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时代，热点事件频繁引发对城市的集体关注，推动流量治理日趋常态化。本文以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为个案，提出“策展型流量治理”的概念，指主流媒体在热点事件中运用策展逻辑筛选、组织与呈现信息，以柔性方式引导流量、建构文化认同的一种治理模式。
讲好故事研究
“苏超”现象的传播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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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热点事件频繁引发对城市的集体关注，推动流量治理日趋常态化。本文以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为个案，提出“策展型流量治理”的概念，指主流媒体在热点事件中运用策展逻辑筛选、组织与呈现信息，以柔性方式引导流量、建构文化认同的一种治理模式。
研究发现，主流媒体通过符号生产、专题聚合、议题设置、场景动员与价值建构等递进性实践，实现从传播逻辑向治理逻辑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媒体角色由“信息发布者”转化为“治理型策展人”，并通过可见性再生产、传播节奏调节与社会共识生成三种机制发挥治理作用。作为媒体主导的治理模式，策展型流量治理具备治理空间虚实结合、治理对象高度流动、治理节奏敏捷化、治理工具数字化与治理方式柔性化的特征，为理解主流媒体在流量社会中的治理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 观点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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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型流量治理”指主流媒体在热点事件中通过对信息内容的筛选与组织、对价值意义的建构，主动参与流量的塑形与引导，将庞杂混合的流量转化为具备正向意义的治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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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超”因而不再仅是竞技活动，而成为一个可以被不断再生产、再演绎的文化载体，成为区域文化的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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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传播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的深度交汇，推动主流媒体的角色向“治理型策展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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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传播-认同-治理”三位一体的路径，策展型流量治理为正向引导类热点议题的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 关键词
策展型流量治理；主流媒体；柔性治理；文化认同；“苏超”
# 引用格式
①王斌，路文廷.策展型流量治理：热点事件中主流媒体的角色转型与共识建构[J].传媒观察，2025(09):64-71.
②王斌，路文廷.(2025).策展型流量治理：热点事件中主流媒体的角色转型与共识建构.传媒观察(09),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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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节选
