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并行产业是指中美各有所长、并行发展的行业，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创新药、商业航天是典型代表。在并行产业中，中国相对于美国虽有所落后但不存在严重卡脖子风险，共处领先其他经济体的全球第一梯队。从地缘技术经济学视角看，并行产业竞争并非仅指企业间商业竞争，更重要的是为国

Abstract

摘要

并行产业是指中美各有所长、并行发展的行业，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创新药、商业航天是典型代表。在并行产业中，中国相对于美国虽有所落后但不存在严重卡脖子风险，共处领先其他经济体的全球第一梯队。从地缘技术经济学视角看，并行产业竞争并非仅指企业间商业竞争，更重要的是为国家提供地缘经济权力意义上的竞争。对于增强国家地缘经济权力而言，我国并行产业面临内需增长乏力、外需拓展受限、融资约束明显、技术标准话语权待提升等挑战。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需要更多考虑如何扩大市场需求，特别是面向中小（民营）企业的需求。除更加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扩张宏观需求外，还可采取具有行业针对性的措施。例如适度放松对金融科技、医药健康等AI应用场景的监管，加强公共采购对AI产品的支持；支持平台企业走出去，适当优化跨境支付方面的监管；加速商业保险等多元支付体系落地，适度优化药品采购中的报价机制；积极培育头部民营企业参与、牵头国家重大商业航天项目等。供给端可考虑构建社会资本主导的资本市场创新生态，推动我国企业提升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的参与度，积极吸引美国在创新药等领域流失的高端科研人才。

Text

正文

如第六章所述，本章所分析的并行产业和第九章讨论的卡脖子行业，均属于能够为国家提供地缘经济权力的战略产业，都具有高科技属性。早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政府就颁布了《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1]，列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技术清单。此后，拜登政府对该清单进行了两次更新，2024年最新版共涵盖18个技术领域[2]。从中国的角度看，与这些技术相对应的战略产业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面临去中心化风险的中国领先行业，主要包括“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所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第二类是面临卡脖子风险的、中国相对于美国落后的产业，主要包括芯片产业链、大型工业软件、商用航空发动机等；第三类是中美各有所长的产业，在这些领域，中国相对于美国虽有所落后但不存在严重的卡脖子风险，甚至可以说是双方并行发展、共处于领先其他经济体的全球第一梯队，因此称为并行产业（图表10.1）。

图表10.1：中美在并行产业共处第一梯队

注：平台企业市值为2024年12月20日市值，其中未上市企业采用最接近该时期的融资估值；除了航天器发射的第三名地区是俄罗斯外，其余领域的第三名地区均为欧洲；创新药I-III期临床试验启动数量的各国占比是按公司总部位置统计。 资料来源：Stanford AI Index Report，https://www.netzoekonom.de/plattform-oekonomie/，清华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医药魔方，IQVIA Institute，Brycetech，中金研究院

在特朗普2.0开启后，美国在诸多基础科研领域减少投入，更加重视具有产业创新前景和两用性的技术。例如，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1月宣布改组“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的声明中，明确强调AI、量子计算和先进生物是具有变革意义的关键领域[3]；在2025年5月发布了代号“金穹”的下一代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4]，该规划强调对新兴太空技术的使用，低轨卫星星座、天基跟踪传感器、天基拦截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技术所对应的产业基本上属于前述第三类并行产业。接下来的问题是，并行产业之于地缘经济竞争而言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含义？中美在并行产业中处于什么样的竞争态势？如何进一步增强我国并行产业竞争力，以避免并行产业出现新的卡脖子风险，并扩大国家的地缘经济权力？下文将结合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创新药与商业航天四个具体行业进行分析。当然，处于并行竞争态势的行业并非仅有这四个，量子计算、核能等也包括在内，但综合考虑产业现有规模和我们自身的研究能力，本文将主要结合上述四个行业，对并行产业竞争的态势尝试进行一些探讨。

一、从地缘技术经济学看并行产业的国际竞争格局

（一）并行产业的地缘技术经济学意义

如第六章所述，地缘技术经济学认为，现代大国兴衰遵循着“技术-经济逻辑”，技术进步能够克服原有时空限制而改变国家间权力格局，在高科技产业上的创新力和领导力因而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地缘经济权力大小。从这个视角看，并行产业的竞争问题也并非仅是指企业间的商业竞争，更重要的是为国家提供地缘经济权力意义上的竞争。因此，有必要对并行产业之于地缘经济权力的意义进行一些梳理。

