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后殖民语境中呈现出独特的理论创新路径。以跨国学术精英为主体的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通过后殖民批判与交叉性分析，重构了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在后殖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种姓—阶级、性别—阶级、生态—阶级的三重辩证法、激进政治经济学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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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严 汪为
本期编辑| 龙风穆本期审核 |江怡
内容提要
印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后殖民语境中呈现出独特的理论创新路径。以跨国学术精英为主体的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通过后殖民批判与交叉性分析，重构了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在后殖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种姓—阶级、性别—阶级、生态—阶级的三重辩证法、激进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实现了理论突破。印度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批判性融合策略，将印度独特的理论和概念转化为左翼跨国对话的学术资源。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来了学术研究与政党实践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根植于二者解放叙事的断裂。
关键词： 印度马克思主义 学术马克思主义 庶民研究学派 后殖民批判 交叉性分析
图源：网络
马克思主义的全球传播史，是一部不断与具体实际碰撞、调适并重构的理论创新史。在这一进程中，后殖民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面临双重挑战——既要回应经典理论对本国社会特殊性的解释力局限，又需在西方学术霸权下争夺话语权。印度作为南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重镇，其理论发展路径呈现出独特的“双向突围”特征——既通过后殖民批判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现代性，又以交叉性分析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对种姓、性别、生态等议题的解释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模式催生了极具活力的“学术马克思主义”(Academic Marxism)流派，其代表人物不仅活跃于德里、加尔各答的学术机构，更活跃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英美高校的学术网络，成为沟通全球南方批判理论与西方左翼思潮的重要桥梁。
一、印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源流与学术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戴尔·里普认为，印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点是20世纪20年代。1921—1923年印度开始出现关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其代表是马纳本德拉·罗易主编的《先锋》（Vanguard）、什里帕德·丹吉主编的《印度群众与社会主义》（The Masses of India and the Socialist）以及穆扎法尔·艾哈迈德主编的《人民之声》（Janavani）。这一时期印度马克思主义刊物刊发的文章，主题多与印度共产党以及印度工人农民党的革命路线有关，即共产主义者如何在印度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争取国家解放，以及工会如何与民族改良主义斗争，把工会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用工人群众中彻底的革命代表来代替改良主义领导。
尽管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悠久，但是印度的学术马克思主义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兴起。学术马克思主义是印度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反思，阿吉特·乔杜里等人用这个术语表述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视角反思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范式。根据里普的考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印度学者从学术角度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达莫达尔·高善必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印度古代历史和文化，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认为历史是“按时间顺序呈现的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的连续发展”；德比普拉萨德·查托帕迪亚亚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重新审视了印度哲学的传统，揭示了其与印度社会变迁的紧密联系。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尚不属于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不具备独特性，其独特性来源于印度左翼知识分子的跨国学术背景与后殖民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既是一群穿梭于英美学术殿堂与南亚社会现实间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突围，也是对印度独立后左翼政治实践困境的理论回应。