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流量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逻辑与生存架构正在崛起。在人与数据、技术深度交互的流量社会中，信息流动已从组织与生产中的一般要素演变为支配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全部过程的关键机制。近年来，从淄博烧烤到哈尔滨冰雪节，热点事件带动城市“出圈”的现象层出不穷。流量的聚合为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同时也伴随着超负荷、超规模的组织应对压力与城市治理挑战。因此，如何在流量逻辑强势渗透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对流量的有序引导与良性转化，已成为当下治理的一项紧迫课题。其中，主流媒体具备聚焦公众注意力、设置议题框架与建构社会共识的重要潜力，在流量治理中的作用正日益凸显。
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下简称“苏超”）作为当下关注度高且导向正确的热点事件，为观察流量社会语境下媒体的治理实践提供了鲜活样本。该赛事在江苏省13个设区市轮流举办，凭借“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散装江苏”等地域性幽默梗文化，引发现象级关注。流动性的赛事安排使江苏不同城市在不同节点上成为注意力中心，而如何将公众对体育赛事的关注转化为实在的经济效益与持续的文化认同，成为衡量此次热点事件治理效果的关键指标。本文以“苏超”为个案，提出“策展型流量治理”的概念，尝试从媒介实践、角色转型等方面，探讨主流媒体如何通过策展逻辑介入热点事件的引导与治理。
一、概念界定
“策展型流量治理”这一概念中，策展一词的原意为照料、创造秩序等。在艺术展览领域，它指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社会实践，其中，专家和专业人士基于自己对艺术“真相”的理解，围绕特定主题对艺术品进行选择、组织、呈现和分享；在新闻传播领域，策展被用来指代一种新型新闻生产方式，记者从庞杂的信息流中专业化筛选、结构化呈现有价值的内容，并通过历时叙述、语境解读与细节描写等方式对已有新闻报道进行整合与重构。这一过程通常具备开放、多节点和协作性等特征，强调新闻内容在动态发展过程中被再生产、再诠释与再传播。策展在本文中指的是主流媒体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通过主动筛选、组织与呈现信息流量，以聚焦公众注意力并建构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
流量原指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各类资源和要素的结构性流动形态及其呈现形式，如资金流、人口流、物流等。在数字语境下，它更多表现为信息流量，也即特定对象在网络空间中所获得的关注度。治理指官方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进而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活动。治理的核心在于引导（steering）社会与经济的运行。流量治理则强调如何对流量的生成、流动与聚合加以调节，使其变得可控、可用、可持续。它体现为对流量的甄别、吸引、限制与转化过程，即在多元数据中识别有效注意力资源，并通过一定的手段实现流量的公共化转向。
综合来看，“策展型流量治理”指主流媒体在热点事件中通过对信息内容的筛选与组织、对价值意义的建构，主动参与流量的塑形与引导，将庞杂混合的流量转化为具备正向意义的治理资源。在这一复合型概念中，“策展”体现了媒体在传播过程中的能动性与组织性，是主流媒体以专业能力介入注意力分配、引导流量导向的具体实践；“流量”界定了治理对象的网络属性，突出其生成机制的即时性、关注结构的易变性与社会情绪的集中性；而“治理”则赋予这一策展行为以公共性指向，强调媒体在其中的作用不局限于信息内容传递，更关涉社会态度的塑造与公共秩序的建构。
二、策展型流量治理中的媒体实践
“苏超”中的媒体实践呈现出线上线下协同推进、传播转化闭环的特征。从“接梗”发端，主流媒体迅速响应并参与网络符号的生产与再创；继而通过聚合式呈现与多平台推送，增强热点内容的系统性与可见性；在线下，媒体对接文旅产业，将网络关注转化为经济消费；最终，通过话语引导与机制解读，强化受众的城市荣誉感与区域认同度。整体来看，前三类实践更多强调媒体在信息传播层面对热点流量的承接、整合与放大，后两类则逐步深入至文旅消费与意义建构层面，推动流量价值的深层转化。这一系列传播实践体现出典型的策展型流量治理逻辑：主流媒体以内容策展与意义建构为抓手，将碎片化流量转化为有序公共关注，并在此基础上激活城市发展动能，嵌入社会治理过程。
（一）符号生产：梗文化的承接与再创
