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张分房公示名单，像一张冰冷的铁皮，贴在厂区最显眼的宣传栏上。我盯着它，从头到尾，来来回回，三遍。
那张分房公示名单，像一张冰冷的铁皮，贴在厂区最显眼的宣传栏上。我盯着它，从头到尾，来来回回，三遍。
没有我，许建国。
我捏着拳头，转身冲进办公楼，一脚踹开了王厂长的门。他正端着一个巨大的搪瓷缸子喝茶，被我吓得一口水呛在喉咙里，咳得满脸通红。
“王厂长，”我的声音像是从生锈的齿轮里挤出来的，“分房名单上，为什么没有我？”
他缓过气，放下茶缸，眼神躲闪了一下，随即又变得坚硬如铁。他扶了扶眼镜，慢条斯理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指着其中一条规定，说：“许建国，这房子你没资格分。”
我死死盯着他，不明白。我在这个厂干了三十年，从学徒干到技术组长，人称“许团长”，厂里哪台高精尖的设备不是我带着人啃下来的？我没资格？
王厂长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地，冷酷地说道：“因为你现在的妻子，不是婉兮。”
第1章 一张名单
初秋的早晨，天光还带着点灰蒙蒙的懒意，厂里的大喇叭已经开始播放《咱们工人有力量》。
这调子，我听了三十年，每一个音符都刻进了骨头缝里。
我叫许建国，今年五十二，是红星机械厂八车间的一名技术组长。工友们抬举我，都喊我一声“许团长”。这“团长”不是官，是我带着手底下那帮兄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进口设备的技术难关，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大家叫顺了嘴的。
今天厂里的空气，跟往日有些不一样。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点藏不住的兴奋和紧张。就连平时最爱磨洋工的小六子，今天也破天荒地提前半小时到了车间，正跟几个老师傅凑在一起，压低了声音嘀咕着什么。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分房。
厂里最后一批福利房，终于要分了。
这事儿嚷嚷了快两年，图纸改了七八稿，楼盖好了又晾了大半年，总算盼到了今天。两栋楼，一百二十套房子，对于我们这些在筒子楼、平房里挤了几十年的老工人来说，不亚于天降甘霖。
“许团长，早啊！”小六子眼尖，看见我进来，立马凑了上来，脸上笑得像朵喇叭花，“您听说了吧？今儿就出公示了！您这回肯定稳了，三室一厅，大阳台！”
我笑了笑，没接话，从工具柜里拿出我的家伙什，一块一块用棉布仔细擦拭。
我的手，布满了老茧和细小的伤疤，指甲缝里总是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但这双手，稳。厂里精度要求最高的活儿，都得从我这双手底下过。
“那可不，许团"长"可是咱们厂的顶梁柱，劳模奖状在荣誉室里都快挂不下了，这房子要没他的份，那咱们厂的天理就歪了！”一旁的老师傅老张头附和道，唾沫星子喷得老远。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好像那套窗明几净的房子，已经挂上了我许建国的门牌。
我心里不是不热乎的。
我和我现在的妻子秀兰，还有儿子文斌，一家三口，现在还挤在厂区边上一间四十平米的老破平房里。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儿子大了，二十好几的人，连个独立房间都没有，只能在客厅用帘子隔出一个小角落。
秀兰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说谁谁家儿子谈了对象，就因为没房子，吹了。说我没本事，在厂里干了一辈子，连套像样的房子都挣不来。
每次她这么说，我都不吭声，只是一个人默默地抽烟。我亏欠她，也亏欠这个家。
所以，这套房子，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砖头和水泥。它是一个男人的脸面，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承诺，是我对这个家半辈子的交代。
一上午，车间里的活儿都干得心不在焉。机器的轰鸣声，似乎都盖不住大家心里那点小九九。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下班铃响，人群“呼啦”一下，全朝着宣传栏涌了过去。
我没去挤。
我慢悠悠地收拾好工具，洗了手，才不紧不慢地踱了过去。我觉得，这事儿，板上钉钉，用不着抢。论资历，论贡献，论家庭困难程度，怎么算，都该有我。
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我站在最外面，听着里面的声音。
“哎，有我！72平的！”
“老李可以啊，分了个顶层带阁楼的！”
“怎么没我……我工龄也不短啊……”
喜悦的，失望的，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等了好一会儿，人潮渐渐散去，我才走上前去。
那张红纸黑字的名单，就那么安安静靜地贴在那里。
我从第一个名字看起，心跳得有点快。像是在等待一个宣判。
张爱国、李援朝、王卫东……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从我眼前划过。
没有。
还是没有。
我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把那一百二十个名字，像过筛子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真的没有。
没有“许建国”这三个字。
那一瞬间，我感觉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宣传栏前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在秋风里打着旋儿，飘落下来，悄无声息。
我像一尊雕像，定定地站在那里。
怎么会？
怎么可能没有我？
是不是搞错了？印漏了？
无数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翻滚，搅成一团乱麻。
“许团长……这……”身边传来小六子迟疑的声音，他脸上那股兴奋劲儿，已经变成了尴尬和同情。
我没理他。
一股火，夹杂着巨大的委屈和不解，从我脚底板“噌”地一下就蹿到了天灵盖。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
我捏紧了拳头，骨节捏得发白。
三十年。