（一）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跨国学术背景与理论取向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多具有鲜明的跨国学术背景，很多人取得了欧美世界极具分量的学术荣誉。例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早年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后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是古根海姆研究员（Guggenheim Fellowship）和众多著名期刊与机构的学术顾问；迪佩什·查克拉巴蒂虽然本科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但其学术生涯始于澳大利亚，后成为芝加哥大学南亚研究的核心人物，获得过“汤因比奖”。这种跨国性的学术训练使这些学者的理论建构呈现出双重特征。
一方面，这些学者对西方理论运用娴熟。他们对伊曼努尔·康德、格奥尔格·W.F.黑格尔、安东尼奥·葛兰西、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布鲁诺·拉图尔等思想家颇有研究，并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理论工具武装自己。斯皮瓦克是最早将德里达的《语用学》一书译为英文的学者，并为英文版写下影响力很大的译者序言。她批判西方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女性的“拯救者叙事”，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注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此外，她借鉴福柯的思想，指出殖民主义不仅是物理上的暴力，更是通过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来维持其统治。查克拉巴蒂对欧洲启蒙运动的遗产保持批判立场的同时，仍然坚持理性论证的传统。在分析印度马克思主义时，他揭示了殖民现代性如何通过“超理性主义”割裂印度社会与宗教传统，认为借助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有助于形成适合在殖民现代性条件下研究底层历史的方法。他还以康德的人类—自然二分法为例，指出这种启蒙遗产正因气候变化危机而崩塌，主张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重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些学者的理论展现出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现代性的自觉抵抗。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中系统批判了欧洲哲学传统如何通过排斥非欧洲他者构建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通过将殖民地人民构建为“缺乏理性与道德判断力”的他者，将非欧洲主体排除在先验哲学的理性框架之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印度、中国等非欧洲文明贬为“静态的前历史阶段”，宣称欧洲是“绝对精神”的终极体现，非欧洲文明内部的变革与抵抗被消解为欧洲历史的注脚。甚至连后现代理论家，如福柯和德里达等也存在非欧洲理论盲区。福柯分析欧洲规训权力时，忽视其与殖民掠夺的共生关系——监狱、工厂的治理技术正是通过殖民地资源剥削得以扩张；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虽然挑战了西方形而上学，却未触及帝国主义全球权力结构的再生产。
查克拉巴蒂呼吁“省视欧洲”，即将欧洲从历史叙事的中心位置移除，重新构建一种更加多元的历史叙事。他强调，欧洲的现代性并非自然产生，而是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球历史密切相关，第三世界的历史并非欧洲历史的“缺失”或“延迟”，而是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叙事方式。更进一步，他指出，现代性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不言而喻的价值判断，将某些社会视为“现代”，而另一些视为“非现代”或“落后”的判断反映了西方的文化优越感，但忽略了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自主性。
帕沙·查特吉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同时，更是十分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所谓的普世主义，认为这种普世主义实际上是以全球权力结构为基础的特定形式。他主张从后殖民的视角出发，重新思考现代性和国家的多样性。此外，普拉哈特·帕特奈克尖锐地批评了西方的两种“自由主义”，认为古典自由主义未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系统本身可能对自由构成限制，而新自由主义虽然认识到了市场的缺陷，但仍然相信通过国家干预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自由，这种观点是盲目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跨国性并非简单的“文化嫁接”。当印度学者在欧美重要期刊、报纸上发表论文时，在欧美著名出版社出版著作时，他们实际上参与了全球左翼话语的规则制定。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渗透，使得印度学者能直接在同一学术平台与西方学者对话，能直接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现代性。
（二）
后殖民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需求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诉诸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视角反思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范式，根源于印度独立后的现代化进程暴露出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困境。
