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9年7月21日那天，知更鸟落在枝头欢快地唱着，关于虚构世间美好的这件事儿，它的话确实挺多。人降生在世上，本就很无辜，要被迫接受能承载无数幻想的客体，所以我们以一己之身去爱、去恨，去蹂躏自己也去无病呻吟，盛大又丰荣的情绪也只能在“人间”这个容器里铺展开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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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1899 7 21——1961 7 2美国人 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文/叶谷
我是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1899年7月21日那天，知更鸟落在枝头欢快地唱着，关于虚构世间美好的这件事儿，它的话确实挺多。人降生在世上，本就很无辜，要被迫接受能承载无数幻想的客体，所以我们以一己之身去爱、去恨，去蹂躏自己也去无病呻吟，盛大又丰荣的情绪也只能在“人间”这个容器里铺展开欲望的疆图。
当我随便地背叛了什么，莫不是背叛了最初的自己。别说话，是他人所希望的，也是自己不需解释的。
我的父亲克拉伦斯·埃德蒙·海明威是镇上的一名医生，他以学士学位毕业于爱丁堡医学院，又在芝加哥鲁斯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 钓鱼、打猎、制作禽鸟的标本，他热爱的事情都与杀戮有关。
如果母亲格蕾丝·霍尔不是因为从小与他青梅竹马，或许很难接受父亲这样的人成为她的丈夫。她热爱音乐，毕业后就与大都会歌剧院签了约。我想象不出，两个人所追求的事业就像一个悖论，是怎么在看见与被看见中爱上对方的。
在我出生的第七十天是父母结婚三周年纪念日，他们乘飞机去贝尔湖让我接受洗礼并以外祖父的名字为我命名——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我从小就不喜欢上帝，也不想对着祂祷告。长大后我才明白，当初排斥这一信仰的原因是我不想在“爱”里被看见，因为在“爱”里被看见是一种毁灭。比如说母亲强制我接受音乐训练，强制将我打扮成女孩子的模样满足她的个人心愿，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说她爱我。
我是个男子汉，在母亲面前表现不出她希望的安静和乖巧，因此我跟外祖父吹牛，给他讲我在放学的路上拦过受惊的马匹，即使我的脚趾头被踩伤出现淤青，我也对他说一点不疼，这只不过是“猫头鹰的眼睛！”
1911年，我的叔叔韦劳必·海明威从中国回来，他是被教会派往中国山西的传教士。他讲述了在那里八年的点点滴滴，这让我对这个神秘而古老的东方国度产生了无限的向往。
我和姐姐玛瑟琳从橡树园高中毕业的那年， 美国正式对外宣布，加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父母当然希望我继续读书，但我的心早已飞到了战场上。他们对我所有的希望中都潜藏着“你该怎么样”……我是一个人，拒绝像“东西”那样被人用来用去，既然听不懂我的选择，那就索性生气吧。
这个世界到处都能嗅到战争的气息，我的心与某一种颓废相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肯定可以重新占据我的生活。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参加过南北战争，我虽然不敢想象自己能像祖父安森·泰勒·海明威那样被林肯总统擢升为少尉，但我希望身上的伤痛有一部分是为人民而疼！于是我瞒着家人和同学们到募兵局报名，不满十八周岁的我还谎报了年龄，但没想到在体检的时候因为一只眼睛的视力不合格被淘汰。
战争，是集体的侵略与和平。我无法定位自己，前线的敌人和同仁也无法定位自己，因为彼此都想将大义赋予自己与筋骨相连，从而内化为一个崇高的象征。如果说我的行为是在反斥父母的教育，不如说我在加厚自我的英雄主义，因为不能参军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我亟待来自战争的回应，认为除此之外都是对虚度青春的一种惩罚。那么有没有一种命运不去违背意愿呢？
梦想，是语言里最具象不了的追求，人的思维永远高于表达，虽说后者有些无能，但仍被人类将就着重用。
我的另一个叔父泰勒与《明星报》的编辑亨利交情甚笃，通过他的关系报社给了我一份工作并分派我采访罪犯的任务。我每天进出派出所、医院，为了核实罪犯的准确信息，必要时还要秘密跟踪。工作的刺激性削减了征兵失败的阴霾，我干劲儿十足。
在报社我交到一个朋友，他叫西奥多·布鲁姆巴克。在上学的时候，他的左眼被网球砸中导致失明，安了一只假眼睛。可是他刚从欧洲战场回来，一个残疾人是怎么当上兵的呢，我震惊不已！原来他参加的是美国战地的服务队，为部队开救护车。因为这件事儿，我去战场的信念再度燃了起来。
1918年1月，意大利红十字会招募新成员，我随西奥多一起签了名字。5月13日，我和来自全国的七十多名志愿者聚集在纽约的第五大道受到了时任总统威尔逊的接见，后被任命为陆军少尉，派往意大利加入了野战救护队 。
思想里包含无数个视角，但没有真相！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残肢断臂是杀戮所致吗？不！是背后的利益分布不均所致。那些没有头颅的尸首以及挂在铁丝网上的残骸是无上的荣誉还是对渴望和平的付出？都不是！那分明是耶稣头上的荆棘冠所象征的谎言！
7月8日的晚上，奋战了几天几夜的奥军没有休战。一颗颗榴霰弹在我们的阵营里爆炸。我的头撞上了大石头，一度失去了听觉和视力。当我渐渐恢复意识的时候，身边躺满了尸体。有的被炸掉双腿，还有的被削去面孔。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个意大利的士兵正在痛苦地哀嚎。我本能的想去扶他，但靴子里似乎灌满了热乎乎的水，腿软得像面条一样。我爬到他的身边将他驮在身上，硬生生爬过了危险地带，后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再次醒来时已被转移到了战地医院，我的身上共有227块铁片和子弹，每个伤口都在不停地冒血。医生为了保住我的性命，建议将右腿切除。我大声地咆哮:“宁可死了，也不能只有一条腿！”
