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罕对苏军用细菌战，日军&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并以此为基地，待机参加反苏战争。关东军认为对苏联进攻是迟早要进行的，因此，他们蓄谋将蒙古作为跳板，进而入侵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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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并以此为基地，待机参加反苏战争。关东军认为对苏联进攻是迟早要进行的，因此，他们蓄谋将蒙古作为跳板，进而入侵苏联。

为此，他们不断地在中蒙边界的诺门罕地区挑起争端。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防共协定，其气焰更加嚣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了对中国大部分领土的占领，蓄谋已久的关东军错误地估计了战争形势，在罕达盖将军庙-阿木古郎一线至哈拉哈河沿岸悍然发动了诺门罕战争。面对日益险恶的战争形势，斯大林委派朱可夫将军，迅速集结机械化部队，奔向诺门罕战场。

从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历时135天，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左旗境内诺门罕地区，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与苏联红军、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对战，打响了世界战争史上最早的一场大规模现代化战争。

在将近7800平方公里的战线上，双方投入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伤亡6万余人。日军耗损5.4万兵员和大量武器。最后进行了细菌战和毒气战。

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在伪满洲国地区加紧准备专为进行细菌战而成立的细菌部队。1938年3月下旬，该细菌部队长石井四郎去海拉尔等地考察，在海拉尔入舟饭店，当地日本驻军军医官为他举办了宴会。海拉尔陆军医院军医中尉竹内丰在座，他听了石井四郎对全体军医的讲话。

石井四郎鼓动说：

“日苏战争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是免不了的。现代化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细菌武器，日本对细菌战是有把握的，你们身为军医，就得在平时提高自己的业务，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一旦战争爆发，马上就能用上。”

石井四郎的预言，一年后实现了，诺门罕战争爆发。石井四郎亲临前线，部署实施细菌战。

诺门罕战争打响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准备进行细菌战。为此，他到石井部队视察，了解它的实力。当时，石井部队驻扎在哈尔滨平房站，整个部队有400多名队员。细菌生产设备比较简易，但该部队已经具备了生产细菌的能力，能够制造赤痢、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也能生产少量的鼠疫菌。石井四郎发明的滤水机也研制成功。为显示实力，迎接植田司令官，石井四郎命令总务部庶务主任饭田大尉布置了一个临时陈列馆，展出石井式细菌培养箱、胜矢式毒物检知器、卫生滤水机、细菌弹壳、人体实验的照片以及中国各地区的气候图。植田司令官对石井四郎的研究成果表示满意，命令石井四郎尽快制定参加诺门罕战争的作战方案。

接到作战命令后，石井四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拟订参加诺门罕战争作战方案。

石井四郎拟定了3个方案：

（1）以装有感染炭疽菌的榴弹炮向苏、蒙军阵地发射；（2）用飞机在诺门罕战场上空投掷石井式土陶细菌炸弹，或者空投被细菌感染的小动物、物件和食品，用感染鼠疫的跳蚤来传播疾病，造成鼠疫流行；（3）派遣一支“敢死队”深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往所有的水源投撒细菌和毒品，使苏、蒙军误饮被污染的水而患传染病。

石井四郎对这3个作战方案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提出在诺门罕战场上主要使用已研制成功的霍乱、伤寒、赤痢等细菌，而对把握不准的能否达到传染目的的鼠疫菌、炭疽菌进行实验性的使用。

他还命令敢死队绘制了哈拉哈河西岸细菌施放点的精密示意图，在地图上可供细菌污染的河流、泉眼、湖泡、水井等饮用水源的作战目标。

2、向河里撒菌

对作战方案，关东军诺门罕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中将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采用榴弹炮向苏、蒙阵地发射细菌弹，必然会引起苏、蒙军队的还击，这样，细菌弹就有可能在日军阵地爆炸，使日军部队遭受损失。用飞机高空投细菌弹，难以命中目标，且细菌会统统死掉；而低空飞行投撒，细菌撒布的面积太小，飞机又可能被苏、蒙军击落，保证不了飞机的安全。

最后决定派敢死队进行撒菌。为避免日军遭受细菌感染，他们决定在日军撤退时使用细菌，来阻止苏、蒙军的追击，使对方官兵感染传染病，耗损其战斗力。

与此同时，石井四郎加紧部署参加诺门罕战争的准备工作，于1939年6月，成立了细菌生产队小林队，开始大量生产细菌。该队由培地班班长早川清少佐任总指挥，将60名队员分成两队，在培养器调制班和无菌室班，专门生产供诺门罕战争中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