一是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尽管印度宪法废除了贱民制度，但种姓依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度交织。印度马克思主义者无法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简单解释“达利特”（Dalit）群体遭受的双重压迫——既是阶级层面的无产者，又是种姓层面的“不可接触者”。此外，尽管达利特多属于无产阶级，但种姓身份对其不幸的支配力远超阶级地位。种姓暴力（如荣誉谋杀、泼粪羞辱等）的施加者常来自同属无产阶级的“无产者”。这表明，种姓压迫具有独立于阶级的暴力逻辑。
二是非正规经济规模庞大。印度大多数劳动力仍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传统工人阶级叙事难以覆盖街头小贩、家庭雇工等群体。芭芭拉·哈里斯-怀特指出：印度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其通过非正规化实现对剩余价值的超经济榨取。“贡献了大约60%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庞大的无组织部门不在国家的监管和保护范围，是印度资本主义的四个最显著特征之一。”印度当代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并没有从根本上瓦解这种社会经济制度，而是通过缓慢、不均衡、多元化的变革，重新配置和整合现有的无组织部门。
三是殖民主义生态剥削逻辑延续。英国殖民者的生态政策将印度的自然简化为“资源”，这一逻辑在印度独立后的发展主义政策中变本加厉，导致农民与森林共生关系的断裂。拉姆昌德拉·古哈认为，印度现有的发展模式，无论是资本主义模式还是个别邦推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环境保护方面都存在明显缺陷。例如，资本主义模式忽视环境成本，而社会主义模式则过于依赖行政干预，未能有效解决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从传统印度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宣称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把能够解剖本土社会的手术刀。这一过程需要双重解构——既解构殖民主义强加的现代性框架，也解构马克思主义本地化过程中的教条主义。
（三）
对印度左翼政党实践的理论反思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长达34年的执政（1977—2011年）为学术马克思主义批判提供了现实靶点。尽管印共（马）推行了土地改革和“潘查亚特”（Panchayati）（地方自治）制度，但其发展主义导向最终导致与人民群众的疏离。
一方面，印共（马）奉行发展主义造成了工业化悖论。为吸引外资，印共（马）政府在西孟加拉邦南迪格拉姆强行征收农田，用以兴建经济特区，引发了农民流血抗议。诸多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左翼政党已成为发展主义的代理人，背叛了其宣称代表的底层阶级。查特吉指出，印度的资本主义扩张并非通过激进革命手段实现，而是通过“被动革命”完成，既利用了现有的社会结构，又对其进行了改造。这种模式下，资本主义与传统的土地所有者以及左翼政党官僚阶层形成了复杂的联盟。左翼政党在实际政策制定中逐渐接受并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如1995年在西孟加拉推出的新工业政策。在经济转型中，农民逐渐失去土地，农村经济面临崩溃的风险。农民被迫转向非农业就业，但这种转变并未带来显著的经济发展，许多农民仍然依赖非正式经济活动维持生计。
另一方面，印共（马）执政过程中对种姓的忽视。尽管印共（马）在喀拉拉邦推动教育普及和妇女赋权，但诸多调查显示，种姓歧视在左翼执政地区依然通过住房隔离、婚姻禁忌等隐蔽形式存续。近年来，有学者观察到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趋势：达利特人越来越多地支持印度人民党，尽管该党保留了种姓等级制度并迎合上层阶级。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印共（马）的土地重新分配计划虽雄心勃勃，却排除了大多数达利特人，并强化了种姓等级制度；二是达利特人在印共（马）内部面临文化歧视，在党的领导层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印度人民党将印共（马）描绘为种姓主义，并进而通过为达利特干部提供代表席位和福利将自身塑造成一种更公正的选择。
这些实践困境迫使印度学者重新思考，当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选举政治中不断妥协，执政后又完全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时，是否应当首先从理论上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繁荣，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印度学者对政党实践失望的产物——当现实政治无法兑现解放承诺，知识分子转而通过理论重构寻找出路。
二、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域与理论突破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新路径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后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融合。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等思潮融合，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在诸多方面实现了理论突破。
（一）
后殖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重写解放叙事
以庶民研究学派（Subaltern Studies Group）为核心的学者群体，率先对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发起挑战，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观点进行了重新反思。
