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重庆第一任商会会长礼园（鹅岭公园）李耀庭（正荣。1836—1912）的两个儿子李湛阳（行二）、李龢阳（行三），被《辛亥重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庆史料选辑》称之为“重庆辛亥革命兄弟英杰”之一（《重庆文史资料》第十六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清末民初重庆第一任商会会长礼园（鹅岭公园）李耀庭（正荣。1836—1912）的两个儿子李湛阳（行二）、李龢阳（行三），被《辛亥重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庆史料选辑》称之为“重庆辛亥革命兄弟英杰”之一（《重庆文史资料》第十六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两人的履历行实大致都清楚，卒年也都大致清楚，但两人的生年却一直是个“？”，如刘中一《李湛阳、李龢阳》文（《重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辛亥革命暨蜀军政府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专辑》，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10，P83、87）就不知其详。

一、李湛阳、龢阳生年的记录情况

湛阳、龢阳二人的生年，就连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时候，93岁的李龢阳后妻成都程海门之女程仲澄（龢阳前妻杨氏患肺病去世）在谈及李耀庭父子时，也没有涉及（《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程仲澄《李耀庭父子与辛亥革命》，1982）。

李氏昆仲的生年或作：

李湛阳（约1858—1920）、李龢阳（约1860—1930）

这是《辛亥重庆》在摘引刘中一《李湛阳、李龢阳》文后补充的（P190），补充的依据不清楚。

二、此前李湛阳、龢阳的生年推断不实

我们认为，《辛亥重庆》的两个“约”，与二人的实际生年相差很大。何以见得？请看杨庶堪（沧白。1881—1942）《李公裴知五十寿序》。李裴知，即李龢阳，与杨庶堪为儿女亲家（杨氏之子洵与李氏之女立芳结婚）。杨庶堪在寿文中说：

已而余〔自沪〕北去，公〔自沪〕西返，不数月而铭儿劫质之祸作。（《杨庶堪集》，中华书局，2015.1，P406）

这里提到1925年杨的独子杨洵（右铭）被绑架事。第二年（1926年丙寅）杨有《劫质篇示铭儿并序》“五月一日是铭儿往年脱险之时”（P40）的序说，5月1日是脱险之日。张荣祥先生《杨沧白年谱》将劫质时间置于1925年5月（P467），微误。被劫质时间从诗中“劫质两旬间，忽若脱骨蛇”可以推定。

那《李公裴知五十寿序》到底写在何时呢？寿序里没有明确时间，但提到：

余今谢政有日矣。（P406）

“谢政”，指1925年12月31日辞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职务。“有日矣”，时间不会很长，但肯定已经跨入1926年了。

“夏历今年七月十八日，为公五十诞辰，远道不及奉觞称寿，以续沪上之乐。”（P406）

“远道不及奉觞称寿”，证明杨氏仍然居住在北京。如果是在从北京返南京之后作此文而南京也是“远道”的话，那已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那时李龢阳已一瞑不视，不及亲见了。因此，这个“今夏”很可能就是“谢政”不久的1926年夏。如此推断，有以下依据旁证。

三、李湛阳、龢阳生年推断

龢阳之兄湛阳的生年，文友重庆市九龙坡区档案馆副馆长孙小磊先生2024年12月31日查得：

《当代中国名人录》“七画李”：“李湛阳，生日〔年〕五十七”（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樊荫南编纂，民国二十年〔1931〕）。

《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东亚同文会，1937年）：

李湛阳（观枫） Li Chan-yang（Kuan-feng）云南省昭通县人。1874年生（P547）。

两相对照，再参考李湛阳1920年去世，57岁，倒推回去，正好是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甲戌）。享年一般按虚岁记。

如果李龢阳比李湛阳小两岁，生于1876（清光绪二年丙子），到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正好五十。这也符合五十、六十满十做生按实岁记的习俗（七十以后满十生日或按虚岁，所谓“做九不做十”）。

为此，李湛阳、李龢阳的生卒年是：

李湛阳（1874—1920）、李龢阳（1876—1931）

基本上可以锁定。龢阳卒年或作1930年，政协重庆市文史委郝成竹女史《百年回首》作“1931年5月”，是有根据的。

四、余论

李龢阳字“裴知”，名与字如何相契？我推测“裴知”与“龢（和）阳”的契合，当出自《新唐书》卷九十六《列传第十六》：

时雍州人裴知古亦善乐律，长安中，为太乐令。神龙元年正月，享太庙，乐作，知古密语万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谐婉，将有大庆，在唐室子孙乎！”是月，中宗复位”（《李嗣真传》）

的文意。

那李湛阳的“觀楓”，是字还是号呢？

李湛阳（？—1920），字劲风（刘中一《李湛阳、李龢阳》文）。

上揭资料都显示李湛阳有“观枫（觀楓）”之字或号，而杨庶堪《李公裴知五十寿序》：

至辛亥（1911），而公与哲兄劲风均加同盟（P405）

之“劲风”，显然指的是李湛阳。不仅如此，这字或号还有作“觐（覲）枫”的：

广东补用道李湛阳来拜，李号觐枫，云南人，天顺祥东家也（那桐〔琴轩。1856—1925〕《那桐日记》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余年四十九，“国学宝典”）。

远在清朝末年（1905年左右），就有绅商刘沛膏、赵资生、李觐枫等创办“烛川点灯公司”（《四川文史资料集萃》第3辑《经济工商编》傅友周《记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12，第110页）。

民国二年（1913），李覲枫被选为〔川江公司〕公司经理（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地方志资料组，1982.10，第96页）。

到底是“劲（勁）、觐（覲）”还是“观（觀）”，或是先“觀”后“勁、觐”呢？

我们认为，如果将作“觐枫、觀枫”当作湛阳之字，则“湛”似可读如“瞻”，与“覲、觀”相当；可能“觀”在前，“覲”在后，而作“劲”，则是与“觐”谐音（风、枫谐音）。

但我们再看郑孝胥（1860—1938）《郑孝胥日记•癸卯日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

天顺祥之管事人陈润甫（作霖）邀余饭一品香，座有李君湛阳（号治甫）、韩君澍滋及沈、汪等，皆四川派往日本者。”（“国学宝典”）

湛阳又有“治甫”之号。从名、字契合看，字是“治甫”的可能性大些，因为“湛、治”能够契合，而“觀楓、覲楓、劲风”之类，则是其号的可能性大些，这个，那桐日记足以证明。郑孝胥的记载，正好是近代以来，特别是川渝地区“以字称号、以号称字”的流风习俗的反映，与朱彭寿（1869—1950）《清代人物大事记》（朱鳌、宋苓珠整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1）“以号为字”备受诟病的原因出差不多。

当然，如果“覲楓、劲风、觀楓”之类是“号”，那也不排除号“觀楓”之“觀/観”是“覲”的误字的可能。

来源：草不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