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拒签巴黎和约之后，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在沟通，南方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求释放陈独秀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京师警察厅宣布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陈独秀在狱中的情况。

第三十一章 问题与主义

一

拒签巴黎和约之后，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在沟通，南方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求释放陈独秀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京师警察厅宣布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陈独秀在狱中的情况。

发布会上，记者云集，吴炳湘和重新担任步军统领的王怀庆出席。吴炳湘用十分钟时间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经过和他在看守所的情况，表示愿意回答记者们提出的三个问题。

《公言报》女记者问：“陈独秀先生已经在警察厅关押了一个月了，请问吴总监，他会被定罪吗？会定什么罪？要判多少年？”

吴炳湘回答：“陈独秀因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警方拘禁，现正由警方立案侦查，是否犯罪，亦正在侦查之中。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这么多了。”

一位外国男记者问道：“刚才您介绍说，陈独秀先生在狱中受到优待，请问吴总监，陈先生都受到了哪些具体的优待？”

吴炳湘笑呵呵地回答：“陈独秀先生是社会名流，他犯的事涉及许多政治因素，一时很难界定，因此他在立案侦查期间受到特殊优待。比如他的伙食，是参照警司的标准；他被单独监禁，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内自由活动，可以看书、看报和写作；家人和关系密切的亲朋同事可以申请探监，等等。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一个月来，陈先生的体重已经增加了四斤。”

《国民公报》记者问：“京城报界迫切希望能够组团或单独前往警察厅采访陈独秀先生，或者允许发表陈教授在狱中所写的一些文字，请吴总监恩准。”

吴炳湘表示：“陈独秀一案现在还在侦查之中，这期间他不能接受采访，也不能发表文字。所有报刊的报道，应一律以京师警察厅提供的信息为准。”

说到这里，吴炳湘拱手道：“三个问题已经提完了，现在散会。”

发布会草草收场，吴炳湘回到办公室，王怀庆跟了进来。

吴炳湘不耐烦地说：“你好不容易官复原职，不回去好好办公，老跟着我干什么？”

王怀庆话里有话：“风传京师司法腐败，有人以权谋私，在牢房里搞老乡关系，看来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吴炳湘冷笑道：“王统领，不要跟我来这一套。你究竟想说什么，请直言。”

王怀庆逼视着吴炳湘：“陈独秀是煽动学生闹事的总后台，此人断然不可姑息。你警察厅办不了，干脆移交给我京师步军统领衙门算了。”

吴炳湘冷笑道：“你老兄该不是因为陈独秀要求把你王怀庆驱逐出京而公报私仇吧？”

王怀庆一脸无辜地说：“笑话，我这是公事公办，还代表民意。你去打听打听，北洋政府大员中要求处死陈独秀的可并非少数。”

“陈独秀一案惊天动地，徐大总统亲自掌控，我吴炳湘全权负责，任何人不得干涉。”吴炳湘斩钉截铁地说。

王怀庆愤然道：“姑息养奸，必然祸国殃民！”

吴炳湘大怒道：“你懂个屁！陈独秀是徐大总统与南方政府谈判的一个大棋子，岂能让你们逞一时之快而误了大事？”

五峰山下，韩文公祠里欢歌笑语。邓中夏、赵世炎、何孟雄从北京，易群先从保定都过来了，加上延年、乔年和柳眉，韩文公祠一下子热闹起来。

众人参观韩文公祠，李大钊讲解：“国内纪念韩愈的祠堂有多处，最主要的，一是河南孟州，韩愈的家乡，二是广东潮州，韩愈曾在那里做官多年，再就是我们河北的昌黎。这里原本与韩愈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和他的出生地同名。明朝时有人先后建了两座韩文公祠，一座在昌黎县城，一座在这里。”

易群先打趣道：“李先生，看来你们昌黎人很能附庸风雅。”

李大钊笑了：“不是附庸风雅，是尊重文化和传统。”

何孟雄问道：“李先生，大家都说您是批儒大师，您怎么会喜欢这个大儒的祠堂？”

李大钊反问道：“是谁给我戴了顶批儒大师的帽子？这太荒唐了吧！”

何孟雄有些奇怪：“您和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不都是主张批孔的吗？”

李大钊严肃地说：“我们批孔批的是政治尊孔，批的是孔教三纲。我和仲甫既不反对儒学，也不反对学术尊孔。仲甫先生对儒学传统有很深的研究，我之所以住在这里，也是表示对大儒韩愈的尊敬。这些天我读了韩愈的很多文章，受益匪浅。同学们，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有正确认识。”