查克拉巴蒂在《将欧洲地方化》中提出“历史1”和“历史2”的二元框架。“历史1”即遵循欧洲启蒙理性逻辑的线性进步史观，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终极目标。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以资本主义的普遍逻辑或抽象范畴代替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历史经验，呈现出类似的历史观。例如，其试图不加分析地通过资本的抽象范畴（如抽象劳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历史2”即根植于本土文化实践的非线性时间经验，强调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拒绝将所有历史经验简化为资本主义的普遍逻辑。它代表了具体的历史经验和情感性的叙事，尤其关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被忽视的、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逻辑，如印度农民的宗教仪式和种姓伦理对劳动关系的塑造。查克拉巴蒂指出，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历史2”视为前现代的残余，企图通过“历史1”的普遍化将其收编。这种暗含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无法解释为何印度农民在反抗殖民统治时，既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又诉诸本土神话与神灵符号。对此，庶民研究学派主张将“历史2”从边缘位置提升为解放叙事的核心，承认宗教情感等非理性同样是历史变革的驱动力量。 斯皮瓦克则从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观点。在《“庶民”能说话吗？》中，她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以“进步”的姿态，通过强行“代表”底层群体（如印度农民、殖民地女性）剥夺这些群体的主体性。
斯皮瓦克批评了福柯和德勒兹等学者，认为他们在讨论边缘群体时，忽视了帝国主义的“认识暴力”和国际分工的影响。他们试图通过“让被压迫者说话”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历史进步性，但实际上这种“代表”是有局限的。通过化用葛兰西的“庶民”概念，斯皮瓦克认为，“庶民”的抵抗实践往往以“沉默”或“非政治化”形式存在（如民间歌谣、日常怠工），无法被纳入激进左翼“进步”的革命话语体系。这种对“无声的抵抗”的强调，使得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得以重新思考何为真正的解放主体、如何重写解放叙事。
（二）
交叉性分析：种姓、性别、生态与阶级的三重辩证法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于将交叉性分析引入传统马克思主义框架，打破了阶级压迫的单一叙事。
一是种姓—阶级的社会批判辩证法。达利特学者阿南德·泰尔特批评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将种姓视为“上层建筑”而非社会结构的基础。他提出了“种姓—阶级辩证法”（the caste and class dialectic）这一重要理论，将种姓描述为封闭的阶级。他认为，种姓和阶级在印度社会中密切交织，无法分割，低种姓群体（如达利特）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受到双重压迫。种姓制度通过污名化特定群体的身体（如禁止达利特触摸公共水源），使其陷入“结构性贱民化”——即便成为产业工人，达利特仍被限制在低薪、高危岗位。这种压迫无法通过经济再分配消除，必须发动反种姓社会主义运动。
二是生态—阶级的殖民批判辩证法。环境史学家古哈揭示了生态剥削的殖民连续性，英国殖民者将森林定位为国有资源，切断阿迪瓦西（adivasis）即原住民与土地的共生关系；独立后的发展主义政权延续这一逻辑，以工业化名义掠夺农民土地。古哈认为，阿迪瓦西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属于无产阶级，由于大规模的土地流失和不断迁移，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成为无地农民或城市中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其以森林为家的传统生态权利被逐步剥夺，他们世代相传的人与森林共生的生活方式遭到严重破坏。
三是性别—阶级的剥削批判辩证法。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尼维迪塔·梅农指出，达利特女性承受着三重剥削：作为工人被资本剥削、作为女性承担无偿家务劳动、作为贱民遭受种姓暴力。她强调社会再生产的概念，认为家庭和生育等私人领域的劳动与公共领域的工资劳动密不可分，但是私人领域的劳动深受种姓和性别的影响。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必须将种姓和性别纳入阶级和劳动理论的分析框架。梅农的批判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对话，但更强调种姓制度对性别和阶级压迫的特殊强化机制。
（三）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南方视角：回到马克思主义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特的理论性和激进性。其核心在于反对自由主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帕特奈克多次明确声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要超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只能从理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最终达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所有制。
一是“边界马克思主义”理论。阿狄提亚·尼加姆提出“边界马克思主义”（Border-Marxisms）的概念，旨在从全球南方的视角重新解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认为，边缘国家因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交换而受制于中心国家。“边界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扩张进行批判的同时，强调全球南方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动性和复杂性。传统依附理论将政治视为经济的产物，国际关系单纯由经济关系决定；“边界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政治领域的相对独立性，认为政治与经济一样起到重要作用。