十三次手术，大部分弹片被取出。但膝盖被打穿，换了一个用白金做的假膝盖。就这样我那条千疮百孔的腿奇迹般的保住了。在医院疗养的那段时间，我要感谢艾尔西·麦克唐纳，她虽然年轻却像母亲一样守护我，还将我称作“打坏了的玩具娃娃。” 后来我给她留话:如果我在手术台上死了，就由你来继承我的抚恤金、保险费，还有那双沾满鲜血的靴子。
我的事迹被《橡树叶》的报刊登了出来，后被《芝加哥晚邮报》改编成故事，我从战地的医院里收到了很多来自家乡的慰问信。重返战场后不久，意大利和奥地利签订了停战协议。
民族与战争共生又相互绞杀，这段血雨腥风的经历推搡着我成长。拿破仑教会了斯汤达如何写作，我也将会在最坚韧的平静中记录下与战火同尘的历史时刻。
1919年1月21日，我乘坐维迪号轮船抵达纽约。《太阳报》的记者对我进行了采访，政府授予嘉奖时，我也是坐在轮椅上。他们对我的事迹增添了夸张性的表述，对此我并未拒绝。橡树园中学的校长邀请我到母校做一次演讲，我走向讲台也带去了很多从欧洲战场上带回的东西。左轮手枪、几发机枪子弹、一顶奥军的军用钢盔和那条血迹斑斑 布满弹孔的裤子。“这是我关于战争的第一次演讲，也希望它是最后一次 。”
海明威在战场
我曾是自己的阐释者，当荣光退却，我又成为自己的纪念者，人总是在时代背景交错的情况下将个人的命运一遍遍深索。我要写作，这样的决心刚好出现在我精神崩溃的前夜。
1920年5月，我离开多伦多去芝加哥寻友。我感到被压抑的力量正在以暴力的方式回归，它或许是我找到的欲望之点，带着热爱去重新架构或自我解体，这里面一定包括精神的重建。我在贝尔湖结识了安德森，他热心地帮我区分了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区别，解锁了智者不与愚者争辩的深层密码。由此我懂了，我们常认为的理性沟通在很多人那里感受到的只有情绪，当沟通受阻，他们就会认为这是在建立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样的观点，是我以往从未想到的层面。
在向安德森求学的过程中，我忽略了一位女士的存在，事实上她已经陪在我们身边五天了。她叫哈德莉，是安德森的朋友，因为母亲刚刚离世到这边散心。我突然感到很抱歉，因为我抢走了她朋友的时间，她也没得到应有的宽慰。哈德莉弹得一手好钢琴，在艺术的浸润下，她的忧伤令我十分动容。
三个星期后，她回到圣路易斯处理一些关于遗产的问题。在家族中她分到15000美元的财产和5万美元的信用基金，每年还可获得3000美元的收入。这在当时的美国是很可观的，因为那时的人均年收入才1300美元。我和哈德莉分开后会抑制不住对她的想念，但当时的我很窘迫，根本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去圣路易斯的车费，更别说见到她以后的开销了。
1921年1月的一天，我在餐馆吃饭时随手翻了《芝加哥论坛》的报纸，看到了一条招聘编辑的消息，不禁一阵激动。我赶快就近找了一台打字机写下了个人简历，给杂志社邮寄了过去，几天后我成功受聘。除了写采访稿，我还给杂志写了很多微小说和文章，因为读者喜欢，我的薪水也从每周40美元涨到每周50美元。当然，这期间我也一直和哈德莉保持通信，可是她觉得比我大八岁，父亲又因破产自杀，在我面前总有深深的不配得感。有了情绪不必直抒胸臆，几个共情的画面就能戳人。我在信中写道:想去罗马，如果你跟我去，以妻子的身份？！
哈德莉回信:如果你准备疯狂一搏，我就奉陪到底！
1921年9月3日，我娶了大我八岁的哈德莉。婚后，她带着从舅舅那儿继承的8000美元遗产随我奔赴巴黎。至此，我开始了专职写作的生涯。
命运不断地在提问，怜悯与品德相关吗？其实当没有人求助我们时，我们的怜悯就是个摆设。反过来讲，我们要依赖他人的回应 肯定自己的价值，有时看似助人，实际是别人在成全自己。
在去马德里的轮船上，我和哈德莉认识了一个怀抱婴儿的法国姑娘。她孩子的父亲是一个美国兵，两个人在法国相识并相恋，怎料在她生下孩子后竟惨遭抛弃。现在她的身上只剩下几法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看着她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在轮船上举行拳击比赛，为她们母子募捐。
回想儿时上的拳击课，进行得并不顺利，第一节课就差点儿成为我的最后一节课。教练给我安排的陪练是杨·奥赫恩，那可是后来争夺美国冠军的拳击手。我当年在擂台上的激情也是他点燃的，虽然被他揍得鼻青脸肿，但我还不至于不敢出拳。今天以这样的方式为这对母子募捐，一方面是认为个人应该有社会责任的担当，另一方面是想让哈德莉深入地了解她新婚的丈夫是一个怎样的硬汉。我连赢三场，募捐成功，但我也受了伤，以至于在轮船抵达港口的时候，我的脸还挂着彩。
海明威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
斯泰因女士48岁，她是侨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她的家里挂满了毕加索、塞尚的很多名画，并且她的文学作品《三个人的一生》在1909年就已大获成功。我们夫妻有幸结识她，也受到了她热情的款待。我们聊天的范围很广，包括写作技巧、绘画的发展方向、音乐流派以及作家和画家的奇闻轶事。也是在斯泰因的沙龙里结识了埃兹拉·庞德，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瘦小男人。他在诗歌里的用字像个吝啬鬼一样小气，能有什么文采？直到我读了他的诗集《人物》， 彻底的被折服了。我笑话自己，竟是一个以貌取人的莽夫。
法军占领德国鲁尔区的这一年，我的第一个儿子邦比降生。正在做战争报道的我不合时宜地笑了，初为人父的喜悦像写新闻稿的灵感随我在路上晃荡了好几天。太小的孩子不会知道，炮弹在他父亲的头顶纵横交错，那条回家的路被炸得比往日更加狼藉。
战争，是一份武力的合同。在它面前，每个从政者都想成为甲方，有时又不得不匍匐在执行异议的脚下，一直挣扎在没被点名的存亡之中。
10月份的时候，利夫莱特公司正式出版了我的作品集——《在我们的时代里》。我将这本书献给了哈德莉，并在扉页留有赠言。 她没有表达感谢的话，甚至连情绪也看不出有什么波动。她只是走到我的身后平展了一下衣领的褶皱，借故将双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许久没有挪开……
“你是不是以为我的心很平静……”
