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向行动：印度的印太战略困境

摘要：国际体系是一个动态空间，其中权力中心处于恒定流动状态。而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下，印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大国竞争的中心。从美国的“印太战略”到东盟的“印太展望”，世界主要力量都在围绕这片区域进行战略布局。对印度来说，该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是其影响力扩展

东向行动：印度的印太战略困境

Himani Sharma

印度喜马偕尔邦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India Review,Vol. 24, No. 2, 2025, pp. 162-195.

导读

国际体系是一个动态空间，其中权力中心处于恒定流动状态。而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下，印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大国竞争的中心。从美国的“印太战略”到东盟的“印太展望”，世界主要力量都在围绕这片区域进行战略布局。对印度来说，该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是其影响力扩展的重要方向，但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印度加入或建立多个小多边平台，实施了积极的、走出去的对外政策，将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升级为“东向行动”（Act East Policy），以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但同时，东南亚国家的特殊位置使其成为印太地区的关键一方，印度仍然需要坚持“东盟中心原则”，并最终寻求在印太地区推动建立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共同秩序。

然而，印度的印太战略构想充满矛盾与挑战，这是由其国家身份、地缘位置和历史包袱所决定的结构性困境。在这片势力云集的区域，印度将面临“不结盟”与“准同盟”、多边主义与双边关系、大陆传统与海洋抱负等等多重困境。这意味着印度很难做出非黑即白的简单选择，无论何种选择都将付出难以承受的战略代价。印度的印太战略注定是一条不断权衡、摇摆与妥协的艰难道路。

引言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出：“千百年来，印度人民始终将目光投向东方，不仅仅是为了仰望朝阳升起，更是为了祈愿东方之光普照全球。如今人类正以东方为坐标，期待见证21世纪为世界开启的崭新图景，因为印太地区的战略走向将深刻影响世界的命运轨迹。”这段论述清晰展现了印度官方对印太概念演进的解读。近年来，作为地理概念的印太地区在国际关系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可，特指“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腹地的国家集群”，该区域的经济活力与地缘政治博弈使其跃升为21世纪国家间外交政策博弈的核心战场。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持续演变，印太作为一个战略概念应运而生，越来越多人将印太视为“一股原则性的区域主义浪潮”。

这种区域主义思潮的兴起，表现为近年来印太地区涌现出大量小型多边合作平台，呈现出某种战略制衡态势。四方安全对话（Quad）、澳英美联盟（AUKUS）及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机制，无不彰显该地区在各国政策考量中日益提升的地位。从地图上看，东盟恰处两洋交汇处，注定将受到这片地缘政治角力场的深刻影响。东盟框架下的东南亚国家通过内部整合，成功构建了基于共同历史记忆与未来愿景的区域共同体。与之相呼应，印太区域主义则是外部力量为维系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均势所作的努力。而印度正以更积极的姿态拥抱不断演变的印太理念，其对印太的认知始终贯穿着“包容性、开放性及东盟中心性”三大原则。本文认为，印度的印太战略实为其“东向行动”的自然延伸。通过梳理印度与东南亚关系演进史，本文将揭示印太概念如何被逐步纳入印度动态调整的“东向行动”框架。

印度与东南亚的世代相遇

（一）古代时期

印度与东南亚的关系可追溯至古代时期，自公元1世纪以来这两个地区就保持着深厚的文化与文明纽带。地理上的邻近便利了来自印度南岸的商人、水手、祭司前往“黄金之地”，或称“大印度”。

印度文化在语言、宗教、律法、建筑、传统习俗、治国方略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宗教领域尤为显著。印度教和佛教等流行宗教派别的传入，不仅深刻影响了当地人民的哲学思想和宗教生活，更在早期政权的合法化进程中发挥了开创性作用。印度与东南亚自古以来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和平共处，尽管到11世纪时发生了不同王国之间争夺海上贸易控制权的斗争。因此，作为其“东向行动”政策的一部分，印度当今的印太策略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及其对印度海上贸易与安全的关注。

东南亚作为“海上十字路口”，印度与中国文明在这里相遇并将共存，这使得对印太地区的历史理解成为定位当前这一主题的必要条件。对比中国与东南亚“朝贡体系”与印度和东南亚的文化贸易交流，有助于理解它们在21世纪与其直接和扩展的邻国的国家关系中可能采取的行为。

（二）英国殖民时期

英国殖民时期，印度成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制成品倾销市场，东南亚对印度的战略价值也随之上升。寇松提出“印度中心论”的印度洋战略观，强调控制通往印度的关键港口与航线以确保英国利益。英国赋予东南亚的战略重要性至今仍在影响印度的政治与安全思维，如印度当代海军战略规划强调将印度近海纳入势力范围的理念，与当年英国试图将孟加拉湾打造为“印度之湾”的努力惊人相似。

