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清徐大地经过血和雨的洗礼，终于迎来了解放，人们刚刚过上了“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姨娃娃热炕头”的幸福生活时，曾有一批清徐儿女毅然决然地抛弃这来之不易的安定日子，背起行囊，告别家乡，一路跋山涉水，奔向了仍是战火弥漫、水深火热的祖国南方，重新步入那充满流血牺牲的危险

75年了，可有人还记得他们？

当清徐大地经过血和雨的洗礼，终于迎来了解放，人们刚刚过上了“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姨娃娃热炕头”的幸福生活时，曾有一批清徐儿女毅然决然地抛弃这来之不易的安定日子，背起行囊，告别家乡，一路跋山涉水，奔向了仍是战火弥漫、水深火热的祖国南方，重新步入那充满流血牺牲的危险境地……

如今，七十五年如梦幻，君在他乡月可圆？

一

追寻本地南下干部的足迹，是我这两年一直放不下的一个心愿。

南下这个词，我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知道。当时有一部电影，描写几个红二代的奋斗历程，他们的名字就是以共和国建立的过程来命名的：解放、建国，还有一位就叫做南下。但是，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去研究它，甚至为了弄清一个细节魂牵梦绕。

真正接触这项工作，源于2021年下半年我编撰《清徐公安志》。因为寻找资料，我曾走过许多地方，印象最深的就是寻找1948年清源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定平，我曾费了近一年的功夫，运用了各种资源才如愿。

定平就是一位南下干部。当时和他一起南下的干部，不是一位两位，是一批。这是我第一次和南下干部结缘。

这是一个英雄的群体，数年间打击侵略者、围困阎顽军，为了家乡的解放与和平流过血，拼过命；这更是一个可敬的群体，家乡人过上好日子时，他们义无反顾，一声令下，又奔赴前方，为了新中国的完全解放继续战斗，奉献自己的青春、家庭甚至子孙。他们所做出的重大牺牲，突出贡献，令人感慨，使人敬仰。

当时我曾想，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在激励着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在促使他们？当做出南下的选择时，他们的灵魂经受了什么样的彻底革命，他们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艰巨考验？

当时我曾想，待我有暇，定要寻找一下这些前辈，让他们知道，家乡没有忘记他们这些游子。

我觉得，做为家乡后辈，我欠他们一个怀念。

当然，我知道，研究历史，向来是个费钱费力且不讨好的事，在当事人已先后做古的情况下，以个人的精力财力，要还原当时的情况，困难很多。确实，购买资料、访问知情人、往返档案馆、深入图书馆和向朋友借阅资料，一页一页地查找，一行一行地比对，仅为确定是从榆次走的还是从文水出发的，就历时一月，从动心到动笔，零零碎碎地就准备了一年多，至今也只是基本搞清。

缺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还是追随他们的足迹走一遭吧……

二

1947年10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夺取全国胜利的奋斗纲领，向全党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号令。此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迅猛推进。

在山西， 1948年前后，运城战役、临汾战役和晋中战役相继取得了重大胜利，绝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阎锡山的残部被分别包围在省城太原和孤城大同。为了统一组织人力、物力支援解放太原，新组建的晋中区党委、晋中行署和晋中军区就在在榆次县的李墕村成立了，刚刚解放的清源县和徐沟县与邻近的孝义县、汾阳县、文水县、交城县、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小店两区）就同属晋中区下辖的二专区领导。

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为了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紧迫任务，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名干部，以便能够随军南进，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的广大地区，随后并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1949年初，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

根据党中央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从晋中区成建制抽调半个区党委、三个地委的一大批干部，南下到新解放区工作。

1949 年新年刚过，晋中区各级党委就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并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讨论“一个革命干部，在革命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是继续把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同时，各地、县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学习了毛主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开展了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为抽调干部南下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三

根据区党委的统一部署，晋中二地委在春节前后，召开了所辖孝义、汾阳、文水、交城、清源、徐沟、太原等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会议，布置抽调干部南下的任务。总的要求是全体干部一分为二，并且要求年轻力壮、有文化、有工作经验的干部优先南下。可能是考虑到二地委地处太原周边，支前任务繁重，在全晋中区三个地委需搭建15个县级机构架子（即完整的县、区两级党委政府机构）任务中，只分配给二地委三个。二地委也考虑到清、徐两县体量太小，且和太原县同处解放太原的前线，人少事繁，对这三县抽调干部的人数适当缩减，每县只有20人上下，而抽调干部的大头集中于汾、孝、文、交四县，其中文水县有40多人，是全体干部的一半，其他县有的近百人，有的百余人，而且是党政正职领导均在其列。

