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8年1月，乌克兰作家协会领导将一份提案递交给了基辅的乌共领导人，建议以切尔诺贝利灾难对健康的影响为主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乌克兰作家自愿和乌克兰科学院，以及他们在莫斯科作协的同行一起组织此次会议。官员建议最好将会议推迟到第二年举行，因为1988年秋的日程安
1988 年1月，乌克兰作家协会领导将一份提案递交给了基辅的乌共领导人，建议以切尔诺贝利灾难对健康的影响为主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乌克兰作家自愿和乌克兰科学院，以及他们在莫斯科作协的同行一起组织此次会议。官员建议最好将会议推迟到第二年举行，因为1988年秋的日程安排相当紧张。他们还暗示，之所以这么声明是因为几个主办方之间缺乏合作。
尽管苏共和克格勃允许作协存在，但他们也密切注视其行动。乌克兰作家对政府并无敌意，他们尽可能地劝说政府，并且表明正是苏联作协大会上的热烈讨论才有了召开此次会议的想法，而1987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作协大会主要是为了纪念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基辅当局决定采取拖延策略以争取时间，因为与切尔诺贝利核灾有关的任何议题都在迅速演变为政治上的烫手山芋。
灾难刚发生的数周内，克格勃忙于监控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对该事件的看法。1986年6月初，克格勃将那些从民族角度解读该事件的人员汇报给了乌共当局。I．Z．舍夫丘克曾是一家秘密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二战后在乌克兰西部进行反苏活动。他曾对一位克格勃特工坦言，他相信“是俄罗斯人故意将此类电站建在乌克兰领土上，他们知道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主要是乌克兰人遭殃”。
尽管上述观点并不普遍，但是持不同政见者普遍认为切尔诺贝利事故使整个国家蒙受巨大灾难。米哈伊尔娜·科修宾斯卡是20世纪之初的乌克兰著名作家米哈伊洛·科修宾斯基的侄女（她的名字就是为了向她的叔叔致敬），她与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过从甚密。她曾对熟人说过下面这段话：“这场灾难给予我们重创，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如常。国家正处在崩溃和实质性毁灭的边缘。我们蒙受的灾难是全球的耻辱，这份耻辱首先属于那些下令在人口密集地区兴建原子能电站的领导，他们目光短浅，尤其是将电站建在乌克兰——那里拥有难以置信的大片肥沃土地。”谈话内容被汇报给了克格勃。
克格勃尽其所能地阻止此类观点在国内外传播，因为它们可以影响西方舆论，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好事。不仅如此，这些观点还能通过“美国之音”“自由电台”及其他西方电台的广播输送回苏联。为了维持所谓的公开性，苏联当局允许外国记者进入乌克兰，甚至进入切尔诺贝利地区。但是，他们的访问被精心编排，他们和持不同政见者及其他“不受欢迎分子”的接触不是事先被阻止，就是受到了监控。
1986年秋，克格勃特别关注两位美国人——迈克·爱德华兹和史蒂夫·雷默，他们为了创作《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专刊来到了乌克兰。“现在采取的措施已阻止了美国人试图接触耶文·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弗斯图克、奥露哈·伊万尼芙娜·斯德科泰纳、伊丽娜·波利索芙娜·拉图辛斯卡娅，以及许多其他因民族主义和反苏活动而被西方熟知的人，美国人或许能从他们那儿得到有偏见的消息。”克格勃这般汇报他们的工作成果。同时，克格勃还对美籍乌克兰摄影师及口译员塔尼娅·达维农的动向与交往密切关注，达维农隶属于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是两位美国记者的同行人员。克格勃怀疑她不仅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海外中心有联系，还与美国中情局有瓜葛。“借由国际旅行社的名义，塔尼娅·达维农收到了官方警告，不得违反外国人在苏联活动的既定规章。数据显示，这些措施对限制美国人收集负面情报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克格勃这样报告。