柳眉对陈独秀的话颇为赞同：“前些时候，陈伯伯在编辑《新青年》文稿时专门就这个问题给章士钊先生写过一封信，谈的就是您的这种观点。他还专门念给我们听了，说是准备在下一期《新青年》上发表的。”

李大钊连忙问：“这封信还在吗？”

柳眉惋惜地说：“警察抄家时搜走了。”

“太可惜了。”李大钊提醒陈延年，“记得提醒你爸爸把它要回来。”

回到后院，凉棚里已经摆满了各种瓜果。李大钊招呼大家坐下：“昌黎是有名的瓜果之乡，大家来得正是时候，尽情品尝吧。”

众人一拥而上。

歇息了片刻，邓中夏给大家通报近期形势：“前些天，蔡校长已经致电北大学生干事会表示放弃辞职，待胃病痊愈后即返校。据章士钊先生说，陈学长的案子警察厅并没有查出犯罪实据，可能再费一些周折后即可出狱。”

李大钊兴奋得一下子站了起来：“这是好消息啊！”

邓中夏继续通报：“总的来说，巴黎和约拒签之后，国内局势渐趋平稳。前几天，全国学联已经决定结束罢课，待暑假后正式复课。据说南北两个政府的和谈也准备重新启动，但前景好像并不乐观。最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唤醒了全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从最初的学生运动逐渐演变成了全国甚至全体华人的爱国救亡运动。西方有报纸评论说，东亚雄狮醒了。”

李大钊提议：“来，同学们，这里有昌黎自产的葡萄酒，我们为五四运动干一杯！”

大家共同举杯。

看到大家都在兴头上，李大钊问：“我们都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不知道各位想过没有，和以往的爱国运动相比，五四运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易群先快人快语：“五四运动规模大、人数多，各行各业都参加了。”

“群先说得不错。不过我以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是一场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封建主义的群众性爱国自救运动。”李大钊看了看大家，语气深沉了些，“这些天里，我一直在思考，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要强大，就必须走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外国人不是评价说东亚雄狮醒了吗？依我看，反帝反封建，这就是中国民众觉醒的标志。现在同学们都来了，我提议把红楼读书会恢复起来，好好研究一下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大家赞同吗？”

同学们欢呼起来。

赵世炎挽起袖子：“延年兄，我们就在这五峰山上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你敢接招吗？”

陈延年挥了挥拳头：“我奉陪。”

邓中夏想起了一个新情况，赶紧通报：“你们不说论战我倒忘了。胡适先生最近在《每周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了不小反响。研究系的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与适之先生商榷，引起了一场论战。我来之前去看望陈学长，他有些模棱两可，好像既不同意胡适先生的意见，又觉得蓝公武的文章没有说服力，让我请守常先生看看这篇文章。”

李大钊急切地说：“拿来我看看。”

邓中夏从屋里取出《每周评论》。李大钊粗略地看了一遍，说：“同学们，我看现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为时尚早，我们就在这里好好讨论一下胡适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与主义吧。”

二

北京大学放暑假了，大部分学生都已离校，北大校学生会和学联的同学被学校留了下来。红楼图书馆里，胡适把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等召集到《新潮》编辑部。

胡适说：“事情是这样的，五四期间，上海穆藕初先生曾向北大捐款十多万大洋。现在我的师兄蒋梦麟先生受蔡校长委托代管北大，我向他提出应该用这笔钱资助一些有潜力的同学去美国深造，他同意了。各位都是考察对象，所以我把你们留了下来。”

同学们都非常兴奋，纷纷向胡适打听选派的条件、考查的内容。

胡适接着说：“还有另外一件事。各位可能已经看到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你们都是五四干将，所以我要和你们说说这篇文章。”

傅斯年：“先生的文章我拜读了，得到很多启发。”

胡适严肃起来：“我认为，现在一个很大的危险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偏向外来的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今日中国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须知，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大家望着胡适，神情都很专注。

胡适继续侃侃而谈：“我深觉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奉劝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因为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缘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它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所有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傅斯年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饶有兴趣地问：“先生，您能讲得再具体一些吗？”

“好啊，我举个例子。比如‘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胡适讲得神采飞扬。

傅斯年点点头，若有所思。

胡适继续说道：“‘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其实，根本解决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的药方是一点一滴地改良，解决一个一个火烧眉毛的具体问题。”

