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书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近代中国的个人、社会与国家。全书分为三辑，分别对应书题中的“个人”、“社会”与“国家”。辑一“生命史与集体心态”，偏重于以心理学和心态史研究方法剖析“个人”；辑二“社会阶层与流动”，主要借助社会学
专业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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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个人、社会与国家》
全方位解读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独特的
举步维艰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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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德 著
ISBN：978-7-100-25024-5
开本：16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定价：1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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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录
自序 史无定法 固本求新——
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跨领域学思历程........ 1
生命史与集体心态
自传与历史............. 23
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传记研究的一些问题........ 34
蒋梦麟早年心理上的价值冲突与平衡..... 40
严复对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介绍与曲解..... 49
想象中国
——伦敦所见古董明信片的图像分析...... 54
北洋时期的礼俗与宗教........ 73
在轰炸的阴影下
——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空袭的心理反应.......... 134
当红灯笼球挂起
——阶层、性别、族群与战时重庆民众的防空经验........ 149
社会阶层与流动
测量传统中国社会流动问题方法的检讨.... 171
民国时期的社会阶层与流动............ 179
抗战时期大后方工商业者的心态与行动...... 272
战争与工人文化
——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人的认同问题..... 297
国家的形塑
中国近代政府与农业发展..... 319
中国历史上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 341
近代中国的技术转移—以铁路事业为例..... 367
穿越界线—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374
抗战前十年的国民政府体制及其运作.... 392
国民革命军的制度与战力....... 435
附录 张瑞德先生访问记录.... 475
内容简介
本书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近代中国的个人、社会与国家。全书分为三辑，分别对应书题中的“个人”、“社会”与“国家”。辑一“生命史与集体心态”，偏重于以心理学和心态史研究方法剖析“个人”；辑二“社会阶层与流动”，主要借助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层面问题；辑三“国家的形塑”从政治学视角讨论中国近代农业、交通，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机构运作和军事。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引入是作者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补充，也可看作其史学研究的求新求变尝试。此书仍注重史料文献的丰富扎实，以史带论，带来本书流畅、平易、可读性较强的特点。本书主题新颖，研究视角独特，对丰富和加深我们认识与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和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
作者简介
张瑞德，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曾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客员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特聘研究员。现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主要著作包括专著：《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战时国民政府军政人才培养》（与冯启宏合著）、《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合著），论文集《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笔者自1971年9月考入成功大学历史系，进入历史学这一行，转眼已超过五十年。由于治学过程中好读各种杂书，因此所做研究常会流露一些非传统历史学的痕迹，选题、分析架构和角度，偶尔也会与众略有不同。五十年来累积了一些经验和心得，谨借此文和大家分享。