（三）后独立时期的低潮

受“天下一家”理念启发的印度独立运动，在1947年自身获得独立后，通过倡导东南亚地区去殖民化事业，致力于构建泛亚洲团结。并参与了1947年新德里亚洲关系会议、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和1961年贝尔格莱德会议等重要国际盛会。

然而，这种最初势头由于经济和安全因素的综合作用而逐渐减弱。在经济方面，印度在独立后时期奉行以内需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以中央计划和进口替代为主导，因而使其对东南亚“东亚奇迹”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市场经济缺乏吸引力。在安全方面，印度1962年败给中国对其泛亚洲抱负造成重大打击，冷战政治也使东南亚国家对印度高度警惕，指责其在印度洋的军事扩张。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处于最低点，冷战政治进一步扼杀了任何有意义合作的希望。

（四）“东望政策”的诞生

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开始重新审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苏联解体后形成美国单极格局，同时中国崛起引起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共同不安。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必将衰退，从而在亚太地区形成权力真空，而这个真空最终会被强势崛起的新兴力量填补。随着全球秩序的变化，双方的战略利益趋于一致，在很大程度上为21世纪二者加强合作奠定了基础。这些地缘政治挑战在当时印度经济形势岌岌可危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剧。到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奉行的高度管制、内向型、国家主导的封闭经济政策已使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面临财政与经常账户的 “双重赤字”，迫使其开始结构调整进程，并最终导向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改革。

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将目光投向了东方近邻，将东南亚国家视为建立全面经济战略伙伴关系的首选对象。经济因素与战略价值的双重驱动，加之印度与其东南亚邻国间日益密切的互动，最终催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东望政策”。

印度于1992年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1995年升级为全面对话伙伴国，1996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ARF），标志着印度在构建区域安全大网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在经济方面，双方签署了《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截至2022年，东盟已成为印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印度已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在战略层面，印度2005年加入东亚峰会，反映出东盟对印度在塑造区域安全架构方面重要角色的认可，并进一步推动东盟与印度关系在2012年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五）从“东望”转向“东行”

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印度与该地区的合作迈入新阶段，其战略重心从单纯的“东望”转向“东行”。早在2010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印度议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就敦促印度不仅要“向东看”，更要“与东方深度互动”。随着印太战略在随后十年间成为热议焦点，美国将印度与其东部邻国的协作视为关键一环。面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印度总理莫迪积极推进“东进战略”。

随着东进战略的实施，印度与东南亚的互动更加主动灵活、务实高效，其三大支柱——文化、贸易与互联互通——构成了这一战略框架的合作基石。在这一框架下，印度重新关注与东盟关系的经济方面，双方贸易总额大幅增长，后疫情时代突破1000亿美元，但贸易逆差长期存在。此外，这些贸易活动大多通过印度南部各邦的海上航线进行，从而绕过了通过缅甸在印度北部和东南亚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之间建立直接陆地联系的机会。为解决这一问题，原属东望政策的多个互联互通项目已整合至“东向行动”的框架下，旨在通过加强印度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使印度北部地区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低收入东南亚国家共同实现经济发展繁荣，但缅甸的不稳定局势仍是重大挑战。

印太：一个被建构的“区域”概念

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东南亚的形成：一个地区的国际关系》中提出了一个关键论点，即将区域视为一种想象或社会建构，身份认同是通过与其他地区特征的感知差异来界定的，区域主义往往是社会化过程的产物。将这一逻辑延伸至印太地区，我们可以认为，印太构想的形成是外部行为体对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区域新兴竞争态势的战略性回应，印太区域主义可视为一种地理与意识形态的建构，这种建构正处于争议与演进阶段，其主要驱动力源自自上而下构建区域的举措——作为对全球权力中心从20世纪的大西洋转向21世纪的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转变所作出的应对。

将印太视为一个具有巨大地缘政治影响的区域由来已久。德国著名地缘政治思想家卡尔·豪斯霍费尔曾预言该地区将自1945年起持续上演“海上强盗”与“草原强盗”的权力博弈。边缘地带理论创始人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也认为随着中印两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印太战略构想将获得广泛认可，并预言战后中国将成为远东地区的主要力量，而“亚洲的地中海”将成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舞台。

随着东亚峰会于2005年启动，印太区域主义的雏形开始显现，安全战略中心西移至马六甲海峡以西区域，标志着全球权力格局正从亚太地区向印太地区转移。随着“印太”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得到广泛使用，特别是在美国推行“重返亚洲”之后，美国已全面介入国际格局中的地缘政治力量转移，并愿意与新老盟友在印太地区展开合作。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其在任期间多个政策议题上与前任总统存在根本性意识形态分歧而被视为美国政治史上的搅局者，但印太政策的惊人连贯性仍印证了两党共识——鉴于该地区占据全球经济总量三分之一以上且是全球最大人口聚居地，美国必须维持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地区战略蓝图，宣布美国将成为“印太强国”，其战略目标是通过与志同道合的盟伴构建战略框架以制衡中国，从而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长远利益，这就需要与印度加强合作。历任美国总统都视印度为 “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志同道合的伙伴和领导者”，这两个民主国家对印太地区的愿景有重叠之处，这些愿景都以东盟中心原则为基础，通过QUAD促进协调，重点建设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对与地区外参与者合作持开放态度，最重要的是寻求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