尽管如此，因为当时解放太原的战斗正如火如荼，各县都是一部分干部在太原前线组织支前，另一部分干部在农村搞土改，上级要求的时间又很紧，所以抽调干部就不但任务重，难度也比较大。

1月份，清源、徐沟两县先后组织召开了区以上干部会议，就组织干部南下进行了动员，抽调干部南下的工作，就在两县县委、区委两级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绝大多数同志对中央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部署是坚决拥护的，怀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高度政治热情，积极踊跃地向党组织报名，主动要求南下到新解放区工作。但是，也确实有些干部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当时清太徐地区刚刚获得解放，打了十几年游击、过了多少年风餐露宿、枪林弹雨生活的干部们刚过上了稳定生活还不足半年。和平来之不易，幸福只因牺牲，干部们都盼望着与家人团聚，建设自己多灾多难的家乡。对他们来说，南方环境陌生，习惯迥异，远离家乡，长别亲人，重回战争环境，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的利益存在矛盾是自然而然的，从客观来讲，大家有想法也是十分正常的。比如有的同志讲，“打了十几年的仗，好不容易家乡解放了，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又要离家南下，真有点想不通”；有的说，“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回来，家里的老老少少怎么办啊”。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顾虑，就是对南方缺乏了解，“南方气温高，蚊子多，土匪也多，天天吃大米，吃惯面食的北方人怎么能过得下去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都先后暴露了出来。

针对这些问题，两县党组织分头进行思想发动，开展“时势教育、前途教育和光荣岗位在前线教育”，上级也针对性地出台了一些优抚政策，对南下干部本人和家属的生活、待遇进行了安排，如南下干部的家属按军属对待、无人照顾的家属由党委政府帮助安置等等，很快稳定了干部的思想。由于政治工作做得扎实，抽调干部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经过选拔，到2月初，两县南下干部人选基本确定。

相较于其他县委均抽调了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清、徐两县只确定了时任清源县长刘耀夫南下，而且是提拔任职，即确定为南下地区专署的专员。在地委确定或批准的其他南下干部中，还有曾在清太徐任职多年的原清源县公安局长——时任交城县长张超，被确定为南下县长；曾任清太徐县委书记——时任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长的张云，被确定为南下地委宣传部长；原清太徐公安局局长——时任县武装部部长张解华，被确定为南下县武装部长；时任清源县公安局局长定平，被确定为南下县公安局局长等。而曾任晋绥第八军分区清太徐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十七支队支队长——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政治部副秘书长的廖步云，则先他们一步开到了湖南衡阳，发起了衡（阳）宝（庆）战役，为南下干部开路打先锋。

在现有的档案资料中，清、徐两县对此均没有详细完整的记录，只分别找到了一份当时拟出的初步名单，两页发黄的有光纸，且有涂改，让人无法确定这上面的人是否全部南下成行。

清源县的名单为：

王子纪（商店经理） 王立亮（商店股长） 许民（科长）张英（会计） 张彦（银行副经理） 胡平（事务长） 布学千（会计） 耿聚珠（会计） 马建平（女、练习会计） 张丁有（区委） 武不亲（区委） 庞芝兰（女、妇女干事） 赵文祥（保卫排长） 罗甲有（公安局大队长） 郝开盛（副大队长） 张有伟（民政科员） 罗珍（民政科员） 曹耀武（副区长） 郝启山（副大队长） 唐秋英（女、妇女干事） 桑照古（大队长） 郝松盛（民兵干事）。后又增加邵统（清源裕丰泰商店，平遥郝桥村人） 赵静之（清源银行经理） 武振平（区委组织员，三区圪垛村人，曾任公安局除奸干事）三人。

以上共计25名。

徐沟县的则为：

李守绪（副区长） 王俊爱（女、工作员） 亚文（副大队长、应姓孟） 冯碧玲（女） 张世勇（区青委） 王润妞（女） 王一彪（区文书） 郭俏英（女） 任曙先（女、文书） 刘汗杰 高振美（会计） 陈衍君（教助） 李恩荣 康英（区武干、应是改名康子英） 张虎儿（区大队长）。后又增加闫永青、马秀英（女）。