史无定法 固本求新
一、个人生命史与集体心态研究
本书在编选的过程中，一如整理抽屉中的老旧照片，不断勾起各种酸甜苦辣的回忆。例如《测量传统中国社会流动方法的检讨》一文，是笔者于大学时代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刊登于著名的《食货杂志》（创刊于1934年，为陶希圣所创办，现已停刊），曾让我备受鼓舞。政治、社会精英的社会流动为当时的热门议题。1960年代初期，由何炳棣、许倬云等学者开启风气，台湾学者受到他们的影响开始跟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推动的中国区域现代化大型研究，也采用此种分析方法研究政治、社会精英，其中尤以李国祁用力最深，著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1975年）共三册。当时史学界尚未流行使用电脑，李氏利用内地十八行省府州县的地方志（各采三分之一以上的抽样）进行量化分析，全靠人工计算，工程之大，可以想见。笔者在大学时代受到学界前辈的影响，有此习作，乃是其来有自。台师大的历史所向与“中研院”近史所关系密切，许多课程均由近史所研究人员开设，长达近十年，院、所主管（李国祁、张朋园、林明德）均出身于近史所。研究生论文选题受到“中研院”学风的影响甚大，笔者就读期间有一些同学的论文以领导阶层或社会精英群体为题，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年社会流动的研究，在李中清、陈志武等学者的推动下，再度成为热门议题，学者陆续建置了许多大型数据库，利用量化史学、数字史学（digital history）和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研究，颇有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研究成果。
本书所收录的《蒋梦麟早年心理上的价值冲突与平衡》和《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传记研究的一些问题》两篇论文，均为笔者在台师大就读期间所发表，写作期间曾向念心理学的高中同学丁兴祥请教。丁兴祥后来赴美专攻历史心理学和质化研究，返台后在辅仁大学长期推动心理传记的研究，并与大陆学者合作，于2012年创办《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集刊），发刊迄今，被称为“辅仁学派”。笔者对于人类心理层面历史的兴趣后来则转向集体心态史（history of collective mentality），不再作心理传记的研究。最近看到一篇大陆学者所写介绍心理传记研究史的文章，根据该文作者的考证，中文世界的第一篇心理传记研究论文，为1987年香港学者邹秉洛所写《中国青年导师鲁迅之性格及其发展》一文。事实上，台湾学者利用心理传记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自197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笔者上述1981年发表的《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传记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即为研究综述性质文章，读者可以参看。
1990年代，心态史继心理历史学之后进入台湾。心理历史学和心态史学，均为20世纪初期欧美史学界先后出现的两种思潮或运动。两者均试图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心理历史学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开创，后经艾瑞克森（Milton H.Erikson）发扬光大。此派学者有些将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传记研究，被称为心理传记学。心态史学则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法国，在年鉴学派史家的协助下成立，并拥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论，1930年代至1970年代流行于欧美，后来式微，转型为通俗文化史、私生活史与集体记忆史继续流行。两者来自不同的学术传统，拥有各自的专业刊物和专业社团。心态史一开始专门研究小人物和社会底层（而非拥有权势的大人物）的生活、情感和行为，不过后来已无此区分。例如德国学者韩切尔（Klaus Hentschel）所著《心理创伤：德国物理学者的心态（1945—1949）》研究物理学者的集体心理创伤，即为一例。
笔者的研究兴趣从早期的社会阶层与流动和个别人物的心理传记开始，进而研究包括路政官员、国民党军官阶层的集体传记及集体心态史，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早期研究人物传记的经验，让我后来的研究，不论是制度史的研究或是探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均能重视个人史料（如日记及回忆录性质史料）的运用，致使研究能够避免一般类似研究常流于枯燥无味的弊病。我更曾和业师张玉法合作编选《现代中国自传丛书》40余册出版，推广自传的运用。
最后，笔者对于由心态史演变而来的情感史，尤其是战争与情感，也略有涉猎，尝试作过一些研究。
