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与宜昌，一为川江上游的枢纽，一为川江下游的咽喉，两座城市被奔腾的江水紧密相连。在近代中国的风雨飘摇中，三北轮埠公司的汽笛声与老天成酱园的酱香，在这两座城市间交织回荡，书写了一段跨越双城的商业传奇。它们的故事里，有航运巨子的魄力，有酱园匠人的坚守，更有川江儿

重庆与宜昌，一为川江上游的枢纽，一为川江下游的咽喉，两座城市被奔腾的江水紧密相连。在近代中国的风雨飘摇中，三北轮埠公司的汽笛声与老天成酱园的酱香，在这两座城市间交织回荡，书写了一段跨越双城的商业传奇。它们的故事里，有航运巨子的魄力，有酱园匠人的坚守，更有川江儿女在时代浪潮中的坚韧与智慧。

三北轮埠公司：宜昌码头的崛起与重庆商埠的深耕

1928年，宜昌码头迎来最繁忙的时节。英商太古洋行的蓝烟囱轮船刚卸下从上海运来的洋布，招商局的“江新”轮又鸣着汽笛准备起航。就在这片中外航运公司激烈角逐的水域，35岁的任子卿带着虞洽卿的嘱托，踏上了宜昌的土地。当时的三北轮埠公司宜昌分公司，还蜷缩在二马路强华里口的几间旧屋里，仅有两艘破旧货轮勉强维持宜汉航线，年货运量不足8000吨。

任子卿没有急于烧“三把火”，而是用三个月时间走遍了宜昌的七道码头。他发现，宜昌港的力夫卸货时总爱哼着“上有万县滩，下有汉口关，要过宜昌港，得交六道钱”的民谣——这道出了码头乱象：除正常运费外，还要给把头、巡捕、报关行塞红包。任子卿当即决定，三北公司的货物，力夫工钱比同行高两成，但必须“一价到底”，不准再收额外费用。这一举措让码头力夫纷纷转向三北，连最顽固的“八大帮”把头也不得不妥协。

为站稳脚跟，任子卿在宜昌大公路二道巷子对角买下的煤炭堆栈，此处是块风水宝地——南临长江主航道，北接城区商街，占地近5000平方米。他亲自设计的三层办公楼，底层设货运营业厅，二楼为经理室和船员宿舍，三楼建瞭望台，可同时监控江面三公里内的船只动向。办公楼旁的铅皮顶仓库，采用当时先进的桁架结构，能抵御长江流域的强风；仓库地面铺着宜昌特产的青石板，防潮性能极佳，特别适合存放棉花、药材等怕潮货物。

航线布局上，任子卿发现宜渝航线虽险，但利润丰厚，重庆的山货、药材运到宜昌，再转汉口、上海，价差能达到三成。1929年春，他亲自带领“富华”轮试航宜渝线，全程660公里，途经大小险滩108处。在最危险的崆岭滩，他让船员放下测深锤，每隔三分钟报一次水深，自己则站在驾驶台记录水流方向，三天三夜没合眼，最终绘制出详细的《川江险滩航行图》。此后，“富华”轮每周定期往返宜渝，船期准得像钟表，重庆商人都说：“要运急货，等三北的船，错不了。”

1936年，三北轮埠公司在宜昌的实力已今非昔比：拥有大小轮船7艘，总吨位达4500吨；在宜昌港占据3个专用泊位，年货运量突破8万吨，占全城民营航运货运总量的22%；员工从最初的12人增至98人，其中不少是宜昌本地的船工子弟。任子卿特意请人在码头旁办了夜校，教他们识字、学算术，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公司的骨干。

任子卿在宜昌的业绩显著，年年顺利完成总公司下达的任务，上交可观利润。当时宜昌籍的轮船仅有“富华”一艘，但仅靠这艘船的营运，除保障分公司船岸近100名职工的工薪及所有办公开支外，还能将全部盈余逐笔汇往上海总公司，深得总经理虞洽卿嘉许。他对职工注重民主，遇重要决策必召开职工会商议，因此深得职工钦佩，享有崇高威信。

任子卿不仅对公司事务敬业，还积极参与和支持宜昌地方公益事业。据记载，他曾兼任轮船业同业公会主席、宜昌商会代主席及主席、浙江旅宜同乡会会长，还兼任浙江小学、益世小学、哀欧拿女子中学校长及董事长，同时担任粤浙客邦救火会会长、救济院院长、《川鄂日报》发行人、义丰保险公司宜昌经理等十几个职务，且均非挂名，而是尽职尽责。