我背对着她，第一次在想象里想象她凝视我的样子。我的头发、肩膀、身躯，还有千疮百孔的双腿都是她理解之中的精神支撑。
“你是不是以为我的心很平静……”
就这短短一句话，瞬间让我的心有种幸福的交锋感。
我看不见的那个自己被所有人看见，尤其来自波琳·法伊弗的视角更加迷人。我乐见她眼中的结果，是不经过授意就散布到我心里的阳光，这多让人欣喜。《春潮》是一部肯定别人到批判别人的作品，是我内心真正想说的话，但它也伤人。哈德莉极力地劝阻我不要发表，这样会伤害到安德森和斯泰因，何况他们都是于我有恩的人。可是波琳不这样认为，她觉得真实的感受不应被克制，越被指责越证明顺应了人性。这样的说辞令哈德莉无可反驳，因为出自《风行》杂志的编辑之口，自带着权威性。
不管哈德莉是因为想在巴黎结交朋友也好，还是为了波琳能助我一臂之力也罢，总之她经常邀请波琳到家里做客，而且相谈甚欢。同是在巴黎的美国人，很自然地令我们之间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托。波琳的家境相当殷实，父亲保尔·法伊弗是成功的商人。他白手起家开药店，将生意扩展到阿肯色州。从在当地买了6公顷的土地开始，后来慢慢地将整个皮戈特镇都归为家族所有。波琳的生活很奢华，她有意无意的在我面前炫富。穿名牌、下馆子，还总制造与我单独相处的机会。我在日记中写道:说实话，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贫穷就像疾病，只有金钱才能治好。
她对我的儿子邦比很是宠爱，有时会突然对我说，我会得到想要的一切，我决心将你妻子的位置拿下。而这一切，哈德莉却浑然不知。
我面对这样的一个女人，最大的自知之明就是预见了自己的选择。这时的我有一种饥饿，可怕的是它是生理之饿，并非名利之饿。这说明我当时对波琳是爱，不是企图。我夹在她们之间也备受道德上的煎熬，我下定决心摆脱波琳，要带着妻子和儿子远离巴黎去施伦斯度假。届时，出版社传来消息要出版我的《太阳照常升起》这部作品，要求我去处理合同及相关事宜。我安排哈德莉先去施伦斯，待我回来赶去与她们团聚。可在回到巴黎的时候，波琳在车站将我拦截。我不想为自己解释什么，我也完全可以拒绝，但这份向往来自内心本能的允许 。几天后，我坐在车站的长椅上错过了三班开往施伦斯的列车，直到最后一班才上去。当我看到哈德莉抱着孩子在车站等我，突然觉得雪和夕阳将她映照得那样美，邦比胖乎乎的小手伸向我时，我还装得像一位纯洁的父亲。
爱是流浪，是裂变出去的不知足的欲望；爱会回归，低着它忏悔的头颅。我一边流浪一边回归，一边享乐一边忏悔。餐台上三份早点，挂衣绳上三件睡袍，波琳以玩笑的口吻对哈德莉说:你的丈夫更适合我。 哈德莉没有任何回应，她的山茶花开了。
一个午后，我和妻子正睡午觉，门突然发出了细微的吱呀声，波琳光着脚像条泥鳅一样滑进了我的被窝。哈德莉翻过身背对着我说:床单是沙，我仍在梦里。
11月9日是哈德莉34岁的生日，为了弥补我对她的亏欠，从朋友处借了5000法郎将著名画家米罗的《农场》买下，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妻子。
她笑得像一朵自焚的花！
她说:让我们三个人彼此分开一百天，如果一百天后你们还是爱着对方，我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随后哈德莉带着儿子离开了巴黎，波琳也回到了美国。而我埋头写作，尽力忘掉这些纷扰。
波琳在开往美国的轮船上给我写了一封信:轮船上那么多人都让我羡慕，因为他们都可以没有你而活着……
哈德莉给我寄来了物品清单:礼服在第二个柜子最上面一层，领结在左边的口袋里。搭配苦艾酒的冰水在冷藏柜的最下层，已蒸馏过。
再有四十天就是圣诞节，这是我给自己最后的期限，我甚至做好了自杀的打算，我真希望自己死了！
哈德莉是个心软的女人，她知道波琳的痛苦，也知我陷于同等的痛苦当中。在第七十九天，她选择结束这个约定。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捍卫逝去的爱情无异于居住在颓落城市的废墟上，而后提出离婚。我感激哈德莉的无私与慷慨，将《太阳照常升起》的版税全部交给了她。
这边波琳的娘家开始给我们买车买房买渔船，还拿出2.5万美元让我们去非洲进行奢华的旅行。我们去西班牙看斗牛，去圣地亚哥参观巴洛克风格的大教堂，凝视上空盘旋的鹰隼，还去 一个建在云端的城市——龙达小镇。我们一天游玩，一天写作。《五万美元》、《十个印第安人》、《白象山》都是我在蜜月的路上完成的作品。在我无限快乐的肉身之中有一条失血的静脉，虽不足以致死，但一直隐隐作痛。当我惋惜菲茨杰拉德毁在他妻子的手里时，我看到了自己的不堪。我和波琳在一起，失去了明辨什么可以依靠，什么不可以依靠的能力。她的财富和我轻易得来的名望突然把我的生活打乱，也让我们俩同时堕落了。
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波琳
1928年，我的父亲克拉伦斯饮弹自尽。他的性格多疑易怒，一生都在逐梦，赚到钱后开始跟风做房地产生意，亏得血本无归，还留下了一些债务。母亲格蕾丝年事已高，家里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妹妹和十二岁的弟弟需要抚养。我劝母亲卖掉几处房产，自己也拿出了三万美元的稿费，波琳还为母亲办理了信托基金，让家里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对于父亲的死，我的心情很复杂。我恨自己没能为他分担焦虑，也恨父亲对家庭不负责任。他用手枪抵住脑袋的画面一遍一遍地生吞活剥我，那双抚养我的双手多么温柔，竟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如此可怕。我不认识他，我爱他！
《永别了，武器》是我对时代的夙愿，但总能拐着弯儿的想到父亲，它让我感到了哪怕一种缺失亦有完整的答案。同年，一个在西线负过伤的德国兵出版了一本小说叫《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在书中对着尸体说:从前你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概念，现在我才看到你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读到这里我必须承认，我曾是一个离死亡很近的人，但雷马克却是和死亡融为一体的人；我认为死亡是失去了生命，但他认为死亡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永存。至于我作品里的“牺牲”、“光荣”等这样空洞的字眼，提起来都让我觉得害臊。如果此生有幸结识雷马克，我都愿意忽略自己。