“苏超”的传播热潮起始于梗文化的集体生产。主流媒体与自媒体、普通用户协同共创网络热梗，推动地方文化符号持续转化为可供传播讨论的资源。以位于江苏省会的新华报业传媒集团（简称“新华报业”）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打破传统宣传语调、拥抱网络语态，主动承接并再生产“苏超”相关梗文化，以更为轻盈的方式嵌入网络文化场域。例如，“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原本出自网友留言，由交汇点新闻率先引用并被政务新媒体“南京发布”用作篇名后引发网络热议；“常州宣传”公众号则以“与其被梗‘淹没’，不如与民同乐”回应接连的赛事失利，彰显常州人民的胸襟与智慧。
主流媒体主动融入的接梗行为带动了广泛的用户参与，其他省市媒体与普通网友纷纷加入“争当十四妹”“叫南哥”等流行话题的二次创作，形成跨区域的互动热潮。多元主体围绕“苏超”赛事构建起一套共享的符号系统，使赛事相关表达得以在短视频、表情包、BGM等多模态媒介形式中广泛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主流媒体的引导与民间传播的热情构成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共同将赛事话题转化为“meme式”的数字内容单元，推动“苏超”赛事与地方文化从碎片化表达向流量化传播转变。“苏超”因而不再仅是竞技活动，而成为一个可以被不断再生产、再演绎的文化载体，成为区域文化的展示平台。
（二）专题聚合：赛事内容的结构化呈现
面对碎片化且高度流动的信息环境，主流媒体围绕“苏超”这一热点，通过筛选优质内容、整合零散素材，实现赛事信息的集中组织与结构化呈现。如新华报业的交汇点新闻客户端在第二轮开赛之际就上线“苏超”专题，并于6月初开设“苏超”频道，以“江苏超会赢”为统一标识，系统聚合“赛事要闻”“对阵日程”“名家看‘苏超’”“绿茵风云”“苏超有梗”“苏超评论”等多个子板块，整合赛事进程、购票信息、亮点集锦、评论分析与梗文化等多维内容，为受众提供一站式的信息服务。
除了内容呈现上的结构化外，专题聚合也成为主流媒体构建知识权威的重要手段。新华报业搭建起涵盖图文、短视频、系列海报、直播、播客等多形态的内容矩阵，形成了兼具可视化、互动性与情绪感染力的传播生态。媒体由此构建起围绕“苏超”的内容网络，通过对赛事新闻的筛选、组织与传播，推动事件呈现从碎片化信息走向整合性叙事，从而实现从信息传播到知识建构的转化。
（三）议题设置：传播节奏的策略性调节
主流媒体不再只是被动回应热点，而是主动介入议题周期，调控传播节奏，从而最大化地放大热点议题与聚焦公众注意力。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各市融媒体与垂类客户端通过议题挖掘、节目策划、话题运营等方式，实现多平台的内容推流与节奏调控。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挖掘“最小牌赞助商”烧烤店等微观故事，以情感化叙事激发公众共鸣；央视频客户端开设“苏超”频道并进行全场次直播；江苏卫视则推出“苏超”特别节目“江苏超会玩”。媒体间的联动协作构建起多平台、多层级、多角度的传播网络，在提高话题可见性的同时，也增强了“苏超”的议题持续性。
此外，主流媒体还精准把握传播节奏，在关键节点上进行策略性部署，实现了事件热度的持续升温。赛事初期，江苏主流媒体便预判“苏超”所承载的江苏特色地域文化具备潜在的传播价值，敏锐锚定“端午大战”等时间节点，调动旗下各平台资源协同策划、提前布局，搭建起多层级的议题传播矩阵，有效推动“苏超”由地方话题向全国热点的跃迁。同时，新华日报社13个地方分社根据“一市一爆点”的传播策略，深度挖掘城市特色与地方文化，推出“城市Battle海报”“苏超对诗”“江苏十三宝”等系列短视频。这一做法有效拓展了“苏超”的传播范围，推动赛事在各地市的深入传播与广泛触达。
（四）场景动员：网络流量的线下转化
主流媒体与地方政府协同联动，共同推动“苏超”的网络关注热度向线下经济消费转化，引导受众从线上观看走向线下体验。这一转化首先体现在媒体对各地“票根经济”“观赛+旅游”等文旅政策的集中报道上。端午假期，常州、徐州、镇江面向客队市民推出景区免票优惠，盐城、南京、泰州则结合球赛票根，推出集观赛、旅游与美食于一体的文体旅游套餐。据报道，“苏超”第七轮比赛期间，江苏6个主场城市游客量同比增长18.86%，银联异地消费同比提升14.62%。
此外，媒体还直接参与消费场景塑造、文旅产品策划与跨地区资源整合。交汇点新闻获得官方文创特许授权，联动本土文创企业与非遗传承机构，打造了“十三太保”“叫南哥”等衍生IP产品，形成赛事内容、品牌授权与商业转化一体化的运营链条；盐城与深圳媒体共同发起“深圳人看‘苏超’·科技文旅交流活动”，吸引多家高科技企业代表赴盐考察，打造了一趟“观赛+投资考察+文旅体验+产业合作”的综合之旅。这表明，主流媒体不仅具备放大流量的传播能力，也日益成为现实空间中激活地方资源、搭建消费场景与释放文旅价值的关键枢纽。
（五）价值建构：赛事背后的文化认同