以上共计17名。两县共确定了42名干部南下。

但这些干部是不是全部成行，并不确定，因为清源县的张丁有与我曾共事多年，就没有走，而且在我从湖南查访到确已入湘任职的干部中，上述名单中有17人不在其列（清源10人、徐沟7人）；是不是这些就是两县南下干部的全部，也不确定，因为我熟知的确已南下的清源公安局长定平、徐沟公安局通信员张柱则就不在上述名单中。

四

不久,晋中南下二地委即宣告组成，是一套完整的领导班子，包括原清源县长、现明确为南下专署专员的刘耀夫在内的各个岗位人选均已确定。为了因应这种形势，地委及时对清、徐两县主要领导进行了调整补充。

调动自己南下的消息，干部们基本是在春节后知道的。之前有的经过个别谈话并征求了本人的意见，大多数则是统一在会议上集体宣布的。除了主动申请南下的，绝大多同志也都能愉快地服从组织调配。有的同志正带领民兵支援前线攻打太原，接到南下的通知后，没有二话就按时报到，充分证明了这支经过战争年代艰苦锻炼和生死考验的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但是，毕竟是平生第一次离家到这么远的地方，不少同志都是家中的顶梁柱子，此次调动对家庭的影响之大是很明显的，即使本人同意，家庭关也不好过，有的家属思想不通，有的父母爱子心切，坚决不同意。组织上决定，给大家10——15天的假，一来做临行前的准备，二来，关键是要安排好家属的生活。

多数家属还是明理的，多年来他们早已经习惯了共产党的工作出生入死的性质，也知道党的纪律。但也有例外，如徐沟县就有一青年区干部，非但没有做通家里的工作，反而让家里做通了他的工作：家里紧急动员，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在新媳妇的缠绵和家庭的阻挠下，他后悔了。结果任凭组织上如何谈心告诫也不动摇，只好撤下，做了组织处理。还有极个别趁出发前的休假躲了起来的。组织上只好再次开会，严明纪律，不服从分配的，以临阵脱逃论处，要开除公职和党籍。

约是在1949年3月9日或10日，清、徐两县分别为南下干部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这批同志披红戴花，怀着解放全中国的神圣使命，带着家乡百姓和组织的重托，离开了清徐大地，到二地委所在地——文水县西城村集中。按照老人们叮嘱，不少同志临出门时带了一把家乡的泥土，据说不服水土时，只要用开水把家乡的泥土冲了喝几天，就会“药到病除”。

西城村是文水的第二大村，当时人口即近四千，1948年8月晋中解放后，二地委就移驻这里，领导所属七县的支前、土改等工作。这几天，二地委组织文艺团体，在村内演出了传统晋剧和现代戏剧，慰劳南下干部。

3月15日，是农历的二月十六，这一天，在西城关帝庙前的戏场上，举行了二地委南下干部出征仪式。地委书记成克做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讲话，随后，在南下地委书记陈郁发的带领下，数百名南下干部离开西城，一路步行，天黑时到了祁县境内的汾河边，住宿了一夜，次日拂晓继续前行。渡过了汾河，从太谷县乘坐运煤的敞口火车到了榆次，与全晋中区的干部汇合，进行编队，正式番号是晋中南下工作团，又称105部，二地委的干部编为二大队，下辖4个中队，清、徐两县的干部与交城、文水、太原县的一起，混编在了三、四两个中队。

18日，晋中南下区党委书记武光带领大家乘座火车，冒着早春的寒风，穿过娘子关，越过太行山，赶到了石家庄西郊的槐庄村集中。石家庄市是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在此，南下干部们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整编和学习。市委安排他们洗了澡，看了电影，这对这一批长期战斗工作在山沟和乡村的干部来说，是人生第一回，就是坐火车许多人也是首次，给大家印象特别深刻。