1931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波琳为我生了第二个儿子，他的叔叔格斯在基维斯特岛为我们买了大房子，还有西班牙的共和党要求时任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退位。但新成立的政府治理得很不稳定，五年之中各政党开始分裂成左右两翼。刚开始只是内部暴动，后来战局蔓延到国际。共和派得到了苏联的援助，民间左翼与反法西斯人士也募集金钱援助共和政府，而右翼的叛军则得到了意大利、德国法西斯的支持。他们为叛军提供飞机、坦克，还直接派军队支持弗朗哥继续内战。这场西班牙的内战已成为世界各势力的练兵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身。
北美报业的总经理约翰·惠勒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去西班牙再当一次战地记者，我当即应下了。我对战争并不恐惧，也也很愿意为自己热爱的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何况我对西班牙的感情很深，在这里看了很多场斗牛，也过了很多次生日。当时荷兰的导演约文斯·伊文思和古巴小说家普露坦切奥·德在拍摄西班牙共和派的影片——《战火中的西班牙》，我有幸被邀为影片撰写了解说词，因此又在纽约多呆了两个月。
我爱上玛莎的时候，背景是硝烟弥漫的战场。1936年，玛莎陪伴丧偶的母亲来到基维斯特岛散心，我不是故意偷听他们谈话的，实在是酒吧里的客人太少，环境太安静。当我提出可以做她们的导游时，玛莎一眼认出了我。
“相爱的人不该争吵，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人，与他们作对的是整个世界。”
“在战争中我观察了好久，并没有看到所谓神圣光荣的事物。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
“死亡从不预约，它总是突然坐到你的餐桌旁。”
他将我作品中的句子倒背如流，这样精彩的开场白让我吃惊不小。别忘了我是个作家，作家有鹰隼一般的眼睛，是挖掘隐藏情绪的高手。我迷恋她未提及的那些事情，这让我脑洞大开。比如她克制的惊喜和她对我的……仰慕！
“小姐，你很特别，我不知道在此时此刻该说点儿什么。”
她会心地一笑，优雅的递上右手。
“那就幸会了，海明威先生。”
“幸会。”
我吻了她的手。
接下来的几天，我带她们母女游遍了基维斯特岛，也邀请她们到家里做客。玛莎见到波琳以及我的两个儿子，她表示海明威过着量身打造的幸福。
我说太舒适的生活比什么都更能毁掉一个作家，想要什么都不会被拒绝，这很危险。 玛莎深有同感，她说就像我回到母亲身边生活，像裹在襁褓里的婴儿，饭来张口，又像动物园展区的海豹。
当我问她愿不愿意做战地记者时，这个勇敢的姑娘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玛莎·盖尔霍恩1908——1998美国战地记者 作家
1937年，我与玛莎同赴西班牙并在马德里的战场上坠入爱河。这座西班牙最大的城市经历了四个月的保卫战，除了政府领导的共和军以外，还有来自五十六个国家的三万多名志愿兵组成的国际纵队。这些人有参加过一战的老兵，还有工人、医生、记者和艺术家。有加拿大医疗队的白求恩，有后来写下《1984》的乔治·奥威尔，还有智利驻西班牙的外交官诗人聂鲁达，我们在战场上都是过命的兄弟。
次年，共和军在埃布罗河战役中损失了六万人，战事急转直下。为了让英法等国解除武器禁运，西班牙政府宣布解散国际纵队。至此，我与大家分手。奥威尔和聂鲁达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而白求恩去了中国。
1939年马德里彻底陷落，我带着玛莎前往古巴生活并开始动笔写《丧钟为谁而鸣》，这本书约40万字，用时十几个月写成，这在我写作生涯里算是耗时比较长的了。我翻了两天的《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没得到满意的书名，后来看到17世纪美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一篇布道文中有“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的这样一句话，便取材于此。
我在扉页留言:怀着诚挚的爱谨将此书献给玛莎，也以此种方式向波琳坦白了我的新恋情。波琳没做过多的挽留，她说你是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一心追求刺激的疯子。我在你身边这些年也很累，我要担当多重角色。孩子的妈妈、照顾你生活起居的保姆、文学作品的评论者、打猎时的助手、捕鱼时的伙伴，和朋友在一起时，你还希望波琳是个漂亮得体的妻子，这一切都见鬼去吧！
我像一把燃过的灰烬，但总有力量燎原。以往爱得过于猛烈，以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评价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听起来像说谎，我说的越多，他们越认为我情绪不稳定。
玛莎和波琳不同，和哈德莉也不同，她不像她们那样全身心地爱我，而是只取一部分与我相爱。我喝多了，她会像提溜狗一样把我塞进车里睡，然后反锁房门。所有被我打乱的东西如果不及时整理，都会被她拿到院子里焚烧，包括我的手稿。我对她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还是个女人……
哎，她独立得太早还是太晚，反正她完美地丧失了一个女人应有的母性。
后来她受雇于《柯里尔》杂志，被委派去中国的战场上做采访。我并不是因为刚刚新婚不舍得和她分开，而是我小时候就听过叔叔韦劳必讲述过中国。
1941年，中国和日本法西斯已经进行了四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正处于相持阶段。我和玛莎的任务是了解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战况，中国发生内战的可能性，日苏条约签订的影响及美国在远东的地位。
