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5年寒冬，山西侯马秦村西北的发电厂建设工地上，刺骨的北风卷着沙土刮过工人们的脸庞。突然，一位眼尖的工人发现刚挖出的土块中有些异样——几片沾满泥土的石片上隐约可见红色字迹。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石片捡起，用手套擦去泥土，那些殷红的古文字仿佛带着远古的誓言破土而

一场持续八年的内战，五百多位盟誓者的誓言，五千余片朱书玉石，勾勒出春秋末期晋国卿大夫之间残酷的政治斗争图景

1965年寒冬，山西侯马秦村西北的发电厂建设工地上，刺骨的北风卷着沙土刮过工人们的脸庞。突然，一位眼尖的工人发现刚挖出的土块中有些异样——几片沾满泥土的石片上隐约可见红色字迹。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石片捡起，用手套擦去泥土，那些殷红的古文字仿佛带着远古的誓言破土而出。

这个偶然的发现，拉开了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序幕。这些石片后来被命名为“侯马盟书”，它们记录了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间那些充满权谋与背叛的盟誓活动。

侯马盟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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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盟书：五千片玉石见证晋国卿大夫的权斗与背叛》

01 一场改变晋国命运的叛乱

公元前497年，晋国都城新田（今山西侯马）笼罩在紧张气氛中。晋国正卿赵鞅（即赵简子）要求邯郸宗族代表赵午归还先前安置在邯郸的“卫贡五百家”，打算将这些人口迁到自己的封地晋阳。

赵午表面应承，却遭到家族反对。拖延数月后，赵鞅一怒之下将赵午召到晋阳并处死。这个消息传到邯郸，赵午之子赵稷当即反叛，并联合范氏、中行氏两大世卿家族，向赵鞅发起进攻。

这场因人口争夺引发的冲突，迅速升级为晋国内战。赵鞅被迫退守晋阳，范氏、中行氏联军穷追不舍。危急关头，韩、魏、智三家卿大夫出于权力平衡的考虑，出兵支援赵鞅，共同对抗范氏和中行氏。

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年），以赵鞅为首的联盟与范氏、中行氏展开了长达八年的军事政治斗争。正是在这段时期，赵鞅为巩固内部团结、分化政敌，主持了一系列盟誓活动，并将誓言用朱砂书写在玉石片上，埋入地下以取信于神明。

02 盟誓背后的权谋与背叛

春秋时期，盟誓是诸侯卿大夫间重要的政治活动。据《左传》记载，在254年间，各诸侯国间近200次盟誓，其中晋国参与的就有57次。

侯马盟誓遗址共发现401个祭祀坑，其中42个坑出土盟书5000余件。这些盟书多为圭形玉石片，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

盟书内容可分为六大类：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和其他。其中宗盟类数量最多，达514篇，强调要“事宗祀”和“守清庙”，要求与盟者效忠盟主，共同诛讨敌对势力。

委质类盟书75篇，记录了从敌对阵营分化出来的人物，他们与旧主决裂并向新主君效忠。这类盟书篇幅最长，达220余字，列出的诛讨对象多达9氏21家。

纳室类58篇，参盟人发誓不“纳室”（不扩大奴隶、土地和财产），也反对宗族兄弟的纳室行为。这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制剥削方式的限制。

03 毛笔朱书的艺术瑰宝

侯马盟书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这些文字用毛笔蘸朱砂书写在玉石片上，少数为墨书。字体风格与春秋晚期铜器铭文相似，属于篆书体系。

盟书文字笔画劲健，运笔出锋，具有“科斗笔法”的特点。书写风格多样，有的秀丽流畅，有的粗犷豪放，显然出自不同书写者之手。

这些盟书是迄今发现最早成体系且篇章完整的毛笔手书文字，比著名的楚简早一个多世纪。它们填补了商周甲骨文、金文与秦汉简帛书之间的空白，为研究中国书法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侯马盟书已经使用标点符号，开创了中国标点使用的先例。

04 考古现场的艰难发掘

侯马盟书的发掘过程充满艰辛。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持续工作了7个月。

发掘工作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文物管理站的陶正刚、张守中、梁子明等人负责，还得到了曲沃县农业中学师生的协助。最初发现盟书时，学生们好奇地将带字的石片分散拿起，经过动员才将60件石片重新汇集到一起。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政治气氛日益紧张。考古工作者顶住压力，完成了326个竖坑的发掘工作。这些坑深浅不一，深者达5.7米，浅者仅0.2米。

1966年2月，《文物》杂志刊登了侯马盟书的初步研究成果。郭沫若看到报告后，立即撰文将这批文物定名为“侯马盟书”，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05 历史谜团与学术论争

侯马盟书的主盟人身份和历史背景，在学术界曾引起热烈讨论。多位著名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

郭沫若认为盟书反映了公元前384年赵敬侯章与赵武子朔的王位之争。唐兰则认为这是公元前424年赵桓子嘉驱逐赵献子浣的事件。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专家们提出，盟书内容与公元前496年前后赵鞅为索取“卫贡五百家”而引发的斗争有关。李裕民则认为这与族灭赵氏的“下宫之役”有关，发生在公元前585年至前581年。

目前大多数学者接受张颔的观点，认为主盟人是晋国正卿赵鞅（赵简子），盟誓活动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初。这一观点也与《左传》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最为吻合。

06 全球视野下的文明坐标

将侯马盟书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更能显示其独特价值。公元前5世纪，当古希腊哲学家正在探讨宇宙本质，印度佛陀在传播佛法，而中国晋国的卿大夫们则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政治盟誓制度。

侯马盟书反映了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制度的成熟程度。与同时期古希腊的城邦联盟相比，晋国的盟誓制度更为系统化和制度化。这些盟书不仅是一种政治承诺，更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侯马盟书的书写艺术也独树一帜。同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主要使用莎草纸和蜡板书写，而中国已经发展出在玉石上书写的精湛技艺。这些用毛笔书写的朱文字迹，见证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书写传统和艺术表达。

今天的侯马市早已不复见当年的烽火硝烟，但博物馆里那些静静陈列的玉圭石片，依然诉说着两千五百年前的权力与誓言。赵鞅可能不会想到，他为了巩固权力而埋下的盟书，会成为研究晋国历史最重要的实物资料。

考古学家张颔曾感叹：“侯马盟书文字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准确地把握它有助于辨认一批没有解释或被误解的古代文字。”这些用鲜血书写的誓言，穿越两千五百年的时空，为我们打开了理解春秋时代政治、社会、文化的独特窗口。

参考文献：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郭沫若，《侯马盟书初探》，《文物》1966年第2期

张颔，《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文物》1966年第2期

《侯马盟书研究论文集》，三晋出版社，2015年

唐兰，《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文物》1972年第8期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杨二斌，《侯马盟书的盟辞类型、书史地位及当代价值》，《中国书法报》2024年

陶正刚、张守中，《侯马东周盟誓遗址》，《文物》1972年第4期

谢尧亭，《晋国兴衰六百年》，三晋出版社

李裕民，《侯马盟书历朔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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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事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