁。寒气像一把无形的锉刀，刮着行人的脸，也刮着老屋墙上斑驳的石灰。

1956年的江苏丹阳，冬天来得又早又刁。寒气像一把无形的锉刀，刮着行人的脸，也刮着老屋墙上斑驳的石灰。

对于吴添福来说，这已经是他在苏艳秋家阁楼里度过的第7个冬天。

阁楼是他的世界，也是他的囚笼。

这方小天地里，空气永远是浑浊的，混杂着陈年木料的朽味、鼠粪的骚味，以及吴添福自己身上那股长年不见天日而发酵出的霉味。

唯一的窗户，早就被层层叠叠的旧报纸糊死了，报纸已经黄脆，上面“斗私批修”的油墨字迹都已模糊。

只有在最顶上的一角，吴添福用指甲偷偷抠开了一个小孔，像针眼儿一样。他会把眼睛凑上去，贪婪地窥视着外面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他能看到邻居家屋顶的瓦片，看到风中摇曳的枯枝，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只麻雀飞过，留下几声单调的啾鸣。

这7年，吴添福活得像个影子，或者说，连影子都不如。

影子尚能在阳光下伸展、移动，而他，只能在这黑暗的阁楼里蜷缩着，连呼吸都要放轻，生怕惊动了楼下的人，也惊动了这个早已变了天的时代。

白天，他不敢发出半点声响，只能借着阁楼缝隙透进的微弱天光，摩挲着藏在床板下的那枚生锈的军统徽章；

夜里，楼下苏艳秋的脚步声、开门声，哪怕是老鼠啃咬木头的动静，都会让他瞬间绷紧神经，手不自觉地摸向枕头下那把磨得发亮的刀，那是他唯一的防身武器，也是他对这个世界仅存的戒备。

镇上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偶尔坐在墙根下晒太阳，聊起苏艳秋时，会撇撇嘴，压低声音说：“她啊，年轻时跟过一个恶霸少爷，叫吴添福”。

他们摇着蒲扇，语气里满是鄙夷，却不知道，吴添福的出身，远比“恶霸家庭”这四个字要凶险得多，他的爹吴震寰，根本不是什么乡绅地主，而是民国年间长江下游水面上的一条“毒蛇巨蟒”。

吴震寰挂着“镇江商会水上分会会长”的牌子，干的却是劫船、绑票、走私烟土的勾当。

他手底下养着百十号亡命徒，个个腰间别着匣子枪，驾着涂成黑色的快船在长江里横冲直撞，船舷上“保商护运”的幌子下，藏着的是沾血的刀枪。

连国民党的警察见了他们的船，都得远远避开，据说有次警察想登船检查，吴震寰直接让人把警察的枪扔进江里，还放话“再挡道，就把你们的船凿沉”。

吴添福从小在船上长大，见惯了刀光剑影：有次父亲带着他去“收账”，欠债的商户不肯给钱，父亲的手下当场就把人按在船板上，用烧红的烙铁烫胳膊，惨叫声顺着江水飘出去老远。

吴添福站在一旁，手里攥着吴震寰给的木刀，父亲教他的第一句话不是“读书识字”，而是“要么弄死别人，要么被别人弄死”。

1949年的春天，天翻地覆。

解放军过了长江，吴震寰那套横行江面的江湖规矩，在新政权面前脆弱得像层窗户纸。

在一次围剿行动中，这位横行了半辈子的水匪头子，带着手下在芦苇荡里负隅顽抗，他们躲在芦苇丛里，用步枪、土炮对着解放军的冲锋舟射击，可子弹打在钢板上，只留下一个个白印。

最后，解放军的机枪响了，密集的子弹像暴雨一样扫过芦苇荡，吴震寰当场被打成了筛子。

吴添福当时就躲在不远处的芦苇丛里，泥水没过了他的膝盖，他亲眼看着吴震寰的尸体倒在血水里，红色的血混着浑浊的江水。

吴震寰的手指还在微微抽搐，眼睛却死死盯着他的方向，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传给他。

吴添福站在那里，眼睛都没眨一下，他以前恨他爹，恨他把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恨他为了抢地盘，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能杀，更恨他从来没给过自己一天像样的日子。​