二月下旬，我们飞抵香港。香港是中国的南大门，当时还没被卷入战争。我们住在铜锣湾一个高档酒店里，环境优美，食物也很考究。但在这里我们还是看到了战争的危机，日本人虽然没有侵占香港但已有军队驻扎。他们横行霸道，强征慰安妇，掠夺钱财，欺负手无寸铁的穷人。我和玛莎迫切地想到中国的战场上去，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韶关。我们绕道广东南阳后乘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七天才到达，韶关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军第七战区的司令部，我与军人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所以很快同他们建立了信任。4月4日，我们夫妇乘坐运钞票的飞机抵达重庆，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宋美龄担任双方翻译的角色，我们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秘密谈话。采访结束后，玛莎告诉我她对蒋介石的印象不好，说他在给我们灌输许多错误的思想。对此我有同感，在我个人看来，蒋介石只能算个军事领导人，还称不上是一个政治家。他视日本为“皮肤病”，视共产党为“心病”，他考虑问题的落脚点都在军事上，非长远的民族和平。
其实在我们采访蒋介石夫妇的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在争取我们。有一天，玛莎在街上闲逛遇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外籍女子，她问玛莎想不想会见周恩来。事后才知道，这个接头人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干部王炳南的法籍夫人王安娜。
当时的国民党正“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常有优秀的共产党员被特务暗杀。所以他们行事需万分小心。一个地下室里，一身中山装的周恩来用标准优雅的法语同我们交谈。我对他讲了广州前线的战况，他表明了共产党坚决抗日、坚决反对内战的立场，也对我们讲述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他还专门针对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歪曲真相的声明写了两份纪要，希望我们夫妇代交给美国政府，用以作为美国政府分析判断中国局势的参考。
中国之行结束后，玛莎说“与周恩来谈话，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一个中国人相处得像家人一样。”毋庸置疑，周恩来英俊、机智，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他坐在简陋的地下室，穿着朴素的衣服却心系苍生。如果他是共产党员的缩影的话，中国的未来一定属于他们！
回美国后，我们夫妇将在访华期间写下的《中国需要改善空军》、《中国加紧建设机场》等六篇报道分别发表在1941年6月10日至18日的纽约《午报》上，还刊载了我与主编英格苏尔的谈话，扼要介绍了我们访华的经过和感想。我和玛莎站在和平正义的角度，记录下日本法西斯的罪恶，记录了中国军民抗战的艰苦历程，也记录了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宣战，战火向欧洲东部蔓延。12月7日，急不可耐的日本就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使我们国家的海军遭受重创。届时，一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处于观望状态的美国被迫向日本宣战。
海明威与第三任妻子玛莎抵达中国香港
我和玛莎一起出生入死，她是战地上唯一的女记者，我们是夫妻更是盟友。在访华之后，我们回到瞭望山庄享受短暂的休假时光。
玛莎干净得令我发疯，她受不了我招呼一帮朋友喝酒，索性将那些用过的盘子叉子都扔进垃圾桶。哈德莉和波琳是以家庭为重的女人，而我在玛莎这里得不到丝毫的尊重。她摔了盘子还不算，还趁我不在家将我养的一群公猫逐一阉掉。1943年的7月，距离我生日只有几天的时间，她接到报社委派的任务要去荷属圭亚那、曼哈顿、苏里南丝林进行采访，最后还要去白宫见罗斯福总统。
她一走就是几个月，安慰我一下怎么了？她居然拒绝和我同房，理由是我和那些公猫没什么区别，都应该被阉掉！我的天哪，如果你还是个女人……
次年3月玛莎回来了，我已经习惯了，她回家只是做“采访” ，采访完就走。当时的欧洲战场形势发生变化，为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各国结成同盟抵抗共同的敌人。玛莎不想错过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坚定地奔赴战场。她自己去还不行，还要我也去。当时我正在构思《老人与海》这部作品，不想放下，担心断了思路。再一个我不喜欢她对我指手画脚，按照自己的意愿帮我安排行程。男人存在的价值是征服世界，包括女人。我认为是玛莎需要我，我存在她才具备一个女人应有的觉醒。我将她按倒，撕坏了她的衣服，结果她将我踢到双腿下跪。我捂着裆部质问她:你到底是战地的记者还是我床上的妻子？！
她回击:我的罪过究竟是什么，你说清楚！我是去工作去战场，而你不想去。凭什么男人就可以专心工作而且大获成功，身为女人就必须抛下一切承担起家庭的角色，你太自私！我从一开始就应该看清你，但那时我正盯着你的腿看呢 。顺便说一句，那可真是你设下的圈套！
我觉得男人受的最大的委屈就是他的女人不够温柔，你不是要去诺曼底战场采访吗？好！我立刻联系了《柯里尔》的主编，声明要为该杂志供稿。 当时很多杂志社邀请我做战地记者，我偏偏选中玛莎受雇的这一家，我就是想让她去不成。更让玛莎窝火的事还在后边，由于正在战时，出发时间又临近，机票很难买到。我靠自己的名望和人脉顺利的买到了机票，但我拒绝为她买票。我的理由是这架飞机只运送军人，事实上女演员格特鲁德·劳伦斯与我同坐一个客舱。
