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卫国，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搁现在，你往人群里喊一嗓子，能有好几个大爷回头看你。

我叫李卫国，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搁现在，你往人群里喊一嗓子，能有好几个大爷回头看你。

这名字是我爹给起的，他是个老八路，没啥文化，就会写自己的名字，再加一个“保卫祖国”。所以给我起名卫国，给我弟起名保国。

简单，直接，跟那时候的人一样。

1970年，我刚满十八，还没来得及跟村里的翠花多说几句话，征兵的就来了。

我爹二话不说，把我送了上去。临走前就一句话：“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老子丢人。”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是舍不得家，是激动。当兵，多光荣的事儿。

火车咣当咣当往北开，越走越冷。我们一车厢的新兵蛋子，兴奋得睡不着觉，扯着嗓子唱军歌。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唱到最后，嗓子都哑了，车厢里只剩下火车单调的节奏。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荒野，心里第一次有点发慌。

后来我知道，我们去的是东北的大山里头，番号是基建工程兵。

说白了，就是修路的，挖隧道的，干的都是力气活。

连长是个黑脸的山东大汉，姓王，我们背地里叫他“王阎王”。他训人的时候，眼睛一瞪，整个训练场都鸦雀无声。

“你们是兵，不是少爷！到了我这儿，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

我们这群新兵，就在王阎王的吼声里，开始了军旅生涯。

日子很简单，也很苦。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号，被子叠成豆腐块，牙刷毛都得朝一个方向。

然后就是出操，跑步，队列训练。吃完早饭，扛着铁锹镐头就上山。

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在一座大山里头修一条战备公路。

那山，叫青龙山，全是石头。

镐头砸下去，就是一个白点，震得虎口发麻。一天下来，手上全是泡。老的破了，新的又起来，一层摞一层，最后就成了老茧。

晚上回到营房，胳膊都抬不起来，躺在床上就跟散了架一样。

可没人叫苦。

那时候的人，好像都不知道什么叫苦。脑子里就一根筋，这是任务，是命令，必须完成。

跟我一个班的赵铁军，是个河南兵，比我大两岁，人特憨厚，力气也大。

他总说：“卫国，咱这叫为革命添砖加瓦，光荣！”

我俩关系最好，干活搭档，吃饭也凑一堆。

那时候的伙食，就是馒头白菜，偶尔能见点荤腥，大伙儿就跟过年一样。

赵铁军饭量大，一顿能干五个馒头。他总把自己的那点咸菜分我一半。

他说：“你瘦，多吃点，才有力气干活。”

山里的日子，除了累，就是寂寞。

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唯一的娱乐就是晚上大家凑一块儿吹牛，或者听收音机里播新闻。

我们最盼望的，就是家里的来信。

一封信，翻来覆去能看十几遍，连信封上的邮戳都看得仔仔细细。

翠花也给我写过信，就一封。

信里说她爹妈给她找了婆家，是隔壁村的，家里有拖拉机。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在山顶上坐了一晚上。

风呼呼地吹，跟狼嚎似的。

赵铁军找到我，啥也没说，递给我一个烤得焦黑的土豆。

我俩就着山风，把那个土豆分着吃了。

吃完，他对我说：“卫国，天涯何处无芳草，等咱退伍了，回家娶个更好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也没多难过，就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十八九岁的年纪，那点情愫，还没发芽，就被山里的石头给砸没了。

从那以后，我干活更卖力了。

好像要把所有心思，都用在那些石头上。

我们修的那条路，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放炮，清渣，打地基，铺路面。

夏天，太阳毒得能把石头烤化，我们光着膀子，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落在滚烫的地面上，滋啦一声就没了。

冬天，大雪封山，零下三十多度，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一样。呼出的气，瞬间就在眉毛胡子上结了霜。

手脚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又红又肿。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硬生生把那座青龙山给凿穿了。

隧道贯通那天，王阎王喝多了，抱着一块石头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弟兄们，咱们对得起这身军装！”

我们也都跟着掉眼泪，哭着哭着又笑了。

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你把命都豁出去了，终于干成了一件天大的事儿。

那几年，我们转战了好几个地方，修过桥，建过水库，还盖过秘密的飞机库。

手上磨出的茧，一层又一层。人也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黑黢乎乎的壮汉。

我学会了开推土机，学会了看图纸，还学会了放炮。

赵铁军成了我们班的班长，还是那么憨厚，但更有担当了。

我们都以为，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在部队里干到退伍，然后拿着一笔安置费，回老家，娶个媳妇，种地，过完一辈子。