相较于大陆学界，台湾历史学界的情感史研究起步较早，不过研究大多集中于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时段则大多集中于明清。笔者的兴趣在集体情感史（history of collective emotions），本书所收的《在轰炸的阴影下—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空袭的心理反应》和《当红灯笼挂起—阶层、性别、族群与战时重庆民众的防空经验》两篇文章即为初期的研究成果。近年笔者试图撰写专书，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国民革命军的精神战力。目前完成《为何而战：国民革命军的士气与作战能力（1924—1949）》一文，观察国民革命军如何透过情感动员的方式激励士气。在写作过程中，曾阅读一些大陆学者从情感史角度研究革命史的论文，获益良多。大陆学界对于情感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台湾为晚，但和革命史的研究结合，充分展现情感推动历史进程的重大作用，允为近年大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亮点之一。
其实情感动员的应用广泛，无论是各种社会运动或是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均为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值得学者关注。
二、铁路史研究
笔者的铁路史研究，想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铁路是科技的产物，近代中国如何接受这个科技的产物？第二，铁路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我先后出版了《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两本专书以及一篇英文论文“Technology Transfer in Modern China: The Case of Railway Enterprise，1876-1937”。以上著作出版至今均已超过了30年，不过或许尚具参考价值，两本中文专书，2020年获邀于北京中华书局以简体字版重印，英文论文直至2024年仍被美国宾州大学历史系教授John Kanbayashi列为其所开设“近代东亚科学与技术”课程必读论文之一。本书所收录《近代中国的技术转移—以铁路事业为例》一文，即为此文的中文摘要。
早在1960及1970年代的台湾，由于“中研院”藏有清代总理衙门的档案，洋务运动又是当年的热门议题，研究铁路史的中外学者自然极多，而笔者的研究之所以至今尚能占有一席之地，或许是由于在写作《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一书时，曾读了一些发展经济学，所以研究角度和其他前辈学者不同；在写《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一书时，则参考了一些官僚组织专业化的理论，对于近代中国路政技术官僚群体的研究，略具开创意义。
三、军事史研究
笔者之所以会研究军事史，纯属偶然。1986年，我博士论文口试刚结束，即奉召入伍服役。服役期间被分派至一所史政机构担任少尉史政官。由于业务所需，经常查阅相关的档案文献，于是逐渐对军事史研究产生兴趣。退伍后，返回南港“中研院”近史所工作，申请“国科会”的专题计划，正式展开此一课题的研究。其间曾赴美进行一年的短期研究。在收集资料方面，耗时最多的工作莫过于查阅《军事杂志》（月刊，1929年创刊）。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逐期阅览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及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两机构的收藏，让我对国军部队基层存在的各种问题均能有所了解。加上此时两岸逐渐开始学术交流，我躬逢其盛，曾多次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收集了大量档案及军方出版物。原本计划写一本书，从人事、情报、作战、教育训练、后勤补给等方面探讨国军的作战能力，不料收集的档案史料过多，只得缩小题目，先撰成《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一书，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93年出版。除了研究工作，笔者自1990年开始在东海、台师大等校研究所开设“现代中国的战争与社会”（自21世纪初期起，因应“新新军事史”的出现改名为“现代中国的战争、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史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等课程，也曾应邀为美国一本教科书《中国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撰写《从黄埔至1949年的国军》一章，1990年代并在“中研院”近史所创立战争与社会研究群，推动新军事史研究。
四、蒋介石研究