二是“殖民资本主义”批判。阿米娅·巴格奇在《殖民主义与印度经济》中证明，英国殖民者并非如其所言“引入现代性”，而是通过高额土地税压榨农民，导致农民贫困化，土地税的收入则被英国继续用于战争和殖民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殖民统治推动了农业的商业化，但这种商业化服务于英国的利益，而非印度本地经济的发展。例如，印度被迫大规模种植鸦片、茶叶和靛蓝等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而粮食生产被边缘化，导致农民收入不稳定并产生了周期性饥荒。独立后的印度继承了殖民时期高度依赖农产品出口、依赖外资的经济结构，这对印度经济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是“强制性积累”理论。帕特奈克对“强制性积累”（accumulation through encroachment）的分析，与大卫·哈维的“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理论形成南北呼应，但“强制性积累”更强调殖民历史对当代剥削的形塑作用。帕特奈克指出，新自由主义通过双重机制剥夺农民生计：一方面，世贸组织的农业协定迫使印度开放市场，导致进口粮食倾销；另一方面，金融资本推动土地商品化，将自给农转化为无产劳工。不同于原始积累，通过侵占发生的“强制性积累”是全球资本与国家权力的合谋。这个过程曾经是殖民主义的核心特征，如今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出现。
（四）
印度概念的理论转化：从本土范畴到全球话语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中大量使用印度本土范畴，并为这些范畴赋予全新理论内涵，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术语革命”。此外，他们通过将本土范畴转化为其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影响了西方学术界的话语体系，挑战了西方学术的术语霸权。
一是“庶民”的解放潜能。庶民是庶民研究学派的核心概念，其来源于葛兰西《狱中札记》的“次级阶级”（subaltern classes）理论，主要关注那些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中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如今，“庶民”概念不仅限于后殖民理论，还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哲学、女权主义、种族研究、阶级分析等领域。它提供了一种批判性视角，用以分析权力关系中的压迫与边缘化现象。
二是“达利特”的批判维度。传统上，达利特仅被视为社会学的被压迫群体的标签。泰尔特将其重构为一种政治认识论——达利特的“不可接触性”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种姓制度的共谋，其反抗精神和实践（如马拉托运动）为当代左翼重新定义革命主体提供了参考。
三是“阿迪瓦西”与环境正义。阿迪瓦西即原住民的土地斗争，被古哈转化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案例。他指出，阿迪瓦西的“森林主权”诉求不仅关乎资源分配，更挑战了殖民现代性对自然—文化的二元分割，这一视角为全球环境运动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范式。 、
四是“非暴力”的激进性。梅农重新诠释了甘地主义的非暴力，将其与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进行对话。她认为，印度女性通过静坐、绝食等非暴力抵抗，实现了对父权制国家的“柔性颠覆”，这种策略超越了暴力/非暴力的简单二分，彰显出非暴力的激进性。如今，随着暴力革命条件的消退，非暴力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左翼著作之中。
这些本土概念的转化，使得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利用印度传统，参与到全球理论争鸣。例如，“达利特”一词通过学术输出，不仅成为左翼常用概念，而且已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中不可或缺的典型案例，甚至影响了联合国少数族群权利框架的设计。然而，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也展现出矛盾的一面，他们用印度概念与欧美学者打得火热，其理论在印度本土的传播反而十分有限。例如，查克拉巴蒂等学者的著作在欧美被广泛引用，但其对印度的分析，却未能对印共（马）和其他印度左翼政党的政策语言和革命实践造成实质影响。这一点正体现了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左翼政党实践之间的张力。
三、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左翼政党实践之间的张力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与印度左翼政党，尤其是与印共（马）的实践逻辑之间，始终存在难以调和的张力。这种张力既源于双方在理论预设与行动策略上的根本分歧，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在后殖民国家面临的普遍困境——如何在理论批判与现实斗争之间维持解放叙事的一致性。
（一）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左翼政党理论分歧的核心维度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和印度左翼政党在理论预设上存在一系列分歧。
一是关于革命主体的争议。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革命主体的多元化与碎片化。他们认为，达利特、原住民、非正规劳动者等群体因交叉性压迫形成“复数的革命主体”，其诉求无法被简化为阶级解放。印共（马）则坚持工农联盟的中心性，认为种姓、性别议题需要从属于阶级斗争。这种分歧在政策层面体现为，印共（马）虽然在西孟加拉邦执政期间，立法禁止种姓歧视，却未将反种姓议程纳入核心经济改革政策。
二是关于斗争形式的合法性争议。学术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对纳萨尔派武装斗争抱有同情，认为毛主义运动是被国家暴力逼入绝境的底层自卫；印共（马）则视其为“左翼冒险主义”，斥责武装斗争破坏了民主左翼的选举基础。这种对立暴露了双方对“暴力”性质的判断存在根本差异：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将其视为结构性压迫的必然产物，印共（马）则强调暴力对群众动员的破坏性。