平淡，安稳，一眼能望到头。

直到1979年。

那年春天，我们部队正在西北戈壁滩上修一个什么基地。

风沙大得能把人埋了。

一天下午，团里突然来通知，让我和几个老兵去团部开会。

我们几个都挺纳闷，这荒山野岭的，开什么会？

到了团部，气氛很严肃。

一个我们不认识的首长，拿着一份文件，清了清嗓子。

“同志们，中央有个重要的决定。现在，有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抽调一批经验丰富的工程兵骨干，去一个叫深圳的地方。”

深圳？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谁都没听过这地方。

首长接着说：“深圳，在广东省，南海边，挨着香港。中央决定在那里搞一个特区，要改革开放，要搞经济建设。你们的任务，就是去那里，当排头兵，把基础建设搞起来！”

改革开放？经济建设？

这些词，我们听着就跟天书一样。

我们只知道听党指挥，保卫祖国。搞经济，那是啥玩意儿？

首长看出了我们的疑惑，笑了笑。

“简单说，就是国家要在那里画一个圈，要在那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你们，就是第一批去画画的人。”

“这是命令，也是一次机遇。有没有信心？”

我们还能说啥？

“有！”

声音倒是挺洪亮，其实心里都跟打鼓似的。

赵铁军也被选中了。

回去的路上，他一个劲儿地问我：“卫国，你说那深圳，是个啥样？比咱老家还好不？”

我说我哪知道，地图上估计就一个点。

心里却隐隐觉得，这次，可能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我们的人生，好像要在那个我们从没听说过的地方，拐一个大弯。

命令下来得很快，我们收拾好行囊，告别了戈壁滩，坐上了南下的闷罐车。

车厢里又闷又热，跟我们当年去东北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世界。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

我们眼看着窗外的黄土戈壁，慢慢变成了绿色的田野，水网纵横。

空气也从干燥，变得潮湿、黏糊。

下了火车，一股热浪夹杂着海腥味扑面而来。

这就是广东。

我们换乘汽车，又颠簸了小半天，终于到了传说中的深圳。

说实话，第一眼，我们所有人都傻了。

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宽阔的马路。

眼前就是一片片的农田，和低矮的瓦房。一条窄窄的泥巴路，就是所谓的“深南大道”。

路边，几个穿着拖鞋背心的本地人，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群穿着军装的北方佬。

空气里，除了海腥味，还有一股猪粪的味道。

赵铁军当时就懵了，他拉着我的胳膊，压低声音说：“卫国，这……这是啥地方啊？感觉还不如俺们村呢。”

我也挺失望的。

这就是首长说的“最新最美的图画”？这就是我们要大干一场的地方？

感觉就像个玩笑。

我们被安置在一个临时搭建的营地里，其实就是几排竹棚。

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

晚上睡觉，不点蚊香，第二天起来脸上全是包。

更要命的是，听不懂本地话。

他们说的粤语，叽里咕噜的，跟外语一样。我们去买个东西，只能靠用手比划。

最初的几天，大家情绪都很低落。

有种被发配到天涯海角的感觉。

王阎王，哦不，他那时候已经是我们的营长了。他把我们集合起来，又瞪起了他的牛眼。

“都耷拉着个脸干嘛？嫌这儿不好？告诉你们，我们是兵！兵的使命就是服从命令！别说这是个小渔村，就算这是片沼泽地，上级让咱把它建成一座城市，咱也得干！”

“从明天开始，全体都有，开工！”

我们的任务，就是修路，平整土地。

为后续的大部队，和即将到来的建设者们，打好基础。

我们又拿起了熟悉的铁锹和镐头。

但这次的对手，不是坚硬的石头，而是烂泥。

深圳这地方，水多，地软。一脚踩下去，泥能没过小腿。

推土机开进去，没几下就陷住了，得靠人硬生生给拖出来。

天气也折磨人。

又湿又热，我们叫“桑拿天”。

一天下来，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身上都起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

很多人都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上起湿疹。

但活儿不能停。

我们就像一群蚂蚁，在这片烂泥地上，一点一点地啃。

挖土，填方，打桩，铺设排水系统。

没有先进设备，就靠人拉肩扛。

赵铁军还是老样子，干活永远冲在最前面。

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

休息的时候，他坐在田埂上，擦着汗，看着远处雾蒙蒙的香港，对我说：“卫国，你说那对面，是啥样啊？”