我把最好的三十年，都给了这个厂。我熬过多少通宵，手上添了多少伤疤，为了攻克一个技术难题，我曾经三天三夜没合眼，累得直接晕倒在车床边上。
我以为，厂子不会亏待我。
我转身，迈开大步，朝着办公楼走去。
我需要一个说法。
一个天大的说法。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我像一头发怒的狮子，踹开了王厂长的门，得到的，却是那样一个让我如遭雷击的答案。
“因为你现在的妻子，不是婉兮。”
第2章 旧木新痕
王厂长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淬了冰的锥子，狠狠扎进我的耳朵里，扎进我的心里。
婉兮。
这个名字，像一颗被埋在心底深处，早已长满青苔的石头，突然被翻了出来，带着潮湿的、泥土的腥气。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清醒的时候，主动想起这个名字了。
我愣在原地，浑身的火气，像是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瞬间熄灭了，只剩下彻骨的寒意和茫D然。
“王厂长……你……你说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王厂长推了推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情绪复杂。他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依旧是公事公办的调子。
“建国，坐下说吧。”
我没坐，我像根木桩子一样杵在那里。
“这批房子，情况特殊。”王厂长指着那份文件，“有一部分是走的特殊贡献名额。当年厂里为了研发‘东方红’一号机床，有一批技术骨干立下了汗马功劳。厂里一直记着这份情。所以，这次分房，政策上对他们，或者他们的直系亲属，有倾斜。”
他顿了顿，看着我，说：“婉兮同志，就是当年‘东方红’项目核心攻关小组的成员。她……是为了那个项目，才累垮了身体。按照规定，这个特殊贡献名额，应该落在她的名下。如果……如果她还在，如果你们的婚姻关系还在，这套房子，理所当然是你的。”
“可是……”王厂长的话锋一转，“你现在的家庭，户主是你，配偶是李秀兰同志。李秀兰同志是我们厂的后勤职工，兢兢业业，但并不符合这个特殊贡献名额的条件。所以……按照规定，你们家，只能排在普通轮候的队伍里。而这次普通轮候的名额，实在是……僧多粥少。”
我听着，每一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的胸口。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许建国忙活了半辈子，到头来，能让我有资格摸到这套房子的，不是我三十年的工龄，不是我满身的伤病，不是我那一摞摞的奖状，而是我那个……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的，第一任妻子。
而我又因为娶了秀兰，失去了这个资格。
这算什么？
这是命运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吗？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荒唐。
太荒唐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办公楼的。
外面的太阳明明很亮，照在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厂区里人来人往，工友们看到我，想上来打招呼，又都欲言又止，眼神里带着同情和躲闪。
我谁也不想理。
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我没有回家，而是拐进了我的车间。
车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排排冰冷的机床，在寂静中泛着金属的幽光。空气里弥漫着我闻了三十年的味道——机油、铁屑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走到我的工作台前，上面还放着一块没有完工的木料。
那是我给儿子偷偷做的。他总抱怨家里没地方放书，我想给他打个小书架。我选的是一块上好的老榆木，纹理漂亮，质地坚硬。
我拿起刻刀，摩挲着冰凉的刀柄。
我的心，比这刀还凉。
我开始动手，一刀一刀地凿，一刀一刀地刻。木屑纷飞，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我什么都不想，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手上的动作，机械地重复着。
可是，婉兮的脸，却不受控制地，一点一点，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
她穿着蓝色的工装，头发梳成两条麻花辫，脸上总是带着一点点油污，但那双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
她笑起来的时候，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总说：“建国，你这双手，是长了眼睛的，再复杂的图纸，到你手里，就活了。”
我们是在厂里的技术比武上认识的。我是车工组的冠军，她是钳工组的第一。我们是厂里人人都羡慕的“技术夫妻”。
我们一起看图纸，一起讨论技术，一起在深夜的车间里，就着昏黄的灯光，吃一碗泡面。
那些日子，很苦，但是心里，是甜的。
“东方红”项目上马的时候，我们俩都入了选。那是厂里，也是国家最重要的项目。我们都憋着一股劲儿，要为国家造出最好的机床。
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是以厂为家。婉兮比我还拼，她负责的是最核心的精度调试，一个数据都不能错。她经常熬得眼睛通红，人也肉眼可见地瘦了下去。
我劝她歇歇，她总说：“建杜国，没事，等项目完成了，我好好睡他个三天三夜。”
项目成功的那天，全厂敲锣打鼓，我们都成了英雄。
可是，她的身体，也就在那个时候，垮了。
长期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她得了重病。在医院里躺了不到半年，就走了。
她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眼睛里全是舍不得。她说：“建国，对不起，我不能陪你走下去了。以后……找个好女人，好好过日子。”
我当时哭得像个孩子。
婉兮走后，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是秀兰，走进了我的生活。