三是关于发展主义的争议。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强烈批判发展主义对生态与底层的剥夺。查特吉指出，印共（马）的工业化政策实为新自由主义的地方变种，其经济特区建设导致农民流离失所。印共（马）政治家则辩称，发展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必要代价，若无经济增长，左翼政党将失去中产阶级的支持。这种辩解恰恰印证了学术马克思主义者的担忧——政党政治的逻辑迫使马克思主义者与资本妥协。此外，古哈认为，原住民从印度发展主义中得到的最少，失去的最多，他们比达利特人更贫困。与达利特人不同的是，他们无法通过民主和选举程序有效地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为纳萨尔派提供了走近他们的空间。然而，在调查了纳萨尔派对原住民影响力上升的原因后，古哈认为，在印度原住民部落中存在着双重悲剧：一是政府以蔑视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原住民；二是他们所谓的保护者纳萨尔派也没有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
（二）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左翼政党的历史合作与有限互渗
尽管在理论上存在这些分歧，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左翼政党仍在特定历史节点实现过策略性合作。
一是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对印共（马）土地改革的知识支持。20世纪70年代，庶民研究学派对殖民地土地档案的挖掘，为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推行土地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历史依据。同时，学者们证明，殖民时期的“地主—佃农”关系如何通过法律固化剥削结构，这为土地再分配政策赋予了道义合法性。印共（马）的土地改革战略，包括著名的“保障佃农权益行动”，都参考了学术界挖掘的佃户法和历史土地记录。1977年《西孟加拉邦土地改革法修正案》和随后的一系列政策，表明印共（马）很大程度上依赖历史档案来推进土地改革。
二是短暂的反新自由主义的共同阵线。2006—2011年，经济学家帕特奈克曾担任印共（马）执政的喀拉拉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进行了大量经济审查工作，参与提出一系列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提倡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他认为，首先，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并完善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措施；其次，应当专注于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强化像传统渔业这样受新自由主义冲击而萎靡不振的生产部门；最后，推进工业化，除了建设大型项目外，还应探索当地合作社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国家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喀拉拉邦政府于2016年任命哈佛大学教授吉塔·戈皮纳特作为财务顾问后，帕特奈克的提议都成为过去式。
三是意识形态战线的隐性同盟。帕特奈克在《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建设》一文中公开声援印共（马）。他指出，印共（马）并未放弃社会主义，而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人民民主革命来推动资本主义向前发展，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在后殖民社会中，无产阶级必须完成资产阶级未能完成的民主革命，创造最彻底和广泛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同时保持革命的连续性，最终目标是引导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印共（马）不得不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进行一定的妥协，但这不是为了固化资本主义，而是为了逐步转变社会制度，通过多方面斗争和策略性投资，推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革，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印共（马）越来越偏向新自由主义后，帕特奈克基本上拒绝对其发表任何评论。
这些短暂的有限度合作始终受制于结构性矛盾——学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理论的彻底性，而政党必须权衡政治可行性。左翼政党在现实斗争中只能选择次优解，这注定使其成为追求最优解的学术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靶子。
（三）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左翼政党难以弥合的裂痕
历史上短暂的合作并不能调和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左翼政党在许多根本问题上的矛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加深了这些矛盾。
第一，种姓问题的不可调和性。学术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印共（马）在喀拉拉邦的教育改革虽然提升了达利特的识字率，但是未能打破种姓职业隔离（如达利特仍集中于清洁工等被视为“污秽”的岗位）。他们认为，此类矛盾证明种姓压迫具有独立于阶级的结构性，必须发动专门的反种姓革命。而印共（马）则担心，过度强调种姓会割裂工人阶级的统一性。
第二，学术精英化与底层民众脱节。尽管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为低种姓群体伸张正义，但是这些学者多出身高种姓、精英阶层，其理论生产依赖跨国学术网络并使用英语，与底层民众存在文化隔阂。斯皮瓦克的“庶民不能说话”命题虽然具有理论深度，却难以转化为左翼政党可操作的动员策略。反观纳萨尔派，其成员多是底层民众，他们的思想受制于只会部落方言而难以进入学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之中。
第三，跨国学术体系的实践悖论。学术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运用印度本土范畴创新与西方理论打入国际顶尖学术平台，赢得了国际声誉，但其理论实质上已经脱离了印度本土语境。例如，查克拉巴蒂的“将欧洲地方化”理论在欧美后殖民研究中声名赫赫，却鲜少有人追问这一理论对于印度左翼政党的选举策略或革命路径有何作用。这种完全脱离印度左翼政党实践的理论，实质上并没有指导政党实践的能力。