可这份恨，很快就变成了狼崽子式的仇恨。他看着父亲的手下要么被抓，要么被打死，有个平日里跟他还算亲近的伙计。

吴添福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然后报仇。

这股狠劲，让他在混乱中扒了一具解放军士兵的尸体，那士兵年纪跟他差不多，脸上还带着稚气，他咬着牙把尸体拖进芦苇丛，换上对方的军装，把自己的衣服和父亲给的那枚金戒指塞进尸体的裤裆里，然后混在溃败的人群里，一路往南京跑。

路上遇到盘查的解放军，他就低着头，用袖口擦着脸，装作受伤的样子，有次差点被认出来，他急中生智，故意摔在泥水里，把脸弄得脏兮兮的，才蒙混过关。​

到了南京，吴添福凭着会几句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英语、能熟练打枪的本事，托父亲以前的一个旧友，混进了军统的特训班。

特训班设在郊区的一个废弃教堂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体能、学格斗、练枪法，晚上还要背密码、学暗杀技巧。

有次练近身格斗，吴添福被一个比他壮实的学员按在地上打，鼻子都流血了，他趁着对方不注意，一口咬在对方的胳膊上，硬生生咬下一块肉，从此没人再敢惹他。

吴添福学得快，下手更狠，别人不敢做的暗杀任务，比如去刺杀进步学生领袖，他接；

别人不敢闯的龙潭虎穴，比如潜入解放军的驻地偷文件，他去。

从一个不入流的小角色，硬是爬到了上尉副官的位置，腰间别着的勃朗宁手枪，沾过不止一条人命。

有次他奉命去杀一个叛徒，在对方家里等了整整一夜，等对方回来时，他从门后跳出来，一枪就打在对方的胸口，看着对方倒在血泊里，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只随手擦了擦溅在脸上的血。

可没等他实现“报仇”的念头，解放的炮火就逼近了南京城。​

1949年4月，南京城风雨飘摇。

街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国民党官员们忙着收拾金银细软，往台湾跑。

吴添福的上司也偷偷跑了，临走前只给了他一张支票，让他自己想办法。他拿着支票，去银行取钱时，发现银行早就乱成一团，根本取不出钱，他气得把支票撕得粉碎。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找到了他，他接了毛人凤的密令，潜回苏南，纠集父亲旧部和地方上的散兵游勇，组织“反共救国军”，企图负隅顽抗。

那支乌合之众，在正规军面前如摧枯拉朽，几天便被剿灭。

枪声响了一夜，吴添福把自己埋在死人堆里，身上压着三具尚有余温的尸体，才侥幸躲过。

等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代已经彻底变了。

镇反运动的风声，像一条越收越紧的绞索，勒得所有“历史有问题”的人喘不过气。他一路东躲西藏，逃到丹阳时，裤腿上还沾着江边芦苇荡的泥。

吴添福想到了苏艳秋。

苏艳秋是他在丹阳时相好的一个女人，此时她在丹阳的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做售货员。

当吴添福找到苏艳秋时，她正低头拨着算盘，听到门口的风铃响，头也没抬，只懒懒地问了句：“买啥？”

吴添福没说话，径直走到柜台前，从烂得快要脱胶的鞋底里，抠出两根用油纸包着的小黄鱼，拍在算盘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

苏艳秋的算珠停了。

她抬起头，看清了眼前这个男人。

二十出头的年纪，眼底却像藏着两头饿了半辈子的狼。

那股子狠戾，她一辈子都忘不了。

“帮我躲几年，这些，我分你一半，买下这个铺子，当女掌柜。”吴添福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苏艳秋的目光从金条上，移到吴添福的脸上，最后落在他那双要吃人的眼睛上。她沉默了很久，久到外面的天色都暗了几分，才轻轻地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吴添福就成了杂货铺上面阁楼里的幽灵。

那间不足十平米的阁楼，原是苏艳秋堆放旧物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吴添福的“囚笼”。

苏艳秋的生活，从此有了两套节拍。

一套是给外人看的。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她就会准时推开杂货铺的木门，“吱呀”一声，在寂静的巷子里格外清晰。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拿着一把竹扫帚，仔细地清扫着门前的青石板路，连一片落叶都不肯放过。