秀兰是厂里食堂的，一个很本分、很实在的女人。她看我一个人带着年幼的文斌，过得邋里邋遢，就时常给我们父子俩送点吃的，缝缝补补。
日子久了，周围的人都劝我。说逝者已矣，活着的人还得过。孩子不能没有妈。
我点了头。
我和秀兰，就这么组成了家庭。
秀兰是个好女人。她对文斌视如己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她没什么文化，说话直来直去，爱唠叨，爱抱怨，但心是热的。
这二十年，我们磕磕绊绊，吵吵闹闹，也就这么过来了。
我对她，有亲情，有责任，也有感激。
可是，我忘了婉兮吗？
没有。
我只是把她，连同那些痛苦和甜蜜，一起锁进了一个铁盒子里，埋在了心底最深的地方。我以为，只要我不去碰，它就不会再出来。
可今天，王厂长，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那个盒子，给撬开了。
“吱嘎——”
刻刀在木头上划出了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
我回过神来，看着那道刺眼的伤痕，心里一痛。
这块好好的木头，被我毁了。
就像我的人生，也被划开了一道无法弥补的口子。
我扔下刻刀，颓然地坐在凳子上，双手插进头发里。
我该怎么回家？
我该怎么跟秀兰交代？
我该怎么告诉她，我们之所以分不到房子，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不是因为厂里不公，而是因为……她的丈夫，心里还装着另一个女人，一个死了二十多年的女人？
不，不是这样。
可事实摆在眼前，就是这样。
我感觉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给罩住了，无论怎么挣扎，都挣脱不出来。
第3章 尘封的铁盒
天色擦黑的时候，我才磨磨蹭蹭地往家走。
秋风卷着落叶，在脚边打着转，萧瑟得厉害。厂区里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饭菜的香气从窗户里飘出来，混杂着孩子们的笑闹声。
这些，都让我觉得无比陌生和遥远。
我的那间小平房，还黑着灯。我知道，秀兰肯定还在厂门口那家小超市打零工，要到八点才下班。儿子文斌在市里的电脑城上班，一周才回来一次。
也好，至少我能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我掏出钥匙，打开门。一股熟悉的，略带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没开灯，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昏暗光线，把自己扔在沙发上。
沙发是老式的，弹簧早就坏了，坐下去就陷进一个坑里，把我整个人包裹住。
我的脑子里，还在一遍遍地回放着下午和王厂长的对话。
“因为你现在的妻子，不是婉兮。”
这句话，像个魔咒，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我不甘心。
凭什么？
婉兮的贡献是她的，难道我许建国的贡献就不是贡献了吗？这三十年，我为厂里流的汗，难道就白流了？
我越想越气，一股邪火又顶了上来。
我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在黑暗的屋子里来回踱步。这间小小的房子，此刻像个牢笼，让我憋闷得喘不过气。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要去找证据，我要证明我许建国，不是靠着一个死去的老婆才有资格分房子！
我的荣誉证书，我的奖状，我的技术革新报告……那些东西，都放在哪里了？
我拉开灯，刺眼的光亮让我眯起了眼睛。
我开始翻箱倒柜。
衣柜顶上，床底下，一个个落满灰尘的纸箱子被我拖了出来。
秀兰是个爱干净的人，但这些陈年旧物，她很少动。
我打开一个纸箱，里面是我这些年得的各种证书。“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技术能手”……红彤彤的本子，摞了厚厚一沓。
看着这些，我心里稍微有了一点底气。
对，明天我就拿着这些，再去找王厂长！我就不信，白纸黑字的东西，他还能不认！
我把证书一本本拿出来，准备整理一下。就在我拿到最底下那本的时候，我的手，触碰到了一个冰凉坚硬的东西。
是一个铁盒子。
一个上了锁的，已经有些锈迹斑斑的铁盒子。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认得这个盒子。
这是婉兮的。
是她以前用来放自己那些宝贝东西的。一些信，一些照片，还有她得的奖章。
她走后，我把这个盒子收了起来，连同那些回忆，一起锁住，塞进了最深的角落。二十多年了，我几乎已经忘了它的存在。
没想到，今天，它又自己跑了出来。
我呆呆地看着那个铁盒子，像是看着一个潘多拉的魔盒。
我不知道该不该打开它。
理智告诉我，别碰。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可是，情感上，却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驱使着我。
婉兮……为什么她的名字，会有这么大的分量？王厂长说的那个“东方红”项目，到底藏着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
或许，答案就在这个盒子里。
我找来一把小锤子和一把螺丝刀，对着那把小小的铜锁，叮叮当当地敲了半天。
锁，“啪”的一声，开了。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地，打开了盒盖。
一股樟脑丸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
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叠东西。
最上面，是几枚沉甸甸的奖章。一枚“全国三八红旗手”，一枚“新长征突击手”，还有一枚省级的“劳动模范”。
这些，我都知道。婉兮当年，是厂里所有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奖章下面，是一叠照片。
大部分是黑白的。有她的单人照，穿着工装，站在机床前，笑得灿烂。有我们的合影，是在一次技术比武后，我俩胸前都戴着大红花。还有一张，是“东方红”项目攻关小组的集体照。
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洋溢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质朴而昂扬的精气神。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中间的婉兮，和站在她身边的，年轻的我。