1938年10月，蒋介石第二次到访宜昌。据史料记载，此行目的有二：一是督促宜昌城防，抵御日寇进攻，保住这一战略要地；二是乘船考察三峡，为战后修建三峡大坝做决策参考。此次蒋介石的接待、会谈及送行，均由三北公司的任子卿负责安排。

抗日战争爆发后，宜昌成为西迁物资的“生命通道”，三北公司在此创造了航运奇迹。1938年8月，国民政府兵工署将2000箱步枪零件运抵宜昌，要求15天内转运至重庆。当时宜昌港一片混乱，各公司都在抢运物资，任子卿却做出决定：暂停所有民用货运，全力保障军运。他调集公司所有船只，采用“分段运输”法——白天轮船闯险滩，夜晚在中途码头卸货，由早已等候的另一艘船接力运输。船员们三天换一次班，吃住都在船上，沿途餐馆老板自发组织起来，每天摇着小划子给船上送热饭。最终，这批物资提前两天抵达重庆，兵工署特意送来“航运救国”的锦旗。

在重庆全面抗战的时光里，三北公司的业务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任子卿在朝天门买下的码头，改造得独具特色：趸船用重庆黄葛树的枝干加固，能抵御嘉陵江的激流；岸边建起重庆首个机械化装卸平台，用蒸汽机带动传送带，卸货效率比人工提高五倍。公司还在重庆开设“三北客栈”，专为往来客商提供住宿，客栈川菜厨子最拿手的“红烧江团”，用的正是三北轮船从宜昌运来的新鲜江鱼，成为当时重庆商界的美谈。

老天成酱园：从宜昌福和到重庆天成的味觉旅程

宜昌二马路的老巷子里，至今还能闻到淡淡的酱香——那是老天成酱园留下的味道。1928年，任子卿的丈母娘王老太在这里开设“福和酱园”，起初只是个占地不足200平方米的小铺子，却藏着撬动重庆酱菜市场的密码。

王老太的酱菜手艺源自江苏丹阳老家，她做酱菜有“三不选”原则：不是当季的菜不选，不是本地的菜不选，不是亲手挑的菜不选。宜昌胭脂萝卜上市时，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怀远路菜市场，专挑表皮光滑、分量沉的萝卜，说“这样的萝卜水分足、脆度高”。回到酱园，她带着两个徒弟先把萝卜切成铜钱厚的薄片，用宜昌产的井盐腌三天、晒三天，再放入加了花椒、八角的酱油缸中。这缸酱油需晒足180天，发酵时每天要翻动，雨天还要给酱缸盖棉被保温。

福和酱园的招牌产品“五香酱萝卜”，在宜昌码头声名远扬。码头力夫上工前，总会来买两文钱的萝卜片，就着糙米饭吃，既解腻又下饭。有位在宜昌开报关行的浙江商人，吃过后便念念不忘，每次走船都要带几罐回宁波，说“这味道里有长江的鲜”。任子卿见酱园生意红火，又请了位会做甜面酱的师傅，以宜昌的黄豆、小麦为原料，做出的甜面酱稠得能挂住筷子，宜昌的面馆都指定要用“福和”的酱。

1931年，福和酱园在宜昌怀远路开设分店，当时产品已有三十多种：酱黄瓜选顶花带刺的本地旱黄瓜，酱生姜用枝江产的嫩姜，连做酱菜用的坛子，都是从宜昌小溪塔窑厂定制的——坛口有个小凹槽，加水即可密封，特别适合长江边潮湿的气候。任子卿给酱园定下“三保”规矩：保证新鲜、保证分量、保证味道，哪个环节出问题，掌柜要亲自上门道歉。

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和酱园迁到重庆，王老太做了个大胆决定——调整口味。她发现重庆人爱吃辣椒，便在宜昌甜酱中加入綦江辣椒面，做出“麻辣甜酱”；重庆人爱喝白酒，她就用江津老白干代替黄酒做发酵引子，让酱菜带着淡淡的酒香。1939年，“天成酱园”在重庆通远门开张，门口挂着“宜昌老味道，重庆新花样”的木牌，一下子抓住了重庆人的胃。

天成酱园在重庆的红火，离不开三北公司的支持。任子卿让轮船管事每天记录各码头工人的口味偏好：朝天门的力夫爱咸，就多送咸萝卜；菜园坝的搬运工喜辣，就多备辣豆瓣。有次民生公司代总经理宋师度来酱园，尝了“陈皮豆豉”后赞不绝口，当即定下每月采购200斤，供民生公司轮船的餐厅使用。很快，招商局、强华公司等同行也成了天成酱园的常客。

