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拿出那两份薄薄的、却重如千斤的报告时,我妈“啊”的一声,像是被人抽走了浑身的骨头,软软地瘫了下去。我爸那双常年握着锤子、布满老茧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想去扶她,自己却也晃了晃,一屁股墩坐在了地上。
我拿出那两份薄薄的、却重如千斤的报告时,我妈“啊”的一声,像是被人抽走了浑身的骨头,软软地瘫了下去。我爸那双常年握着锤子、布满老茧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想去扶她,自己却也晃了晃,一屁股墩坐在了地上。
整个世界,在那一刻,安静得只剩下纸张在我指尖摩擦的微弱声响。
其实,走到这一步,我心里早就演练过无数遍了。我想过他们会震惊,会愤怒,会哭闹,甚至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个白眼狼。可我唯独没想过,他们会是这样一种……彻底被击垮的模样。
那是一种信念崩塌后的空洞,像两尊被风干了的泥塑,所有的颜色和生气都在瞬间褪尽。
哥哥陈辉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那双曾经总是带着几分得意的眼睛,此刻只剩下茫然和恐惧。他看着我,又看看瘫倒在地的父母,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这个家里,那个维持了几十年的、以他为中心的宇宙,彻底碎了。
而我,陈静,这个家里的“二等公民”,这个永远的配角,亲手递出了那把砸碎一切的锤子。
我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一点都没有。只有一种漫长而冰冷的悲哀,像是冬天里结了冰的河,底下是涌动了二十多年的委屈,上面,却是一片死寂的平静。
第一章 一通改变命运的电话
“静静啊,你哥……你哥他不行了,你快来医院一趟!”
电话是妈打来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带着哭腔,像一把钝刀子,在我心上来回地拉。
我正穿着一身油污的工作服,蹲在车底下拧一个生了锈的螺丝。扳手“咔哒”一声滑了手,重重砸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刺耳的闷响。
我“嗯”了一声,没多问,心里却已经沉了下去。
哥哥陈辉的肾病,已经拖了好几年了。从最初的吃药控制,到后来的定期透析,这个家就像被一个无形的黑洞拖着,一点点往下陷。
我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一辈子没攒下多少钱,为了给哥治病,家底早就掏空了。我这些年做汽修,挣的钱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其余的也全都填了进去。
可这病,就是个无底洞。
我匆匆洗了把脸,连工作服都来不及换,抓起车钥匙就往市一医院赶。车间里的老师傅张叔探出头来,冲我喊:“静静,别急,路上开慢点!”
我冲他摆摆手,一脚油门踩下去,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窜了出去。
车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我的脑子却像一团乱麻。我想起小时候,哥哥永远是家里那颗最亮的星。他学习好,嘴巴甜,长得也白净。而我,像个跟在他身后的影子,沉默,不起眼。
家里只有一个鸡蛋,妈会煮熟了,小心翼翼地剥好,塞进哥的书包。而我,只能闻着那股香味,咽咽口水。
爸的工资发下来,会给哥买最新的玩具,给我买的,永远是处理的、带瑕疵的练习本。
他们总说:“静静,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
可我明明比他小两岁。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想说,“静静,你是女孩,要让着男孩。”
这种“让”,让我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把自己的需求藏起来。我以为只要我够懂事,够努力,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我。
我没考上大学,早早出来工作,进了汽修厂。一个女孩子家,整天跟机油扳手打交道,他们嘴上说着“不体面”,可每个月我把工资交到妈手上时,她脸上那点转瞬即逝的笑意,又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或许,他们心里还是有我的。我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赶到医院,空气里那股熟悉的消毒水味让我一阵心悸。重症监护室门口,爸妈像两只被淋湿的鹌鹑,缩在墙角的椅子上。
妈一看见我,眼泪就下来了,抓住我的手,冰凉:“静静,医生说,你哥……你哥的肾彻底衰竭了,透析也没用了,再不换肾,就……就没几天了……”
我爸蹲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抽烟,脚下已经扔了一地烟头。他抬起头,那张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上,满是绝望:“医生说,亲属之间的配型成功率最高……”
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双浑浊的、充满恳求的眼睛,一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空气仿佛凝固了。走廊里人来人往,脚步声、说话声,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模糊而不真切。
我妈握着我的手,力气大得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她的指甲掐进我的肉里,我却感觉不到疼。
“静静,”她哽咽着,一字一句地说,“医生说,你是希望最大的。你……你救救你哥,啊?妈求你了,你就当是为了妈,救救你哥……”
她说着,就要往下跪。
我一把扶住她,心里乱成一锅粥。
换肾。
这两个字像两座大山,轰然压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不是没想过这一天。从哥的病越来越重开始,我就隐隐有过这种预感。可当它真的来临时,我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不是割一块肉,那是一个器官。一个健康的、在我身体里好好待着的器官。
我看着重症监护室那扇紧闭的门,玻璃窗后,哥哥插着各种管子,安静地躺着,像个易碎的瓷器。
我心疼他吗?