傅斯年：“先生，我记得‘根本解决’这个说法好像是陈独秀先生提出来的。”

罗家伦：“不对！陈学长提的是对社会的根本改造，而且强调要用直接行动。”

傅斯年：“那还不是一个意思？”

罗家伦：“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罗家伦和傅斯年五四那天因为火烧赵家楼的事吵了一通，至今两人都心存芥蒂。

胡适赶紧阻止：“二位不必争论。学术研究不能讲迷信。我讲的也是一家之言。我认为，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系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罗家伦喜欢搞社会调查，对此很有体会：“现在的中国确实问题成堆。”

胡适赞许地点点头，用手指不停地敲着桌子：“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纠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系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看到胡适如此激动，他的爱徒们有些吃惊。在他们眼中，胡适一向温文尔雅，没想到他也有言辞如此激烈的时候。

五峰山韩文公祠偏房，一盏小油灯下，李大钊正在沉思。桌上是几张稿纸和一份刊登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每周评论》。

他提起笔来，写道：

适之先生：

读了先生在本刊三十一号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不免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阐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它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第二天，李大钊在凉棚里挂起一块黑板，写下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几个大字，然后面对邓中夏、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柳眉、何孟雄、易群先等人说道：“同学们，今天我们开始讨论胡适先生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觉得这里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澄清，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用了这个题目。”

易群先问：“先生，为什么叫‘再论’呢？”

李大钊答道：“因为有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在先，所以我的这篇就只能是‘再论’了。首先，我不能同意适之提出的‘少谈主义’的观点。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不论高谈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

邓中夏颇有同感：“我觉得胡适先生的重点是不主张谈社会主义，说这是空谈。”

说到社会主义，李大钊来了精神：“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它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之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胡适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而是空谈它的人给它的。我记得仲甫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中国最缺的是救国的理论。理论是什么？就是主义。所以，中国要发展，首先必须找到一个先进的理论，也就是主义。”

有人点头赞同，有人低头沉思。

李大钊接着说：“胡适先生说因为社会主义有冒牌的，所以不能高谈。这我不能苟同。诚然，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来假冒牌号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词，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系的人也跟着打起了社会主义招牌。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把有用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怎能因为安福系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骗大家。胡适先生主张改良，反对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并将这种根本解决称之为过激主义，这是错误的。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办法让它复活的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陈延年突然提问：“守常先生，我想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先谈主义再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功范例？”

李大钊：“有啊！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族没有被颠覆，经济组织没有被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它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如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是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长时间。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

邓中夏对马克思主义有浓厚的兴趣，他一边认真记笔记一边说：“先生，您能不能讲得慢一些？我记不下来。我觉得这些日子您对马克思主义又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李大钊兴致高昂地接着解释：“我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篇。现在我想和你们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它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杀它们的一切。”

延年插话道：“前一阶段有人说，十月革命后，克鲁泡特金被枪毙了，可据近来欧美各报消息，克鲁泡特金安然无恙。”

李大钊非常赞赏地朝延年点点头，说：“对！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哪里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词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布尔什维主义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它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它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它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啊，洪水猛兽啊，邪说异端啊，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

三

李大钊的文章经过胡适的编辑，很快刊登在《每周评论》上，引起了人们对问题与主义的重视，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前门大街，报童大声叫卖：“看《新青年》同人编辑分裂！看《每周评论》李大钊大战胡适之，主义与问题论战风云突变！”

一身便装的张丰载买下几份《每周评论》，对刘一品说：“你把这个赶紧给吴总监送去！”

《新潮》编辑部里，胡适拿着新出版的《每周评论》继续给他的学生宣讲：“李大钊和我在《每周评论》上关于主义与问题的论战现在成了京城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就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希望能把这个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讲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问题。李大钊公开宣称他信奉并主张在中国引进阶级斗争学说，我认为不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得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胡适正讲到兴头上，突然进来好几个警察，大家都愣住了。

一个警察头目问：“谁是胡适教授？”

胡适回答：“我是。”

警察头目：“我们吴总监请您跟我们到京师警察厅去一趟。”

胡适甚感突然，问：“何时？何事？”

警察头目答道：“我是奉命来请，现在就去，车在楼前等候，何事我不清楚。胡教授，请吧！”

胡适想了想，对同学们说：“吴总监找我公干，我得给他这个面子。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里吧。”

傅斯年赶紧站起来：“我们和先生一起去。”