那时候，香港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传说。

听说那里楼比山高，晚上灯火通明，跟白天一样。

听说那里的人，都很有钱，吃穿用都比我们好太多。

我们有时候能从收音机里，听到香港电台的广播，放的都是邓丽君的歌。

软绵绵的，靡靡之音。

一开始我们还批判性地听，听着听着，就觉得还挺好听。

连队的指导员发现了，把我们好一顿批，说这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要警惕。

可那歌声，就像这南方的风，湿漉漉的，钻进你心里，挠得你痒痒的。

深圳的生活，除了艰苦的劳动，也开始出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靠近香港，开始有一些香港人过来，做点小买卖。

他们开着右舵的车，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头发留得长长的。

看我们的眼神，既好奇，又有点说不出的优越感。

他们带来了一些我们从没见过的东西。

可口可乐，塑料的电子表，还有那种带图像的杂志。

我们有个小战士，偷偷用半个月的津贴，跟一个香港司机换了一罐可口可乐。

宝贝似的，全排的人都分着尝了一小口。

甜的，还冒泡，说不上啥味儿，就觉得特洋气。

我们就像一群闯进了新世界的好奇宝宝，什么都觉得新鲜。

但我们和这个新世界之间，好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墙。

我们是来建设的，是来流汗的。

那些新奇的东西，属于另一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还是泥土，汗水，和震天的劳动号子。

有一天，我们排在修一条通往罗湖口岸的路。

一个叫阿珍的本地姑娘，每天都会挑着担子路过，卖凉粉和甘蔗水。

她大概十七八岁，皮肤晒得有点黑，但眼睛很大，很亮。

她会说一点点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

我们这些当兵的，平时见不着女的，每次她一来，大家干活都格外起劲。

赵铁军脸皮薄，每次都只敢偷偷看人家，一看人家望过来，脸就红了。

我胆子大点，会主动去买她的甘蔗水。

“靓女，来两碗。”

她总是笑着，麻利地给我们盛好。

一来二去，就熟了。

我才知道，她家就在旁边的渔民村，家里兄弟姐妹多，她就出来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

我问她：“你觉得我们在这儿修路，好不好？”

她眨着大眼睛，用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好啊，路通了，我们去镇上就快了。以后，说不定还能去香港呢。”

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们没有的光。

那是一种对未来的期盼，很具体，很实在。

不像我们，我们的未来就是“完成任务”，“服从命令”。

赵铁军有一次鼓足勇气，也去买甘蔗水。

结果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把钱递过去，手都在抖。

阿珍扑哧一声笑了。

赵铁军的脸，红得跟猪肝一样，转身就跑了。

我们都笑他。

他回来之后，好几天都不理我。

我看得出来，他喜欢上那个叫阿珍的姑娘了。

可我们是兵，有纪律。

而且，我们迟早是要离开这里的。

我劝他：“铁军，别想太多了。我们跟她们，不是一路人。”

他闷着头，半天才说一句：“我知道。”

那段时间，深圳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部队开进来了，还有全国各地来的工程队。

我们修好的路上，开始跑着各种各样的卡车。

曾经的农田上，打桩机日夜轰鸣，一幢幢楼房的地基开始冒出地面。

空气里，不再只有海腥味和猪粪味，还多了一股水泥和机油的味道。

我们不再是孤独的开拓者，我们成了这股建设洪流中的一滴水。

但我们心里，还是有点迷茫。

我们建的这些房子，修的这些路，以后是给谁用的？

我们建的这个城市，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没人能回答我们。

我们能做的，就是埋头干。

把每一方土都夯实，把每一块砖都砌正。

这是我们当兵的本分。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

那天，工地上挂满了红旗，开了个庆祝大会。

领导在台上讲了很多话，慷慨激昂。

我们就在台下听着，太阳晒得人发晕。

说实话，大部分话我们都没听懂，就记住了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标语，很快就竖在了工地的最显眼处。

从那天起，整个深圳的节奏，好像突然就加快了。

以前是“完成任务”，现在是“抢时间，赶进度”。

我们开始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

探照灯把整个工地照得跟白天一样。

那种感觉，就像是打仗。

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

好像我们慢一分钟，就会错过什么天大的好事情。

在这种疯狂的节奏里，我们见证了“深圳速度”的诞生。

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

我们当时就在附近修配套的路。

我们看着它，像春笋一样，一天一个样地往上长。

那种视觉冲击，太震撼了。

我们开始明白，我们正在参与的，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不再是单纯地在修一条路，或者盖一栋楼。