照片的最后面，还有一张彩色的。是婉兮抱着刚出生不久的文斌。她看着孩子的眼神，温柔得能掐出水来。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拿出来，生怕碰坏了。
照片底下，是一沓信。
信封已经泛黄，但上面的字迹，娟秀而有力，是婉兮的笔迹。
大部分，是她写给她父母的家书。报平安，说工作，聊生活。
还有几封，是写给我的。
那时候我们都在项目组，天天见面，她却喜欢用写信的方式，跟我说一些当面不好意思说的话。
我颤抖着手，抽出一封。
“建国吾爱：
见字如面。
今天调试又遇到了难题，一个千分之一毫米的误差，我们排查了整整一天。晚上回来，脑子里还是那些数据和图纸。我知道你也很累，但我还是想跟你说说话。
建国，有时候我觉得很累，身体像是被掏空了。但我一想到，我们正在做的，是为国家造出争气机，我就觉得浑身又充满了力量。你说，等我们的机床造出来了，以后我们有了孩子，可以指着它，骄傲地告诉他（她），这是你爸爸妈妈亲手造的。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啊。
……”
我读着信，眼泪再也忍不住，一滴一滴，砸在泛黄的信纸上，晕开了一片墨迹。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灯下，蹙着眉头，一边啃着干馒头，一边在图纸上写写画画的，我年轻的妻子。
在信的最后，我发现了一张被折叠起来的纸。
打开一看，是一份……自愿放弃治疗的声明书。
上面写着：“本人自愿放弃后续治疗，并将个人全部积蓄，共计人民币捌佰伍拾元整，捐献给厂‘东方红’项目组，作为研发经费。”
落款是婉兮的名字，还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日期，是她去世前的一个月。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狠狠地砸了一下。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我只知道她病重，厂里和我们家都尽了全力，但最后还是没能留住她。
我从来不知道，她最后，是自己放弃了！还把救命的钱，捐了出去！
为什么？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王厂长那句话背后的分量。
婉兮，她不是一个普通的技术骨干。
她是用自己的命，去换那个项目的成功。
这个特殊贡献名额，不是给她的，是她用命换来的！
而我，许建国，她的丈夫，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靠着冰冷的墙壁，任由眼泪肆意地流淌。
铁盒子里，那些尘封的记忆，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过去，像潮水一样，将我彻底淹没。
第4章 婉兮是谁
那一夜，我没睡。
我就那么靠着墙，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守着那个打开的铁盒子，守着婉兮留下来的东西，一直坐到了天亮。
秀兰是八点多回来的。
她一进门，就看到满地狼藉的纸箱，和我失魂落魄的样子。
“你这是干啥呢？家里遭贼了？”她把手里的购物袋往桌上一放，发出“砰”的一声。
我没抬头，也没说话。
她走过来，看到了我手里的照片和信，也看到了地上那个铁盒子。
她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那是一种复杂的表情，有惊讶，有警惕，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受伤。
“你……你把她的东西翻出来了？”秀兰的声音有些干涩。
我还是没说话。
她在我身边蹲下来，沉默了一会儿，才轻声问：“房子的事……是不是因为这个？”
秀兰不识字，但她不傻。她是个心思很细的女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年，我一个眼神，她就能猜到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终于抬起头，看着她。
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皱纹，头发里也夹杂了银丝。这二十年，她为这个家操碎了心，熬得比同龄人要显老。
我心里一阵愧疚。
我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地说：“嗯。”
然后，我把下午王厂长说的话，把我在盒子里发现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包括那份，我从不知道的，放弃治疗的声明书。
我说得很慢，很艰难。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在撕开一道旧伤疤。
秀兰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等我说完，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只有墙上的老式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敲打着我们俩紧绷的神经。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开始抱怨，开始数落我的时候，她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她……是个好人。”秀兰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给自己听，“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她会是这个反应。
“我刚嫁给你的时候，”秀兰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慢慢地说，“厂里好多人在背后戳我脊梁骨。说我一个食堂烧火的，配不上你这个大技术员。说我给婉兮提鞋都不配。”
“我心里不服气。我想，死人还能比得过活人？我李秀兰哪点比她差了？我能给你生儿子，能给你洗衣做饭，能把这个家撑起来。她能吗？”
“这二十年，我憋着一股劲儿，就想证明给你看，给所有人看，我比她强。”
“可是今天……”秀兰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我听你说了这些，我才知道，我错了。我跟她，没法比。人家心里装的是国家，是厂子。我心里装的，就是咱们这个家，就是油盐酱醋，就是文斌的学费，就是这一套破房子……”