胡适摆摆手：“大可不必。同学们放心，吴总监必不会慢待我的。”

胡适来到京师警察厅，一位官员很恭敬地把他带到吴炳湘办公室：“请胡教授稍坐片刻，吴总监马上就到。”

胡适心里打鼓，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吴炳湘来了，十分热情地向胡适伸出手来：“欢迎小老弟，你现在在京城的名气可是如日中天，大有取代陈仲甫的势头啊。”

胡适不愿和吴炳湘握手，只是拱手致意：“吴总监称我老弟，我愧不敢当。”

吴炳湘：“怎么，我老吴不配当你老兄？”

胡适：“不是吴总监不配，而是胡某人不敢高攀，毕竟我们两个不属同类。”

吴炳湘一听，变了脸色：“什么意思？骂我不是人？”

胡适笑道：“吴总监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咱俩不是同一类人。”

吴炳湘：“那好吧，胡教授既然不愿与我论私情，那我们就谈公事吧。”

胡适：“我正想请教，吴总监如此兴师动众把我带来有何公干？”

吴炳湘从包里拿出一摞材料放到桌上，又抽出其中的《每周评论》：“胡教授，我看这等刊物就不要再办了吧。”

胡适：“这是为何？”

吴炳湘冷笑道：“我这是为你好。《每周评论》宣传过激言论，蛊惑民众，危害社会，政府绝对不能容忍。”

胡适冷眼相对道：“《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我想吴总监并无取消我等办刊物的权利。”

吴炳湘变冷脸为笑脸了：“小老弟，我刚才说了，这是为你好。”说着他指指桌上另一堆材料，“你看看，这些都是举报《每周评论》蛊惑民众、危害社会的材料。上峰有令，让警察厅立案侦查。我是念及乡情，才破例请胡教授来商量的。”

胡适：“吴总监想要怎样？”

吴炳湘伸出两根指头：“两条道，一是自行停办，二是立案侦查、政府取缔。我劝你两害相权取其轻，自行了断吧。”

胡适有点紧张：“吴总监的好意我心领了，可这《每周评论》是北京大学注册的刊物，主编是陈独秀，我只是临时代管，恐怕做不了主。”

吴炳湘抓到了胡适的软肋，提高了声调：“正因为《每周评论》的主编是陈独秀，我才请你来自行了断。你可想好了，陈独秀的案子刚刚有些松动，如果这个时候警察厅再对《每周评论》立案侦查，那陈独秀恐怕就不是出得去出不去的问题，而是活得了活不了的问题了。”

胡适一下子傻了，像是自言自语：“这么说吴总监确实是出于好意啦？”

吴炳湘得寸进尺：“这么说吧，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政府都是要封禁《每周评论》的。如果你主动一些，大家都有个台阶，这事就不追究了。你要办报，可以另外申请嘛。”

胡适想了想，说：“吴总监的意思，如果《每周评论》不办了，仲甫很快就能出来？”

吴炳湘摇摇头：“好人难做，你说我请你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

胡适想了想，还是救陈独秀要紧，就对吴炳湘说：“要是真如吴总监所说，停办《每周评论》可以救仲甫先生的话，那我就回去商量一下，尽量按吴总监的意思办吧。”

吴炳湘笑了：“这就对了，小老弟，你比陈独秀聪明，也一定比他有出息。我等你回话。”

四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北大又要开学了。李大钊和同学们都回来了。

胡适拿着一封信兴冲冲跑进红楼，边跑边喊：“好消息，蔡校长已经痊愈，近日抵京，20日到校复职。”

李大钊也兴奋地宣布：“各位，保陈运动彻底胜利，章士钊刚才打来电话说，仲甫先生很快就要出狱了。”

这消息对于沉闷已久的北大无异于一声春雷，同学们都欢呼起来，北大校园沸腾了。

中南海居仁堂，吴炳湘来到徐世昌办公室，徐世昌亲自给他倒了一杯水：“镜潭，我要谢谢你，在对待陈独秀这件事情上幸亏你看得远，能顾全大局。现在南北要议和，南方政府坚持要释放陈独秀。为增加我们在和谈中的主动权，还是在和谈之前把陈独秀放了吧。”

吴炳湘很是得意：“不瞒大总统，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所以在陈独秀的问题上，尽管很多人提议要从重从快法办，我一直顶着，坚持暂时收监。我马上按您的指示办去。”