当然。那是我哥,血浓于水。我们一起长大,虽然他总是抢我的东西,虽然爸妈总是偏心他,可他也是那个会在我被邻居家男孩欺负时,第一个冲上去替我打架的哥哥。
可我,也怕。
我怕手术台上的风险,怕少了一个肾之后我的身体会怎么样,怕我以后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我才二十六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爸,妈,”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这事……这事太大了,你们让我……让我考虑一下。”
我爸猛地站起来,把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用脚碾灭。
“考虑?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他眼睛通红,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那是你亲哥!他的命就捏在你手里了!陈静,我告诉你,你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这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直直插进我的心脏。
我当没你这个女儿。
原来,在他们心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给哥哥的生命做备用和托底的吗?
我妈在一旁哭得更凶了:“你爸是急糊涂了,静静,你别往心里去。可你哥他真的等不了了啊……”
周围有几个病人家属投来异样的目光,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烫,像是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
我没有再说话,只是默默地转过身,走到了走廊尽头的窗户边。
窗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像无数双冷漠的眼睛,静静地看着这人间的悲欢离合。
我的手脚一片冰凉。
我突然想起,去年我过生日,自己给自己买了个小蛋糕,躲在出租屋里,插上蜡烛。我许的愿是,希望爸妈能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
我等到晚上十二点,手机安安静静,没有一条信息,没有一个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哥的女朋友跟他闹分手,爸妈陪着他,哄了他一整晚。
他们忘了。
他们总是这样,轻易地就忘了我的存在。只有在需要我付出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还有一个女儿。
冷风从窗户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我浑身一哆嗦。
我摸了摸自己的后腰,那个地方,温暖而有力。
我真的要,把它分一半给别人吗?
哪怕那个人,是我的哥哥。
第二章 一场名为“亲情”的绑架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请了假。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夜没睡好。天蒙蒙亮,我就醒了,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直到它从灰白变成亮白。
我上网查了很多关于肾移植的资料。捐献者的风险,术后的恢复,对未来生活的影响……每一个字眼,都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风险是有的,虽然现代医学很发达,但没人能保证百分之百安全。更重要的是,少了一个肾,意味着我的身体将不再完整,我将比普通人更脆弱,不能干重活,不能劳累,饮食要严格控制……
我看着自己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小伤口的手。我是个汽修工,我的工作就是重活,就是劳累。如果我不能再做这份工作,我拿什么养活自己?
难道,要靠那个被我救活的哥哥,和那对心里只有儿子的父母吗?
我不敢想。
中午的时候,我妈的电话又来了。
“静静,你来医院一趟吧,你哥想见你。”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多了一丝不容置疑的强硬。
我心里叹了口气,还是去了。
病房已经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哥的状况看起来好了一些。他靠在床头,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神清明。
爸妈,还有几个叔伯姑姑,都围在病床边,满满一屋子人。
我一进去,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那种感觉,像是一场早已安排好的审判,而我,就是那个等待宣判的罪人。
“静静来了。”我妈拉着我到床边,脸上挤出一个笑容,“你哥有话跟你说。”
陈辉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虚弱:“静静……哥对不起你。”
我心里一颤。
“从小到大,都是我不好,抢你的东西,爸妈也偏心我……”他喘了口气,眼睛里泛起一层水光,“可这次……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哥。哥还不想死,哥还年轻……”
他伸出手,想来拉我,却没什么力气。
我看着他那副可怜的样子,心里那点坚硬的壁垒,瞬间就软了。
是啊,他还年轻,他才二十八岁。他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大姑就开口了,她向来嗓门大,说话也冲。
“静静啊,不是大姑说你,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那可是你亲哥!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你救了他,不就是救了咱们这个家吗?”
二叔也跟着附和:“就是啊,静静,你一个女孩子家,以后总是要嫁人的。你哥可是咱们陈家的根,他要是有个好歹,你爸妈下半辈子可怎么活?”
一言一语,都像绳索,一圈一圈地往我身上缠。
他们把这件事,定义为我的“义务”,我的“责任”。他们说,我是姐姐(虽然我比他小),是妹妹,是女儿,唯独没有问过,我陈静自己,愿不愿意。
我爸坐在角落,一直没说话,但那双眼睛,像鹰一样盯着我,充满了压力。
我妈见我沉默,又开始抹眼泪:“静静,妈知道这委屈你了。可妈有什么办法?妈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哥去死啊!妈给你跪下,行不行?”