主流媒体通过话语与叙事，持续发掘“苏超”在情感联结与城市治理上的潜力，推动其从一项草根体育赛事演变为凝聚公共认同的重要文化载体。一方面，“苏超”的全民参与机制为主流媒体提供了深入人民日常生活、放大草根声音的传播契机。主流媒体通过聚焦普通球员并报道其背后的故事，为宏大的体育赛事增加了微观的情感细节，建构起一种以人民为主体、以情感为纽带的公共认同，使“苏超”更具文化亲和性与情感穿透力。例如，交汇点新闻客户端在“苏超”频道下设立专栏“绿茵风云”，持续呈现草根球员与足球文化之间的故事，如“从土操场逆袭到省级足球赛的射手王”“爱踢球的草根村书记”；新华日报社连云港分社则发起“我与苏超的故事”全城征集活动，鼓励市民“晒一张照片、写一段感想、讲一个球员故事”，通过投稿定格热血瞬间、书写人生记忆、讲述草根英雄。
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对“苏超”的意义建构也不断突破体育赛事的范畴，延伸至区域认同、文化旅游与治理现代化等多个层面。媒体不再满足于事件报道或热度放大，而是通过专栏评论、专家访谈与深度报道等方式不断丰富赛事背后的文化认同与治理价值。《人民日报》将“苏超”视为“地域文化的生动表达”，认为其激发出强烈的荣誉感与凝聚力；《新华日报》则强调“苏超”正从“体育的球”转向“经济的球”，凸显其促进经济消费、带动区域发展的治理潜力。通过话语建构与机制解读，主流媒体将“苏超”塑造为一种彰显城市风貌、承载文化认同、协同区域发展的象征性平台。这种价值建构，使“苏超”从一项草根赛事跃升为省域治理和地方发展中的重要媒介资源。
三、策展型流量治理中的角色转型
从“苏超”中的媒体实践可以看出，在热点事件中，主流媒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信息的角色，而是以“策展人”的姿态深度嵌入治理全过程。媒体的“治理型策展人”角色，体现在其对可见性、节奏性与共识性的策展中，是数字传播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深度耦合的结果。
（一）媒体角色转型：从“信息发布者”到“治理型策展人”
在“苏超”中，主流媒体不再是单一的信息发布者，而是以“治理型策展人”的角色深度嵌入到意义建构、舆论引导与情绪调动的过程中，推动了热点流量向治理效能的转化。具体而言，媒体通过可见性的策展、节奏性的策展与共识性的策展三种机制来完成对热点流量的聚焦、转化与治理。首先是可见性的策展，即媒体以“策展”逻辑筛选、重组各类梗与热点内容，使特定内容在信息洪流中被“看见”。这一机制主要体现在符号生产与专题聚合两类媒体实践上。一方面，主流媒体主动承接并再造“苏超”赛事中的网络梗文化，以轻盈、通俗、趣味的语态报道“苏超”；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将原本分散、冗杂的赛事信息进行系统化的整合与结构化的再现，帮助受众在信息洪流中筛选有价值的信息。借助网络文化的再生产和信息内容的再组织，媒体使赛事传播更具感召力和系统性，为后续的节奏调动与认同生成奠定基础。
其次是节奏性的策展，即媒体以身入局、联合多方，嵌入传播过程、把控流量节奏，不断制造话题起伏与讨论高潮。这在媒体实践中体现为议题设置——主流媒体通过对时间节点的前置判断、内容布局的策略协同，促使赛事形成分阶段释放、滚动引爆的传播动态。如新华报业在赛事初期就整合资源开展全平台联动策划，推动地方话题转化为全网议题；江苏13个设区市的媒体结合地方文化与城市特色不断策划相关选题、生产配套内容，制造“时间点”与“议题点”联动的传播节奏，使得热点呈现“有序接棒”之势，保障了赛事话题的持续活跃与正向发展。这体现出流量社会中媒体对公众注意力的节奏调动能力：其既能在关键时刻放大情绪动能，又能在传播疲态前创造新一轮话题起伏，延长议题生命周期，提升传播密度与公众参与度。这不是对热点的简单追逐，而是一种基于传播周期与社交逻辑的策略性调控。
更为关键的是共识性的策展，即主流媒体能够将热点事件建构为承载公共价值与集体认同的平台，实现从热度向认同的转化，赛事由此被重新叙事为区域共同体内的文化共鸣现象。这主要体现在媒体实践中的价值建构实践中，媒体通过话语策略、深描细节、挖掘故事等方式，使“草根参与”“城市荣誉”“拼搏精神”“竞合式团结”成为传播中的核心意象。这并非通过单向灌输来塑造共识，而是通过调动情感、共创意义、嵌入叙事来实现认同的柔性生成。在共识性的策展机制下，媒体变成了热点流量的价值协调者与情感整合者。它引导公众在轻盈的娱乐性参与中实现意义的内化，在碎片化表达中发现共同归属，从而推动从“为城而战”的地方热情走向“以省为荣”的区域认同。传播所连接的不只是情绪，更是价值，其终极目的并非制造热度，而是激发文化韧性与共在意识，构筑一种新的社会性认同。
综上所述，“苏超”中的媒体角色呈现出从“信息发布者”向“治理型策展人”的深度转型。这不是单纯的角色更替，而是对传播本质、媒体功能及其治理方式的重构。三类策展机制分别对应着注意力的聚焦、节奏的调控与意义的生产，共同指向一种以媒体为枢纽的“公共性生成机制”。主流媒体所建构的不是静态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动态的社会协商与文化整合。
（二）角色转型动因：传播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耦合