“建国，”她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但很温暖，“我……我不怪你。我也不争了。这房子，要是给她的，那咱们不要，是应该的。咱们不能占死人的便宜。”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一直以为，秀兰是个市侩的，只看重眼前利益的女人。
我从没想过，在她那颗被生活磨得粗糙的心里，也藏着这样朴素的，却又无比清晰的是非观。
那一刻，我对她的愧疚，达到了顶点。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紧紧地。
“秀兰，对不起。”
“傻话。”她吸了吸鼻子，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一家人，说啥对不起。房子没了，就没了吧。大不了，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天无绝人之路。”
天亮了。
窗外的天光，透过蒙着灰尘的玻璃，照了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我和秀兰，就这么坐在地上，守着一地的回忆。
我们谁都没有再提房子的事。
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还没完。
它像一根刺，扎在了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的心上。
婉兮是谁？
在今天之前，对我来说，她是我逝去的爱人，是文斌的亲生母亲，是一个被我尘封在记忆里的符号。
但现在，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过她。
她不仅仅是我的妻子。
她是一个独立的，有血有肉的，有着坚定信仰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新中国的女工人。
她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
而我，她的丈夫，却在享受着她用生命换来的荣光的同时，又因为另一个女人，而失去了这份荣光。
我心里乱极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去找王厂长理论？拿着婉兮的遗物去为自己争取？
不。
我做不到。
就像秀兰说的，我们不能占死人的便宜。这是对婉兮的亵渎。
可就这么放弃？
我不甘心。
我不是为我自己不甘心，我是为婉兮不甘心。
她为这个厂付出了生命，厂里记着她的好，给了她一个名额。可这个名额，最后却因为我，因为我们这个家，而变成了一纸空文。
这不公平。
这对她不公平。
我必须做点什么。
不是为了房子，而是为了……给婉兮一个交代。
也给我自己这混乱的内心，找一个出口。
第5章 两代人的墙
周末，儿子文斌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察觉到家里气氛不对。
“爸，妈，怎么了？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他把双肩包往沙发上一扔，自己倒了杯水，咕咚咕咚喝了半杯。
我和秀兰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
还是秀兰先开了口，她把分房的事情，简单跟文斌说了一遍，但隐去了婉兮那部分，只说是我的资格有点问题，被刷下来了。
文斌听完，眉头皱了起来。
“没分到？”他有些不敢相信，“爸，你这条件都分不到，那谁还能分到？厂里搞什么名堂？”
文斌今年二十四，大学毕业后在市里一家电脑公司做销售。他身上，已经没有我们这一代工人的影子了。他穿时髦的衣服，用最新的手机，说话办事，都带着一股子年轻人的精明和干练。
他对我们厂里的这些事，向来是不太感冒的。他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思想僵化，就知道守着一个破厂，没出息。
“这事儿……有点复杂。”我含糊地说道。
“有什么复杂的？”文斌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不就是欺负老实人吗？爸，你就是脾气太好了！这事儿你得去闹啊！你去找工会，去市里信访办，我就不信没人管！”
听着儿子的话，我心里一阵发堵。
闹？
我许建国一辈子，靠的是手艺吃饭，靠的是本事说话。我什么时候学过“闹”？
“文斌，别瞎说。”秀兰瞪了他一眼，“你爸不是那样的人。”
“妈，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那点老面子！”文斌的火气也上来了，“面子能当饭吃吗？面子能换来一套三室一厅吗？咱们家这破房子，你还没住够啊？我同学来家里玩，我都不好意思让他们进门！”
“你……”秀兰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
“爸，我跟你说，”文斌转向我，态度很坚决，“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来处理。我找我们公司法务咨询一下，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打官司。另外，我再找几个媒体的朋友，把这事儿捅出去，让社会舆论来评评理！我就不信，他们红星厂能一手遮天！”
我听着儿子这一套套的“组合拳”，只觉得头晕脑胀。
打官司？找媒体？
这都是些什么路数？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里，厂子就是家。家里的事，关起门来解决。哪有把家里的丑事，往外捅的道理？
“够了！”我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文斌和秀兰都吓了一跳。我平时很少发火。
“这是我们厂里的事，是我们家里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我指着文斌，手都在抖。
“外人？”文斌也火了，他站起来，比我还高半个头，“爸，你说我是外人？我是你儿子！我是在帮你！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不用你这样帮！”我吼道，“我许建国还没窝囊到要靠儿子出去撒泼打滚来要房子的地步！”
“这不是撒泼打滚！这是维权！是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爸，你那套老思想，早就过时了！”
“过时？”我气得笑了起来，“对，我过时了！我只知道踏踏实实干活，凭本事吃饭！我不懂你们年轻人那些歪门邪道！”