街坊邻居路过时，她会停下手里的活计，笑着打招呼。

王阿婆提着菜篮子经过，会跟她念叨“今天的白菜又贵了几分”。

卖豆腐的张师傅推着小推车过来，会喊一句“艳秋，要不要来块嫩豆腐”，她总是笑着应下，偶尔还会跟大家唠几句家长里短，谁家里的孩子考上了学堂，谁家的老人生了病，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活脱脱一个孤身一人、守着小铺子过活的普通女人。

另一套是给吴添福的。

每天傍晚关店后，苏艳秋总会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往阁楼走。袋子里装着粮票、布票，数量远超一个单身女人的用量。

苏艳秋知道吴添福饭量大，每次买米都会多买两斤；知道他冬天怕冷，就攒着布票给他做厚棉衣。买盐、买煤油时，她也总会按“两人份”来买。

吴添福的口味重，就好那一口咸，夜里守着那台老旧的收音机等台湾的电台信号时，总要就着一碟咸菜，喝下两大碗滚烫的粥。

那咸菜是苏艳秋用自家腌菜坛腌的，咸香爽口，每次她都会多腌一些，装在一个粗瓷罐里，给吴添福送到阁楼上。

阁楼的窗户被封死，没有光，没有风，却让吴添福的耳朵变得格外灵敏。

他能听出楼下每一个人的脚步声，甚至能通过脚步声判断出是谁来了。

邻居王阿婆的脚步碎而急，像在撵鸡，每次走到铺子门口，总会停顿一下，嘴里还会嘟囔着什么；片区郭营长的皮靴声，沉稳有力，每一下都像是踩在他的心尖上，让他瞬间绷紧神经，大气都不敢喘。

而那个叫白怜玉的女人的脚步最轻，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却总让他没来由地烦躁，或许是因为白怜玉眼神太利，每次路过铺子，总爱往里面多瞅几眼。

7年，漫长的7年，吴添福的身体和精神都在这方寸之地里慢慢腐烂。

吴添福的背越来越驼，头发变得花白稀疏，脸上布满了皱纹，像一张揉皱的纸。

曾经挺拔的身躯，如今变得干瘪瘦弱，连走路都有些蹒跚。

精神上的折磨更让他痛苦不堪，他时常会陷入恍惚，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甚至会对着墙壁自言自语。

吴添福偶尔实在憋不住了，会小心翼翼地跟苏艳秋提出，想下楼透口气。

苏艳秋每次都会犹豫很久，最终还是会答应他。

她会提前把自己的蓝布印花衫找出来，那是一件半旧的衣服，领口和袖口都有些磨损；再拿出一顶黑色的假发，仔细地给吴添福戴上，把他花白的头发全都遮住；然后往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敷一层薄薄的粉，试图掩盖他脸上的沧桑和硬朗的线条。

打扮好后，吴添福就成了苏艳秋远房来的“表姨”。

下楼的时候，吴添福学着女人的样子，走路时扭着胯，压着步子，尽量让自己的姿态显得柔弱一些。

可那无法掩饰的喉结，在说话时会上下滚动；偶尔从嗓子眼里漏出的低沉咳嗽，也与女人的声音截然不同。

每一次下楼，都像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他心惊肉跳，不敢抬头看任何人一眼，生怕被人识破身份，只能低着头，紧紧跟在苏艳秋身后，尽快完成“透气”的任务，然后匆匆回到阁楼，仿佛只有在那黑暗的角落里，他才能找到一丝安全感。

吴添福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老死在阁楼里，或者等到他心心念念的“王师北定中原日”。

他从未想过，撬动他7年“地穴”生活的，竟是一个六岁的孩子！

变故发生在1956年12月的一个傍晚。

邻居白怜玉的女儿青青，扎着两个羊角辫，才六岁，是个人来疯。

她最爱往苏艳秋的杂货铺跑，因为苏艳秋总会塞给她一块糖。

那天，她又攥着一块橘子味的水果糖跑回家，糖纸还没剥开，就仰着满是天真的小脸，对正在纳鞋底的白怜玉说：“娘，苏阿婆家里的那个‘表姨’好奇怪哦！”