她又来这一套。
整个病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他们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用亲情、用道德、用眼泪,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要把我牢牢困住。
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我……”我艰难地开口,“我不是不愿意,我只是害怕。手术有风险,我以后……”
“能有什么风险!”大姑立刻打断我,“现在的技术多发达!我听医生说了,割一个肾对身体没多大影响,跟正常人一样!你就是自私,只想着自己!”
“就是,太自私了!”
“养你这么大,白养了!”
周围的指责声,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激动的、愤怒的、失望的脸,突然觉得很可笑。
他们关心我的身体吗?不,他们只关心我那个健康的肾,能不能安到我哥的身体里。
我的恐惧,我的未来,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
“够了!”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突然喊了一声。
整个病房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我,大概是没想到,一向温顺的我,会突然爆发。
我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最后落在我爸妈的脸上。
“你们说得都对。”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晰而缓慢,“他是我的亲哥,我是陈家的女儿。如果配型成功,我应该救他。”
听到这话,我妈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其他人也松了口气的样子。
我话锋一转:“但是,做这么大的手术,总得确定万无一失吧?配型结果,我得亲眼看到。而且,我信不过小地方的医院,我要去省城的大医院再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配型。如果结果出来,确实匹配,而且医生评估我的身体条件允许,我没二话。”
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别的打算。
这不仅仅是为了谨慎,更是我为自己争取的一点喘息和主动权。我不能再像个木偶一样,任由他们摆布。
我爸沉着脸,似乎对我的“条件”很不满,但一时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毕竟,我的要求合情合理。
我妈赶紧打圆场:“应该的,应该的,去大医院更好,更放心。静静,只要你肯点头,怎么都行。”
陈辉也虚弱地笑了笑:“谢谢你,静静。”
我没看他,转身走出了病房。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到了里面传来一阵压抑的欢呼声。
我靠在走廊冰冷的墙壁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赢得了暂时的平静,可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我抬头看着天花板上惨白的灯光,心里有个声音在对自己说:陈静,这一次,你得为自己活。
第三章 一份意料之外的报告
去省城的决定,遭到了我爸的强烈反对。
“去什么省城!来回折腾,不要花钱啊?这里的医院不也一样看病?你就是故意拖延时间!”他在电话里冲我吼。
我捏着手机,平静地说:“爸,这是我的身体,我必须对自己负责。检查的钱,不用家里出,我自己掏。”
说完,不等他再说什么,我挂了电话。
这些年,我省吃俭用,自己偷偷存了一笔钱。不多,但足够我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这笔钱,我原本是打算用来做个小生意的启动资金,我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汽修店。
现在看来,这个梦想得往后推一推了。
我跟厂里请了长假,独自一人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驶向一个未知的方向。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我第一次,为了自己的事情,如此坚定地反抗他们。
这种感觉,既陌生,又带着一丝隐秘的快感。就好像一个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第一次尝试着伸展自己的翅膀。
省城的医院很大,人也很多。我挂了专家号,排了长长的队,把我的情况跟医生说了一遍。
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女教授,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温和。她听完我的叙述,并没有像我们老家的医生那样,理所当然地觉得我就应该捐。
她只是很客观地给我分析了手术的利弊,并且告诉我:“捐献是自愿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你。你的身体,你自己有最终决定权。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确定你的各项指标是否符合捐献条件,以及最重要的,血型和HLA配型是否相符。”
她的话,像一股暖流,让我紧绷的心弦稍微松弛了一些。
接下来的几天,我按照医生的要求,做了一系列繁琐的检查。抽血、B超、CT、心电图……我像一个零件,在各种冰冷的仪器之间被传送。
等待结果的日子,最是煎熬。
我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每天除了去医院,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妈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问我结果怎么样了。她的语气里,充满了不耐烦和催促。
“怎么还没好?一个检查要做这么久?”
“你哥这边等不了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我只是含糊地应付着,说结果还没出来。
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的内心其实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一方面,我希望配型不成功。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谁也无法指责的理由,来拒绝这场“亲情的绑架”。
可另一方面,我又害怕配型不成功。如果连我这个唯一的希望都破灭了,我哥该怎么办?我真的能眼睁睁看着他……
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那种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不是说割舍就能割舍的。
我甚至开始恨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为什么不就像他们期望的那样,闭上眼睛,躺上手术台,把一切交给命运?
那样,至少我不会像现在这样,被撕扯,被煎熬。
一个星期后,第一批结果出来了。
我去医生办公室取报告。医生扶了扶眼镜,看着手里的几张单子,表情有些奇怪。
“陈静是吧?”
“嗯,是我。”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源眼。
医生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了看报告,说:“你的血型是A型,RH阳性。”
我点点头,这个我知道。
医生顿了顿,继续说:“但是,根据你提供的你哥哥的病历资料,他的血型是B型。”
“什么?”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医生,您是不是搞错了?我哥是B型,那我……我们怎么可能……”
“血型不符,是无法进行肾移植的。”医生的话,干脆利落,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血型不符?