“爸！你怎么就不讲道理呢？”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我和儿子，就像两头被激怒的公牛，在狭小的客厅里，互不相让地顶着牛。
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他不懂我的坚守和原则，我也不理解他的变通和激进。
这是两代人的墙。
“都别吵了！”秀兰突然哭了起来，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为了个破房子，父子俩要反目成仇吗？”
秀兰一哭，我和文斌都蔫了。
我看着满脸泪痕的妻子，又看看气得脸红脖子粗的儿子，心里的火，慢慢熄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疲惫和悲凉。
这个家，因为这套房子，已经快要散了。
文斌沉默了半天，最后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回沙发上。
“行，爸，你的事，我不管了。”他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扔在桌上，“这里面有五万块钱，是我这两年攒的。密码是你生日。你们先拿着，看看能不能凑个首付，咱们不在厂里这棵树上吊死，去市里买个商品房。”
说完，他站起来，拿起双肩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文斌！文斌！”秀兰在后面喊。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屋子里，只剩下秀兰压抑的哭声，和我沉重的叹息。
我看着桌上那张银行卡，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儿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想用他的方式，来保护这个家。
可他不知道，他爸心里那道坎，不是一套商品房，就能迈过去的。
第6章 一碗面条
儿子摔门走后，家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秀兰还在小声地抽泣，我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雾缭绕，呛得我直咳嗽，也呛得我眼睛发酸。
我心里乱糟糟的。
一方面，我气儿子的不懂事，气他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那么功利。
另一方面，我心里又有点……说不出的感动。
五万块钱。
我知道，对于他一个刚工作两年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了。他嘴上说着不管，心里，还是惦记着这个家。
只是，他用的方式，我接受不了。
我们这一代人，讲究的是一个“理”字，一个“情”字。
而他们这一代，似乎更看重“利”字。
谁对谁错？
我说不清楚。或许，我们都没错，只是时代变了。
“别哭了。”我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对秀兰说，“孩子也是一番好意。”
秀兰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建国，我是不是做错了？我不该跟他提房子的事。”
我摇了摇头，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不怪你。这事儿，迟早要说的。”
“那……现在怎么办？文斌那孩子，脾气倔，说不管，就真不管了。”秀兰的语气里充满了担忧。
“不管就不管吧。”我叹了口气，“让他自己去闯。我们……也该想想我们自己的事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谁也没心思做饭。
我俩就那么对坐着，从天亮，坐到天黑。
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又好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到了快十点的时候，我肚子饿得咕咕叫。秀兰听到了，站起身，默默地走进了厨房。
不一会儿，厨房里就传来了切葱花的声音，还有烧水的声音。
很快，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就端到了我面前。
两个荷包蛋，卧在清亮的汤里，上面撒着一层翠绿的葱花，还有几滴香油，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这是我最爱吃的。
每次我上夜班回来，或者心里不痛快的时候，秀兰都会给我做这么一碗面。
“趁热吃吧。”她说。
我拿起筷子，挑起一撮面，吹了吹，送进嘴里。
面条很筋道，汤头很鲜。
熟悉的味道，温暖了我的胃，也好像一点一点，温暖了我那颗冰冷僵硬的心。
我埋着头，大口大口地吃着。
吃着吃着，我的眼泪，就掉进了碗里。
我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人，在厂里，是徒弟们敬重信赖的“许团长”，在家里，是妻儿依靠的顶梁柱。我以为我的肩膀，能扛起一切。
可这一次，我真的觉得，我快扛不住了。
我感到委屈，感到迷茫，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
秀兰就坐在我对面，静静地看着我。她没有劝我，也没有说话，只是递过来一张纸巾。
我接过纸巾，胡乱地抹了一把脸。
“秀兰，”我放下筷子，看着她，认真地说，“我想好了。”
她看着我。
“这房子，我不要了。”我说，“但是，这件事，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你想干什么？”秀兰紧张地问。
“我不是去闹，也不是去争。”我摇了摇头，“我只是想……为婉兮，也为我们这一代人，讨一个公道。一个关于尊严的公道。”
王厂长说，我是因为现在的妻子不是婉兮，所以没资格。
这句话，表面上是按规定办事，但实际上，它否定了我许建国的一切，也侮辱了秀兰。
更重要的是，它把婉兮的奉献，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可以被拿来交易的“资格”。
这是对婉兮最大的不尊重。
“我想让厂里所有人都知道，婉兮是谁。我想让他们知道，当年为了‘东方红’项目，付出的，不止她一个。还有很多人，他们的名字，不该被遗忘。”
“我想让王厂长明白，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可以不给我许建国分房子，但他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践踏一个英雄的荣誉，和一个老工人的尊严。”