1、人工智能。AI被普遍视为事关国家未来竞争力的关键通用技术，在提升生产率方面具有很大潜力，成为各国重点布局的战略领域。①作为科研第四范式的核心技术，AI可广泛应用于材料、生物、能源等领域，有利于强化技术领先者的优势。②AI的军事应用潜力也值得关注。美国国防部于2018年设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5]。③生成式AI还可能被用于制造虚假内容、操纵舆论，构成了新的安全风险[6]。因此，美国国家安全人工智能委员会指出，“AI领先是保持其他技术领先的前提”，“必须赢得与中国日益激烈的AI竞争”[7]。从AI经济学的角度，人工智能大致可分为算力层、模型层与应用层三个维度。其中，属于硬件范畴的算力层，已经在第八章有关卡脖子问题的分析中涉及，本章主要探讨属于软件范畴内的模型层和应用层问题。

2、平台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经济的重要性不只体现为孕育并持续推动新一轮AI技术发展，也体现为在信息和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准公权力特征。平台企业大致可以划分为内容平台、商品或服务交易型平台、支付交易型平台等三大类。内容平台方面，社交媒体已成为现代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能够通过推送机制放大特定议题，影响社会舆论乃至国际格局。比如有研究发现，一些有特定立场的组织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通过社交平台影响了公众情绪与倾向[8]。美国为维持自身的话语霸权，高度警惕中国内容平台的国际扩张，频频以国家安全名义对TikTok等企业实施限制[9]。商品交易平台方面，跨境电商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网络化，少数处于网络中心节点的国家或企业凭借其控制地位有更大影响力。支付平台方面，目前中国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但主要局限在境内支付方面，在跨境支付网络上仍高度依赖SWIFT体系，一定程度上受美国的金融制裁能力影响[10]。当前，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美元稳定币来提升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如果能够善加利用中国支付平台的效率优势，则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美元稳定币的影响。

3、创新药。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医药创新能力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战略价值，一旦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再次发生，掌握疫苗和特效药的国家在全球健康治理中拥有主导权，不仅能有效保护本国民众，还可对外输出技术与援助[11]，增强自身的地缘经济权力。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全球制药市场，新药定价权牢牢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药企的手中，发展中国家则在药物获取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此外，生物安全问题也是传统战争之外的重要威胁来源，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生物安全问题的现实威胁也越发不容忽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创新药领域具备技术领先优势，中国的技术实力也在快速提升。2025年5月，总部设在沈阳的中国药企三生制药宣布与跨国药企辉瑞就其自主研发的抗肿瘤药物达成一项License-out协议，刷新了国产创新药对外授权的最高首付款纪录，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12]。

4、商业航天。航天领域传统上由国家主导，通常以政府资助的科研院所或国有企业为主体，承担国家战略任务和响应特殊需求。商业航天的兴起降低了航天行业的准入门槛，一批依靠市场化融资的私营企业开始参与卫星制造、发射和运营等环节，改变了过去由政府或国有企业集团主导的市场格局，催生出卫星互联网、太空旅游等一系列新兴业态。据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35年全球太空经济总量将达到1.8万亿美元[13]。同时，太空已成为战略制高点，具有显著的军事应用潜力。美国国防部2024年发布《商业航天整合战略》，明确提出确保商业航天解决方案能够在冲突中应用[14]。美国太空军也于2024年推出《商业太空战略》，提出了太空军和私营部门合作规范，推进低成本、快响应的军事能力部署[15]。此外，太空活动的象征意义也使其成为国家形象与软实力竞争的重要阵地。比如美国国家太空安全研究院的报告认为，如果中国成功登月并建立月面基地，将被全球视为象征性胜利，会削弱美国的声望与领导地位[16]。

（二）中国并行产业的规模优势尚未充分建立

分析中国并行产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在国际上所处的竞争位置，规模经济是一个重要视角。在供给侧，人力和资本规模有利于分担研发成本；在需求侧，大市场带来的回报会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从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在AI、平台经济、创新药、商业航天四个领域的规模优势尚未充分建立。