石井部队原少年队员田村良雄参加了细菌生产队小林队，昼夜不停地生产细菌。

他供认：

“在无菌室今野信次技工的直接指挥下，和另外2名编为一组，每日培殖约30桶细菌。于该时间内，我采取了约1公斤细菌。”

这期间，田村良雄还在莳田丰技师手下帮助洗涤玻璃试管，每天必须完成150个，经过消毒后交给培殖班。培殖班由今野信次负责，编为4个组，用150个培养罐生产细菌。生产出的细菌密封后贮存在地下库里，然后由田村良雄他们送到诺门罕战场。不到1个月，他们就制造了22.5公斤细菌。

6月中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部队）山口班的6名班员，在班长山口的指挥下，开始制造细菌榴霰弹。

田村良雄小组在山口班笛木军曹的指挥下，大量生产榴霰弹。

他供认：“在直径约0.5公分、长约1.5公分的铁片上锯成X形的沟，在上边涂上防锈剂。这一工作约进行了3天，3个人共制造了约2000个弹片。”

大量生产出来的细菌和榴霰弹，按出差命令，由生产人员逐次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

田村良雄亲自参加了细菌运送工作，他说：

“根据细菌大量生产队第一队长准尉小林松藏的命令，我和另外3名，在田部井班内，将每1cc内含有30毫克的伤寒病菌菌液，灌了两煤油桶，第二天我和另2名将其运到兴安北省将军庙，交给因‘诺门罕事件’盘踞在将军庙的难波准尉。”

田村良雄还说，这些细菌被碇挺进队撒在哈拉哈河中。此外，田村良雄等30名少年队员还负责将“诺门罕战争”中使用的军用器材运送到海拉尔去了。

3、诺门罕细菌战的细节

1939年，鹤田兼敏在少年队集训后，被分配去从事跳蚤培殖工作。当时正值诺门罕战争爆发，石井四郎命令部队加紧生产鼠疫跳蚤。他们用石井式培养器培殖跳蚤已满足不了需要，于是利用数百个空汽油桶繁殖跳蚤，仅1个月，就繁殖了足够批量的跳蚤。鹤田等人把装入大桶里的跳蚤，昼夜兼程运送到诺门罕地区将军庙。然后，他参加了敢死队。

至此，细菌生产、运输任务基本完成，石井四郎开始部署兵力。石井部队共派出200人，以“关东军防疫班”的名义参加诺门罕战争。参战的细菌部队分两部分，一部分中少年队教官佐佐木少尉带队，组织成立了以第三部的卫生兵下士官为主，吸收少年队员参加的，为日军前线部队供水服务的防疫班和整备班，有100多人，分十几个班，每班10人。

另一部分队员组织了阴谋破坏班，即敢死队。其任务是在水源地撒布细菌，担负前线的作战任务。这个班由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少佐负责，班员以第二部为主，选拔吸收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少年队员参加，组成了敢死队，队员有22人。

西俊英证实了敢死队参加诺门罕细菌战的事实。

1944年7月，他从孙吴支队调到平房担任731部队训练部长，交接工作时从他的前任园田中佐的保险柜内发现了一个文件，上面说明在诺门罕事件即哈拉哈河事件发生时使用过细菌武器。

他供认：

“保险柜内藏有当时摄制的照片和底片，参加此次战役的敢死队名单及碇常重少佐下的命令。现今还记得，敢死队内有官佐两名，曹伍长及士兵20名。在这张名单下面有用鲜血签的一些姓名…（首先签名的）是敢死队长碇常重。随后还有碇常重下的详细命令数则，其中说明应怎样乘汽车，怎样利用火油桶，接着还有一些说明如何归队的指示。我从这两个文件中明白知道，由二三十人组成的这个敢死队用细菌传染了一条河，我想那就是哈拉哈河。”

细菌部队出发之前，在佐佐木少尉的命令下，田村良雄与其他30名少年队员为部队准备了各类器材，有甲型滤水机20个、乙型和丙型滤水器各50个、摩托车约20辆及其他军用器材，这些军用物资用火车运到海拉尔去了。

石井部队的每个防疫班配置了1台装有甲型石井式滤水器的给水车。跟随野战部队行动。这种滤水器能保证1个联队1周的用水。它的水箱是用木料制作的。遭遇对方军队，有被截获的危险时，可立即烧毁。

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支200来人的队伍陆续出发了，石井四郎亲临诺门罕战场督战。