秀兰听着我的话，眼神从担忧，慢慢变成了理解，最后，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带着点崇拜的光芒。
“建国，”她握住我的手，“我支持你。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那一刻，我感觉我心里那股憋了很久的劲儿，又回来了。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身后，有我的妻子。
这就够了。
一碗面条，吃完了。
我感觉我浑身又充满了力气。
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第7章 王厂长的往事
第二天，我没有去车间，而是请了一天假。
我去了厂里的档案室。
档案室在一栋很老旧的苏式小楼里，阴暗潮湿，空气里飘着一股旧纸张发霉的味道。
管理员是个快退休的刘大爷，见我来了，有些惊讶。
“建国？你来这干嘛？这地方可不是你们技术员该来的。”
“刘大爷，我想查点东西。”我递上一根烟，“我想查查当年‘东方红’项目的所有资料。”
刘大爷接过烟，眯着眼睛打量了我半天，才慢悠悠地说：“分房的事，我听说了。你……是为这事来的？”
我点了点头，没否认。
刘大爷叹了口气，没再多问，领着我走进了堆满档案架的库房。
“都在那一片了，你自己找吧。”他指了指最里面的一个角落。
我道了声谢，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里。
当年的资料，保存得并不算好。很多文件都已经泛黄发脆，字迹也有些模糊。
我耐着性子，一卷一卷地翻，一页一页地看。
项目立项报告、技术图纸、攻关日志、会议纪要……
我像一个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拂去历史的尘埃，试图还原那段被遗忘的岁月。
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
他们都是当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调离，还有的，像婉兮一样，已经不在了。
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工作日志里，我看到了婉兮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x月x日，为解决主轴精度问题，婉兮同志连续工作36小时，成功找出误差源。”
“x月x日，婉兮同志高烧39度，仍坚持在岗位上，完成了最后一组数据调试。”
“x月x日，婉兮同志在实验中，右手被零件划伤，缝了三针，第二天，她用左手，继续画图。”
……
每一条记录，都像一把小锤子，敲打着我的心。
我以为我很了解她，但我现在才发现，我了解的，只是生活中的她。而作为一名技术工人的婉兮，她的坚韧，她的执着，她的奉献，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就在我翻阅一份项目组成员名单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名字。
王建军。
后面括号里备注着：实习技术员。
王建军，不就是王厂长的名字吗？
我愣住了。
原来，王厂长当年，也参与了“东方红”项目？只是，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刚从技校毕业的毛头小子。
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合上档案，跟刘大爷告了辞，直接去了厂里的退休职工活动中心。
我想找一个人，老书记。
老书记是当年“东方红”项目的总负责人，也是看着我们这批人成长起来的。他退休后，就一直在家养花弄鸟，很少过问厂里的事。
我在活动中心的棋牌室里，找到了正在跟人下象棋的老书记。
我说明了来意。
老书记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挥了挥手，让棋友们先走。
他给我倒了杯茶，浑浊的眼睛里，闪着追忆的光。
“建国啊，你说的这事，我知道。”老书记呷了一口茶，缓缓开口，“王建军那个小子，当年，是我亲手带进项目组的。”
“他那时候，年轻，有冲劲，就是……有点眼高手低。他很崇拜婉兮，是发自内心地崇拜。他总说，婉兮同志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技术专家，是他学习的榜样。”
“婉兮对他也很好，手把手地教他看图纸，教他操作机床。可以说，婉兮，是他的领路人，是他的恩师。”
老书记顿了顿，叹了口气。
“后来，婉兮病倒了。建军这小子，比谁都难过。他那时候天天往医院跑，比你跑得都勤。婉兮最后那段时间，他甚至跟厂里打了报告，想把自己的工资捐出来，给婉兮治病。”
“婉兮走的那天，他哭得像个泪人。在追悼会上，他跟我说，书记，我一定要当上厂长。等我当了厂长，我一定要让厂里所有人都记住婉兮同志，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听到这里，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从来不知道，王厂长和婉兮之间，还有这样一段往事。
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冷酷无情，只认死规定的官僚。
没想到，在他那副僵硬的面孔下，也藏着这样一份滚烫的情感。
“那……他为什么……这次分房……”我艰难地问出了口。
老书记摇了摇头，眼神变得复杂起来。
“人是会变的，建国。他当了厂长，坐在那个位置上，考虑的事情，就跟我们不一样了。”
“他想纪念婉兮，这没错。他想用厂里的规定，把这份荣誉，永远地，只留在婉兮一个人的名下，他觉得，这是对婉兮最好的保护。”
“他觉得，你娶了秀兰，组建了新的家庭，就是对婉兮的一种……背叛。所以，他不愿意把这份属于婉兮的荣誉，分给你现在这个家。”
“他……他这是钻了牛角尖啊！”老书记一拍大腿，“他只看到了规定，看到了过去，却没看到你许建国这三十年的付出，没看到秀兰同志这二十年的辛劳。他把对婉兮的纪念，变成了一种偏执，一种对活人的不公。”
我明白了。
我彻底明白了。
王厂长不是坏人。
他只是用一种笨拙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方式，在守护着他心中的那份神圣的记忆。
他不是在针对我，也不是在为难秀兰。
他是在跟自己较劲，在跟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较劲。