图表10.2：中美主流AI APP周度日均活跃用户数（周度平均DAU，2025年7月6日数据）

注：仅统计APP端，不含网页 资料来源：QuestMobile，Data.ai，中金公司研究部

在AI和平台经济方面，由于这两个领域直接面向终端用户，用户规模是衡量规模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AI方面，中国拥有更大本土用户规模，美国在海外覆盖和头部产品用户数上占优。2024年，中国生成式AI用户达2.49亿[17]，美国为1.001亿[18]。在主流应用的全球活跃用户数方面，ChatGPT在美国主流AI APP中一枝独秀，中国主流AI APP则是豆包与DeepSeek并驾齐驱。截至2025年7月6日（图表10.2），ChatGPT的周度日均活跃用户数达1.94亿，远超中国的豆包（3713万）和DeepSeek（2969万）。同时，美国AI显示出更高的海外市场渗透力和更成熟的商业化路径。截至2025年4月，ChatGPT的付费用户突破2000万[19]。根据Sensor Tower 2024年8月调研[20]，美国用户贡献ChatGPT收入的42%，印度（13.4%）超越美国（12.7%）成为ChatGPT活跃用户占比最高的国家，欧洲、拉丁美洲的活跃用户占比为25%、20%。相比之下，国内主流大模型APP多未收费，且聚焦国内市场。DeepSeek因开源和全球上线，在海外扩展方面取得初步突破。在2025年1月DeepSeek的月活跃用户（MAU）分布中，中国用户占比31%，美国用户占比4%，印度用户占比14%，显示出在新兴市场的快速渗透[21]。

平台经济方面，中国头部平台企业依托超大规模本土市场，在本国用户体量上具有明显优势，比如腾讯、阿里巴巴的月活跃用户均超过或接近10亿（图表10.3）。相较之下，美国国内人口仅约3.4亿，低于中国的规模，但其头部平台企业凭借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实现了更广泛的覆盖。例如Meta在全球的月活跃用户接近30亿，Google也接近15亿。此外，平台经济的头部企业普遍资金充足，是AI等新兴领域研发资金的重要供给方。在研发投入规模方面，美国头部平台企业明显领先中国头部平台企业。2020年至2024年间，Amazon的年均研发投入接近700亿美元，约为中国研发投入最高的平台企业腾讯的8倍。

图表10.3：中美主要互联网平台的月活跃用户规模和研发投入规模对比

资料来源：QuestMobile，Sensor Tower，公司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

商业航天方面，2024年美国SpaceX、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位居全球航天轨道发射量前两位，前者属于商业航天企业，后者属于传统航天企业。BryceTech数据显示，2024年，SpaceX完成134次轨道发射，发射航天器2390个，总重量达186万吨，分别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2.8倍、12.8倍和11.3倍[22]。营收规模方面，根据马斯克在X平台发布的信息[23]，SpaceX 2025年的收入预计达155亿美元，其中NASA合同的贡献为11亿美元；马斯克称SpaceX的年收入预计在2026年将超过NASA当年的整体预算。

图表10.4：2015-2024年全球FIC创新药的研发数量及研发国家/地区

注：统计范围为2015-2024年期间全球首次开展临床试验且截至2024年12月31日研发状态为active的创新药。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清华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0.5：创新药I-III期临床试验启动数量各国占比（按公司总部所在国）

资料来源：IQVIA Institute，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0.6：中国创新药首付款5千万美元以上的BD占全球比例

资料来源：J.P.Morgan，DealForma，中金公司研究部

创新药方面，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药品市场和创新药市场，2023年药品市场规模达5979亿美元。中国医药市场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2023年市场规模达2315亿美元，约为美国的40%[24]。过去十年，中国制药工业的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中国企业发起的创新药I到III期临床试验占全球比重从2014年的5%跃升至2024年的30%，超过了欧洲、仅次于美国（图表10.5）[25]。在首创新药FIC（First-in-class，对某种疾病产生一种新的作用机制的药物）方面，2015年中国企业自研的、进入临床的FIC创新药只有9个，占全球比重不足10%；2024年是120个，占全球比重30%以上，也是超过欧洲、仅次于美国（图表10.4）[26]。中国创新药对外BD（Business Development）数量占比不断提高，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创新药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截至2025年一季度，我国首付款5千万美元以上的BD交易占全球比例高达42%，2020年这一比例为4%（图表10.6）[27]。

中国早期创新管线成为海外合作方眼中高弹性、高性价比的优质标的，一方面受益于中国2015年的药审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的人才规模优势。临床前的药物研发对生物医药人才的效率与成本较为敏感。2000年后中国相关专业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高素质专业人才储备丰富（图表10.7），临床前中国用工成本低，为国内生物科技行业提供了明显的人才红利，带来成本与效率的双重优势，对于研发效率至上的创新药而言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中国也在2000年后同步孕育出一大批CRO企业。

图表10.7：中美医药相关专业毕业生数量

资料来源：同花顺，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0.8：全球TOP50收入药企的国家分布

