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6日，“从旁观到介入——陈杰纪实影像作品展”在上海长宁文化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展出了摄影记者陈杰的两个系列作品《四年实现“一跃千年”的悬崖村》与《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变迁》。2016年，陈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拍摄报道了当地孩子的艰苦上学路，把“悬

2025年9月6日，“从旁观到介入——陈杰纪实影像作品展”在上海长宁文化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展出了摄影记者陈杰的两个系列作品《四年实现“一跃千年”的悬崖村》与《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变迁》。2016年，陈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拍摄报道了当地孩子的艰苦上学路，把“悬崖村”带到了公众眼前，村庄的命运就此改变。2014至2021年间，他亦用镜头对准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十余起典型的环境治理案例。照片呈现了中国环境问题治理到生态系统修复的完整实践轨迹。

十年间，陈杰用镜头见证着社会的痛点，也用摄影的力量改变着这个社会。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的两个系列里，陈杰并没有用照片对比的方式，让村民的现代化生活与过去的艰苦生存环境形成二元对立，亦没有将重点放在治理的效果上，而是更多关注“贫困”与“环境”问题本身。澎湃新闻采访了陈杰，他讲述了这样选择的理由，自己作为摄影记者在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这些年逐步深入社会痛点的职业经历。“对记者来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接近真相。”他反复强调这一点。

2016年11月，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84户家庭，过去更多，随着人口的增长，一方水土已经无法养一方人了，一些住户选择自行迁往其他地方寻找生计。本文图片均为 陈杰 摄

澎湃新闻：展览中，您没有把悬崖村的改变作为展览逻辑，而是更多呈现了它的问题。这方面您怎么考虑的？

陈杰：拍这些照片时，我更多是从文献的概念出发。前期拍摄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信仰、衣着等都快消失了，它既是记录，也是作品。有人说，陈老师，你拍的照片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我有自我警觉，特别谨慎。2016年时乡村贫困是一个全国层面的痛点，我正好关注这个领域，它的改变不是靠个人，而是顶层战略和公众关注形成一种合力促成的改变。但关注是复杂的，特别是当顶层介入时，地方政府可能会将其视为政绩来强行推进，在推进过程中，有些东西会变形。后来中央提出“一村一策”，就是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问题，不要急功近利。

我2020年又去了一次悬崖村，四年间，村子发生了“千年一跃”的巨大变迁。在这个改变过程中，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人们种地躺平晒太阳，但到城里以后就需要朝九晚五。自由与约束形成鲜明反差。所以我对此很谨慎，我最初的愿景就是通过报道让孩子们有一条安全的路，至于其他方面，并不是我能左右的。换句话说，展览里，我希望能冷静地阐述“悬崖村”本身的状态，而非将照片作为一种宣传路径。

2016年6月，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8岁的吉觉尔子上学途中满脸是汗。过去，彝族女童辍学率极高，不少女孩未成年便被安排出嫁，家长往往不愿送她们上学。后来，政府大力推行义务教育，确保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女孩终获平等就学的机会。

澎湃新闻：今天作为摄影记者，生存状况大概是怎样的？

陈杰：摄影记者过去通过报纸发布自己的作品，报纸发表数量有限。今天，互联网和展览给你更多的传播机会。摄影记者要适应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是要夯实自己的基础，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这是关键。

对我来说，乡村是我长期的调查方向，环境也是我深耕的一个领域，还有就是灾难性事件。但重大灾难我一般不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因为我的目的不是报道当下，而是关注人在灾难面前的困境——这也是我观察的视角。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记者，同时又是一个有社会学科背景的人，尽量用社会学的角度来完成记者的工作。

澎湃新闻：你的关注方向是怎样形成的？

陈杰：我做记者很多年了，刚开始在一线跑，《新京报》2003年创刊，2005 年我当了副主编， 2009 年之前，我几乎都在跑突发事件的现场采访。但我有自己的困境，就是碎片化。很多时候，你无法主动思考问题背后的概念是什么，你认为那是文字记者的事，或是科学家的事，是政府的事，但你没有主动深入下去，对公共事件没有深度关注的自觉性。这对记者来说，是我一直对自己提出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很多记者工作若干年以后越做越差？甚至他的价值观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认为是人的学习自觉性和对自身的质疑不够。

后来我当了主编，当主编的时候就是协调工作。我碰到一个问题，一旦当领导以后，你会花很多时间在琐碎的事情上，你可能会站在自己不满的立场上，把一些责任推卸出去，还有部门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有良性的，也有非良性的。我特别讨厌后者，因为它让你陷入繁琐的人事关系和复杂的人性之中，这不是我职业所想追求的东西。后来我就辞掉了主编职务，那时我想，要么成为笑话，要么成为传奇。辞去主编之后，以首席记者身份回归一线。我提出，除非是重大事件需要，我不想被委派工作，只做自己的事情。我2014年起步，从环境领域开始关注，后来涉足精准扶贫，这几个领域并进。