白怜玉手里的针尖在鞋底上猛地一顿，差点扎到手指。

“怎么怪了？”

她随口问道。

“她坐在门槛上抽烟，烟味好呛人，跟爹抽的旱烟袋不一样。”

青青皱着小鼻子，模仿着大人抽烟的样子，“我刚才跑得急，不小心碰倒了她脚边的木盆，水洒了一地。她一只手就把盆扶起来了，那么大一盆水，晃都没晃一下，比隔壁王阿婆提水桶还轻松！”

白怜玉手里的针线，彻底停了下来。

青青的话，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白怜玉心里那潭早已积蓄着疑云的深水，激起层层涟漪。

她放下手里的针线，指尖还残留着针尖险些刺破皮肤的刺痛感，目光不自觉地飘向窗外，苏艳秋的杂货铺就在斜对门，此刻门板紧闭，可在她眼里，那扇门后仿佛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

其实，她早就觉得苏艳秋不对劲了。

镇上谁不知道苏艳秋是孤身一人，丈夫早年间没了，无儿无女，守着个小铺子过活。

按说这样的人家，过日子本该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才对，可苏艳秋家的消耗，却处处透着古怪。

就说那布票，上个月她去供销社扯布做棉袄，正好撞见苏艳秋也在，人家一口气买的布票，足够给一个壮劳力做一身厚实的棉袄棉裤，还得余下不少边角料。

白怜玉当时就纳闷，苏艳秋自己身材瘦小，一年到头就那么两件旧褂子换着穿，买这么多布做什么？

还有盐。

白怜玉是个细心人，两家住得近，做饭时缺了盐，她偶尔会去苏艳秋家借。

她清楚记得，苏艳秋自己口味淡得很，炒个青菜都几乎不放盐，可苏艳秋家墙角那个粗瓷盐罐子，换得比谁家都勤。

就说上个月，她月初刚借过一次，月末再去，苏艳秋就说“刚换了新的，你尽管舀”，要知道，白怜玉自己家五口人，一罐盐都能吃上小半个月呢！

这些疑问，之前都像零散的线头，没被她串起来，可现在经青青这么一说，所有的线头瞬间被拧成了一股绳。

白怜玉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鞋底上的针脚，脑子里飞速转着。

镇上的女人，抽烟的确实不少，大多是家里男人抽剩下的旱烟，自己卷着抽，烟味辛辣冲鼻，动作也都是慢悠悠的，带着几分凑活过日子的随意。

可青青说，那个“表姨”抽的烟味和自家男人的旱烟袋不一样，还坐在门槛上抽，哪有女人会像男人那样，大大咧咧坐在门槛上抽烟？

更别说力气大得像个男人，一只手就能扶起装满水的木盆。

白怜玉自己试过，那么大的木盆装满水，她和隔壁王阿婆两个人抬都费劲，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

突然，她脑子里闪过前些天片区郭营长来大队部开会的场景。那天天气冷，大队部的土坯房里生着炭火，郭营长穿着军绿色的棉袄，腰杆挺得笔直，唾沫横飞地宣讲“防特防谍”知识。“同志们！”

郭营长的声音至今还在她耳边回响，“阶级敌人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就喜欢伪装成普通人，藏在我们人民群众当中，可能是卖菜的，可能是开店的，甚至可能是你隔壁的邻居！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和事，都要及时上报，绝不能让特务分子有可乘之机！”

当时她听着，只觉得是老生常谈，离自己的生活远得很，还在底下跟旁边的妇女偷偷唠嗑，说“哪有那么多特务”。

可现在，青青的话和郭营长的话在她脑子里搅和在一起，像一团乱麻，让她心慌意乱。

后背瞬间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流，连带着手里的鞋底都变得冰凉。

那个“表姨”，会不会就是郭营长说的“伪装的特务”？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生了根的野草，再也压不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巷子里还静悄悄的，只有早起的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

白怜玉揣着早已盘算好的心思，从家里找出一个空酱油瓶，用围裙擦了擦瓶身，端着就往苏艳秋的杂货铺走。

铺子里光线昏暗，苏艳秋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着哈欠，眼角还带着没睡醒的红血丝，柜台上的算盘珠子散落着，显然刚开门没多久。