注：排名基于各药企前一年处方药销售收入 资料来源：PharmExec，中金公司研究部

但也需要注意的是，基础研究以及转化医学依旧是我国创新药的短板。基础研究是产业靶点发现的基础，是创新药行业源头靶点创新的根基，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较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低。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几年建设了技术转移的基础制度，但转化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科技成果大部分来自科研院所而非企业，科技成果与产业结合存在较多的脱节现象，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目标的部分联盟当前仍比较松散，难以形成合力。同时，中国在创新药产业的发展现状依旧反映出先发优势问题。由于研发成本高昂，创新活跃的中小企业常在完成概念验证后将候选分子通过合作授权或整体出售的方式与现金充裕、临床及商业化平台成熟且有拓展管线需求的大型跨国药企开展合作，而这些大型跨国药企通常来自于欧美（图表10.8）。这一分工导致了新药分子向欧美先发者进一步集中。

随着地缘博弈加剧，能否加快并行产业发展也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避免新的卡脖子风险，以及国际地缘经济权力竞争问题。对此，本文借助波特的“钻石模型”作为基础框架[28]，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产业协同、产业竞争四个基本维度，识别当前各领域的发展瓶颈与挑战，探讨如何提升并行产业的国家竞争力问题（图表10.9）。从代表性并行产业的现状梳理来看，人才规模大、制造基础强是中国并行产业普遍具备的优势，共性挑战主要在于需求侧的内需增长乏力、外需拓展困难，以及供给侧的融资环境遇冷、高质量数据缺乏等方面。高质量数据缺乏及其应对问题已在《AI经济学》[29]第六章和第九章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展开讨论。后文将结合当前的地缘形势和具体案例，对并行产业发展中面临其他主要供需挑战展开分析，并尝试提出应对思考。

图表10.9：中国四个代表性并行产业的发展态势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

二、需求端挑战：内需增长乏力，外需拓展受限

当前，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并行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一方面，大市场往往意味着更可观的商业回报预期，从而激励企业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另一方面，多样化的需求能够催生多路径探索，也往往意味着多样化的支付意愿，对新技术具有高接受度和高支付意愿的实验型消费者[30]是支撑新产品早期发展的关键力量。例如，英伟达早期芯片的技术迭代很大程度受益于游戏玩家对高质量图像的持续需求[31]。

（一） 内需：受限于潜在市场规模、民企市占率、付费能力等多种因素

1、潜在市场规模增速放缓：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的内需瓶颈主要体现在用户规模趋于饱和。截至2024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超过11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80%（图表10.10）。除搜索与游戏外，电商、外卖、即时配送等主要应用的用户渗透率均已居全球领先水平，进一步增长空间有限。例如，2024年中国电商用户规模已达9.7亿，市场规模13.1万亿元，线上渗透率37%。随着新增用户趋于饱和，行业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竞争，平台企业通过用户增长拉动业绩的难度增加，对存量用户的竞争更加激烈。

图表10.10：中国互联网主要应用渗透率接近天花板

注：表中数据的统计时间节点是2024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CNNIC，eMarketer，Statista，阿里巴巴、美团、京东、拼多多、携程、滴滴、同程公司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

2、民营企业市场占有率低：商业航天

与平台经济不同，商业航天仍处于快速成长期，市场规模的增长潜力不是主要矛盾。2015至2020年间，中国商业航天行业产值由3764.2亿元突破至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22%[32]。全国现有商业航天企业超过500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产业体系[33]。然而，当前商业航天在需求侧面临的挑战在于企业高度依赖有限的公共部门订单，缺乏稳定、多元、可持续的民用需求来源，同时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依然偏低，不利于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创新探索的积极性。

目前商业航天企业的核心业务集中在发射服务、卫星通信、导航应用和遥感服务等领域。发射服务方面，订单资源高度集中在传统机构中。虽然近年来民营企业发射次数有所提升，但从发射重量占比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承担的发射重量占比依然偏低，显示出民营化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卫星通信方面，中国已有较完善的地面通信基础设施，短期内低轨卫星通信难以形成替代性需求。对比之下，SpaceX的Starlink通信服务已发展至覆盖118个国家/地区，住宅用户数量接近350万[34]，还同时为海事、航空等移动市场提供服务。随着未来移动通信进入6G时代，通信网络将呈现天地一体的融合趋势。低轨卫星星座将与地面移动通信系统深度融合，届时卫星通信将发挥重要作用[35]。遥感服务方面，中国市场目前主要聚焦公共应用，如应急管理、农业监测等展开，尚未发展出像美国多样化的民用市场，比如利用卫星信息为金融企业提供数据支持[36]。