“看了电影洗了澡，秧歌没有电影好。”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带来的新的思想，肯定会伴随着工作重点和方式的转变。为了帮助大家尽快完成从管理农村到管理城市的思想转变，在近40天的集训中，大家按照部队标准组织训练、学习和安排生活，重点学习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石家庄市的城市管理建设经验，认真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大家受教育最深的是报告中有关夺取胜利后要继续进步、继续艰苦奋斗，抵抗资产阶级腐蚀的内容和石家庄市长柯庆施介绍的进入城市要依靠谁、谁影响谁的问题，同时，学习党在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接管经验以及到新区工作的组织纪律等，对大家坚持革命、增强抗拒腐蚀能力顺利开展新解放区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4月28日开始，晋中南下区党委所属各个地委的人员，佩戴着“南下工作团”的符号，分批离开石家庄南下。临行前，每个人发了草绿色军装一套（男式为中山装，女式为列宁服）、衬衣一套、布鞋两双、蚊帐一顶，还有黄色油布一块、毛巾一条、搪瓷小碗一个、牙刷一把、狮子牌牙粉一袋。地方干部头一次得到这样的装备，这些长期在山沟农村穿着农民服装工作的同志们都特别开心——除了没有发枪支外，这完全是解放军的待遇了。

因当时河南省的安阳、新乡还没有解放，平汉铁路尚未通车，全体南下人员计划步行进发，因此要求行装不超过16斤，其实每个人的行装本来也不过一个背包，但为了达到要求，大家还是把棉衣、棉被里的棉花都掏空了。后来总算调来了胶轮马车，大家才15人乘座一辆，以一日一百多里的速度向河南前进。沿河北邢台、邯郸、魏县、河南南乐、濮阳等地，沿途挤满了南下的部队和车辆。新乡和安阳暂未解放，队伍只好绕道，从东明过了黄河。过河时，正值风沙弥漫，两米外就看不见人，大家手手相牵，从左摇右晃的浮桥上越过滔滔大河。就这样晓行夜宿，于5月9日前后到达中原局所在地开封市，短暂停留后又于5月中旬乘火车赶赴河南省巩县，在县城及附近的七里铺、瓦窑湾、北瑶湾、南瑶湾等村继续集训待命约1个月。这期间，正遇小麦成熟，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帮助当地农民进行麦收，深受百姓欢迎。

五

在巩县，南下队伍还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组织整编。

5月中旬，地委委员、县委书记和县长们，被集中到开封市内开过一次会，主要是宣布南下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成立，宣布了湖南省各地区的划分和即将进入各地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名单，明确了晋中区南下工作团的干部将主要进入湖南省的长沙、衡阳、会同三个地区，其中南下区党委和行署机关及南下一、二、五地委共计1500多人进入长沙地区，并相应组成了南下长沙等三个地委，从华北大学南下调入晋中南下区党委的学员，也编入了相关地委和县委建制。

新组建的南下长沙地委由晋中团的领导组成，其中宣传部长由张云担任；下辖各县领导班子中，两位先后任过清源县公安局长的干部分到了一起，张超担任了醴陵县县长，定平担任了醴陵县公安局长。因为职务逐级下压，原定为专员的刘耀夫在进入湖南后调到衡阳地区任副专员。

巩县整编后，队伍分批离开巩县，乘火车经过郑州继续南下，女同志和病号则留在郑州学习待命。从巩县出发时，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南下工作团”的符号被全部收回，全体人员换下便衣，一律身着不佩戴任何符号标志的解放军军装，部分人还领到了武器，成了与解放军无异的军事化队伍。

南下长沙地委的全体人员，在地委书记武光的率领下，先坐闷罐车，后坐敞篷车，因为国民党炸断铁路，有时还要步行，就这样时走时停，于6月15日下午抵达浦口火车站，又换轮船，渡过长江抵达了南京市。

南京是蒋介石政府的老巢，他们撤退时，埋伏下了许多特务人员，伺机破坏，有时还十分猖狂，曾发生过暗杀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的案件。为保安全，地委要求人员外出须3人以上，严禁单独外出，更不准穿便衣。

在南京，这些来自北方旱区的干部，大部分人第一次吃上了大米饭。一开始还觉得新鲜好吃，但让自己做就不会了，往往做出一锅饭就有三种米，有焦了的，有熟了的，当然还有生的，有的人接受不了，直吃得反胃。

休整几天后，他们接到了湖南省委的通知，要求队伍在6月底前乘船到达汉口，进行入湘前的准备工作。

为完成这次重要的军运任务,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安排了一艘名叫“江汉”号的大客轮。因人多船窄，没有条件烧饭，就连喝水也只能每天供应一次开水，为此，后勤人员为每人准备了10斤饼干，路上大家只好以饼干充饥了。