徐世昌：“对陈独秀这种危险人物，放是要放，但不能放任自流，出了监狱也还要控制得住，不然随时都会出大乱子。镜潭，你有经验，这方面还要多一些手段才行。”

吴炳湘赶紧立正：“请总统放心，我已经准备了预案。”

中午，吴炳湘来到陈独秀的单人牢房，对正在伏案写作的陈独秀大声说：“恭喜陈教授，贺喜陈教授，总算可以恢复自由了。”

陈独秀并不意外，抬头问：“这么说我可以出狱了？”

吴炳湘满脸堆笑：“当然，不过出去之前，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讲清楚。第一，陈教授被关了三个多月，现在放你出去总得有个说法。所以，只能说你是因病保释。这得有三个具保人，还得是你的同乡。我自告奋勇算一个，另外两个你自己找。第二，出狱之后，你还必须接受监管，要定期来警察厅报告动向，且不得离京外出。如果陈教授不能答应这两个条件，吴某恐怕就很难有所作为了。”

陈独秀笑着说：“我怎么能让吴总监为难呢？保释就保释，另外两个具保人就请胡适和高一涵吧。”

下午4时，京师警察厅的接待室里挤满了人，高君曼带着一家人和柳眉、白兰来了，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新青年》同人编辑来了，邓中夏、赵世炎、刘海威等同学也都来了。门外还有很多记者，但被严禁入内，并被通知不得采访陈独秀。

一位警官高声宣布：“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被京师警察厅拘禁已历三月有余，近经警察厅侦查，终不见陈氏有何等犯法之事，而陈氏现在有了胃病，遂由安徽同乡保释。保释后，陈氏行动仍受限制，重大行动须得政府批准。”

陈独秀在众人簇拥下走出了被拘禁了三个多月的京师警察厅。阳光耀眼，陈独秀抬头仰望天空，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他已经浴火重生了！

箭杆胡同，陈独秀家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高君曼领着白兰、柳眉忙里忙外地准备晚餐，江冬秀也来帮忙。

高君曼请来了东兴楼的大厨，做了正宗的安庆十大名菜。江冬秀做了一品锅。汪孟邹特地让人送来了阳澄湖的大闸蟹。

因为人多，宴席放在院子里举行。小院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以及蔡元培、邓中夏、赵世炎、刘海威、何孟雄、易群先等人谈笑风生。

高君曼数了数人，发现江冬秀回家喂奶没有回来，赶紧招呼白兰和刘海威去南池子，无论如何也要把江冬秀和孩子一起接过来。

白兰和刘海威赶到南池子胡适家，江冬秀已经喂完奶，正唱着皖南的摇篮曲哄孩子睡觉：“摇摇摇，摇摇摇，摇大宝宝砍柴烧。一天砍一捆，三天砍一挑，摇摇摇，摇摇摇，宝宝睡好觉，醒来笑一笑。”

白兰听得着迷了：“师母，您唱得真好。”

江冬秀大大咧咧地说：“好什么，乡下的歌谣。你要是喜欢，等你有了宝宝我教你唱。”

白兰低下头不吭声了。刘海威在旁边向江冬秀直瞪眼。江冬秀这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直打自己的脸：“哎呀，对不住你，白兰，我说错了。”

白兰连忙拉住江冬秀：“没事的，没事的。师母，那边都在等着您呢，咱们抱上孩子走吧。”

江冬秀：“我就不去了吧，去了又要给适之丢丑。”

刘海威：“不行，您必须去，那边还有节目表演呢。”

江冬秀来劲了：“要唱戏，那我要去看看。来，祖望，我们看你爸爸唱戏去。”

刘海威抱着半岁的祖望，白兰扶着江冬秀来了。高君曼迎上去安排江冬秀坐在胡适旁边。江冬秀把孩子接过来，笑着说：“该来的都来了，可以开场了。”

陈乔年、柳眉是这次欢迎宴会的总策划兼主持人。两个年轻人特意打扮了一番，像模像样地牵手登台，众人热烈鼓掌。

柳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盛大晚宴，欢庆陈独秀先生重获自由，回到家里，回到北大。首先请我们德高望重的蔡元培校长讲话。”