怎么会?
我们是亲兄妹啊!
医生似乎看出了我的震惊,她把报告递给我,指着上面的字母:“你自己看。白纸黑字,不会错的。你家里的医院,难道没给你们做过最基本的血型检测吗?”
我接过那张薄薄的纸,上面那个刺眼的“A”,像一个巨大的问号,在我眼前晃动。
我记得很清楚,从小到大,爸妈都说,我和我哥的血型是一样的。我哥上中学时体检,查出来是B型血。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也是B型。
甚至在这次事发后,老家医院的医生也是根据我妈的口述,直接默认了我们血型相符,准备进行下一步的配型。
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去验证一下这个最基本的前提。
或者说,在他们心里,我作为“备用血库”和“器官库”的存在,是那么地理所当然,以至于他们都懒得去求证了。
我拿着报告,失魂落魄地走出医生办公室。
巨大的震惊过后,一股难以言喻的狂喜,从我的心底涌了上来。
我不匹配!
我不用捐肾了!
我得救了!
我几乎想放声大笑。这简直是上天给我开的一扇窗,不,是一扇门!一扇通往自由的大门!
我紧紧攥着那张报告,那张我的“免死金牌”,快步走出医院。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抬头看着湛蓝的天空,第一次觉得,原来活着这么美好。
我可以保住我的肾,保住我的健康,保住我的未来了。
可这股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
当我冷静下来,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看着人来人往,一个新的、更让我毛骨悚然的疑问,浮上了心头。
为什么?
为什么我和我哥的血型会不一样?
遗传学上,B型血的父亲和母亲,是可以生出A型血的孩子的。可问题是,我爸是B型血,我妈……我清楚地记得,她有一次住院,病历上写的是O型血。
一个B型血的父亲,和一个O型血的母亲,他们的孩子,只可能是B型或者O型。
绝对,绝对不可能生出A型血的孩子。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的大脑。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那张刚刚还被我视若珍宝的血型报告,此刻却像一块烙铁,烫得我手心生疼。
一个荒谬的、我从来不敢去想的猜测,疯狂地在我心里滋生。
我……
我到底是谁?
第四章 一份揭开真相的鉴定
那个可怕的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藤蔓一样,疯狂地缠绕住我的心脏,越收越紧,让我无法呼吸。
我坐在省城陌生的街头,感觉自己像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孤儿。
过去二十多年里,那些被我刻意忽略的、想不通的细节,此刻全都争先恐后地涌进我的脑海。
为什么爸妈对我哥的偏爱,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为什么我从小到大,都觉得自己像个外人,怎么也融不进这个家?
为什么他们可以轻易地忘记我的生日,却能清楚地记得我哥每一个小小的喜好?
为什么在我提出要捐肾时,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疼和犹豫,只有理所当然的索取?
以前,我总把这一切归结为“重男轻女”。我以为,这只是因为我是个女孩。
可现在,一个更残酷的答案,呼之欲出。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在小旅馆里枯坐了一整天,直到窗外的天色完全黑透。
我没有把血型不符的结果告诉家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说了之后,会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
我的内心在进行着天人交战。
一个声音说:陈静,别傻了,别再查下去了。你就拿着这份血型报告回去,告诉他们,配型不成功,天意如此。这样,你既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这个家的颜面。从此以后,你就当自己是亲生的,继续过你的日子。
另一个声音却在嘶吼:不!你必须知道真相!你不能再这样不明不白地活下去!你被蒙蔽了二十六年,你难道还想被蒙蔽一辈子吗?
最终,那个渴望真相的声音,占了上风。
第二天,我没有买回家的车票。我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又回到了那家医院。
我找到了基因检测科。
“医生,我想做个亲子鉴定。”我对医生说出这句话时,声音都在抖。
医生看了我一眼,公事公办地递给我一张表格:“需要父母双方的样本,或者单亲的也可以,不过准确率会稍微低一点。你带样本来了吗?”
“没有。”我摇摇头,“我……我只有我自己的。”
我顿了顿,鼓起勇气说:“我能不能,用我父亲和我哥哥的样本,来跟我做比对?”