作为乌克兰文化俱乐部的成员，耶文·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弗斯图克也是被克格勃禁止与《国家地理》杂志团队会面的民族主义者之一。包括斯弗斯图克在内的许多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都是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在乌克兰作协内部结成了同盟。当权者将作协成员视为颇有价值的宣传资产，可以助其向民众灌输思想，引导民众。通过政府制定的版税体系，那些收入丰厚的顶尖作家只要在出版物中不涉及政治不正确的观点，他们就不会犯错。作家群体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最早、最坚定的拥趸之一，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推动政治公开性走向纵深。在这个国家，自沙皇时代起，作家已然成为忠实反对派的替代者，他们常常替参加不同政见运动的人发声，说出他们的担忧和沮丧。
大多数苏联作家，尤其是乌克兰作家几十年来一直在表达他们对生态问题的忧虑。这一主题于20世纪40年代末首次进入苏联文学话语中，在60年代达到鼎盛。俄罗斯作家中，亚历山大·索尔尼仁琴也始终在表达自己对生态的担忧。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其他具有较强民族意识作家的作品，生态主题与人们对如何继承历史和宗教传统的忧虑也息息相关。恰如他们的作品所展示的那样，早期持生态保护论观点的作家不仅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还是对苏联体制进行民族主义批判的践行者，他们的批判之声同样涵盖生态行动主义。切尔诺贝利事故使两者之间的关联较以往更加明显，该事件极大地激励着多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
白俄罗斯共和国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中承受了最多的放射性沉降物，该国先驱作家之一阿莱斯·阿达莫维奇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周内，就发表了自己对该事件的民族主义解读。在他还是铮铮少年时，阿达莫维奇就曾在白俄罗斯丛林中参加了反纳粹的游击战。随后，他依据自身战斗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并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1986年6月，在写给戈尔巴乔夫的陈情书中，他强调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给自己国家带来的影响，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并不打算使整个欧洲为之震动，可是我们意识到白俄罗斯正在经历的事只有过往战争岁月所遭遇的悲剧可以与之比拟。我们的人民——千万人的生存问题遭到质疑。我们的共和国首当其冲，遭受了辐射的伤害。”对切尔诺贝利的研究成了阿达莫维奇的热情之源。他走访了核爆污染地区，采访了愿意谈论此次事故的人。勒加索夫院士，于1988年4月自杀前，曾多次接受阿达莫维奇的采访。
在乌克兰，有些作家会将与政府有关的破坏自然的行为记录下来，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奥利斯·贡查尔，作为乌克兰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曾于1948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他早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就在关注生态主题。“战争的热火四处徘徊，烟尘落入那损毁的花园，毒害着一切……”贡查尔在1968年写成的小说《大教堂》中这样描述。这部小说描绘了工业化进程对自己家乡的影响，然而，该书遭到了苏联当局猛烈地抨击。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后，乌克兰当局对待人民的方式让他深感震惊，尤其是五一游行活动，让他觉得当局者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忠诚，已然牺牲了基辅人的健康。1986年6月，贡查尔在第九届乌克兰作协大会上发表了情绪激动的演讲，并且宣称切尔诺贝利已经改变了乌克兰作家“与世界联系的方式”。
当月，在乌克兰作家与乌共领导谢尔比茨基的会谈中，贡查尔推动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彻底关闭。“我想知道是不是不能提出请愿，要求关闭这个技术上失败、出于某种原因建在波利西沼泽的核电站，毕竟它的身后是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贡查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谢尔比茨基似乎没理解这个问题。“他焦虑地挥了挥胳膊以示回答，因为太急差点儿说不出话来，随后开始向我解释起火箭弹还有原子能前景。”贡查尔写道。那套阐释人类共同利益的说辞未能给贡查尔留下任何印象。他此刻担心的是自己的祖国乌克兰的福祉。“他们说邻居需要电能，但是，为什么让乌克兰的土地蒙受伤害呢？为什么是乌克兰儿童遭受那些剂量可怕的辐射呢？”