大家没想到的是，“江汉”轮的大副是个国民党潜伏特务，他看到后勤人员大量采购饼干，就在起航前密报了情况，因此，这艘轮船马上被蒋介石的残余势力列为重要的空袭目标，准备在行驶中进行空袭。

南下干部从南京到武汉时乘坐的江汉号客轮

南京军管会得知这个情况后，针对性地采取了三条对策：一是重新选派了一名政治上可靠的大副；二是航行时间安排在阴雨天或晚上，使敌机难以顺利找到目标；三是抽调一个连的兵力部署在轮船顶部，加强防空打击，一旦发现敌机，立即痛击。同时，晋中南下工作团也相应制订了一些纪律和应对策略，如遭遇敌机轰炸，无论炸弹落在何处，也只能顺其自然，即使受到伤亡也不允许在船上乱跑；中途不准随便下船；晚上不准向外打手电、不准在船上抽烟等等，尽力减小目标。

6月23日,“江汉”轮载着1100余名南下干部按时从南京起航。包括清、徐部分干部在内的三中队被安排在底部货舱。因条件限制，大家只能静坐或和衣而卧。当时，南方已进入炎夏，天热、蚊叮、船闷，人们很难入睡，尤其是一日三餐无饭无菜光啃饼干，加上每天只供应一次开水，大家的嘴唇干裂变白，口腔都起了泡，嚼碎的饼干因缺水难以下咽而从嘴角掉了出来。那时的一口水，就显得尤其珍贵。

由于决策正确，老天爷也帮忙，一路上阴雨连绵，视线不好，使得敌机无法起飞，在江上袭击轰炸“江汉”轮的阴谋无法得逞。这样，南下干部们溯着长江逆流而上，一路向西，经过芜湖、安庆、九江等地，经过5天5夜难忘的航行，在预定的时间内于6月28日顺利抵达了汉口。

下船时，大家的心情随着转晴的天气而明媚无比，脚步轻快地告别了“江汉”轮，到了一个“四明银行”的大建筑前席地而卧。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接着就是一连串激烈的炮声，把干部们从梦中惊醒。原来，蒋介石残部阴谋在江上轰炸南下干部不成后，并不死心，趁天晴跟踪而至，企图在武汉袭击。没料到，此时干部们早已安全上岸，“江汉”号上已是人去船空。而此时驻汉口的解放军也发现了敌机，立即开炮向其猛轰。蒋军的飞行员惊慌失措，来不及圈定目标，匆匆朝江中扔了几个炸弹，就慌不择路地返航交差去了。

武汉也是刚刚解放，一切都在接收整顿中。

晋中南下工作团此时已正式改称长沙地委及各个县委。由于长沙还未解放，据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的谈判之中，各个城市包括县城及各交通要道仍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防守之下，接收时机还没有到，大家只得在这里边等待边学习，先后听取了南下湖南省委负责同志的报告，组织学习有关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同时与湖南省地下党工委派去武汉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听取了情况介绍，对即将进入的湖南省和长沙地区各县市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武汉比南京更加炎热，大家总有坐在大火炉子边的感觉，坐着不动都能汗流浃背。南下干部们心烦意乱，坐卧不安，特别是夜间难以入睡。大家都急于离开这里。

最早进入角色的是张超、定平他们。因为在他们等待的同时，我人民解放军的南下部队，正沿着京广线的两侧继续南下，边打边解放各个县城。为了不留空档，地委决定，计划去平江、浏阳、醴陵三县的人员先行一步，于7月14日动身，跟随部队从湘东走山路进入湖南。这样，几天后，他们就成了第一批接收到位的晋中南下干部。

南下后任湘潭地区专员、湖南林业厅副厅长的原清源县公安局长定平

随后，其他南下人员也从武汉市出发，先乘火车到达湖北咸宁，沿着粤汉铁路步行南进，从西路进入湖南。长沙地委采取解放一个接管一个的办法，每个县委都时刻做好接管准备，一俟时机成熟，立刻到任工作，步步推进，将长沙城包围了起来。

7月23日和25日，中共长沙地委和长沙专员公署先后在岳阳县宣告成立。8月5日，湖南宣布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市，长沙地委所属的各个县委也全部到位，开始了接管建政工作。至此，晋中包括清、徐南下入湘干部队伍1500多人，在历时半年有余，经过4000多里艰难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胜利地完成了随军南下入湘的伟大历史任务。