我想到,我爸抽烟,总是随手把烟头扔掉。我哥在医院,每天都会有很多医疗垃圾。要拿到他们的DNA样本,并不难。
医生有些诧异,但还是点了点头:“理论上是可以的。如果你能提供你父亲的样本,我们可以鉴定你们的父女关系。如果你能提供你哥哥的样本,我们可以鉴定你们的全同胞关系。”
“好,我都要做。”我毫不犹豫地说。
我需要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
我又在省城多待了两天,委托了一家专业的鉴定机构。然后,我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异常平静。就好像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死囚,反而没有了恐惧。
回到家,我没有先去医院,而是回了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
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在医院陪着我哥。
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和我离开时一样。我走进我爸的房间,在床底下的一个旧纸盒里,翻出了几根他没舍得扔的、带着过滤嘴的烟头。
然后,我又去了医院。
我到的时候,爸妈正在给我哥喂饭。看见我,我妈的脸立刻拉了下来。
“你还知道回来?检查结果呢?怎么去了这么久?”
“结果还没完全出来。”我撒了个谎,眼睛却在病房里搜寻着。
我看到了,垃圾桶里,有我哥刚刚用过的棉签。
我趁他们不注意,找了个借口,把那几根棉签和烟头,都装进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密封袋里。
做完这一切,我的心跳得飞快,手心全是汗。
我不敢多待,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
我用最快的速度,把样本快递给了省城的鉴定机构。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过得浑浑噩噩。
我照常去上班,拧螺丝,换轮胎,敲敲打打。机器的轰鸣声,能暂时麻痹我的神经。
可一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恐惧,就会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反复地想,如果,如果结果出来,我真的不是他们亲生的,我该怎么办?
我该去哪里?我的根在哪里?
我是谁?
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我的亲人?
这二十六年的养育之恩,又该如何计算?
这些问题,像一个个死结,把我的思绪缠得乱七八糟。
家里的电话,我一概不接。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催我,骂我。
我不想听。
在真相出来之前,我不想跟他们有任何交流。
终于,在我快要被这种等待逼疯的时候,鉴定机构的电话来了。
“陈小姐吗?您的鉴定报告电子版已经发到您邮箱了,纸质版今天会寄出。”
我挂了电话,手抖得连手机都快握不住了。
我点开邮箱,那里静静地躺着两份PDF文件。
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却迟迟不敢点下去。
我害怕。
我怕那个盖子一旦揭开,里面会是万丈深渊。
我做了好几个深呼吸,闭上眼睛,终于,点了下去。
第一份,是我和我爸的。
我直接拉到最后一页,看结论。
那一行冰冷的、印刷体的黑字,像一把尖刀,瞬间刺穿了我的心脏。
“……根据DNA分析结果,排除送检样本(烟蒂)所属个体是送检样本(血样)所属个体的生物学父亲。”
排除。
不是。
我不是我爸的女儿。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可身体却止不住地颤抖。
原来是真的。
原来我那些年的委屈,那些被冷落、被忽视的感受,都不是我的错觉。
我就是一个外人。
我颤抖着手,点开了第二份报告。
是我和我哥的。
结论同样简单,同样残忍。
“……根据DNA分析结果,不支持送检样本(棉签)所属个体与送检样本(血样)所属个体之间存在全同胞关系。”
我们,不是亲兄妹。
我再也忍不住了,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
那哭声里,有震惊,有悲伤,有委屈,有愤怒,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
我哭了很久很久,直到嗓子都哑了,眼泪都流干了。
我抬起头,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天,要变了。
我擦干眼泪,把那两份报告,连同之前那份血型报告,一起打印了出来。
三份报告,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
那么薄,却又那么重。
它压垮了我过去二十六年的认知,也即将,压垮那个看似完整的家。
我拿起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我明天去医院。我们,当面谈。”
我的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第五章 摊牌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
我对着镜子,仔仔地梳理了一下头发,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衬衫。
镜子里的人,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因为昨晚的痛哭而有些红肿,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我把那三份报告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里,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带着他唯一的武器。
走进病房的时候,气氛和我预想的差不多。
我爸妈,大姑,二叔,几个核心亲戚都在。他们显然是接到了我妈的通知,特意赶来,准备对我进行最后一次“会审”。
见我进来,我妈立刻迎了上来,脸上带着一丝不自然的笑:“静静来了,快坐。结果……拿到了吗?”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爸坐在窗边,冷哼了一声:“去了这么久,架子倒是不小,还非要我们都等着你。”
我没理他,径直走到病床前。
陈辉的精神比上次见时更差了,嘴唇干裂,眼窝深陷。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盼和恳求。
“静静……”
我打断他:“哥,你先别说话,听我说。”
我转过身,面对着这一屋子所谓的“亲人”,从牛皮纸袋里,拿出了第一份报告。
“这是省城医院给我做的血型检测报告。”我把报告递到我妈面前,声音不大,但足以让每个人都听清楚,“我是A型血。”
我妈愣了一下,显然没反应过来。
大姑抢着说:“A型就A型呗,那又怎么了?跟小辉的配上了吗?”