主流媒体从“信息发布者”向“治理型策展人”的转型，源于数字传播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的深度耦合。一方面，在数字时代，信息过载与良莠不齐催生了受众对于信息验证、选择和呈现的需求，需要媒体帮助人们在信息洪流中“打捞”意义并建构秩序。算法机制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裹挟，使公众长期暴露于芜杂、娱乐化、同质化、不间断的信息流中，公众的认知倦怠日益严重。在这一背景下，公众对信息验证、筛选与组织的需求愈发迫切，通俗、理性、深度的优质内容成为稀缺资源。信息生态中的“意义真空”反而重申了主流媒体在内容“打捞”与意义重建中的价值，媒体的编辑判断与价值观引领功能被重新激活。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转型与价值多元化带来的治理难题，要求主流媒体在情绪调节与共识建构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度转型期，虚假信息的蔓延、价值冲突的加剧与社会信任的流失相互交织。信息的碎片化和认知的极化不断撕裂公共空间，主流媒体面临传播力不足与议题主导权弱化的挑战。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在众声喧哗的信息环境中，主流媒体能否围绕社会热点展开及时、有效的回应与引导，已成为重建其公共话语权并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关键任务。这既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也构成了推动主流媒体自身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动力。
由此，数字传播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的深度交汇，推动主流媒体的角色向“治理型策展人”转变。前者源自数字环境下信息过载所引发的对信息筛选与价值判断的需求，后者则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对主流媒体公共性与权威性的要求与期待。在双重逻辑驱动下，媒体不再仅仅承担信息传播职能，而是通过内容策展体现价值判断，在热点事件中发挥引导作用。这一耦合逻辑在“苏超”现象中得到具象体现：面对流量洪流，主流媒体并未被动无措，而是通过符号生产、专题聚合、议题设置与意义建构等一系列策展实践，主动介入热点事件的生命周期，正向引导公众的情绪、认知与行动，使原本偶发的流量热点转化为具有持续关注度与治理价值的公共议题。
四、策展型流量治理带来的启示
“苏超”现象表面上是地域足球联赛的流量狂欢，实则是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耦合下的实验性治理样本。其背后的治理模式在治理的空间、对象、节奏、工具与方式上都展现出新的特征，使主流媒体得以以更柔性、更灵活与更深入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
（一）主流媒体参与治理的内涵拓展
在“苏超”中，媒体的传播实践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制度或技术主导的柔性治理模式。“苏超”的起点是对“散装江苏”网络话题的放大，但其演进过程却并未停留在情绪消费层面。主流媒体积极介入，以内容筛选、节奏调控和意义建构等方式，对流量进行引导与转化，使公众注意力从即兴玩梗转向文化认同。“苏超”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热点事件治理样本。它表明，在流量逻辑主导社会秩序的当下，媒体作为连接个体感知与社会治理的关键力量，其职能已从单一的信息传递，转向对注意力资源的调配与社会认同的建构。面对流量本身高度易变、情绪化、去结构等特征所带来的治理挑战，媒体需要通过柔性的策展机制，回应流量社会中“关注什么”与“为什么关注”的核心问题。“苏超”不是一场普通的足球赛事，而是一场由流量触发、由媒体策展式引导、由民众自发性参与的事件型治理实验。