在重庆的几年里，天成酱园规模不断扩大。1943年，天成酱园搬到九龙坡新厂后，拥有了48口大酱缸，每口缸能装800斤酱菜。王老太将宜昌的“日晒夜露”工艺与重庆的“窖藏发酵”结合：夏天把酱缸搬到晒坝，用嘉陵江流域的阳光暴晒；冬天把酱缸藏进防空洞，利用洞内恒定的温度发酵。这种“阴阳发酵法”做出的酱油，色泽红亮、味道醇厚，重庆人称之为“天成红”。

当时，南京、武汉、宜昌相继失守，长江中下游航运业务陷入停顿，上游仅渝—万—巴段可通航，三北公司业务大幅萎缩。因此，任子卿这一阶段将主要精力投入“天成酱园”的经营。重庆升为陪都后，人口骤增数百万，他抓住这一机遇，用心打理这份“第二职业”。根据长江中下游逃难到重庆民众的生活特点，他指导傅玉林师傅研发出多种口味、风格各异的酱菜食品，除核心产品酱油、醋外，还有甜面酱、辣椒酱、酱萝卜、酱黄瓜、甜大蒜、豆腐乳等数十个品种，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天成酱园”因此大获成功，经济效益可观，在随后五年多的战乱时期，三北公司及任子卿全家的生计几乎都依靠“天成酱园”支撑。

由于服务周到热情，不仅三北公司船舶所需的酱油、醋由“老天成”包送，招商局、民生公司、强华公司等同行的客班轮，也有50%以上选择“老天成”供货。此外，招商局、三北公司的装油船洗舱时，必须用醋才能洗得清亮，这笔生意也大多由“老天成”承接，一次就能供应100—200斤。一些木船装载不同货物时，为避免化学反应，也需用醋洗舱，重庆两江的木船洗舱业务，大多由“老天成”包送，每船需几十到上百斤米醋。用天成醋洗过的舱底，装粮食不发霉，装布匹不变色。

双城纽带：任子卿的商业智慧与家国情怀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子卿回到宜昌重建酱园，特意从重庆调了三名师傅。新落成的“老天成酱园”，将两地优势发挥到极致：用宜昌的泉水制酱，用重庆的工艺发酵，既保留宜昌酱菜的清爽，又带着重庆酱菜的醇厚。酱园门市部里，一边摆着宜昌特色的“酱洋姜”，一边放着重庆风味的“泡青菜”，伙计们都能讲两段两地的掌故，成为宜昌城里的一道风景。

在宜昌和重庆的商界，任子卿是传奇人物。他左手掌舵航运，右手打理酱园，将两个看似不相干的行业，打造成相互支撑的事业，靠的不仅是精明，更是对两座城市的深情。

在宜昌，任子卿的“人情生意”做得极为巧妙。他深知宜昌商人重“码头义气”，便主动加入宜昌商会，每次开会都带着老天成的酱菜当伴手礼。

1935年，宜昌发大水，码头被淹，任子卿让三北公司的仓库敞开大门，收留了300多名灾民，还让酱园每天熬一大锅萝卜干粥。灾民们都说：“任老板的粥里，有仁心。”他还资助宜昌的“益智小学”，给贫困学生发笔墨纸砚，学校的礼堂因此命名为“子卿堂”。

在重庆，任子卿的“格局生意”令人佩服。抗战时期物资紧张，他把三北公司的轮船改造成“流动商店”，从宜昌运来布匹、食盐，平价卖给重庆市民，自己常说“保本就行”。1941年重庆成立“航运同业公会”，他被推举为主席，带头制定《川江航运公约》，规定“危难时先运难民，次运物资，最后运货物”，这一公约救了不少人的命。

任子卿将两座城市的资源运用到极致：宜昌的棉花、桐油通过三北轮船运到重庆，换成重庆的棉纱、药材再运回宜昌；重庆的辣椒、花椒送到宜昌酱园，宜昌的萝卜、生姜送到重庆工厂。

这种“双向流动”让两地业务相互带动——三北公司的货运量越大，酱园的原料供应越充足；酱园的名气越响，又能为轮船吸引更多货主。有次宜昌的“同兴和”酱园想挖天成的师傅，师傅们说：“任老板把我们当家人，三北的船到哪，我们的酱就卖到哪，这情义，挖不走。”（韩玉洪）

来源：中国水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