“艳秋啊，起这么早。”白怜玉脸上堆着平日里的笑容，把酱油瓶递过去，语气尽量显得随意，“家里酱油没了，给我打半斤。”

苏艳秋接过瓶子，转身从货架底下拿出酱油缸，拿起铁勺准备舀。

就在这时，白怜玉状似不经意地开口，目光却紧紧盯着苏艳秋的反应：“对了，你那远房表姨还在呢？昨天我们家青青回来跟我说见着了，还直夸人家呢，说你表姨手劲儿大得很，一看就是个勤快人，连装满水的木盆都能一只手扶起来。”

“哐当”一声，清脆的碰撞声在安静的铺子里格外刺耳，苏艳秋手里的铁勺没拿稳，重重地碰到了酱油缸的边缘，溅起几滴酱油，落在柜台上。

白怜玉看得清楚，苏艳秋的手明显顿了一下，眼神瞬间有些闪烁，像受惊的兔子似的，飞快地瞟了她一眼，又赶紧低下头，慌乱地用抹布擦着柜台上的酱油。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声音也比平时低了几分：“嗨，乡下丫头，没见过世面。我那表姨，是庄稼人出身，打小在田里刨食，扛锄头、挑水什么都干，力气是比寻常女人大些，不算啥稀罕事。”

话是这么说，可白怜玉心里跟明镜似的，苏艳秋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手里的抹布，根本不敢和她对视。

而且，打完酱油后，她把瓶子递给白怜玉，转身往阁楼方向走的时候，脚步明显比平时快了几分，连柜台上散落的算盘珠子都忘了收。

这些细微的反常，像一根根小针，扎在白怜玉的心上，让她原本就有的怀疑，此刻已经膨胀成了七八分。

更让她起疑的，是当天下午发生的事。

那会儿日头正毒，白怜玉从自家自留地里拔完萝卜，扛着半筐萝卜往家走，路过苏艳秋的杂货铺时，却看见苏艳秋正匆匆忙忙的上门板。

这个点儿正是街坊邻居出来买东西的热闹时候，平时苏艳秋总要等到傍晚才关门，今天怎么这么早？

白怜玉心里的疑团又重了一层，她下意识地躲到旁边的老槐树后面，看着苏艳秋锁好店门，把钥匙紧紧攥在手里，脚步匆匆地往镇东头的邮局方向去了。

一个强烈的念头驱使着她，让她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她把萝卜筐藏在树底下，压低身子，隔着一段距离，跟在苏艳秋后面。

镇东头的邮局人不多，白怜玉躲在街角的墙后，透过邮局的玻璃窗，看见苏艳秋走到柜台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里面的工作人员。

过了好一会儿，苏艳秋才拿着一张回执单出来，走的时候，她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嘴角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白怜玉的心猛地一沉，像坠了块石头。

苏艳秋在丹阳无亲无故，这是镇上人尽皆知的事，她男人是外地来的，没留下亲戚，她自己的娘家远在安徽，前些年还寄过几封信，后来听说娘家没人了，就再也没了联系。

她这信，是寄给谁的？

联想到那个力大无穷、抽纸烟的“表姨”，再联想到苏艳秋反常的布票消耗、频繁更换的盐罐，还有此刻偷偷寄信的举动，一个可怕的猜测在她脑海里逐渐成型：苏艳秋会不会是在给“表姨”传递消息？

她忽然记起，大概是十多天前，她去公社开会，为了省时间，抄近路从苏艳秋家后院走。

那天风大，刮得院墙上的茅草“沙沙”响，路过那扇被封死的阁楼窗户时，她好像隐约听见里面传来一声男人低沉的咳嗽。

当时她还以为是风吹过窗户缝隙的声音，或者是自己听错了，没放在心上。可现在想来，那声咳嗽清晰得如同在耳边响起，带着男人特有的厚重感，绝不是女人能发出来的！

白怜玉站在街角，只觉得浑身发冷，连中午的日头都驱散不了她心里的寒意。

这已经不是邻里之间的闲事了，这可能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大家的安稳日子！

她不敢再耽搁，也顾不上回家拿藏在树底下的萝卜，转身就往片区民兵营的郭营长家跑。

一路上，她的心跳得飞快，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事告诉郭营长，绝不能让可疑分子逍遥法外！