而作为一场治理实验，“苏超”背后的治理模式具有新的特征与内涵。第一，治理空间虚实交融。针对“苏超”的治理并非发生于单一的物理空间，而是在数字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交汇处展开。赛事承办地所营造的线下场景，与线上平台所推动的议题空间相互配合，构成了城市与媒介协同运作的空间复合体。第二，治理对象高度流动。“苏超”作为一项在省域多地轮办的足球赛事，其仍在发展演进中。相关流量的爆发、延续与转化在网络语境中逐步生成，并通过用户的持续参与实践被不断再造。第三，治理节奏敏捷化。面对热点生成节奏快、舆情变动频繁的信息环境，主流媒体展现出主动作为的调控能力。通过前置策划、实时监测与敏捷应对，媒体将赛事与传统节日、城市文化、地方品牌等元素有机结合，推动流量热度的滚动释放与不断持续。第四，治理工具数字智能化。在“苏超”中，AI生成、4K直播、主副窗口转播赛事、画中画直播等技术被广泛运用，使地方媒体具备了以轻量化方式实现高质量内容输出的能力。第五，治理方式日益柔性化。在“苏超”中，媒体并非依赖行政指令或制度手段介入治理，而是通过信息整合、情绪调适与意义建构等实践，引导碎片化热点转化为集体认同。这种治理模式强调非强制性、低摩擦性，致力于在不过度干预现实秩序的前提下，实现舆论引导与社会整合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策展型流量治理也面临效果的不确定性。由于流量的本质是注意力的聚焦，流量社会中形成的社会共识往往呈现“暂时性同意”的特征。因议题变动性高、参与成员的波动性大，其所构成的内部认同关系相对脆弱。这也要求主流媒体在治理过程中持续维护热点流量的公共性导向，以实现短期热点流量与长期社会整合之间的有效衔接，逐步培育更具稳定性的社会共识与长期有效的沟通秩序。
（二）主流媒体参与治理的新路径
“苏超”中主流媒体的策展型流量治理勾勒出一幅“传播-认同-治理”三者协同互动、深度耦合的图景：（1）以传播为路径，通过五类实践重构流量秩序，构建公共讨论场域；（2）以认同为中介，在情绪共鸣与文化氛围中生成情感归属与价值判断；（3）以治理为目标，通过认同的生成，实现对热点议题的柔性引导。这三者的关系并非线性并行，而是递进生成的螺旋结构：传播提供认同生成的场域，认同是实现治理效果的基础，成功的治理实践又反过来激活新一轮的传播议题。传统上，传播、认同与治理往往彼此独立、各有侧重：传播负责信息传达，认同强调情感归属，治理依赖制度执行。然而，在数字社会中，这三者越来越互为条件、互相生成，并且主流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连接三方、协调运行的中枢位置：其通过策展逻辑，聚合信息以构建可见性，建构话语以生成集体认同，引导大流量转化为正能量（见图1）。
这种策展型流量治理为媒体参与社会治理拓展了一种具有柔性特征的新路径。传统意义上的柔性治理，指通过沟通、对话、协商等非正面对抗或非零和博弈手段处理基层社会矛盾的方式。而本文所提出的柔性治理，根植于数字语境与流量社会，更加强调媒体在注意力组织与文化意义建构中的能动作用。在“苏超”案例中，治理并非围绕具体社会矛盾展开，而是借助主流媒体的策展式传播实践，对流量进行有序引导，对公共认同加以协同建构，从而填补由于过度追逐流量所造成的秩序真空。这也提示我们，数字时代的治理效能不在于治理手段的强度，而在于意义的组织能力与认同的生成效果。这种模式特别适用于文化属性浓厚、流量生成活跃、公众参与度高且主流媒体仍具影响力的议题场域，如体育赛事、传统节庆、社会公益等。作为一种“传播-认同-治理”三位一体的路径，它为正向引导类热点议题的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柔性治理的实践范围。
五、结语
本文以“苏超”为个案，提出并阐释了“策展型流量治理”这一概念。本文首先分析了主流媒体在“苏超”中的五种实践，展现其如何通过符号生产、专题聚合、议题设置、场景动员与价值建构，塑造事件传播路径与公共认知框架。其次，本文进一步指出主流媒体正从“信息发布者”转型为“治理型策展人”，体现为主流媒体在数字传播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双重驱动下对可见性、节奏性与共识性的策展。最终，本文以“苏超”为代表性案例，探讨了策展型流量治理所具备的新特征，认为我们需要在“传播-认同-治理”三重结构中重新理解媒体的作用。
“苏超”是一次成功的区域传播实践，也为我们理解流量社会中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提供了现实案例。它展示出一种媒介角色的重塑路径：主流媒体既未脱离传播本位，也非被动依赖制度命令或行政动员，而是通过自身的专业能力，在热点事件中完成了对流量的识别、筛选与重构，进而生成公共认同、激发情感联结并释放社会治理效能。当下社会，信息生态复杂失序，社会情绪高度浮动。“时代的风浪越大，越要勇立潮头。”因此，亟须重新认识媒体的公共性：媒体不再只是事件的报道者，更是流量社会中公共价值的建构者，是在多元声音之间搭建协商空间的组织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苏超”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媒介治理样本，使我们得以想象：在流量裹挟、共识分化的时代，主流媒体如何通过策展逻辑回应社会现实，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辟出一条柔性但有力的路径。
来源：再建巴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