本世纪初，笔者开始追随前辈及同行的脚步，展开蒋介石的研究。由于起步稍晚，如何选题成为首要面对的问题。我发现当时有一些著作不过是将旧问题重做一遍，增加了新出土档案及日记的史料，但是并无创见或新意，便引以为鉴。我开始研究蒋介石如何治理中国，先后出版了两本专书：《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2017年）和《战时国民政府军政人才培养》（与冯启宏合著）（2024年）。《无声的要角》所研究的侍从室，除了为蒋介石草拟书告及党政军各部门文件的承转与审拟外，主要功能有二：第一，整理各方送呈的大量情报资料，使其成为有价值的情报，供蒋介石与相关机构参考运用，并协助蒋做出决策。第二，强化对党政军机构及外界的联系，有助于党国体制运转。其负面功能也有两项：第一，破坏正常体制的运作；第二，造成下属的疏离感。《战时国民政府军政人才培养》一书，则探讨蒋介石所直接掌控的几个智囊机构（包括国防设计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设计委员会、侍从室与参事室）以及如何考察、选拔、储备及运用人才。两本书可以称为姊妹篇。
晚近中外学术界对于国民政府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传统一派的看法，认为是贪污腐化，全无是处，因无法因应中共的挑战，最后导致政权的崩溃。另一派则视国民政府为一专家政治（technocracy），已有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的雏形，曾制定一些中、长程发展计划，也培养出许多技术官僚，为战后两岸发展奠下基础。笔者以为前人有关国民政府的研究，不论是持批判或肯定立场，均倾向将国民政府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了内部的歧异性。事实上，每个机构的领导阶层、组成分子及组织文化，均不尽相同，其组织效能自然也会有所差异。《战时国民政府军政人才培养》一书，研究蒋介石所直接掌控的一些智囊机构，发现这些机构所培养的人才，一般说来，在文教、外交或是与其所学相关的领域，较易有突出表现；如果在其他领域，则表现得未必优于一般的官僚，主要原因在于历练和政治手腕均有所不足；至于对付中共，则远非这些学者所能胜任。更有进者，这些智囊机构由于为蒋介石直接掌控，才得以拥有较高的效率与效能，因此其经验并无法复制一般的行政机构，反而破坏了正常体制的运作，造成党政机关的效率低落和疏离感，更助长了学而优则仕和过分迷信“科学管理”的风气，其流弊至为深远，使民众未见其利，先受其害。
五、记忆与认同研究
《想象中国——伦敦所见古董明信片的图像分析》是一篇意外写出的论文。1999年，笔者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行短期研究。某个周末，我因为某种原因需至图书馆工作，在路上刚好遇到一个出售古董明信片的市集，共有十多个摊位。为了犒赏自己假日仍需工作的辛劳，我停下脚步浏览了一下。出售的明信片多按主题的英文字母顺序分类，我研究的是中国史，自然想要看和中国相关的明信片。一看之下，发现有一些缠足、吸食鸦片、囚犯斩首图像的明信片，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
根据晚近学者的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一般社会大众对非西方社会的印象，主要透过博览会、照片和明信片三种媒介。博览会虽然为近代展示非西方文明的大型公共活动，但是由于受到地理及社会阶层的限制，参与相对不易，因此影响相对较小。照片虽然自1830年代起逐渐普及，但是由于生产过程较费人工，无法大量印制，影响虽较博览会为大，但是仍无法和明信片相比。明信片由于价格低廉且易于取得，使得一般西方民众“观看”非西方文明的过程，变得更加民主化。除了通讯，也常被用作纪念品，因此传阅甚广，包括中产阶级、劳工、妇女及儿童。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任何人要邀约友人于下午拜访喝茶，仅需于上午邮局收信时间截止前，寄出一张明信片即可。当时电话尚未普遍使用，因此明信片为大众广泛利用。“寄给我一张明信片”（“Drop me a postcard”）成为日常生活用语，一如后来的“给我挂一个电话”（“Give me a ring”）。外出旅行时，明信片由于是图文并茂，成为旅行时甚受欢迎的纪念品，甚至成为旅行的目的，证明某人确曾到此一游。明信片的内容（包括图像数据及寄件人书写的文字数据），经常传递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社会与民众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或是浪漫印象。明信片在西方由于流通量极大（据统计，1900年德国平均每人邮寄15张），因而强化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社会的神秘印象。
有趣的是，在中、英文学界，或许是由于档案的大量开放，有关博览会的研究均十分兴盛。例如大陆学界在华中师大教授马敏的倡导下，博览会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而且研究风气迄今未衰。有关照片与形象塑造的研究也十分流行，或许是由于照片常刊登于报刊，检索方便的关系。至于明信片的研究，近年虽然编选出版了大量明信片图像的史料集，自从笔者的论文发表后的第八年，才陆续有法国学者克莱门斯·安德里斯（Clémence Andreys）发表《从明信片中看青岛和中德关系》论文，美国学者巴克莱（Paul D.Barclay）有关日本透过明信片形塑台湾形象的论文发表。至2017年，才首次有大陆学者路懿菡发表《殖民地的野心：日本明信片中的大连形象》一文。我自觉对于解读明信片的相关理论掌握不易，加上同道过少，形影孤单，于是浅尝辄止，不再触碰此一课题。几年以后研究蒋介石，曾接触到大量蒋介石的手令，觉得是对象史（history ofobjects）的好题目，于是写成《遥制：蒋介石的手令研究》一文。因此也算是《想象中国》一文的姐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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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务印书馆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