我们是在创造一个奇迹。

这种自豪感，冲淡了所有的疲惫和迷茫。

但赵铁军，却好像越来越不适应。

他还是那么能干，力气还是那么大。

但他开始变得沉默，眉头总是皱着。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躺在工棚里，他突然问我：“卫国，你说‘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啥意思？”

我说：“就是让我们干活快点呗。”

他翻了个身，看着黑乎乎的屋顶，说：“我咋觉得，这话不对劲呢？咱们当兵，讲的是奉献，是牺牲。啥时候开始讲钱了？”

我一时也答不上来。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无私奉献，视金钱如粪土。

现在，金钱突然被提到了和生命一样的高度。

这种转变，对我们这种脑子里只有一根筋的军人来说，冲击太大了。

赵铁军想不通。

他觉得，深圳变了味儿。

不再是我们刚来时，那种单纯的战天斗地的豪情。

多了很多他看不懂的东西。

比如，工地上开始出现包工头。

他们带着一帮老乡，干活拿钱，干多干少，钱不一样。

这在我们部队里，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拿的是固定的津贴，干多干少都一样。

还比如，路边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摊小贩。

卖衣服的，卖磁带的，卖小吃的。

他们大声地吆喝，跟人讨价还价。

赵铁军觉得他们是“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他看到阿珍的凉粉摊子旁边，也多了好几个竞争的。

阿珍开始学着别人，把甘蔗榨成汁，装在塑料杯里卖，价格也比以前贵了一点。

赵铁军去看过她一次，回来之后，情绪更低落了。

他对我说：“卫国，她也变了。”

我说：“人家做生意，总得想办法赚钱啊。”

他瞪着我：“你也觉得这样对？”

我叹了口气。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只知道，整个世界好像都在变，我们如果不跟着变，可能就会被甩下。

我开始利用休息时间，看书，看报纸。

我想搞明白，到底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市场经济”。

我甚至偷偷买了一本《经济学入门》，藏在枕头底下看。

里面的很多东西，我都看不懂。

但我隐约感觉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就要来了。

而我们，正站在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1982年，我们这批基建工程兵，面临集体大裁军。

我们要脱下军装，就地转业。

消息传来，整个部队都炸了锅。

很多人都哭了。

我们当了快十年兵，部队就是我们的家。

军装就是我们的皮肤。

现在，要让我们脱掉这身皮，离开这个家，我们能去哪儿？

大部分人的选择，是回到原籍，由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回老家，进个工厂或者单位，拿一份稳定的工资，铁饭碗。

这是当时所有人最好的归宿。

赵铁军也是这么想的。

他对我说：“卫国，跟我一起回河南吧。我托我叔给你在县里的水泥厂找个活儿，咱俩还能在一块儿。”

我看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不想走。

我在深圳待了三年，我亲眼看着这片烂泥地，一天天长高，变样。

我对这片土地，有感情了。

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再回到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

深圳这个地方，虽然乱糟糟的，充满了我不懂的东西。

但也充满了机会，充满了可能性。

我想留下来，看看它到底能变成什么样。

我想看看，我的人生，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

我对赵铁军说：“铁军，我想留在深圳。”

他愣住了，像看个外星人一样看着我。

“你疯了？留在这儿干啥？咱是外地人，没户口，没房子，留下来喝西北风啊？”

我说：“我可以去干工程队，我会开推土机，会看图纸，饿不死。”

“那不就是个临时工吗？没编制，没保障，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了！你图啥啊？”

我不知道我图啥。

我就是心里有股劲，觉得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我们俩，第一次吵得那么凶。

他骂我鬼迷心窍，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了。

我骂他脑子僵化，跟不上时代。

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办转业手续那天，我们领到了新的身份证和一笔退伍费。

脱下军装，换上便服的那一刻，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很陌生。

李卫国，不再是解放军战士了。

他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一个来自北方的，在深圳举目无亲的“打工仔”。

赵铁军要走了。

我去火车站送他。

站台上，挤满了南来北往的人。

每个人都背着大包小包，脸上带着迷茫和期盼。

我们俩相对无言，气氛很尴尬。

临上车前，他从包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给我。

“这是我攒的津贴，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容易，拿着。”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把东西推回去：“铁军，我有手有脚，我能养活自己。你回家，用钱的地方多。”

他没再坚持，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卫国，照顾好自己。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回来找我。”