“我哥是B型血。”我平静地看着她,“A型血和B型血,血型不符,肾移植手术,做不了。”
“什么?!”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病房里炸开了。
“不可能!”我妈尖叫起来,一把抢过报告,眼睛死死地盯着上面那个“A”字,“怎么会是A型?你不是B型吗?从小到大我们都说你是B型啊!”
“你们说我是,我就得是吗?”我冷冷地反问,“你们有谁,真正带我去做过一次血型检查吗?”
我妈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拿着报告的手不停地抖。
我爸冲过来,也看了一眼报告,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一把将报告摔在地上,指着我的鼻子骂:“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肯定是在外面找了家假医院,做了份假报告!你就是不想救你哥!”
“对!肯定是假的!”二叔也跟着喊,“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看着他们气急败坏、拒绝相信的样子,心里一片冰凉。
到了这个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去质疑自己过去的疏忽,而是质疑我的用心。
我没有跟他们争辩,只是弯腰,捡起地上的报告,拍了拍灰。
然后,我拿出了第二份报告。
“这是我跟爸的,亲子鉴定报告。”
我把这份报告,直接递到了我爸面前。
“爸,你不是说我做了假报告吗?那你看看这份。这是全国都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你要是不信,我们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再去鉴定一次。”
“亲子鉴定?”我爸愣住了,周围的人也都愣住了。
他们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我会去做这种东西。
我爸狐疑地接过报告,他的手也在抖。他大概不认识多少字,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
当他看到“排除生物学父女关系”那几个字时,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了原地。
“这……这是什么意思?”他喃喃自语,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震惊。
我妈也凑了过来,她看清了那几个字后,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她像是疯了一样,想来抢我手里的报告,“静静,你从哪弄来这种东西来骗我们?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骗你们?”我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无尽的悲凉,“妈,你难道忘了吗?你是O型血,爸是B型血。你们俩,是怎么生出一个A型血的女儿的?这个简单的遗传学问题,你们活了半辈子,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
我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在我妈的心上。
她踉跄着后退了两步,靠在墙上,眼神开始涣散。
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说不出话来。
大姑和二叔他们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惊疑,最后变成了尴尬。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捐肾纠纷了,这是天大的家庭丑闻。
我没有停下。
我拿出了最后一份,也是最致命的一份报告。
“这是我跟陈辉的,全同胞关系鉴定报告。”
我把报告,放在了陈辉的床头柜上。
“哥,你也看看吧。报告上说,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
我平静地,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这个埋藏了二十六年的秘密。
我说完了。
说完这一切,我感觉自己像是打了一场仗,浑身都虚脱了。
然后,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我妈尖叫一声,沿着墙壁,软软地滑倒在地。
我爸那双常年劳作的手,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跟着瘫坐在了地上。
他们看着我,眼神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理直气壮和愤怒,只剩下无边的恐惧和崩溃。
那个他们笃信了几十年的世界,那个以血缘和亲情构建起来的堡垒,在这一刻,被我亲手递出的两份薄薄的报告,砸得粉碎。
第六章 尘封二十六年的往事
病房里的空气,凝固得像一块铁。
亲戚们一个个都傻了眼,看看我,又看看瘫在地上的我爸妈,谁也不敢出声。这种时候,再劝我捐肾的话,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大姑最先反应过来,她尴尬地咳嗽了两声,拉了拉二叔的衣角:“那个……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先回去了,你们……你们自己处理。”
说完,一群人像是躲避瘟疫一样,溜之大吉。
偌大的病房,瞬间只剩下我们四个人,还有那沉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寂静。
陈辉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他死死地盯着床头柜上的那份报告,眼睛瞪得像铜铃。
“不……这不是真的……”他嘶哑着嗓子,一遍遍地重复着,“静静,你骗我……你们都在骗我……”
我看着他,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骗?到底是谁在骗谁?