蔡元培出京将近半年，刚刚回来复职。几个月来，他人在南方，心系北大，日子过得很不顺畅，仿佛经历了一场炼狱。对陈独秀入狱，他甚感内疚，认为与他的出走有很大的关系。今天，他来参加这个欢迎晚宴，心情很不平静。为表郑重，他特意走到小院的中央，面朝陈独秀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深情地说：“我就说两句话。第一句是，仲甫，感谢你，给我们北大带来了曙光，这缕曙光的意义，恐怕几十年后才能够真正显现出来，它不光照亮了北大，也照亮了中国。第二句是，仲甫，北大和我蔡元培对不起你。这是我的真心话。”蔡元培声音有些颤抖，眼睛湿润了。

陈独秀走到蔡元培身边，两人紧紧拥抱。陈独秀附在蔡元培耳边说：“蔡公，我真心感谢您，是您给了我一个大舞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陈独秀。”

柳眉继续主持：“陈独秀先生入狱期间，诸位先生都写了不少想念他的作品。现在，首先请胡适先生献上他的那首《爱情与痛苦》。”

胡适满面春风地站起来向大家致意：“仲甫入狱后，我写了篇随笔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现在我念一遍，献给仲甫：我的朋友引用我的话说‘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了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第三天，他就被北京军警捉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要对他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众人鼓掌。陈独秀站起来与胡适热烈拥抱。旁边，高君曼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祖望看见他爸爸和别人拥抱，不高兴了，哇哇大叫，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柳眉：“下面请刘半农先生献诗。他的诗标题很新潮——D，惊叹号。”

刘半农站到小院中央：“仲甫出狱，我很激动。我快要出国了，总算在出国之前见到他了。我写了首白话诗，很长。中国白话诗鼻祖胡适先生就在这里，今天我班门弄斧给大家念一段吧。‘我已八十多天看不见你。人家说，这是别离，是悲惨的别离。那何尝是？我们的友谊，若不是泛泛的“仁兄”“愚弟”，那就凭它怎么着，你还照旧的天天见我，我也照旧的天天见你。威权幽禁了你，还没有幽禁了我，更幽禁不了无数的同志，无数的后来兄弟……'”

大家鼓掌。陈独秀照例与刘半农热烈拥抱，并称赞道：“半农，你是大才！谢谢你！”

刘半农泪眼蒙眬：“仲甫，幸亏遇到了你！”

轮到乔年主持了：“听说守常先生昨晚一宿没睡，写了一首长诗，现在我们请他朗诵他的杰作。”

李大钊站起来：“我和仲甫这次都算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所以，尽管我写的这首诗比较长，但我还是想把它念完，以表达我对仲甫的敬意。”说着，走到小院中央，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诵：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李大钊声情并茂的朗诵把大家都感动了。陈独秀紧紧抱住李大钊，两人一句话都没说。

大家都站起来长时间鼓掌。

厨房里，从东兴楼请来的大厨已经把所有菜都做好了，正在收拾厨具，准备回去。高君曼和白兰给厨师递上一条烟和一个红包。厨师死活不收，说：“我是因为敬重陈先生才来做这顿饭的，我们饭庄的人知道我到陈先生家来，都羡慕得不得了。陈先生因为爱国得罪了政府，他出狱了我们都高兴。今天我能亲自给陈先生做一顿饭，这是我的荣耀。要是收下您的红包，那我这顿饭就白做了，请您无论如何要给我一个向陈先生表达心意的机会。”

高君曼怎么也说服不了他，只好对白兰说：“你快去叫仲甫来谢谢师傅。”

不一会儿，白兰领着陈独秀来了。陈独秀十分感动，到书房拿出他以前写好的一幅字送给厨师。厨师见是陈独秀的书法，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推辞，千恩万谢地走了。陈独秀和高君曼一直把他送到胡同口。

欢迎仪式结束，宴会正式开始。邹永成送来的口子窖还剩两坛，也被搬上桌来。鲁迅等不及了，说：“谁来宣布开席？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陈乔年手里捧着一个荷叶包站到小院中央，大家都很好奇。只见他给大家鞠了个躬，又专门给陈独秀鞠了个躬：“今天借这个机会我给我父亲陈独秀先生道个歉。四年前，我还是个小孩子，在汪孟邹经理为我父亲举行的接风宴上，我送给他一只癞蛤蟆，换掉了他的荷叶黄牛蹄。今天，我自己做了一只黄牛蹄，送给我的父亲，以表示我对他的敬意。”说着，恭恭敬敬地把手中的荷叶包送给了陈独秀。