贡查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立场和对乌克兰核电站前景的看法，预示着部分乌克兰政治和文化精英对核能、对邻国的态度开始转变。时光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彼时乌共领导人急于登上象征着现代化的核能马车。当然，共和国最终还是加入了核能高等俱乐部。乌克兰作家打算忽视这样的事实——伴随着现代化一起涌入乌克兰的，还有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这样便削弱了他们想象中的现代化国家的文化根基。随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动工兴建，乌克兰波利西地区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一片使用俄语的飞地。普里皮亚季和20世纪的大多数乌克兰城市并无二致，它吸纳了来自乡村的说着一口乌克兰语的农民，随后把他们转变为受俄罗斯文化熏陶的城里人。
乌克兰知识分子正面临着“霍布森选择”：除非自己的祖国主动拥抱现代化，否则共和国没有未来，但此举也意味着要放弃自身的民族特性。为了祖国，乌克兰作家要求兴建切尔诺贝利电站，至于电站管理者使用哪国语言，属于哪种文化，他们没有过问太多。对于苏联在一战与二战间隔期的工业巨头，比如位于顿巴斯的冶金企业，以及位于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机器制造厂，乌克兰作家早前也秉持同样的态度，而这些工厂全部位于乌克兰东部地区。在他们的作品中，貌似把这些管理者视为说着俄语的乌克兰人。
第一位替祖国争取兴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人是65岁的乌克兰戏剧、电影剧本界的元老——奥莱克桑德·列瓦达，他也是自由派社会学家尤里·列瓦达的养父，后者在莫斯科创建了着重于俄罗斯民意研究的列瓦达中心。在切尔诺贝利电站第一座核反应堆动工兴建的前两年，即1974年，基辅一家大剧院上演了列瓦达创作的话剧《你好，普里皮亚季》，该剧的主题正是核电站建设。列瓦达避开了俄罗斯文化对乌克兰影响的，该剧的主要人物是清一色的乌克兰人，甚至那些从莫斯科或俄罗斯其他地方来到普里皮亚季的人也是地道的乌克兰人。该剧描述的现代与传统、工业化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同样发生在语言和文化层面的乌克兰社会。然而，这首文化上的田园诗忽视了莫斯科当局在规划和建设现代化项目过程中，正在隐晦执行的俄罗斯化政策。
列瓦达将这部剧的主题定为探讨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剧中，核能作为最清洁的能源得到了力捧，剧中断言核能与环保并不矛盾，而核能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威胁的观点统统被摒弃了。
剧中表达上述担忧的均是反面人物——不是战时与纳粹勾结、仍对苏联怀有敌意的通敌者，就是思想落后的农妇。令人深感讽刺的是，恰是这样的人物做出了将要建立隔离区，重新安置居民的预言：“你知道的，大家都在议论，一旦核电站开始运行，他们会在24小时内把我们带到50俄里（约53.3公里）外的地方，因为有种原子会满天飞，像公羊一样迎头撞击我们，人类在那儿可没法待了。”剧中的正面人物以危言耸听或无稽之谈为由驳回了所有顾虑。乌克兰科学家及科学院院士马祖连科指出，核能可以作为替代品，免除传统工业对自然造成的破坏，他盛赞切尔诺贝利电站是今后发展的样板。在贡查尔的《大教堂》中，核能同样被视为可以解决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一剂良方。只有在爆炸发生后，人们方才想起列瓦达剧中反面人物对灾难最初的“预言”。
奥莱克桑德·列瓦达和自己的养子尤里·列瓦达可不一样，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仅对苏联的宣传口号深信不疑，而且努力将其发扬光大。对乌克兰“拥核”持欢迎态度的不仅仅是像列瓦达这样的党内忠诚派，最初支持兴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人中还包括许多与持不同政见者走得较近的乌克兰青年作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乌克兰冉冉升起的诗坛新星——伊凡·德拉克。电站刚开始修建时，德拉克35岁左右。20世纪60年代，一群英姿勃勃、心怀理想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在赫鲁晓夫意识形态的解冻期脱颖而出，他们推动了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在苏联改革的进程中，此举释放出了更宏大的自由内涵。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文化的“解冻”宣告结束，德拉克和其他诗人、作家都经历了艰难时刻。1976年，解冻期早已远去，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再次抬头，德拉克的不少朋友都被送进了监狱，但他最终在当局同意下出版了一本诗集。他的诗文热情称颂了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国家推行的维护各族人民友爱的政策，该政策掩盖了苏联对非俄罗斯民族推行的俄罗斯化行为。德拉克诗集最突出的主题是以建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代表的科技进步。