六

8月14日，二野十八军由江西省莲花入湘，解放了茶陵、攸县、安仁三县，地委决定由副专员刘耀夫等人组成临时路东工委，先行带领干部接收，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领导人民群众展开了接管建政，筹粮支前、剿匪安民等一系列工作。

而其他来自清源、徐沟的干部则在长沙地区的长沙县陆续进入了工作状态，基本上是按照在山西时的工作性质，原在区委的到区委，原在公安的到公安，税务的还是干税务，对口接管。

1950年2月在长沙县一区工作的南下干部

当时的长沙县，地处省会周边，人口稠密，地理位置重要，人口在100万以上，面积也很大。而南下干部人数有限，也就数十人，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各类机构都需要尽快建立，不能拖延。接收班子只好重中择重，集中精力抓了建立新政权、筹粮支前、清匪反霸和恢复生产四项工作。

头一件就是建立乡村人民政权。有了新政权才能接管旧政权，才能征集粮食支援前线，才能配合部队清匪反霸，所以，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与保证。接管干部到位后，发现该县城乡混乱，市面冷清，反动谣言四处传播，人心浮动，加之反动官僚政客、地主恶霸、流氓土匪横行乡里，使接管工作受到严重的阻挠和破坏。县委召开会议，第一项任务就是立刻发布公告，讲明我党方针政策，做到先稳定人心，争取尽快地解除人民群众各种顾虑，恢复正常秩序。随后，决定了区划范围，迅速搭起各区班子的架子，派区干部下乡，接收旧乡公所，基本上是一个区接管三四个乡公所。对旧保甲制度则采取暂时利用的政策，通过他们开展筹粮借征支援前方的工作。当时湖南农村既没有公路，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每天跋山涉水，全靠干部们的两条腿，深入农村帮助建立党支部，通过摸底清查，把一些老的乡、保长换下去。土改时是以农会暂时代替了乡村政权，又从农村中吸收一些思想进步的新生力量，通过选举产生了乡村人民政府，建立基层新政权。到1950年底，全县乡村人民政权全部建立了起来。

新政府成立的同时，还建立了人民武装，成立了县大队、区中队。县大队和区中队的干部和战士，大部分是由野战部队调来的，也有起义人员接收过来后进行整编的。人民武装的建立，为各项工作的推进提供了保障。

第二件是筹粮支援前线。长沙县地处交通要道，解放军继续南进，需要大量粮食供应。新政权建立后，县委、县政府立即组织各区、乡政府在全县开展借粮征粮工作，征集粮食，保证过往部队和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县里成立了支前指挥部，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征借粮食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借粮的主要对象是殷实富户，大富户多借，小富户少借。这种借征办法，触及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少数人采取对抗态度，他们造谣诬蔑，甚至煽动群众闹事，围攻我征粮干部。县委派出工作队下到各乡，与区乡干部一起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及时打击处理带头闹事的坏人。工作队有一次召集积极分子开会，研究借粮后派购问题，人越开越多。突然，外面枪声大作，工作队立即集中火力冲了出去。经查实，原来是几个地主勾来土匪，破坏征粮借粮。后来，人民政府镇压了那几个破坏借粮的地主恶霸，坚决打击不法分子的破坏，借粮工作才顺利开展下去，保证了前线将士的供应。

第三件就是清匪反霸。清剿土匪是南下干部接管政权后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醴陵公安志》记载，定平到任后，8月初县公安局成立，8月10日就在该县山区组织清剿土匪，可见剿匪任务之急迫。当时虽然湖南全省基本解放，但一些山区和部分县城仍然被土匪占领，据说全省各地共有土匪10万余众。在已解放的地区，封建的乡保政权还存在，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革命秩序还不巩固，土匪、恶霸、地主相互勾结，进行暗杀、偷袭等破坏活动，十分嚣张。可以说，当时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处处是惊心动魄，充满艰辛。南下干部处在斗争的最前沿，大多又是各级新政权的领导骨干，首当其冲地成了土匪、恶霸暗杀偷袭的目标。影视作品《乌龙山剿匪记》和《湘西剿匪记》都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斗争状况。然而，清、徐南下干部无所畏惧，与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组织力量迅速消灭了土匪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安定了民生，地方秩序井然，夜不闭户，新政权的各项工作也有序推进，老百姓欢天喜地，都夸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庆幸自己终于盼来了太平盛世。