高君曼感动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陈独秀也感动了，走过去把乔年紧紧搂在怀里。满院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两坛口子窖喝完了，陈独秀又搬出一坛女儿红。蔡元培已经年过半百，不胜酒力，一高兴多喝了几杯，有些犯晕，便站起来要回家去。其他人见状，也都起身告退。

延年、乔年兄弟架着蔡元培，其他人跟随，陈独秀、高君曼把大家一直送到胡同口。

陈独秀把蔡元培扶上马车。蔡元培一把拉住陈独秀：“仲甫，国史编纂处主任这个位置很重要，刘师培最近病得厉害，指望不上了，我期待着你给我们编一部权威的《中国通史》。请千万不要辜负我。”

陈独秀：“我再考虑考虑，过几天给您答复。”

蔡元培先走了。陈独秀与其他人一一告别。轮到鲁迅，陈独秀握着他的手说：“豫才，我还是要催你呀。你不知道，我在狱中很多时间都是靠你的小说度过的，没有它可不行呀。”

鲁迅：“今晚回去我就写。李白把酒临风，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今晚我也是酒入豪肠，剑生寒光，直刺魑魅魍魉。”

五

北大红楼，告示栏上贴出了一张讣告，张国焘、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站在告示栏前，刘仁静轻声念着：“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导教师、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刘师培先生因病不幸辞世，享年36岁。为追思刘师培教授在经学、史学、文学诸多领域的杰出业绩，兹定于近日在妙光阁举行刘师培教授出祭仪式，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中国文学门诸同学共同料理。恭请北大同人参加。”

罗家伦疑惑地低声问：“陈独秀先生不是刘师培的死对头吗？怎么由他来主持？”

傅斯年笑道：“你这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两位先生一生政见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却因为都有一身好学问而惺惺相惜，不是知己却是知人，可见两位先生的胸襟与气量。”

许德珩：“你们参加吗？”

罗家伦：“我不去，我要准备出国。”

傅斯年马上说：“我也是。”

许德珩：“我也要准备去法国，但我要去祭奠刘先生。”

张国焘、刘仁静两人也表示要去参加祭奠仪式。

妙光阁内，陈独秀主持刘师培出祭仪式，蔡元培、辜鸿铭、黄侃、马寅初、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向刘师培遗像三鞠躬，随后送上菊花。

陈独秀送蔡元培走出妙光阁，两人心情都很沉重。

蔡元培对陈独秀说：“申叔可惜了，才36岁。他的那些著作、文章怎么处理？”

陈独秀：“我组织了几个人，打算将申叔遗著一一检收，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

蔡元培欣慰地点点头：“仲甫，你做得对，做得好。咱俩说会话吧。”

陈独秀：“行，蔡公有什么话，请说。”

蔡元培：“申叔这一走，国史编纂处这边就倒了一根顶梁柱，现在徐树铮想把它收回，要把国史馆划归国务院直接领导，这样一来，北大历史学这一块就缺了半边天了。”

陈独秀气愤地说：“徐树铮这人太不地道，到处抢地盘！”

蔡元培心情沉重：“他是个军阀，我不能让他把学问给玷污了。仲甫，你知道的，国史编纂处是两年前我当北大校长之后强行从范源濂手中将国史馆要来后重组的，我亲自兼任处长，为的就是在北大建立一门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学学科。去年，我将国史编纂处分成纂辑与征集二股，纂辑股掌纂辑民国史及历代通史，征集股掌征集一切史料，为出成效，专门委任你为编纂处主任，还聘刘师培、钱恂、沈兼士、周作人等为纂辑员。我的理想就是要编写出版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这个规划是教育部批准了的。”

陈独秀赞叹道：“这件事要是做成了，泽被后世，功德无量。”

蔡元培：“昨晚我专门把申叔以前报来的编纂提纲看了一遍，激动得一夜没睡好觉。他负责通史部政治史长编之‘志’和文明史长编之‘风俗’两个部分，不仅列出了政治史长编三十六册、文明史长编二十七册的完整提纲，而且已经完成了不少初稿。可惜啊，现在申叔一走，这项工作，不，应该叫工程，就要烂尾了。所以，仲甫，这件事情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请你务必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老实说，这件事只有你能担当，你要是不接，这事就吹了。”

陈独秀非常感动：“谢谢蔡公对我的信任。”

蔡元培听陈独秀只说了上句不说下句，已经知道意思了，但还是不想放弃：“仲甫，你我之间何必言谢，你只要告诉我你的决定就行了。”