火车鸣笛了。

他转身上了车，没有再回头。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那趟绿皮火车慢慢远去，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知道，我们俩的人生，从这一刻起，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送走了赵铁军，我成了深圳街头一个孤独的游魂。

手里攥着几百块退伍费，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得先找个地方住。

我在当时还叫“上步”的地方，租了一个农民房的单间。

十几平米，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桌子。

一个月租金三十块。

然后就是找工作。

我去了好几个建筑公司，都说我是外地人，没本地户口担保，不要。

我把我的退伍证，还有在部队里拿的几个“技术能手”的奖状拍在桌子上。

“我开了十年推土机，闭着眼睛都能把路推直了！”

一个工地的老板，看我长得壮实，说话也实在，就让我试试。

我跳上那台熟悉的“东方红”推土机，发动，挂挡，推土。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老板当场就拍板了：“行，就你了！一个月一百二十块，包吃住！”

一百二十块！

我在部队一个月津贴才十几块。

我当时激动得差点给他敬个军礼。

我就这样，成了一名合同工。

住在工地的大通铺里，每天跟泥土和机器打交道。

日子又回到了以前的节奏，甚至比当兵的时候更苦。

因为现在，我是为自己干，干一天，有一天的钱。

不敢生病，不敢请假。

但我心里踏实。

因为我靠自己的力气，在这座城市里，站住了脚。

我开始慢慢融入深圳。

我学会了听粤语，虽然说得还是不标准。

我学会了吃肠粉和艇仔粥。

我甚至学会了跟工友们，在晚上下工后，去路边的大排档，喝着啤酒，吹牛侃大山。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跟我一样，都是来深圳“淘金”的。

我们聊着各自的家乡，聊着未来的梦想。

所有人的梦想，都很朴素：赚钱，盖房子，娶媳妇。

在深圳，好像除了搞钱，就没有别的事情值得关心。

这种氛围，一开始让我很不适应。

但慢慢地，我也被同化了。

我开始拼命地攒钱。

除了吃饭，我几乎不花一分钱。

衣服是部队带过来的，破了就自己缝缝补补。

唯一的娱乐，就是去租书摊，花一毛钱租一本武侠小说看。

我用了两年时间，攒下了一笔钱。

我不想一辈子给别人开推土机。

我看到，深圳的建设越来越多，运输很紧张。

很多工地，都因为沙石材料运不进来而停工。

我动了个念头：买一台卡车，自己搞运输。

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

那叫“个体户”，名声不好听，跟“投机倒把”差不多。

而且，一台卡车要一万多块，我那点积蓄，连个车轱辘都买不起。

我犹豫了很久。

有一天，我在街上又碰到了阿珍。

她已经不出摊了，在东门开了个小小的服装店。

店里卖的，都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时髦”衣服。

她烫了卷发，化了淡妆，比以前更漂亮，也更精明能干了。

我们聊了很久。

她告诉我，她是怎么凑钱盘下这个店的，是怎么一个人跑去广州进货的。

她说：“现在政策好了，只要肯干，就不怕没饭吃。”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决定，赌一把。

我把我的想法，跟我的老板说了。

他是个潮汕人，脑子很活。

他听完，没说我异想天开，反而很欣赏我的胆识。

他说：“阿国，你这个想法很好。车钱，我可以先借给你，算你入股我的公司，以后你拉我们工地的活，我们给你结算。赚了钱，再慢慢还我。”

我当时就愣住了。

我跟他非亲非故，他居然愿意借给我这么大一笔钱。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看人很准。你当过兵，人实在，肯吃苦，信得过。”

就这样，我靠着老板的资助，和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台二手的解放牌大卡车。

当我第一次摸到那辆车的方向盘时，我的手都在抖。

这辆车，就是我的全部身家，我的未来。

我给我的运输队，起了个名字，叫“卫国运输”。

还是那个土得掉渣的名字。

但我喜欢。

创业，比我想象的还要难。

我既是老板，又是司机，还是修理工。

为了抢生意，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各个工地去等活儿。

为了省钱，我自己学着修车，换轮胎。

车子坏在半路上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车在半夜抛锚在荒郊野外，我一个人，在车底修了整整一夜。