玛莎最终忍受了我粗鲁的报复，一个人登上了一辆装满炸药的货船横渡大西洋。她是那艘船上唯一的乘客，她与一堆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品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两个星期。我到得早，那时距离盟军发动反攻还有一段时间，记者们处于比较放松的准备阶段，我们以酒会友，谈论文学，当然也泡妞儿。
我和欧文·肖相识于西班牙的战场，他当时还出版了《埋葬死者》一书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我们在战场上再次相遇，心情格外激动，他还给我介绍了他的女友。
玛丽·韦尔什，出生在明尼苏达州，今年三十六岁，在《时代》周刊伦敦分部工作。她生得窈窕漂亮，身量不高却玲珑有致。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看着玛丽那么温柔的对待欧文·肖，我就对玛莎有了莫名的恨意。
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最有力量的事情常感无力，它这么勇敢又这么懦弱，这么幼稚 又这么成熟。可能我们都不必试探，它自行忠诚也自行背叛，一切不过是我们想或不想的问题。淡化痛苦的最好方式是刻意出丑，没有什么对错也不在乎结果，我只是想找回被玛莎抹去的激情。所以我借着酒意对玛丽说了这样的话:亲爱的玛丽，我不了解你，你也并不了解我，但我想和你结婚。玛丽听了大吃一惊，但她很快便冷静了下来。
“嘿，伙计，你喝多了！”
欧文·肖很不满意我的做法，因为我对玛丽的喜欢表现得过于明显了。我对这个结识在战场上的朋友很抱歉，接下来的几天也没好意思约他。为了缓解内心的憋闷，我找到医院里的彼得·戈雷医生打拳击。去之前我们都喝了很多酒，所以打得更加凶猛。凌晨三点多彼得送我回旅店，也许是酒喝的太多，或许是打拳太累，上车后他的手脚就不听使唤，恰逢那晚街道上灯火管制，路上一片漆黑，他把车开得歪歪扭扭，没半英里就撞到了路边的护栏上。我的头磕在挡风玻璃上，被碎玻璃划出很深的口子，血流如注。以前受过伤的膝盖也撞到了，那可是假膝盖！
医生花了两个小时为我缝了五十七针才完成包扎，还建议我在伤口复合后做开颅手术以清除脑内淤血。玛莎一下船就听说了我受伤的消息，当她知道我是因为喝多才受伤的， 她的担心转变成了愤怒。可她看到浑身包得像木乃伊的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本以为她会安慰我，没想到她这样无情，于是我破口大骂。她只是笑着，没像平时那样反驳我，也没接我的话儿，过会儿她哭了。
“我在船上两个星期，海明威先生，这些天我在那艘随时会爆炸的船上认真地考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婚姻到此结束！ ”
按古巴的法律，女人离弃男人，男人可以获得她在当地的所有财产，但玛莎绝不回头！最终她成为了目睹诺曼底登陆的唯一战地女记者，而我因出车祸错失了这见证历史的机会。
出院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说话出现了口吃，更是经常头疼。即便如此，在我离开第四师以后还是立即投身到解放巴黎的准备工作中去。我秘密地组建起一支由各色人员组成的地下游击队，在距离巴黎30英里的小镇朗布依展开侦查活动。我们当中，有人扮成乞丐，有人扮成教父，开始四处搜集情报。期间抓回了几个战俘，也是我亲自审问的。巴黎已被德军占领了四年之久，由于盟军的情报工作做得特别缜密，解放巴黎的战役打响后，很多地方没遇到什么阻碍就进入到了市区，顺利地与敌人展开巷战。
多年后，勒克莱尔对法国总统戴高乐说，当年海明威队伍所做的贡献很大，因为他们，我们作战时间缩短了大半，也拯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命。我的身上又添了新的伤疤，我把这看做男人的荣耀和勋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险结束了，美国政府为我颁发了青铜星奖章，奖励我的杰出贡献。
海明威和他的三个儿子
1945年3月，我去医院看望了得流感的玛莎。
“凯旋而归的勇士，欢迎你回家！”
玛莎这样说，我的泪瞬间滑落。在一起九年了，可我们的婚姻还不到五年。玛莎的独立、倔强、还有她的勇敢不会被我遗忘。她是古希腊哲学里的“沉思的生活”，她所有的欲望都建立在思考和真理为最高的生存方式上，这是一种“存在层面”的精神开拓与觉醒。她那样迷人，我甚至捕捉不到她存在的状态和形状。在爱情中，男人能被席卷且击中的只有女人的那种特殊的魅力，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盛大体验。
玛莎知道我想说什么，她拥抱我还给了一个歉意的微笑。我哽在喉咙里的话噎了回去。我答应保证她的权益，不要她的任何财产，我也答应了离婚。我想，这将成为我一生的不可言说之事。
瞭望山庄无人看护，已经变得破败不堪。我请了一些人一起修葺房子，打理花园。最让我高兴的是大儿子邦比回来了，他十九岁参军，参加过很多场战役。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空降到敌后被敌军发现，六个月以来一直关在敌营里，什么都吃不上，身体极度虚弱。在父亲身边他恢复得很快，还是像以前那样爱笑。我处处跟朋友炫耀我的儿子，我说邦比的伤口能塞下一个拳头，我真为他骄傲！
这几年我也和玛丽一直有书信往来，她讲述自己经历的两次婚姻，我讲述自己经历的三次婚姻；她说她没有生养，我说我有三个儿子；她说她占便宜了，我说玛莎以前也这样说。她笑到不行，令我很自在。我问她玛莎到底是战地记者还是我床上的妻子呢？她说我也是记者，但我也可以是你床上的妻子……这种意会的满足可能是自由最大的拓宽吧，如果再婚，玛丽是第三次走向祭坛，而我是第四次，我们都小心翼翼，格外谨慎。最后彼此都意识到，在琐碎的婚姻中会有一种根本的宁静，让烦恼显得不那么清晰和逼人。你看，语言那么浩大，我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这种状态，那可能是同步的、连续的、一种自愿的“毁灭”吧。
1946年3月14日，我在哈瓦那迎娶了玛丽。婚礼简朴到只有我们两个人，律师解释了相关文件，我们签字确认，完成宣誓然后吃饭，就这样。