介入环境问题也是通过个案开始的。即使是一个个案，你也需要做深入调查，弄清楚它为什么污染、污染的情况是什么、污染原因是什么等等，都需要有科学依据。在处理环境问题时，想找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是很难的，这是一个困境，所以需要证据确凿，还要解决证据如何获取的问题，难度非常大。我的朋友圈里有公益律师、生态环境专家、各个领域的专家、发改委的朋友等等，他们从政策层面、法律层面、技术层面等多角度给我提供帮助。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环保法，从过去的“纸老虎”，到现在逐步加强，执行力更强，处罚更严。比如，今年刚刚出台的中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有了“身份证”，意味着这些国家公园真正有法可依了。在出现问题、问责时，有法律依据。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法律不健全，土地确权也很含糊，因此很多污染问题无法找到责任主体。所以，慢慢理清这些问题后，我对环境问题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从法律层面、技术水平层面，到土地确权问题，再到现在土地有了“身份证”，变化非常大。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公共意识，包括环境监督机构的专业能力问题，以及司法层面对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司法的改革，例如举证制度的改进等。这些改革都推动了环境保护的进步。它不是单靠政府的强力推进，而是依靠各个层面的进步，包括科技的进步、修复技术的发展。从国外引进了很多技术，过去有壁垒，这些年来逐步得到了国外机构的支持，加上我国在修复技术上的自主研发的进步，很多环境修复问题也得到发展。所以这些问题在一同推进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很多环境难题。

贫困问题也是如此。为什么贫困？那么现在脱贫以后，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你要更宏观地去看。当你进入这个领域去观察问题时，从更高视野去看待问题，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值得研究。而且它会不断让你对这些事情的越来越有兴趣，从而进入另外一个层面。你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记者，你对公共领域和公共价值有一定认知，并会用不同的方法介入这个公共领域。比如“展览”就是一种介入方法，它和记者的身份并没有太多关系。我是把它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呈现在这里，通过影像的感染力让大家关注这个事件，再去关注这个事件背后的内容。

澎湃新闻：面对碎片化的时代，您觉得一篇报道的力量在哪？

陈杰：我始终认为，人对事物本质和真理的追求是根本不变的。虽然现在是碎片化充斥的时代，我接触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很迷茫。我觉得你要学会主动发声，通过展览、出版、写作等方式主动发声。还有一点是，坚持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不需要把流量都集中到我这里来。当然，我希望有更多关注，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你对社会的观察视角比较尖锐，更多人关注你时，可能会曲解，从而对社会产生误解。所以有限度的关注就可以了。第二，坚持做自己的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在环境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一个记者真正系统地对这10年的环境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我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10年前我介入了很多重要事件，这些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当你在10年后回望它时，会更清晰地看到一些东西，这些内容都值得记录下来。所以我觉得它们是有深度、有厚度、有力量的，不是碎片化的道理，而是非常扎实、很好的文献。

同样在艺术表达上，我也不局限于自己是一个摄影师，或者仅仅作为一个媒体人去思考问题，而是更多地去思考我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能不能用当代艺术去表达？能不能用更多的媒介，在我现有素材的基础上尝试一些新的方法？要打开思路。摄影师有很多可能性，而且远不止一种。摄影师必须在美学与社会学等学科之间进行交叉，才能走得更远。

澎湃新闻：如今，像您这样的作品通常会被看作“负面报道”，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争议？

陈杰：我的报道通常争议性比较小，因为第一，我的报道证据基础非常扎实，报道没有纰漏。第二，它具有建设性，很多报道确实看到了一些真实的痛点，你能看到国务院调查，督查之后，最终整改完成。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闭环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这些年，我觉得自己是真正践行了记者这一职业的精神的。我后来评上过中国最佳环境记者，也评上过阿拉善 SEE 生态奖和 CCTV 年度十大法治人物。这些奖项是非常严谨的。

做环境报道，做舆论监督报道如履薄冰。只要有一篇报道出现问题，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就会完结。比如环境报道，你会和背后很多强大的力量进行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你没有任何依靠，唯一的力量就是事实和真相。