过了很久,我爸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他扶着墙,挣扎着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我妈面前。
“王秀莲!”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那声音,像是从地狱里传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我妈瘫在地上,抱着头,一个劲儿地哭,一个劲儿地摇头,就是不说话。
“说啊!”我爸一脚踹在旁边的垃圾桶上,发出“哐当”一声巨响,吓得我妈浑身一抖。
“我……我说……我说……”我妈终于崩溃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段被尘封了二十六年的往事,就在这个充满了消毒水味的病房里,被血淋淋地揭开了。
二十七年前,我妈怀上了我哥。
可那时候,计划生育抓得紧,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按政策,不能再生了。但我爸妈,或者说,我那个名义上的父亲陈建国,骨子里是个极其传统的人,总觉得一个儿子不保险,非要再生一个。
于是,他们东躲西藏,直到我妈快要生产。
可天不遂人愿,我妈难产,孩子生下来就没气了。
他们怕了。怕被罚款,怕丢了工作,更怕被人嘲笑。
就在他们绝望的时候,同病房的一个年轻女人,也生了个孩子。是个女孩。
那个女人,未婚先孕,孩子的父亲跑了,她自己又得了产后大出血,没抢救过来,死了。
女人家里好像也没什么亲人,孩子成了一个没人要的“包袱”。
于是,我爸妈动了歪心思。
他们买通了医院里的人,偷偷地,用那个死去的男婴,换了那个活下来的女婴。
他们对外宣称,自己生的是个女儿,交了罚款,保住了工作。
那个女婴,就是我。
他们把我抱回了家,却从来没有真正地爱过我。
在他们心里,我只是一个“替代品”,一个掩盖他们失去第二个儿子的“工具”。
他们把所有的爱和愧疚,都加倍地补偿给了大儿子陈辉。而对我,这个“外人”,只有冷漠和利用。
他们甚至懒得去记我的血型,因为在他们潜意识里,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我的身体,我的存在,都是可以随时被牺牲的。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妈哭得撕心裂肺,“我当时也是没办法啊……建国,我对不起你……”
我爸听完,整个人都傻了。他呆呆地站着,像是被抽走了灵魂。
他养了二十六年的女儿,竟然是……是别人的孩子。
而他心心念念的第二个儿子,其实早就死了。
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像被挖空了一块。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不是被抛弃的,我是被“偷”来的。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对我那么苛刻,为什么我哥可以轻易得到一切,而我却要那么努力,才能换来一点点可怜的温情。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希望,我只是他们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证明。
我看着眼前这两个崩溃痛哭的“父母”,心里没有恨,也没有爱。
只剩下一种巨大的荒谬感。
他们偷走了一个孩子的人生,用谎言编织了一个家。如今,谎言被戳破,这个家,也走到了尽头。
陈辉在病床上,听完了这一切。
他的脸上,血色褪尽,只剩下死灰。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震惊,有羞愧,还有一丝……解脱?
或许,他再也不用背负着“需要妹妹牺牲来拯救”的道德枷生了。
“所以……”他喃喃地说,“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点了点头。
他闭上眼睛,两行眼泪,从他干涩的眼角,滑落下来。
我知道,他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病哭,更是在为这个破碎的、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家而哭。
我站起身,走到了窗边。
窗外,阳光正好。
可这阳光,却再也照不进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家了。
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但这一次,答案,似乎清晰了一些。
第七章 割裂与新生
那天的闹剧,最终以我爸妈的失魂落魄和陈辉的沉默收场。
我没有再多说一句话,转身离开了医院。
我回了那个名义上的家,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几件衣服,几本书,还有我这些年偷偷攒下的那张存折。
这个家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值得我留恋的。
我走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拦我。
或者说,他们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资格,再对我说什么了。
我在外面租了个小房子,离我工作的汽修厂很近。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但又有什么东西,被彻底改变了。
厂里的张叔看我状态不对,找我聊了几次。我没说家里的事,只说跟家里闹了点别扭,搬出来住了。
张叔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姑娘,想开点。人这一辈子,谁还没点磕磕绊绊。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靠自己这双手,最踏实。”
我点点头。
是啊,我还有一双手,还有一身修车的本事。
我饿不死。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我比以前更拼命,更努力。每天累得沾床就睡,这样,我就没有时间去想那些烦心事。
大概过了一个月,我妈找到了我厂里来。
她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老了十岁。头发白了一大半,背也驼了,眼神里满是疲惫和哀求。
她堵在车间门口,看见我,眼泪就下来了。
“静静……”
工友们都好奇地看着我们。我拉着她,走到了厂区一个没人的角落。
“你来干什么?”我的语气很冷淡。
“静静,妈知道错了……妈对不起你……”她拉着我的手,哭着说,“你……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好不好?你哥他……他真的快不行了,肾源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我抽出自己的手,看着她。
“所以呢?你今天来,还是想让我去给他换肾吗?”
“不是……不是……”她连忙摆手,“我知道,我们没资格再要求你做什么了。我就是想……想问问你,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们?给他治病的钱,已经……已经花光了……”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可笑。
原来,在血缘的谎言被戳破之后,我们之间剩下的,就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了。
“我没钱。”我说的是实话。我那点积蓄,在省城折腾了一趟,又交了房租,已经所剩无几。
她脸上的希望,瞬间熄灭了。
她蹲在地上,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
我看着她苍老的、痛苦的样子,心里那块结了冰的地方,似乎有了一丝松动。
不管怎么说,他们养了我二十六年。
虽然这份“养育”,充满了算计和冷漠,但他们毕竟给了我一口饭吃,让我长大了。
我沉默了很久,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把里面所有的现金,大概一千多块,都塞到了她手里。
“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我平静地说,“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顿了顿,补充道:“陈辉的病,我很同情。如果你们真的没办法,可以试试去申请一些社会救助,或者在网上发起筹款。总会有办法的。”
说完,我转过身,没有再回头。
我不知道她最后是怎么离开的。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彻底斩断了和那个家的所有联系。
我换了手机号,一心一意地扑在我的事业上。
张叔看我踏实肯干,技术又好,就有意无意地提携我。年底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开一家大点的汽修店,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干,给我技术股。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新的店开起来,我成了老板之一。我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不用再担心随时会被辞退。我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挣来了一片小小的天地。
生活,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他们。
我会想,陈辉的病怎么样了?他们找到合适的肾源了吗?