如果一个人具备世俗上的所有美德，那么他（她）不会有爱情。我们会被不同的人所吸引，而吸引我们的点都是我们身上欠缺的一部分，爱一个人是渴望自己完美的一种投射，因为我们在精神上需要圆满。
我在哈德莉身上投射的是我缺失的母爱，而我和波琳之间的爱情是虚假的，因为它源于地位与金钱对人性的压制，玛莎则是我享受到的一种病态症状。男人的骨子里是野蛮的，他需要被挑衅从而获得征服他人的快感。而非常完美的玛丽是一种幸福到极致的匮乏，那么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评价一个人时，完美就是匮乏的本身，优点太多就是缺点。很多人说，海明威不是一个忠诚的伴侣，我爱了四个女人我都娶了，这是滥情还是负责？！宏大的爱情主题中，未被满足的部分就是缺失吗？如果我们超越了对满足的执念呢，是不是缺失也变为成全了！很多人不知为何而痛苦，其实是我们担心失去自己从未拥有的东西，就这么简单。
《伊甸园》是我1946年写的作品，书中的男女角色都是迷茫的。他们担心对方不爱自己，后来知道了对方爱上的自己从来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未愈合的伤口里重复的他人，而这个曾经的“他人”也是他人，那么最原始的他人是谁，是他缺失的一部分自己。
说到哪儿了？对了，玛丽怀孕了，我很高兴，我希望是个女儿。我们在旅行，半夜的时候玛丽在睡梦中被剧烈的疼痛唤醒，我马上送她去医院，可医院里只有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当值。玛丽是宫外孕，导致大量的内出血，她很快昏迷了过去。实习生没有临床经验，总是不能准确的将血液输送到静脉里。他摘下手套让我跟妻子告别，我愤怒地拒绝了。我曾两次经历波琳的难产，在《永别了，武器》中描写过亨利告别亡妻的场景，这都是我不愿经历的。我穿上实习生的工作服，戴上帽子进入了手术间，用手术刀割开了玛丽的血管，终于在她濒死的紧要关头输上了血，玛丽慢慢恢复了脉搏，死里逃生。一星期后，主治医师为玛丽做了节育手术，这件事对我们是不小的打击。
海明威与第四任妻子 玛丽·韦什尔
1949年我收到了威廉·福克纳的一封信:对不起，我干了件蠢事，我不该为那250块美元的讲课费发表不当的言论。我向来认为祸从口出，自己对这方面也比较注意，但没想到还是引出了这样的误会。我会把这件事当做自己的教训，希望没给您带来太多的困扰。
看完信我一头雾水，后来得知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密西西比大学的演讲中说，海明威从来都是伸出一条腿走路，他的作品里没有用过一个需要读者查字典才能知道意思的词。 事后我的朋友拉纳姆很郑重地给福克纳写了一封信:海明威是我见过的最英勇无畏的人，不仅战场上是这样，平日生活里也勇于冒险。
这就是福克纳给我写信的原因，我回信肯定了他的写作才华并表示他的作品可以跟世界一流的大师比肩。至此，我们结下了友谊。
之后，我受邀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里参加了授奖仪式。政府授予我铜质星字勋章和荣誉证书，证书上写着“1944年7月到12月之间，海明威作为战地记者在欧洲战场上为同盟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巴顿将军说，你的贡献完全可以拿到一个十字勋章。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政府授予我星字勋章，我也感到无限的荣耀。
福祸总是相依，我还没回到家就听说马克斯韦尔·博金斯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他是我的合作伙伴，不管我处于高峰还是深陷低谷，他都是我心里的后盾。他的家人给我寄来了一封信，是博金斯离世前写的还没来得及寄给我。信中还在探讨我的下一部作品的安排与计划，信尾赘着: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们总是打算着想要怎样，或是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只是准备却迟迟提不上日程？我们要去弥补什么，又有怎样的心愿没有完成，我们只是幻想却不做，这会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的遗憾。
传入我耳中的不幸消息太多了，西班牙内战时的合作伙伴多斯·帕索斯和凯蒂发生了车祸，当场死亡，好友马克赫木格因病去世， 汉斯将军也撒手西去，甚至他家的厨子也因心脏病猝死……这一连串的噩耗像一把钥匙拧开了我心中恐惧的阀门，我还有明天吗？我还有多少事没做？十五年前酝酿的故事到现在还没提笔，时不我待啊！
1935年的时候，我从朋友古铁雷斯那儿听到了一个老渔夫的故事，后来我还去拜访了这位老人。我封存到笔记本里的不只是资料，还有他满脸的皱纹。1950年年底，我开始执笔《老人与海》，我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拿着笔，像一台机器一样一写就是一天，次年2月17日我就完成了初稿，用时两个多月。初稿的字数二十多万，经过反复推敲修改，整本书只剩下十三万字。
1952年4月，《老人与海》先后在《生活》杂志社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发表、出版，两天内销量达到了惊人的530万册，紧接着出版的单行本5万册也销售一空。我很震惊，但也冷静，这是我将初稿修改了差不多两百遍的结果。圣地亚哥是强者的形象，别人看到的只是他的无能，没有人知道他如何绝处逢生。一个没有疼痛感的人，永远得不到胜利的快乐！
时隔一月，我和玛丽在珊瑚岛钓鱼的时候 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老人与海》获得了美国文学最高奖——普利策文学奖。我曾与这个奖项失之交臂，如今揽进了怀中。
1954年，我因此书获得了国际最高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当年在战场上我被炸晕，醒来后看着满地士兵的尸体，我一度想用手枪解决了自己。今天，我也有这种冲动！还记得写《西线无战事》的雷马克吗？他谦虚地说《老人与海》写出了自己当年的未竟之言。雷马克的妹妹在1943年被纳粹逮捕并斩首，罪名是“涣散军心”，法官的判词是“你要为你的哥哥赎罪。”