在一首题为《波利西亚传说》的诗歌中，普里皮亚季河被比作一位乌克兰少女，她嫁给了一个名叫“亚特姆”（即Atom，寓意“原子”）的新来者。普里皮亚季将个人感情放在一边，她相信自己的婚姻对人民有益。这位由河流化身的少女说道：“时刻到了，我将与他结婚，把自己献给他，现在就给他——以这种方式报效人民。让我的亚特姆帮助第聂伯河和顿巴斯吧。”位于乌克兰东部的工业重地顿涅茨盆地是经济发展的象征，但同样需要电力助其进一步发展。德拉克凭借自己薄薄的诗册赢得了乌克兰最高文学奖——舍甫琴科文学奖。数年后，他还因后续作品被授予苏联最高文学奖——苏联国家文学奖。
德拉克在写下这些助他功成名就的诗篇时，完全看不出他对核能的正面效用有所怀疑。然而大量证据表明，在事故发生后，他对自己热情欢迎核能以及支持核能国有化的态度表示后悔。切尔诺贝利核灾倏然而悲怆地终结了他过往的幻想。1986年5月，在事故发生时，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德拉克作为医学院学生和其他同学一起被派往隔离区，对该地区进行医学管控，检测进出车辆的辐射水平。由于未采取恰当的防护措施，马克西姆因长期摄入高剂量辐射而病倒了，随后被送往基辅医院接受辐射病的紧急救治，在往后的岁月中，他将因暴露于高浓度辐射而备受煎熬。
德拉克的心情和形象今非昔比，他再次回归了切尔诺贝利与核能的主题。他认为乌克兰所经历的是核能带来的世界末日。他先前作品中的那个象征着普里皮亚季河的当地美丽少女，在他的诗体小说《切尔诺贝利的圣母玛利亚》中变成了圣母玛利亚——在乌克兰传统中即为上帝之母。“风暴般席卷而过，忽上忽下，里里外外——我的儿子在火圈中燃烧。”在某一节诗中，上帝之母叹道，“原子的利爪已插入他的手掌——他的双唇在极度痛苦中燃烧”。他本人和他们那代人之前深信核能会让世界变得更好，对于这种看法，如今他写道：“最深刻的认知来源于忏悔。”
他确实忏悔了。1988年初，德拉克公开发表了他对切尔诺贝利的新观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将成为“鲁赫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是旨在推动乌克兰独立的草根组织，催化了苏联解体和独立的乌克兰国的诞生。“切尔诺贝利唤醒了我们的灵魂，真真切切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临崖而立，万丈深渊就在脚下；我们一切的文化努力是虚荣中的虚荣，像推土机下的玫瑰，华而无用。”德拉克回忆起切尔诺贝利灾难在“唤醒”乌克兰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并写下了这段文字。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现场鸟瞰图，1986年5月
作家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在公众健康和环境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深感忧虑，他们试图将这种担忧告知公众。事情的转折点就发生在1988年6月。当月，戈尔巴乔夫召开了重要的党的会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本次会议通过了苏联改革方案，开启了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新的苏维埃选举。虽然选举在次年才得以进行，但是政治公开性改革立即传播开来，并且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以及党内高层在事故发生的前后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作协领导鲍里斯·奥利尼克作为会议代表，带着他的家乡6000名乌克兰民众签名的请愿书来到了莫斯科。他们希望莫斯科的党内领导能停止在乌克兰兴建核电站，尤其是停止在17世纪哥萨克州首府奇吉林的附近修建，那里是乌克兰民族历史与身份的象征。奥利尼克在会议讲台上宣读：“对于乌克兰的命运，某些苏联机关所表现出的傲慢与轻蔑不仅近乎冷酷无情，也是对民族尊严的羞辱。”他要求对负责乌克兰境内核电站建设工作的官员予以惩戒。“我记得，有人是怎样要求建造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的，他们言之凿凿，核电站绝对安全，甚至可以在新婚夫妇的床底下架起核反应堆。”奥利尼克发言道，“我们不会自贬身价要求当日的嘲弄者把他们的床放到四号核反应堆旁。但是，我们有权利要求对在乌克兰核电站选址中犯了最严重错误的设计师进行追责。”
仅一年前的1987年夏，克格勃一直在追踪散发传单或是四处涂鸦、要求乌克兰停建核电站的人。如今，奥利尼克的演讲稿却发表在了苏联媒体上。由于奥利尼克在苏共大会上已发出了公开呼吁，禁谈核灾的命令也被取消了。不仅在监狱服刑的切尔诺贝利电站管理层需要为事故负责，莫斯科官员的追责问题现在也成了大家公开谈论的。包括奥利尼克、贡查尔和德拉克在内的作家都站在了改革的前列。他们一度放弃了创作小说和诗歌的本职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阻止在乌克兰修建核反应堆的任务中。