印度投向印太地区

多极化格局下，中印两国将目光投向海洋。印度经济改革后对外贸易呈现指数级增长，其中绝大多数贸易通过海运完成。这重新点燃了现代印度的海军雄心，将其战略版图从亚丁延伸至马六甲。如今，印度洋沿岸航线承担着该国约90%的贸易运输量，对能源、矿产及资源安全具有关键作用。2004年海啸后，印度更将自己塑造为该地区可靠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者。面对传统与非传统双重挑战，印度海军通过定期举行联合军演、开展港口互访及防务交流等方式积极应对，试图在印度洋地区扮演“安全净提供者”角色。

随着中巴战略关系的发展，印度开始重振其在印太地区及更广泛区域的现有合作船队，从而为印度角色从印太地区安全净提供者向新兴印太架构中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扩展奠定基础。印度被纳入《东盟安全战略》第二阶段的《东盟领导人计划》便是早期迹象，表明东盟将印度视为安全伙伴。20世纪构建亚太地区格局时刻意排除印度的区域想象，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正逐步转向将印度纳入印太战略框架。

中国作为新兴力量崛起，与印度自身在西太平洋地区利益的不断扩展相碰撞，印度已无法继续扮演“旁观者”的角色。2012年12月，在印度—东盟纪念峰会全体会议上，总理辛格强调“稳定、安全且繁荣的印太地区”对“我们自身的进步与繁荣至关重要”。这份声明彰显了印度对印太战略构想的明确认同，也标志着印度从“东望政策”向“东向行动”的战略升级。

对印度来说，无论是在地图上还是在文明上，东南亚国家都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自然连续体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东向行动”应被解读为印度政府对维护东盟在印太新兴架构中核心地位的回应。对印度而言，强调东盟在新兴印太区域主义中的核心地位，有助于将各具特色却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行为体凝聚于区域框架之下。此外，鉴于该地区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大量非区域行为体纷纷介入，通过众多小多边平台来制衡大国——东盟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在自家后院发生大国博弈，而自己又不是主要利益相关方。

再者，印度多次通过官方表述强调，其作为“东向行动”组成部分的印太军事演习具有“包容性”，不应被解读为“针对任何国家”或“小范围俱乐部性质”。这主要源于印度在维护“战略自主权”方面的努力——这作为冷战时期不结盟政策的延续，是新德里外交政策的核心特征之一。这种战略文化确保了“在多极化且选择日益增多的世界格局中”，印度能够“向尽可能多的方向拓展触角”，从而在不断与国际体系中的众多参与者互动又适时退场的同时，保护其核心国家利益。印度的这种规避性平衡策略也被东南亚国家效仿，二者在应对中国问题上秉持的和谐有序共识，源自双方共同的文化文明理念。这种理念深深植根于佛教传统所倡导的“中道”原则——这一思想至今仍在印东南亚决策层中产生深远影响。面对复杂的历史背景与不确定的未来前景，这些决策者在处理中国议题时，自然不愿采取任何极端立场。然而，东盟中心性正经受来自内外部的双重挑战，即内部的分歧与外部的大国介入。因此，面对全球架构格局的深刻变革——特别是印太地区将日益主导未来国际秩序——印度唯有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持续彰显自身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重要性。

结语

本文通过阐释印度与东南亚的历史互动，以及该地区在《东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对印太战略的持续重要性，借助“区域构建/形成”这一概念，揭示了国际关系话语中区域格局的动态演变特性，并将该理论应用于印太地区的构建过程。本文指出，印太区域主义的形成源于外部势力的想象，尤其是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利益相关方，为遏制大国，各方正通过构建多边平台来建立力量平衡体系。尽管印度始终坚持其战略自主这一外交政策基本原则，但近年来对QUAD等机制表现出更大开放度，虽然仍以东盟为核心原则为根基。

印度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存在的立场，与东盟高度契合——双方都主张通过非结盟方式解决地区问题，通过包容性原则建立基于共同规则的秩序，因为这有助于基于尊重、对话、合作、和平与繁荣的理想，为该地区树立共同愿景。这种局面要求印度决策者在构建印太秩序的进程中，既要维护传统盟友，也要争取新兴伙伴，以平衡各方力量，推动包容性、多元化、共存、开放与对话。

译者：王嘉琪，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

来源：Himani Sharma, "Acting East: India's Indo-Pacific Conundrum", India Review,Vol.24, No.2, 2025, pp.162-195.

校对 | 陈扬

审核 | 谭皓宇

排版 | 冯雅莹柯珮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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