走出退休职工活动中心，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
我心里的那股怨气，那股怒火，全都烟消云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绪。有同情，有理解，也有一丝悲哀。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都被困在了时间里。
有的人像我，被困在了对过去的愧疚里。
有的人像王厂长，被困在了对过去的执念里。
我们都忘了，人，是要往前看的。
我知道，我该去找王厂长，再谈一次。
但这一次，不是质问，不是争吵。
而是，平心静气地，像两个熟悉的老工友一样，聊一聊过去，也聊一聊，未来。
第8章 木头会说话
我没有立刻去找王厂长。
我回到了我的车间，回到了我的工作台。
那块被我划伤的老榆木，还静静地躺在那里。那道伤痕，像一道无法愈合的疤，格外刺眼。
我看着它，看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了工具。
我没有试图去修复那道伤痕。我知道，有些伤痕，一旦造成，就永远无法消失。
我决定，顺着这道伤痕，重新设计。
我要把它，变成这件作品的一部分。
我要让这道伤痕，也拥有它自己的意义。
我刨、我凿、我磨。
木屑纷飞，像一场沉默的雪。
我的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不再去想那套房子，不再去想那些规定，不再去想那些恩恩怨怨。
我的脑子里，只有这块木头。
只有我和它之间的对话。
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那个刚刚踏进车间的毛头小子。那时候，我的世界很简单，只有机床、图纸和师傅的教诲。
师傅常说：“建国，记住，木头是不会说谎的。你对它用了多少心，它就会回报你多少。人心会变，但手艺不会。”
是啊，手艺不会。
我把对婉兮的思念，对秀兰的愧疚，对儿子的理解，对王厂长的释然，对我这半辈子人生的感悟，全都倾注进了这块木头里。
三天后，作品完成了。
那不是一个书架。
而是一个小小的，红星机械厂的模型。
从老旧的苏式厂房，到我们挥洒汗水的车间，再到那台我们引以为傲的“东方红”一号机床，每一个细节，我都用心地雕琢。
而那道最深的伤痕，被我巧妙地设计成了厂区里那条贯穿东西的主干道。
它不再是瑕疵，而是历史的脉络，是岁月留下的印记。
我抱着这个木雕，敲开了王厂长的门。
这一次，我没有踹门。
王厂长看到我，又看到我怀里的东西，愣住了。
“建国，你……”
我没有说话，只是把木雕，轻轻地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他俯下身，仔细地看着。
他的手指，缓缓地，抚过那些微缩的厂房，抚过那些精巧的机床。
当他的指尖，触碰到那个小小的，“东方红”一号机床模型时，他的身体，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这是……”
“王厂长，”我终于开口，声音平静而坦然，“这，就是我们的厂。是您，是我，是婉兮，是我们这一代人，用一辈子心血浇灌的地方。”
“您看这条路，”我指着那道曾经的伤痕，“它看起来，像是给这块木头留下了一道疤。但没有这条路，各个车间就是孤立的，整个厂子，就活不起来。”
“过去，就像这道疤。它存在过，我们不能忘记。但我们不能总盯着这道疤看，忘了脚下的路，还要往前走。”
“婉兮的奉献，我们所有人都记在心里。她就像这座‘东方红’机床，是我们厂的基石，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基石的作用，是托起更高的大厦，而不是把所有人都绊倒在它面前。”
“我今天来，不是来要房子的。那套房子，我许建国，配不上。秀兰，也配不上。它应该属于那些，比我们更需要它的人。”
“我只是想告诉您，王厂长，别让对过去的执念，变成伤害身边人的武器。您守护的，不应该只是一个冰冷的名字，而应该是她所代表的那种，让我们这个厂，生生不息的精神。”
我说完，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转身，准备离开。
“建国，等等。”
王厂长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哽咽。
我回过头。
他已经摘下了眼镜，正在用手背，擦着眼睛。
他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对不起。”
……
分房名单，最后还是没有我的名字。
秀兰问我后不后悔。
我笑着摇了摇头。
有些东西，比房子更重要。
儿子文斌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那个周末，他又回来了。
他没有再提买房子的事，也没有再提打官司。他只是默默地，帮我把那块老榆木剩下的边角料，打磨成了一对光滑的木镇纸。
一个，刻着“建国”。
一个，刻着“婉兮”。
他把刻着“婉兮”的那一个，交给了我。
“爸，这个，你留着做个念想吧。”
然后，他看着秀兰，把刻着“建国”的那个，递给了她。
“妈，我爸这个人，脾气又臭又硬，像块茅坑里的石头。这二十多年，辛苦你了。”
秀兰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看着儿子，第一次觉得，他真的长大了。
我们之间那堵墙，好像，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后来，厂里又公布了一份补充名单。
是给厂里双职工困难家庭的住房补贴。
第一户，就是我和秀兰。钱不多，但足够我们把现在住的这间小平房，好好地修缮一下了。
交申请表的时候，我又见到了王厂长。
他看起来，像是老了好几岁，但眼神，却比以前温和了许多。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我的申请表上，重重地盖下了那个红色的公章。
生活，还在继续。
厂里的大喇叭，依旧每天播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
我的那双手，依旧每天和冰冷的机床、温润的木头打着交道。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就像那块老榆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和伤痕。
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对待，用情去打磨，即便是最深的伤痕，也能开出花来。
不是吗？
来源：游客2176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