1988年11月，奥利尼克的作协同事尤里·谢尔巴克在基辅参与组织了第一场群众性集会。谢尔巴克行医多年，是一位杰出的医学专家，在爆炸发生后不久，他曾在切尔诺贝利禁区待过三个月，对科学家、操作员和清理工进行了采访。自1987年夏起，他开始在莫斯科自由派期刊《青年》上发表自己的纪实小说，一年后完成全部连载内容。小说详尽描述了1986年发生的悲剧事故，重点刻画了那些与人为灾难奋力搏斗的人群，讴歌了他们所展现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1987年12月，谢尔巴克和其他作家、科学家对再建设更多核电站深感忧虑，他们成立了乌克兰“绿色世界”组织，该组织是当年这场以生态为主题的基辅群众性集会的主要组织者。
谢尔巴克组织的这场集会是第二场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集会。1988年4月26日，即事故发生两周年时，共和国首家非政府组织——“乌克兰文化俱乐部”发动了一次纪念性集会活动。作为俱乐部主席，时年32岁的沙希利·那波卡已第二次尝试组织此类集会，第一次是在事故发生后第一个周年纪念日。那波卡毕业于基辅大学新闻学院，曾因反苏宣传被判入狱三年。当时克格勃将那波卡及其朋友视为彼此勾结的“反动网络”上的一份子。他们写请愿信，要求莫斯科高层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停止在乌克兰新建核电站，就核电发展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或是全民公投，并将4月26日确定为哀悼和纪念日。那波卡和他的追随者希望利用1987年基辅市区大集会来搜集请愿信的支持者签名。然而，克格勃早已知晓一切，通过情报人员，他们成功地说服了那波卡及其追随者放弃计划。他们将此举视为西方情报机构利用核事故发起运动并建立组织的企图，表面上以生态问题为诉求，实则试图进行颠覆活动，使其摆脱党的管控。
那波卡想要组织集会的念头在1988年的春天再次被唤醒。他的人马组成了文化俱乐部，决定再发起一次集会。组织者中包括48岁的持不同政见者，即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成员——奥利斯·舍甫琴科。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成立于1976年，创立宗旨是监督苏联政府的行为是否符合1975年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通过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的要求。不幸的是赫尔辛基小组遭到了苏联当局的禁止与迫害。舍甫琴科就是被逮捕入狱的一员。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公开性改革后，他才结束了在哈萨克斯坦的流放生涯。乌克兰积极分子将本国人民的民族权力作为其活动的中心内容。不过眼下，舍甫琴科和他的拥趸找到了一项新事业——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为游行准备的标语上写着——“核电站离开乌克兰”“我们不要死人区”“核电站需要全民公投”。示威活动计划在城市的主广场进行，当时该广场被称为“十月革命广场”，后更名为“马坦广场”。政府企图说服那波卡和舍甫琴科取消此次集会，但并不成功，于是他们请求领导调来警务人员和警局组建的公民巡逻队，以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在切尔诺贝利纪念日到来前数日，基辅市政府开始对广场部分路面进行翻修，周边围上安全围篱，学生则被调去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大游行活动进行彩排。
乌克兰文化俱乐部成员出现在广场上时，警察与克格勃冲向活动参与者、行人及旁观者，强行将约50人塞进了大巴。他们被带往附近的警局进行搜身。舍甫琴科因携带标语被捕，他试图向警察引用乌克兰宪法的条款“乌克兰公民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力”，却被警察一把推进了大巴。随后，他以“破坏罪”被拘禁15日。
据估算，1988年11月13日，有超过一万人聚集在城市中心，参加了此次游行活动。曾在数月前阻止了第一次切尔诺贝利示威集会的政府，如今却打起退堂鼓，正式批准了集会。无论是对于尤里·谢尔巴克及其“绿色世界”组织，还是对于每一个关心生态问题及核事故影响的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数以千计的人群面前公开出现。谢尔巴克是首批发言者。他批评了政府未曾公开辐射对人体健康造成长期影响的相关情况，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用以评估核灾后果，并确保公众对卫生部及其活动的监管。他还提议修建切尔诺贝利事故遇难者纪念碑，将4月26日这一特殊的日子确定为纪念日，对于在共和国继续兴建和使用核电站的事项进行全民公投。