后来他定居美国，我们惺惺相惜，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威廉·福克纳1897 9 25——1962 7 6美国人 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我以前怎么健康来着？我似乎忘了，怎么感觉今日的病痛也是从那时跟来的，它捎带着顺来了西班牙战场上的炮声和一条追忆的路。斯泰因、庞德、菲茨杰拉德，多么迷惘的一代人，他们没顾上私有什么，只想着填满未来。真是奇怪，越是临近生辰，那些失去的却常来温暖我。我抱住玛丽哭，她眼睛里有一副同样迷惘的面孔。
1959年7月21日来了很多人，拉纳姆、演过我电影的演员、安东尼奥还带来了我认识的斗牛士，玛丽租下了两层客房才把他们安顿好。生日宴会十分热闹，从21号中午持续到22号中午，我的那颗棕榈树也被烧了。我戴上假发不允许别人碰我的脑袋，因为我秃了。我穿着盖到手腕的外套，衣服下的皮肤癣正冒着黄脓。我的肝脏像吸足了血的蚂蟥，要从身体里蹦出来。我告诉玛丽，我很快乐，想跳舞。
1961年2月，人们请我为刚上任的肯尼迪总统手写一份贺辞，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写出了开头的句子，而且字体歪歪扭扭像刚上学的孩童。经过十一次的电休克治疗后，我的思路彻底枯竭了。海明威不能写作了！我问玛丽，你知道海明威不能写作了吗？她说，人不能活得太贪婪。
我什么都不是，百无一用的东西沉重到无法走向死亡。我懂了，一个人所受的罪可能在对错之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所承受的折磨也是在偿还母亲分娩时的痛苦。
我打开枪膛，装进子弹……山茶花落了，我眉头一皱，不欠你什么吧？刚刚同你们说话的人，把枪放进了嘴里。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1898 6 22——1970 9 25德国人 代表作《西线无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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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话: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的奥克帕克，早年担任记者，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旅居巴黎开始文学创作，是“迷惘的一代”的作家缩影。他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
他的著作颇丰，短篇小说集两部，非虚构作品六部，长篇小说九部。其中《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统称为海明威文学殿堂的四根柱子。
海明威对女人有极致的控制欲，他要求第一位妻子哈德莉放弃事业回归家庭，全力支持他写作，却因其生育后身材走样而出轨于波琳。
离婚后的哈德莉与记者兼诗人保罗·莫雷尔缔结良缘，定居巴黎，伉俪情深。保罗很绅士，体贴入微。因此哈德莉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他会永远爱我，不会摧毁我，一丁点儿都不会！
海明威与波琳的婚姻像错位的齿轮被迫行走，建立在物质上的感情自带冷漠，无所谓幸福与痛苦，都一样微不足道。
玛莎是海明威最爱的女人，他从未想过离开她。但在玛莎的精神世界里，男人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产物，左右摇摆也依靠不得。她理智、独立、有民族大义，是冷冽自由的女性。在中国之行后的数年，玛莎见到了访美的周恩来总理。她十分兴奋与震惊，想不到那个在重庆地下室温文尔雅的人竟有如此成就！她难掩激动的心情致电海明威，两人共同追忆了那段美好的时光。
离开海明威的玛莎成为20世纪最重要且最负盛名的战地女记者，六十年来几乎报道了所有重大的国际战事，直到八十岁依然活跃在战地一线。此外，她还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十四部中篇小说，两部故事集以及三卷散文集。1998年九十岁的玛莎几近失明，同时与癌症做着艰难的抗争。为保住最后的体面与尊严，选择吃安眠药了结了自己。
玛莎去世后，新闻界设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新闻奖——玛莎·盖尔霍恩新闻奖。
美国作家保拉·麦克莱恩在2018年推出以海明威生平事迹为创作灵感的第二部作品——《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该书以玛莎的视角做第一人称书写，全书记录了玛莎与海明威九年中的所有经历与交集。
在四段婚姻中，玛丽陪伴了他十五年，是呆在海明威身边时间最长的女人。她放弃了自己的记者生涯，打理了与海明威写作相关的所有事宜。海明威去世后，她又成为遗作的文学执行者，《移动的盛宴》和《伊甸园》都是她整理及代为出版的海明威晚年作品。
海明威在年轻时留下很多旧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膝盖换成了假的，此后光头部就受过三次重伤，他的身体上大大小小的伤疤多达几十处，以至于晚年时百病缠身。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出现口吃，他还患有妄想症，经常认为别人在密谋杀害他，而思路枯竭则是压倒他的最后 一根稻草。他有多次自杀的迹象，玛丽曾把枪换到不同的地方藏匿，但一个一心想死的人，任何措施都阻挡不了。1961年7月2日的凌晨，海明威坐在书房里饮弹自尽，此时距离他62岁生日仅剩19天。他被葬在生前打猎的地方——爱达荷州的克川公墓。
墓志铭:请恕我，不起来了！
回望海明威的一生，无以言表。生活在战争背景的时代下，多少人找不到生存的着力点，在黑暗中萎靡倾斜。而他具有壮烈的信念、不衰的气节，即使在绝望中奄奄一息也能捧出濒碎的光明。
正如他所说: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谢谢你，读到这里。
来源：叶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