身上全是油污，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

修好车，天都亮了。

我坐在驾驶室里，看着东方的朝阳，突然就哭了。

不是委屈，是一种说不出的情绪。

我觉得，我像一棵野草，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拼了命地想扎下根去。

生意慢慢走上了正轨。

我的车，从一台，变成了两台，三台。

我招了司机，也租了办公室。

我不再需要自己去开车了，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李老板”。

我开始穿西装，学着跟人谈生意，签合同。

我去了很多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场合。

但我骨子里，还是那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工程兵。

我跟我的司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搞运输的，安全第一，信誉第一。答应了人家什么时候到，就算是天上下刀子，也得准时到。”

这是部队教给我的。

守时，守信。

凭着这股劲，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80年代末，我已经在深圳买了自己的房子，还把父母弟弟都接了过来。

我爹第一次来深圳，我开车带他逛深南大道。

看着两边林立的高楼，他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

回到家，他喝了点酒，拉着我的手说：“卫国，爹当年送你去当兵，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混出个人样了。”

我笑了。

其实我知道，没有那十年的部队生涯，没有在青龙山，在戈壁滩上磨练出的那股子韧劲，我走不到今天。

是部队，塑造了我。

是深圳，成就了我。

我也跟阿珍，走到了一起。

她那个服装店，后来也发展成了连锁店。

我们俩，都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从一无所有，到事业有成。

我们结婚那天，很简单，就在酒店摆了几桌，请了些亲戚朋友。

没有婚车，没有豪华的仪式。

我觉得，我们俩能走到一起，经历过那些从无到有的岁月，本身就是最好的仪式。

90年代，我跟赵铁军联系上了。

是我托一个回河南的战友，辗转找到的他。

他在县水泥厂当了个副科长。

老婆是厂里介绍的，生了个儿子。

日子过得不咸不淡，不好也不坏。

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

他问我：“卫国，你现在发大财了吧？都当上大老板了。”

语气里，有点羡慕，又有点说不出的隔阂。

我说：“什么老板，就是个开破车的。铁军，你啥时候来深圳看看，我给你报销路费。”

他沉默了很久，说：“再说吧，厂里忙，走不开。”

我知道，他不是走不开。

他是心里有道坎，过不去。

当年，我们俩站在同一个岔路口。

他选择了一条安稳的路。

我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路。

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二十年过去，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个时代。

后来，我邀请过他好几次。

他都用各种理由推脱了。

再后来，我听说，他们水泥厂效益不好，搞改革，他被下岗了。

他那铁饭碗，终究还是被时代的浪潮给打碎了。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想问问需不需要帮忙。

电话是他老婆接的。

她说铁军去南方打工了。

我问去了哪里。

她说不知道，好久没跟家里联系了。

从那以后，我就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起他。

想起我们在东北的大山里，分着吃一个烤土豆。

想起我们在深圳的工地上，看着对面的香港，一起畅想未来。

他是个好人，是个好兵。

只是，他没能跟上这个时代。

或者说，是这个时代，跑得太快了，把他甩下了。

进入21世纪，深圳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我站在我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车水马龙，高楼耸立。

有时候会觉得很恍惚。

我总会想起四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滩涂和农田。

我们住着竹棚，点着蚊香，用铁锹和镐头，一寸一寸地改变着这片土地。

我们那时候，谁能想到，它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的公司，后来也转型了。

单纯的运输，利润越来越薄。

我开始投资物流园区，搞仓储，搞供应链。

我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接了我的班。

他跟我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

他跟我讲的很多东西，我也听不懂了。

就像当年，赵铁军听不懂“时间就是金钱”一样。

我老了。

我也快要被这个时代甩下了。

不过，我一点也不慌。

我已经把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都做完了。

我参与了一座城市的崛起，我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这辈子，值了。

现在，我退休了。

每天就是养养花，溜溜鸟，或者去莲花山公园，跟一群老头下棋吹牛。

他们都来自天南地北，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深圳故事。

我们聊着过去，也聊着现在。

我们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从我们身边跑过。

他们穿着时尚，用着我们看不懂的电子产品，讨论着我们听不懂的话题。

我知道，这座城市的未来，是他们的。

有一天，我孙子问我：“爷爷，你年轻的时候是干什么的？”

我指着窗外那片璀璨的灯火，对他说：

“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个兵。这些高楼大厦，当年，都是爷爷和战友们，一锹一铲，从烂泥地里挖出来的。”

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也许他现在还不明白。

但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是由无数个像我，像赵铁军这样的小人物，用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命运，去奠基的。

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我叫李卫国，今年七十多了。

我曾经是一名工程兵。

我在1979年，来到了深圳。

我的人生，因此而改变。

我的人生，也和这座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无怨无悔。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