澎湃新闻：其间有遇到什么困难么？

陈杰：很多人觉得我长期做这事是不是会寂寞甚至抑郁，我觉得不是。一个人如果追求真实，他往往有一种洁癖，尤其是对虚假的反感。所以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你会不断检视自己。在做报道、建立证据链的时候，你必须非常严谨，哪怕只是一张影像——在拍摄一张照片时，无论用什么手段，你都会很纠结，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困难一是与报社的博弈，要说服报社发稿。如果不发，事情便无法解决，也无法被看见。我说，我的报道很扎实，不会有问题的。每个字和每张照片都是证据确凿。在整个媒体承受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要去揭露问题本身难度就比较大。大家对公共议题总是谨慎再谨慎，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和媒体自身的定位有关系。

除了“正能量”，记者的存在就是为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度观察。如果只是宣传，那还要调查记者干吗呢？人工智能以后能帮你把活都干了，而且写得比你更精彩。对记者来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接近真相。哪怕是“正能量”，你也要接近他真实的一面，用真实的故事去传递他的意义和精神。这就是媒体的意义，不然媒体就没有价值。

我面对过很多复杂情况，比如打击报复、威胁阻挠等等。后来都形成了一种习惯，我到了一个地方，很快就有人知道我来了。经常性我刚开始介入调查一件事的时候，它已经开始推动解决了。这非常好，我觉得我的作用不是非要把报道刊发出来才行，如果对方能主动解决，这反而更好。我不报道，我只是少了稿费，但问题解决了，我不报道也没有问题。他们说：“陈老师，您还有什么需求么？”我说，我会盯着这事的。

在环境报道中，你一旦介入会发现它背后权力结构非常复杂，这些对我来说才是最震撼的东西，暗流涌动。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蛮幸运的，经历了这么多事，也在博弈过程中没有退缩，没有放弃从事这项工作。

澎湃新闻：现在的悬崖村，你形容处于“两种时间的对接”中，具体体会是怎样的？

陈杰：我在悬崖村拍了18个孩子，有一个11岁的孤儿，她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去世后，就剩她一个，12岁就嫁人了。我对此非常遗憾，那段我也没拍下来。后来我采访家长的时候，有个村民有四个女儿，“悬崖村”报道出来以后，他说，等孩子将来考上大学，一个女儿嫁出去要收100万。我说你这是卖孩子啊，不能这样，要改变观念。他们会认为学历越高，女儿嫁人就可以得到更多钱，觉得男孩比较重要，养女儿也是为了儿子结婚。

到了新地方，他们有些新抱怨，说有人管着，不让在社区里点火。他们喜欢聚在一起点火，做饼、烤鸡、宰牛、杀羊。这个社区建设得非常好，配套设施齐全，有配套的优秀学校。但他们不适应从过去的循环时间到线性时间，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回家，有的时候周末还要加班，领导觉得自己工作做得不够好，还被批评。他们种玉米，放放羊，在家里就是老大，没人管他们。祖祖辈辈延续着生活。这个转型是很艰难的，需要政府不断地去协调。

在报道过程中，我认识了许多村民，一些人会向你敞开心扉，他们会把自己善恶两面都展现出来，这很好。有一次，一个在外打工的村民和你说：“没想到外面天这么冷，你给我寄点钱，给我买件衣服吧。”这种事情我一般会拒绝。还有一次，有个村民想要直播卖假蜂蜜，我劝他，你要卖真蜂蜜，只有货真价实大家才会信任你。和他们的交流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既是一个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不断拓展职业的边界，真正看到人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复杂性。这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不能只看到表面一片和美，看不到任何问题，那是没有意义的。

《留在深山里的牧羊人》，2016年11月，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经普查发现，共有19个村庄与悬崖村生存状况相似。2020年5月，这些村庄整体搬迁至山下的易地扶贫安置点或县城。然而，仍有少数村民因无法适应城市生活，选择重返深山，在放牧中延续那份简朴而孤独的生存方式。究竟何为理想生活？这或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人们不过是在时代洪流中，各自追寻内心的那一份安宁。

澎湃新闻：这一路上谁给过你帮助？

陈杰：我夫人，她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一般情况下，别人会和我说：“你照片拍得很好”，一片赞美和支持。但真正能够批评你、指出你存在的问题的人，非常难得。我夫人会说我的问题，并且是建设性的，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始终让你保持清醒，这非常重要。

还有我自己，我觉得我做事情会按照我现有的标准，不断向前推进，一点一点地去突破。这不是做实验，而是因为在你的认知领域里，确实会存在很多限制和局限性。你需要不断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无论是摄影师还是记者，都有很多可能性。为什么世界上有很多记者，最后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甚至达到更高的成就？像海明威这样，记者只是他的身份之一，你首先是一个人，记者是你成为一个人的路径之一，你还会有很多其他身份——记者、丈夫、父亲、一个公民。你是一个对社会有深度和广泛兴趣的人，也是想在艺术领域有所作为的人。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关键在于，你如何通过个人努力，打开多种可能性，把你感兴趣或擅长的事情实现出来。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