郭营长正在院子里抽着烟，听完白怜玉一五一十的讲述，他紧锁的眉头却慢慢舒展开来，吐了个烟圈，摆摆手说：“白怜玉同志，你是不是太紧张了？阶级斗争的弦是要绷紧，但也不能草木皆兵嘛。一个力气大的女人，能说明什么？镇上哪来那么多特务？”

“郭营长，我敢肯定，那绝对不是个女人！”

白怜玉急了，“还有她家买盐买布票的事，都不正常！我听老人说，苏艳秋解放前就跟一个国民党的坏分子好过，叫吴添福，后来那人跑台湾去了！”

郭营长架不住白怜玉的坚持，也觉得这事如果不管不问，万一真出了什么纰漏，自己也担待不起。

他沉吟片刻，想了个主意：“这样吧，明天我让两个半大的小子，借着跟你家青青捉迷藏的由头，去苏艳秋家院子里转转，爬到墙头上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第二天，两个机灵的民兵预备队员，跟着青青在巷子里疯跑。他们追着青青，很自然地就跑进了苏艳秋家的后院。

一个小子手脚麻利地爬上院墙，往阁楼的窗户里望。

可他们回来后，却对郭营长直摇头。他们说，只看见苏艳秋一个人在院子里择菜，阁楼的门从外面用一把大锁锁着，门上全是灰，根本不像有人住的样子。那个被抠开的小孔，从外面看也根本不显眼。

郭营长松了口气，把白怜玉叫来，半是安慰半是批评地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是你多心了。别瞎琢磨了，现在政策好了，大家就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这才是要紧事。”

白怜玉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心里却憋着一股劲。

她不相信自己的直觉是错的。

那一声男人的咳嗽，苏艳秋闪躲的眼神，还有邮局门口那封神秘的信，这些都做不了假。

郭营长不信，她就自己查。

接下来的几天，白怜玉像个真正的侦探。

她不再去正面试探苏艳秋，而是从外围着手。

她跟东头的老电工聊天，假装无意地问起苏艳秋家的电线是不是该换了。

老电工喝了口茶，咂咂嘴说：“她家？我可不敢去。前年她家灯泡坏了，我去换，刚爬上梯子，就看见她家阁楼门开了一道缝，里面有个黑影，手里好像还拿着个铁家伙，明晃晃的，吓得我差点从梯子上摔下来。我问苏艳秋那是谁，她说是她侄子，回来拿点东西。可我瞅着那身形，哪像个年轻人。”

白怜玉的心怦怦直跳。

她又去找了镇上最年长的“百事通”王婆婆，聊起了苏艳秋的过去。

王婆婆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艳秋这女人，命苦啊。年轻时长得俊，被吴家那个小霸王吴添福看上了。后来吴添福跟着国民党跑了，都说去了台湾，把她一个人撇下了。这些年，她也没再找人，一个人守着铺子，不容易。”

“吴添福……去了台湾？”白怜玉抓住了关键。

“可不是嘛，都这么说。”王婆婆叹了口气。

所有的线索，在白怜玉的脑中串成了一条完整的链。

一个本该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一个力大无比、抽纸烟的“表姨”，一个阁楼里手持武器的黑影，一个消耗量巨大的单身家庭，一个与恶霸有私情的女人……

真相，已经昭然若揭。

白怜玉这次没有再去找郭营长。

她知道，没有确凿的证据，郭营长是不会相信的。

她咬了咬牙，下了一个决心。

她跟家里人说要去县城走一趟亲戚，然后揣上两个冷馒头，独自一人，步行几十里路，走到了黄岩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的接待人员，看着眼前神情坚毅的农村妇女，起初也有些不以为意。

可当白怜玉把她一个多星期以来的观察和调查，有条不紊、逻辑清晰地全部讲出来后，接待人员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