陈独秀诚恳地说：“蔡校长，我考虑再三，觉得现在北大已经形成了各个学派，我当初和您一起设计的改革计划都已经实现，我想我该离开北大了。”

蔡元培并不惊讶，看着陈独秀说：“仲甫，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对你而言，北京大学这个舞台确实太小了。你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应该有更大的事业，我不能束缚你。不过你记着，不管你以后做什么惊天动地、扭转乾坤的大事，你永远是北大的人，北大永远是你的后盾。”

陈独秀紧紧握住蔡元培的手：“谢谢蔡公。我现在只想静下心来把《新青年》编好，毕竟现实比历史更重要。”

次日上午，箭杆胡同北厢房，《新青年》编辑部全体同人几个月来第一次坐在一起开会。汪孟邹也特意从上海赶过来。高君曼早就在桌上摆上了瓜果，又搬来好几盆盛开的菊花，黄的、白的、红的，煞是好看。

陈独秀：“各位同人，首先我要对大家表示歉意。因为我被捕，《新青年》已经停刊四个月了。读者、订户和社会各界要求复刊的呼声甚高。今天我们就议议复刊的事情。想必经过此番磨难，大家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务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胡适在北大和学界的地位已然今非昔比，他第一个发言：“我认为《新青年》最大的弊病是现在实行的同人编辑制度，这种制度造成各个值班编辑各行其是，破坏了《新青年》的整体性、连贯性，平添了随意性、差异性。”

刘半农以为胡适是针对他的，马上站了起来：“适之，你说话要有根据，请举例说明你的观点。”

胡适并不退让：“例子比比皆是，一抓一大把。只是我希望你不要对号入座，我是对事不对人，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

刘半农：“那你是什么意思？请直言。”

胡适：“既然你问到这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比如守常当值班编辑，他就自作主张编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刊，刊发了许多极端言论，引来了不少麻烦。我认为这样的专刊与《新青年》的办刊宗旨是相悖的。”

李大钊刚要反驳，被陈独秀制止了。

陈独秀：“适之，很长一段时间你忙着接待杜威教授，有些情况你不了解。守常编辑的那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刊我是同意的，德潜、豫才他们也都知道。”

鲁迅不紧不慢地说：“从我得到的信息看，各界人士对守常编的那一期评价很高，都说是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风，而且我印象中那一期发行也不错，有不少日本朋友专门来信问我要。”

汪孟邹表示赞同：“是的，那一期重印了两次，现在已经没有一本库存了。”

胡适有些懊恼：“印了多少不能说明问题。我编《每周评论》时发行量也很高，可是被取缔了。”

刘半农马上说道：“那你应该检讨你的失误。”

胡适：“我正是从过去的教训中得到启发的。我认为《新青年》不必采用轮流编辑制度，如果大家信得过我，干脆交给我一个人来编好了，我保证把它办成中国第一流的学术刊物。”

大家都不说话。

刘半农忍不住讽刺道：“适之，你这是老生常谈呀。”

胡适看了看沈尹默。沈尹默因为胡适事前和他说过这个意思，私下是同意的，便慢吞吞地站了起来：“我觉得适之的意见可以考虑，毕竟他有过独立编辑《每周评论》的经历。”

大家都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鲁迅站了起来：“我的意见是，《新青年》可以废止同人编辑轮流值班制度，但是，我不同意由适之一个人来编。《新青年》是仲甫带来的，现在他出狱了，应该物归原主，还是让仲甫编吧。”

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都鼓掌赞同。胡适和沈尹默面面相觑，不再作声。

钱玄同看陈独秀迟迟不语，便说：“仲甫，你就当仁不让吧，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你。来，我提议，大家鼓掌通过以下决议：《新青年》从七卷一号起，仍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掌声响起来。

会散了，大家拱手告别。

北池子大街，鲁迅和周作人同路。路上，周作人问鲁迅：“仲甫那么偏激，你怎么能提议让他独自编《新青年》呢？适之虽然心胸狭窄一些，但他谨小慎微，不至于出大纰漏。”

鲁迅没有直接回答：“你的意思，应该让适之去编？”

周作人：“我觉得他比仲甫靠谱一些。”

鲁迅用力掐灭手中的烟头：“大错！对这两个人，我有个比方。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仓库外面竖一面大旗，上面大书‘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仓库紧紧关着大门，门上有一小纸条，上书‘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周作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你的意思，还是仲甫靠谱，是吗？”

鲁迅笑道：“自己琢磨。”

来源：开朗明月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