第四件就是恢复生产。由于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又经过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了，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各行各业都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七

从山西到湖南，清徐南下干部辗转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7省，经历了长达半年多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勇毅前行，征程达4000多里，终于不辱使命，可以说是一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小长征。

在进入湖南的数十年中，清徐南下干部与其他南下干部一道，无论是艰苦的行军，还是繁重的接管建政，他们不仅付出了汗水，还要克服巨大的家庭困难与思乡之苦，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考验。他们建立的历史功绩，贯穿了湖南从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创造了辉煌业绩，谱写了壮丽篇章，三湘大地上的那些宏伟工程，无一不是他们的丰碑。从20世纪50年代治理洞庭湖，到60年代修建人工天河水利工程；从大规模的钢铁工业建设，到70年代的铁路建设以及80年代的改革开放，都倾注了清徐南下干部的心血和汗水。无论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还是从事普通工作的同志，都把湖南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从当初的风华正茂到如今的烈士暮年，多数人已先后作古，他们的后代甚至连一句家乡话都讲不来，以至于我与满口潇湘的定平之子定晓明无法电话交谈而只能借助文字。湖南也成就了他们，使他们从基层干部成长为各级领导，有副省级1人、正厅级5人、副厅级4人、处级10人。出发时队伍中年龄最小、只有19岁的徐沟县公安局通信员张柱则，离休时也已是岳阳地区公安处处长，成为共和国的高级警官。湖南人民也铭记着他们的贡献，2021年冬我在湖南湘潭寻找史料时与一位出租车司机闲聊，一听到是来自山西中部的清徐、交城一带，马上热情倍增，对山西人主持修建韶山灌区人工天河给他们带来的福泽表示真诚的感激。

南下时的徐沟县公安局通信员张柱则

虽然我收集的不算太全（甚至可能有错讹），但还是让我们记住他们吧，75年前离家的清徐儿女：

董兴邦，徐沟县人，南下前任晋中行署医院医士，离休前任江西赣南锡矿党委书记；

郭培贞，女，徐沟县人，南下前任晋中行署医院司药，离休前在江西新余钢厂工作；

张耀武，清徐县人，南下前任仓库主任，离休前任湖南省湘潭市一商局科长；

李代锁，徐沟县人，南下前任晋中行署医院卫生员；

程乙均，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宣传部长，南下后任长沙专区湘北建设学院文艺干事；

步学骞，清源县人，南下后任支前司令部第一仓库库员；

徐帆，清源县人，南下前任清源县政府科员，南下后任长沙专区建设文工团副指导员、音乐队队长，离休前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

裴枫，女，清源县人，南下后在长沙专区建设文工团工作，离休后居北京；

杨顺，清徐县人，南下前任警卫员，南下后任通信员，离休前在岳阳市生产资料公司养猪场工作；

张解华，清源县西马峪人，南下前任县武装部长，南下后任长沙县武装部长，离休前任广东省黄埔船舶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武振平，清源县圪垛村人，南下前任清源三区区委组织干事，南下后任长沙县二区区委组织委员，离休前任湖南湘西自治州工会办事处主任；

张世勇，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区青年委员，南下后任长沙县区委宣传干事，离休前任湖南省农业厅农垦局局长；

张柱则，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公安局通信员，南下后任长沙县公安局干事，离休前任岳阳地区公安处长；

刘克勤，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民政科练习科员，南下后任长沙县教育科练习科员，离休前任湖南望城县工商联主任；

段庚陶，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武装部股员，南下后任长沙县武装部干事，离休前在郴州师院工作；

许明，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财政科科员，南下后任长沙县区财政助理，离休前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工作；

陈钟秀，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武装部股员，南下后任长沙县委事务员，离休前在湖南省长沙铬盐厂工作；

王润妞，女，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区妇女干事，南下后任长沙县妇联干事，离休前在湖南省气象台工作；