他们从尘封的敌特档案里，翻出了一个名字：吴添福。

档案上记录着他的累累罪行，最后的状态是“在逃”。而他潜逃前最后的活动区域，正是丹阳一带。

一个由精干警力组成的小队，立刻秘密进驻了丹阳。

他们没有惊动任何人，包括郭营长。

他们像幽灵一样，散布在小镇的各个角落，对苏艳秋的杂货铺，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秘密监控。

老电工的证词被再次确认，警方还发现，苏艳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镇东头的邮局寄一封信，收信地址模糊不清，但可以确定是发往南方的某个沿海城市，那里是当时与海外联系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一张无形的大网，在1956年12月的寒风中，悄然收紧。

12月12日，夜，23点。

小镇已经沉睡。

寒月如钩，冷冷地挂在天上，把屋顶的瓦片照出一片清冷的白霜。

几条野狗在巷子里叫了几声，很快又没了声息。

苏艳秋的杂货铺里，却还亮着一盏昏黄的灯。

灯光不是从楼下的店铺里透出的，而是从阁楼那扇被封死的窗户的缝隙里，勉强挤出来的一丝。

吴添福正和苏艳秋并排躺在阁楼那张吱嘎作响的旧木板床上。

床边的小桌上，放着一碟咸萝卜干，还有半导体收音机。

收音机里正用微弱的电流声，播放着海峡对岸的靡靡之音。

“艳秋，快了，就快了。”

吴添福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他紧紧攥着苏艳秋的手，“电台里说，‘国光计划’一直没停，马上就要反攻了。到时候，我带你去台湾，让你过好日子。我们再也不用躲在这鬼地方了。”

苏艳秋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头顶的蛛网。

7年，这样的话她听了无数遍。

从一开始的期盼，到后来的麻木，再到现在的恐惧。

她知道，这只是一个梦。

一个骗了他，也骗了她7年的梦。

就在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像是有人用千钧之力踹开了店铺的大门。

吴添福的身体瞬间绷紧，像一头被惊动的野兽。他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起来，闪电般地伸手就去摸枕头下面。

但，已经晚了。

“不许动！警察！”

“砰！”阁楼那扇脆弱的木门被撞开，几道刺眼的手电光束瞬间将这片黑暗撕得粉碎。

吴添福还没来得及举起枪，就被一个高大的身影扑倒在地，冰冷的手铐“咔哒”一声，锁住了他的手腕。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苏艳秋吓得缩在床角，浑身抖得像风中的落叶。

警察从吴添福的枕头下，搜出了一支上了膛的五四式手枪，旁边还有一个压满了子弹的弹匣。

在阁楼角落的一个木箱里，他们还搜出了伪造的政府公章、一台大功率的收发报机，以及记录着密码的本子。

7年的潜藏，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审讯室里，惨白的灯光照在吴添福的脸上，他那张脸在7年的黑暗中已经变得和墙壁一样灰败。面对着如山的铁证，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交代了一切。

当年，队伍被打散后，吴添福确实逃到了丹阳附近的一座寺庙，剃度出家，法号“了凡”，企图蒙混过关。

但镇反运动开始后，寺庙里也在清查每个人的来历，他害怕暴露，只好铤而走险，再次找到了旧情人苏艳秋。

吴添福本以为，自己藏得天衣无缝。

7年来，他像个地老鼠一样活着，小心翼翼，从不露出任何马脚。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和这间阁楼融为一体了。

让吴添福没想到的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竟是那个总来蹭糖吃的小女孩。

他不知道，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你为什么不自首？”审讯员问他，“这么多年，政策有过很多次机会。”

吴添福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丝光亮，那是混杂着悔恨和恐惧的光。

他喃喃地说：“我怕死……我爹就是被你们打死的，我手上也沾过血，我知道自己跑不掉……而且，我一直觉得，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会回去的……台湾那边，才是我的荣华富贵……”

吴添福为了一场虚无缥缈的荣华富贵的梦，和一种对死亡本能的恐惧，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不见天日的鬼。

他用7年的光阴，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茧，最终，作茧自缚。

丹阳的冬天，依旧寒冷。苏艳秋的杂货铺，再也没有开门。

那间曾经囚禁了一个时代幽灵的阁楼，被贴上了封条，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寂静。

来源：温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