我也会想,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会抛弃我?他们现在,又在哪里?
这些问题,或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但我已经不想再去追寻了。
过去,就像一道沉重的枷锁,我背负了太久。现在,我只想把它卸下来,轻装上阵,好好地过自己的生活。
我是陈静。
一个靠自己手艺吃饭的汽修工。
这就够了。
第八章 一封迟来的信
日子就像车间里砂轮打磨零件的声音,平淡、规律,带着一种踏实的质感。
转眼,两年过去了。
我和张叔合开的汽修店,生意越来越红火。我们靠着实在的手艺和公道的价格,积累了不少回头客。我从一个满身油污的小工,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静姐”。
我用自己挣的钱,给自己付了一套小房子的首付。虽然不大,但那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家。
拿到钥匙的那天,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坐了很久。
阳光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洒进来,在地上投下明亮的光斑。我突然就哭了。
这两年,我刻意不去想过去的事,但那道伤疤,其实一直都在。只是被我用忙碌和汗水,一层一层地掩盖了起来。
我以为我早就放下了,可原来,我还是会疼。
就在我以为,我的人生将和过去彻底割裂,再无交集的时候,一封信,打破了这份平静。
信是从我们老家寄来的,没有署名,只有一个陌生的地址。
我犹豫了很久,才拆开。
信是陈辉写的。
他的字,歪歪扭扭,看得出来,写得很吃力。
信很长,他断断续续地,讲了这两年家里的变故。
那天我走后,那个家,就彻底散了。
我爸,陈建国,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没过半年就走了。临走前,他谁也不见,只是一个人,反复地念叨着“报应”。
我妈,王秀莲,一个人照顾着病重的陈辉,头发全白了。她卖了老房子,带着陈辉四处求医,但合适的肾源,就像大海捞针。
陈辉在信里说,他知道,他快不行了。
他说,这两年,躺在病床上,他想了很多。他想起了小时候,我总是跟在他屁股后面,他抢我的糖,我也不哭,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想起了他弄坏了邻居家的玻璃,却赖在我身上,害我被爸妈打了一顿。
他说,他以前总觉得,爸妈偏心他,是天经地义的。我是妹妹,就该让着他。
直到那天,他才知道,这个家里,他才是那个最大的“亏欠者”。
他享受了本该属于另一个孩子的爱,心安理得地索取着一个和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的付出。
“静静,”他在信的最后写道,“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多希望,当初那个没能活下来的,是我。”
“对不起。这三个字,我欠了你二十六年。现在还给你,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我妈把她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存在了一张卡里,密码是你的生日。她说,这是她欠你的。她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还有你的亲生母亲。”
“关于你的亲生母亲,她只知道,她叫林文秀,是从南方一个小镇来的。其他的,她就不知道了。”
信的最后,夹着一张银行卡。
我捏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
眼泪,一滴一滴,落在信纸上,洇开了一片模糊的字迹。
我没有想到,陈辉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跟我告别。
我更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记得我的生日。
那个被他们遗忘了二十多年的生日。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
是原谅吗?
不,我做不到。那些年受的委屈,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
是痛快吗?
更不是。看到他们落到如此境地,我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快意,只有一种沉重的、宿命般的悲哀。
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一连串阴差阳错的因果。
我把那张银行卡,连同那封信,一起锁进了抽屉的最深处。
我不会去用那笔钱。
那是他们用一个破碎的家换来的,太沉重了。
但是,林文秀这个名字,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地发了芽。
我的,亲生母亲。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为什么会独自一人,来到我们那个北方的小城?
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
我想去找她。
不是为了质问,也不是为了相认。
我只是想去看看,她生活过的地方。我想知道,我生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或许,当我站在那片土地上,我才能真正地,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我向张叔请了个长假,他说:“去吧,好好散散心。店里有我呢,放心。”
我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那个叫林文秀的女人留下的痕迹。
但我知道,当我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的人生,才真正地,重新开始了。
车窗外,风景不断变换。
我看着玻璃窗上,自己模糊的倒影,轻轻地笑了。
你好,陈静。
你好,新的人生。
来源:成熟暖阳44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