乌共同意此次群众性集会的前提是内容仅局限于生态议题。直到此时此刻，生态问题仍被视为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合法议题。毕竟，不仅是普罗大众，政治和文化精英也受到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余波的影响。虽然不是毫无可能，但是要将任何公共事件完全限制在纯粹的生态语境下实在不易——其语境的定义本身已具有政治性。伊凡·德拉克作为基辅作协会长，和同事乌克兰作协秘书德米特罗·帕夫雷奇科自1988年11月1日起，一直忙着成立工作组，以发动“乌克兰人民运动”。该组织被视为乌克兰文化团体的联盟组织，乌克兰文化团体将扮演与波罗的海国家活跃着的人民阵线相似的角色——争取本国的政治和经济主权。据克格勃报告，德拉克和帕夫雷奇科正打算利用此次集会宣布“乌克兰人民运动”的成立。但这次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既不能控制演讲者名单，也无法管控麦克风，这些都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中。最终，他们还是成立了后来被称为“鲁赫”的组织。
然而，集会还是变成了事件转折点。活动开始约两个半小时后，麦克风突然被物理学家伊凡·马卡尔抢夺过来，他因在乌克兰西部文化中心利沃夫组织政治集会被捕，最近刚被释放出狱。因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而被苏联吞并的城市利沃夫，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期间始终是乌克兰运动的策源地。看到马卡尔参加了集会，克格勃官员关闭了音效，但是马卡尔还是发表了演讲。他警告能听到自己发言的集会参与者，中央政权准备通过法律使共和国无法获得经济主权，他号召乌克兰民众像波罗的海民众一样成立人民阵线，和波罗的海的组织一起为争取主权而对抗中央。尽管马卡尔的声音未能经音效系统传播出去，但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演讲的过程中，基辅的集会人群要求克格勃打开音响，他们高呼“麦克风”。在尤里·谢尔巴克的帮助下，人们拍摄了一部以切尔诺贝利事故如何影响生态环境为主题的纪录片，正是以《麦克风》为名。在乌克兰，此举也吹响了要求对核灾和其他诸多诉求进行公开性改革的战斗号角。
11月23日，也就是集会结束后的第十天，乌克兰作家成立了自己的团体，以此致力于创建“鲁赫”组织。德拉克当选为主席，贡查尔和谢尔巴克也加入了该组织。在数周后的作家论坛上，德拉克宣布“切尔诺贝利事故是我们需要成立‘鲁赫’组织的首要原因”。他接着说道：“替代原子能电站的唯一选项就是乌克兰人民运动。”数年后，德拉克回忆道：“切尔诺贝利事件激发了整个乌克兰民主进程，以波兰团结工会为样板，作协成了民主的摇篮。”
乌克兰作家动员其支持者围绕切尔诺贝利议题向莫斯科最高当局发起请愿，促使其做出改变。1988年末，贡查尔、奥利尼克等著名作家向苏共中央陈情，全力推动11月大集会上提出的诸多议程的落实。他们要求成立旨在调查切尔诺贝利核灾后果的专门委员会，要求能源部和卫生部的活动接受公众监管，此外，还要求就新建核电站的问题进行全民表决。乌克兰当局似乎做出了让步——仅仅依靠压制可不行了。
“我们需要承认，很久以来，我们并未对采取切实措施保护环境给予应有的关注。”乌共书记谢尔比茨基在给莫斯科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提醒自己身在苏联首都的同事和领导，乌克兰政府已向中央请求，停止奇吉林核电站的建设工作，这正是11月基辅集会的主诉求之一。此外，谢尔比茨基反对在乌克兰兴建任何其他的核电站。他还写道：“根据乌克兰科学院的数据，乌克兰90%的领土具有复杂的地理与水文条件，基本不适合建设原子能电站。”
风向转变了。戈尔巴乔夫通过推行公开性政策，鼓励本地的文化精英以“新思维改革”的名义反抗当地政党。无论是像浦洛基·那波卡那样叛逆的知识分子，还是老牌持不同政见者奥利斯·舍甫琴科，甚至表面上忠诚于政权的伊凡·德拉克都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找到了新议题。事实上，比起之前推动的所有议题，新的事业更能为他们赢得广泛支持。正是切尔诺贝利事件使持不同政见者和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得以冲破苏共当局的统一阵线，促使地方精英对抗莫斯科领导层。
在戈尔巴乔夫及莫斯科改革派领导人明白过来之前，由造反的知识分子与心存不满、迷茫困惑的共和国官员共同结成的统一阵线就已经站在他们的面前了。没有什么地方比核能领域的变化更加明显了。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与文化精英都要求莫斯科停止新建核电站，并关闭正在运营的核电站。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1989年，遍及苏联全境的人民运动将会在他们高举的横幅标语中，将核安全与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
来源：趣闻捕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