（四）
张力的本质：解放叙事的断裂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左翼政党的分歧，本质上是解放叙事的断裂。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理论融合，构建一种更包容的解放愿景——既反抗资本主义剥削，也解构种姓、父权制、殖民主义的生态剥削逻辑。左翼政党则受制于现实政治，不得不将解放议程拆解为可操作的阶段性目标（如土地改革、福利政策），甚至这些阶段性目标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也难以实现。这种学术理论与革命实践的断裂并非印度独有，却因印度社会的复杂性被极端放大。
一方面，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跨国知识生产网络和英语学术平台。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言高度依赖抽象术语，难以转化为印度底层民众的斗争工具。尽管他们曾经是印度人，并且一直以代表底层自居，却因文化差异与语言壁垒无法真正了解和进入印度底层的生活世界，更不了解印度左翼政党的实际工作。他们的角色实际上更接近印度社会的“观众”而非“剧中人”。
另一方面，在印度这样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且宗教、种姓传统顽固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政党的实践始终处于双重压力之下：一是政治边缘化，近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将左翼政党污名化为“反民族势力”，使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弱；二是文化边缘化，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与资本主义商业的合谋，使得以宝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娱乐—商业复合体中充斥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条件下更难进入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
这两方面暴露了印度左翼的致命矛盾——学术派（学术马克思主义）悬浮于学院象牙塔的理论云端，对印度的意识形态影响甚微；政党派[印共（马）]受困于资本主义的选举政治，逐步向新自由主义靠拢；激进派[印共（毛）]缺乏有效革命纲领，深陷支离破碎的暴力循环。
四、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评价的主要贡献与理论困境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在全球左翼思想史中书写了独特篇章，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既彰显了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潜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出后殖民国家左翼知识生产的复杂困境。
（一）
主要贡献：在后殖民国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具体观点可能与印度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区别，但总体来说没有从根本上偏离马克思主义，这些学者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印度和西方世界，仍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开展学术研究、分析问题。
第一，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在印度和西方并非显学，在这种环境下，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难能可贵。其中不少学者常常公开声明“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是共产主义者”。帕特奈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维杰·普拉沙德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早期古哈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的思想应用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今传播政治经济学、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等前沿领域也常能见到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活跃的身影。
第二，深钻经典开展学术研究的扎实作风。前文介绍的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只是其冰山一角，他们的论域几乎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并且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解读。巴格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同在和超越马克思》重新考察了马克思的异化、自由、阶级、意识形态、武装斗争等重要概念，研究了包括卢森堡、葛兰西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家的理论。帕特奈克在《列宁与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现实的评价》中深入探讨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近年，他和妻子乌莎·帕特奈克合著的《帝国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此外，他们还编写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入门读物，以供西方愿意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阅读。