罗珍，清源县人，南下前任清源县工商科员，南下后任长沙县工商科员；

罗甲有，清源县平泉村人，南下前任清源县武装部干事，南下后任长沙县区武委大队长，离休前在湘西州工作；

刘文俊，清源县人，南下前任清源县税务工作员，南下后任长沙县区文书，离休前任湖南新生水泥厂办公室主任；

阎维盛，清源县人，南下前任清源县税务局练习会计，南下后任长沙县区财政干事，离休前在江永县工作；

桑海（桑照古），清源县黑岔村人，南下前任清源县区武委会大队长，南下后任长沙县区武委会大队长，离休前任醴陵县监委副书记；

郝松盛，清源县人，南下前在清源县支前指挥部工作，南下后任长沙县区文书，离休前任长沙市畜牧局局长；

郁维祥，清源县人，南下前任警卫员，南下后任长沙县区青年干事，离休前在湘潭市纺织品公司工作；

李义，清源县人，南下前在清源县任通信员，南下后在长沙县任通信员，离休前任湖南省水电五处工会主席；

陈岗，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区干部，南下后在长沙团县委工作，离休前任广东省水电厅厅长；

贾歧山，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区文书，南下后任湘潭县文书；

李湛，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区青年干事，南下后任湘潭县公安局干部，离休前在中南林学院工作；

耿聚志（珠），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区干部，南下后任湘潭县易俗河粮站负责人，离休前任湘潭县粮食局局长；

王一彪，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干部，南下后任湘潭县易俗河粮站保管员，离休前任太原西山矿务局纪委副书记；

冯碧林，女，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区干部，南下后任湘潭县财政科出纳，离休前在山西徐沟供销社工作；

孟亚文，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区干部，南下后任湘潭县粮食局干部，离休前在清徐县供销社工作；

梁伟，女，清徐县人，南下前任区妇联干部，南下后任衡阳专区分区妇联干部，离休前任商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

张瑞芳，徐沟县人，南下后任衡山县贸易公司营业员，离休前任攸县茶叶土产公司会计；

来玲，女，徐沟县人，南下前任解放军47军干部，南下后任会同专区（今怀化市）专署民政科干部；

张明德，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华北大学学员，南下后任会同专区（今怀化市）专署民政科干部，后调回原籍；

姚德星，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革大）学员，南下后任会同专署贸易公司统计股股长，离休前任怀化地区商校教师；

王刚，徐沟县人（资料中为山西省徐河县），南下前任解放军47军139师干部，南下后任花垣县茶洞税务所干部，离休前任龙山县洗车镇党委书记；

赵静芝，文水县石侯村人，南下前任清源县银行支行经理，南下后任岳阳县银行支行行长，离休前任湖南省计委处长；

郝开盛，交城县人，南下前任清源县区干事，副大队长，南下后任长沙县区治安助理，离休前在衡阳金晶管厂工作；

张英，太原县人，南下前任清源县粮站会计，南下后任长沙县区财粮干事，离休前任湖南省农业银行处长；

郝岐山（启山），交城县人，南下前任清源县区工作员，南下后任长沙县武装部干事，后调回原籍；

马秀英，交城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区青年委员，南下后任醴陵县委组织部干事，离休前在湘潭市人民医院工作；

定平，平遥县东泉村人，南下前任清源县公安局长，南下后任醴陵县公安局长，曾任醴陵县长，湘潭地区专员，离休前任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

唐秋英，女，文水县人，南下前任清源县妇女干事，南下后任浏阳县贸易公司股长，离休前任岳阳市饮食服务公司工会主席；

王鲁，徐沟县人，南下前任华北大学学员，南下后任花垣县政府秘书，离休前任凤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有伟，交城县人，南下前任清源县民政科科员，南下后任长沙县民政科科员，后回原籍；

李守绪，临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区委组织委员，南下后任株州区委宣传委员，离休前任株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康子英（康英），交城县人，南下前任徐沟县区武装干部，南下后任长沙县区委宣传干事，离休前在湘西自治州工作。

张云，太原县王郭村人（今太原市晋源区），曾任清太徐县委书记，南下前任八地委委员、民运部长，南下后任长沙地委宣传部长，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候补书记，云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刘耀夫，榆次县什贴镇人，曾任清太徐县民主政府县长，南下前任清源县县长，南下时确定为南下二地委委员、专署专员，南下后任衡阳专署副专员，离休前任交通部人事局局长；

张超，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人），曾任清源县公安局局长，南下前任交城县县长，南下后任醴陵县县长，离休前任山东省济南重型机械厂厂长。

任署先（女，文水人）。

张克（女，清源人）。

董波（女，徐沟人）。

（以上包括从清源、徐沟南下入湘的清徐籍和外县籍干部，以及从其他单位南下入湘的清徐籍干部，另有3名曾在清徐任过重要职务的干部，共56人）

来源：太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