诺门罕地带是茫茫草原，其间有沙地和沙丘，视野开阔，遮蔽物少，作战时不容易隐蔽。哈拉哈河流经其地，河宽50~80米，水深2米左右。石井部队的敢死队就是在哈拉哈河投撒细菌的，这是该部队在大规模战争中实施的细菌战。

石井部队参战时，诺门罕战争已经鏖战了两个月，正值7月。关东军吃了败仗，其附属的兴安军几乎是溃不成军。石井部队是关东军在诺门罕战场上抛出的最后一张王牌。

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专门抽调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并在其驻地附近架起高射炮以防空袭，还放出警犬四处巡逻。

关于这支神秘的细菌部队，《诺门罕战争》一书中有如下记述：

“7月初，在诺门罕布尔德诺尔和胡鲁斯台诺尔之间，日本关东军开来了一支奇特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周围布满了指向天空的高射炮，巡逻队牵着德国种的‘黑盖’和日本种的‘狼青’等著名警犬，在这支部队的周围东闻闻西嗅嗅。这支部队可以说从天空到地上戒备森严，即使是日军的各作战部队，也不准许接近这块禁区。

当时日军的军服全是黄色，而这支部队的军人和文职人员的服装则是草绿色。军人上衣佩着肩章、袖标、胸章，下面是马裤、靴子，帽子的前沿缀有一枚黄色的星星，草绿色的领带系在草绿色的衬衣领上，肩上也带有肩章，胳膊上戴有‘山’形臂章，胸前有的绣着一颗紫星，有的绣着黄星或白星。各种颜色的星，区别着每个人的等级。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却使日军各部队长们敬而远之。这就是日本陆军的神秘部队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7月10日，石井四郎开始部署作战任务，准备作战器材。经过侦察后，敢死队确定在布尔德诺尔和胡鲁斯台诺尔之间的哈拉哈河上撒放细菌。

鹤田是石井部队敢死队队员，他参加了在哈拉哈抛撒细菌的战斗。

战后，他回忆说：

“我是在诺门罕开战后2个月进入战场的。一天下午，我们3人小组为执行去胡鲁斯台河撒菌的命令，把装有伤寒、鼠疫菌液的容器和染疫鼠以及撒菌的用具装上汽车后，就从将军庙出发了。天黑时，我们赶到了胡鲁斯台河岸。先隐蔽在一片松树林里，将菌液瓶装上橡皮船。胡鲁斯台河是哈拉哈河的支流，此时，日军和苏、蒙军还在15公里的远处对战，隆隆的炮声不断地传来，空中时时有信号弹升起，还有苏军的飞机在盘旋，我们的心情十分紧张。

班长观察一下地形，胡鲁斯台河对岸是一块十几米高的台地。如果趁夜色，在河里进行撒菌作业，那对岸的苏、蒙巡逻人员就难以发现。于是，我们登上橡皮船，借着半明半暗的月光，一边逆水而上进行撒菌作业。

大概由于太紧张，作业时，我们班长难波感染了肠伤寒病。当我返回哈尔滨后听说，危转入海拉尔陆军医院治疗，不久就死了。”

石井部队敢死队除了在哈拉哈河抛撒细菌外，还肆意施放细菌，杀害平民百姓。

鹤田还讲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

“那天撒菌，我们小分队从将军庙出发，途中，在一户农家休息，谎称是过路的日本人。那家人包了韭菜馅饺子款待我们。临走时，我们趁农户主人不防之机，把随身携带的鼠疫干燥菌偷撒在农房里。当我们完成在哈拉哈河的撒菌任务后，返回这户人家后，发现那家3口人全都死掉了。”

此外，据田村良雄供认，日军还用细菌榴霰弹在诺门罕前线用野炮发射出去，杀害了蒙古和苏联人民。

另据1989年8月24日的《朝日新闻》刊载文章说：

“参加攻击的石井部队原少年队员证言中说，率领攻击部队的是关东军参谋山本吉郎中佐，攻击方法是将病原菌从日军阵地的伏尔斯体河（胡鲁斯台河，哈拉哈河的支流）上游，流下病原菌，使下游的苏军感染。8月底进行第二次攻击，菌液投入成功。9月份进行第3次攻击，此时，有15名队员携带装有22至33个肠伤寒菌的汽油罐，将培养肠伤寒菌的胶状液倒入河里。”