第三，突破全球南方左翼理论生产范式。印度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价值，在于其证明了非西方学者可以拒绝“理论消费者”的被动角色，转而成为全球批判话语的共同生产者。通过将种姓、殖民生态等地方性经验转化为理论概念，印度学者不仅挑战了西方学术霸权，更开辟了一条“从南方到全球”的知识生产路径。例如，古哈的“穷人环保主义”将环境正义议题从西方中产阶级的自然浪漫主义中解放出来，揭示生态剥削与殖民遗产、阶级压迫的结构性关联。
第四，在西方话语平台中力争左翼话语权。除了在《新左翼评论》《每月评论》等传统左翼刊物上发表文章，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还经常在《卫报》《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报刊上接受采访、发表文章。当《哈佛政治评论》采访普拉沙德提及全球左翼处于“熔炉”之中时，他尖锐指出：“我的意思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左翼议程……在这一切之中，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包括在新疆。为什么不也谈谈这个呢？”在当今西方，类似“马克思主义死在苏联的废墟中”“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等观点仍有市场，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言论显得尤为重要。
（二）
理论困境：学术与实践的背反
正如前文提到的，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的跨国性导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度实际的脱离，为他们带来了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
第一，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现代性，另一方面却在欧美国家的顶尖学术平台如鱼得水。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理论以解构欧洲中心主义为核心，但其学术权威的确立高度依赖欧美的学术认证体系，他们自身要依托欧美大学开展研究，其著作同样依赖欧美出版社出版。例如，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性批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查克拉巴蒂的《将欧洲地方化》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十分讽刺的是，这些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话语，本身却只能通过欧美建立的现代学术传播链流通。
第二，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反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却又用殖民者的语言和基金为殖民者的学术研究附加“异国情调”。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只能用英语书写反抗殖民的理论，被迫嵌入英语的认知框架。例如，查克拉巴蒂的气候变化研究需突出“印度传统生态智慧”以获取欧洲研究基金，这种“自我东方化”不自觉地巩固着欧洲对印度的文化定型。对于他们书中提及的“孟加拉农民”“萨蒂（寡妇殉葬）习俗”等案例，西方学者根本不关心他们想表达的对种姓、性别压迫的不满，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带着“东方神秘主义”和“异国情调”的学术景观。
第三，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指责印度左翼政党实践的种种弊病，另一方面其学术精英化倾向与人民群众实践严重脱节。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尖锐批评印度左翼政党对种姓问题的忽视、官僚化倾向，却从未提出可操作的替代方案。斯皮瓦克指责喀拉拉邦左翼政府未能根除住房隔离，但她提出的“底层主体性建构”理论更加抽象，完全无法转化为具体政策工具。查克拉巴蒂的研究已经进展到了思考“人类世”，但这些理论在安得拉邦农民土地抗争中毫无应用场景。他们更像从旁观者的姿态审视印度，而非真的渴望将理论付诸实践。
当然，这些困境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学者个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其生命力来源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改造。然而，印度在独立后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并未成为国家的主导方向。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只能对资本主义现实使用“批判的武器”，只能停留于空中楼阁的理论，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这种批判虽然深刻，但缺乏实践支撑，容易陷入空谈。同时，他们的理论也未能有效回应印度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更具体的问题，如贫富差距、宗教冲突、人口问题、基建不足等，进一步加剧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但是，当他们不得不用欧洲的语言讲述非欧洲的理论时，讲述本身已是反抗的开始。这些充满矛盾的学者、充满张力的理论，既反映了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困境，又展现了发展后殖民地马克思主义的潜力。
作者简介：张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微信公众号 202 5 年9 月 1 日文章，原标题为《张严、汪为：印度学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路径及其实践困境》。原文选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本期编辑：龙风穆
本期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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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亚研究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