据此分析，山本吉郎和碇常重带领的小分队在诺门罕战争中均实施了细菌攻击，施放细菌至少在3次以上。

1939年8~10月，诺门罕战场上的日军、伪满军伤病员接连不断地从前线转到海拉尔，其中有不少人感染了伤寒等烈性传染病。海拉尔陆军医院及当地所有医院都住满了。

石井部队的田部井班、濑户川班、藤井班、培地班全部出动，参加诺门罕战争的防疫行动。

日本关东军采取紧急措施防疫。当时，命令伪满民生部，从伪满的卫生机关抽调人员，组织防疫队前去配合，并在海拉尔设立了防疫检查所。各省政府也设立防疫所。

8月中旬，山下健次大尉指挥病源检查班，数十个防疫人员在海拉尔对8500人进行验便工作，用了1个星期，检验结果证明，病源来自他们自己投撒的细菌。这期间，田村良雄参加了防疫工作。

他主要做了如下的事：

(1)8月中旬，在培地班小林准尉指挥下，他们25个人洗涤消毒了1万块培养基，用于检查病源。

(2)8月中旬，在海拉尔参加了山下健次大尉指挥的验便工作。8月下旬，在阿城协助山下健次大尉对200人进行了验便工作。

(3)9~10月，他和3个人在藤井班每天洗涤消毒小试管500根，用于细菌鉴别。

1939年10月，石井部队从诺门罕战场惨败而归。

在本部工作的山内丰纪笔供：“出动的部队由诺门罕归来，从班员口里透露了关东军之惨败情况，特别令人震惊的是防疫给水部遭受了严重打击。”

他听参战的人讲，苏、蒙军英勇善战，关东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敢死队员鹤田证实：“退下战场时，看见那运回来的榴弹炮、滤水车都已经破乱不堪。”

细菌作战器材损失巨大，而人员伤亡更为严重。

诺门罕战争期间，石井部队将霍乱、伤寒、鼻疽等细菌投入哈拉哈河中，企图用细菌攻击苏、蒙军队，削弱其战斗力。

结果事与愿违，苏、蒙军前线部队由后方水源地直接向前线铺设了专用供水管道，供参战部队饮用。苏、蒙前线部队不就地取水，因此，在细菌战中没有造成大的伤亡。而日军和伪满国军作战时主要靠当地水源，在后方给水不到位的情况下，一些士兵误饮了哈拉哈河的水，再加上敢死队员匆忙作业，使一些队员不慎感染了细菌，他们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

战后，据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统计，日军方面患伤寒、赤痢、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的达1340人。

另据《新巴尔虎左旗志》记载：

“（诺门罕战争中）竟有1340名日军官兵染上伤寒病、赤痢病和霍乱病，石井部队军医和敢死队员，被细菌感染而亡命的达40人。”

《白衣恶魔》记载：

“（石井四郎）的38名精心培养的‘干将'被扔在了诺门罕战场上：有的丧身炮火中，有的则因品尝了自己种下的恶果而一命归西。”

石井部队原少年队员镰田证实说：

“实地投撒细菌的事，我只准确地听说在诺门罕战争中进行过，效果如何我却不了解。但降旗军医大尉等参战的有几十个人因被细菌感染而死亡。”《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记载：“石井部队第二部军医准尉难波死了，尉级军医官肥田中信、井上贯一、美马孝义、仓上正博死了…被细菌传染而亡命的有40余人。而且还带来了后患一疫病流行。”

石井四郎回到平房后，命令所有队员保守秘密，绝不能透露诺门罕细菌战的真相。直至战后，才有队员提供了证词，披露了石井部队在诺门罕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5、石井四郎的“奖状”

诺门罕战争以关东军失败宣告战争结束，而石井四郎却受到了表彰。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少将在参与指挥诺门罕战争期间，经常与石井四郎接触，他认为石井四郎在诺门罕战争中立下战功，特别是石井发明的滤水机起了作用，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和石井四郎交往的情况。

10月12日木晴午后7时，接受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在其官舍的宴请，边进晚餐边谈至夜12点。石井军医大佐亦前来，观看他带来的细菌实战纪录影片，得知石井部队在诺门罕战场上的部分实况…石井发明的滤水机，在诺门罕为官兵供应净水起了作用。同时，还在战场上使用了自己部队研制的细菌。石井拍摄了队员战死的照片。按石井的话说，即使在战败的情况下，也要为部下留个纪念。

尽管石井的研究成果甚微，但荻洲中将还是赞扬道：

“在广漠不毛之地，时值盛夏酷署，赤沙灼热，兵困马乏之际，石井部队甘冒枪林弹雨，出入第一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9年10月2日，关东军第六军荻洲立兵中将为石井部队颁发了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