3、付费能力不足：AI、创新药

受限于人均收入水平，AI的C端用户付费意愿普遍不足。尽管自2022年ChatGPT引发大模型热潮以来，中国AI用户数量迅速增长，DeepSeek甚至曾创下7天用户数破亿的纪录[37]，但国内用户的数字内容付费意愿仍然较低。艾瑞咨询2024年的国内调研数据显示，仅有0.2%的受访者愿意支付100元/月以上的费用[38]。相比之下，美国用户的数字内容付费意愿明显更高。ChatGPT、Netflix等各类数字应用在美国的月订阅费一般在20美元左右，美国用户在流媒体、零售与音乐等领域的付费订阅率分别为75%、62%、43%[39]。从Netflix的全球各地区的付费订阅率数据来看，数字内容付费率与各地的人均GDP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图表10.11）。AI产品的B端市场同样存在付费意愿不足的问题，占据先发优势的美国则已形成较为成熟的SaaS生态，以Salesforce为代表的新一代商业软件引领商业模式转型，推动Microsoft、IBM等科技巨头布局SaaS赛道，也带动一批AI原生SaaS企业快速崛起。因此，尽管目前国内AI大模型快速进步，但多数商业路径模糊，缺乏有效的市场反馈机制，亟需需求侧的支持。

图表10.11：2024年全球各地区Netflix订阅率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worldpopulationreview.com，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创新药领域，国内市场医保是主要支付方，其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主要定位为“保基本”。在当前形势下，综合权衡临床价值、经济性和支付可承受性是完全必要的，如何兼顾创新药激励是未来值得考虑的问题。此外，我国商保体系尚待完善。目前商业保险在我国医疗总支出中的占比仅约4%，低于美国30%的水平（图表10.12）。美国强大的支付能力保障了药品的商业化潜力，驱动着资本市场与制药工业的持续研发投入，同时不断反哺推动新药研发体系的进步与迭代。结果来看，美国创新药虽仅占处方药量的10%，却贡献了80%的销售额[40]。在商业激励的驱动下，2023年美国药企研发支出占药品销售额比重达到21.4%，而中国医药产业的研发支出占收入比重仅为4.5%[41]。美国药企也因此持续主导了全球药物研发，美国企业的首创新药（FIC）研发数量长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图表10.4）。需要强调的是，美国以高昂医疗成本支撑创新药研发的模式也并非完美，存在加大民生痛苦的风险，不宜简单照搬其支付体系。未来可能需要探索兼顾民生与创新药激励的新路径。

图表10.12：中国卫生费用支付结构和美国卫生费用支付结构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医保局，复旦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美国CMS，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

（二）外需：地缘经济竞争限制中国并行产业拓展海外需求

内需不足的局面下，开拓外需是并行产业规模扩张的重要补充。尤其是考虑到并行产业是地缘经济权力的重要来源，也是当前地缘经济竞争的重要载体，更需要支持中国并行产业更多走出去，发挥好服务国家战略的支点作用。

其中，平台企业的国际化探索最具代表性，呈现出商品出海、服务出海和内容出海三类路径。商品出海依托中国完善的供应链和运营能力，通过平台直接对接海外消费者，跳过中间环节提升效率和用户体验，并掌握更多利润空间。服务出海现阶段以美团等企业为代表，体现了中国企业在技术能力、运营效率与精细化管理方面的竞争优势。内容出海方面，中国的短视频（如TikTok）、游戏（如《黑神话·悟空》）、短剧等模式的海外扩张获得了全球用户的广泛认可。2025年初，美国政府对TikTok实施“不卖就禁”的政策倾向[42]，一度刺激部分美国用户转向小红书平台。小红书依托其国际化社区氛围和友好的用户体验，一度快速吸引了海外用户，也印证了中国内容平台企业的全球拓圈能力。

图表10.13：中美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收入规模及结构对比（2024年）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Data.ai，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

然而，即便是在平台经济领域，具备大规模海外业务的企业仍属少数。得益于跨境电商平台Temu发展，我们测算拼多多2024年海外收入占比达36%，居中国互联网行业前列，而大多数其他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仍不足10%（图表10.13）。相比之下，美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市场展现出更强的渗透力与持续性，如Google、Meta与Uber等公司，其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左右。中国并行产业海外市场份额目前偏低的因素有很多。一方面，一些产品的本土化属性较强，在海外缺乏适配性。比如一些应用在产品设计上深度嵌套于中国特有的流量结构、支付习惯和监管背景，在国际市场上往往难以直接复制。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具有全球影响力品牌的培育上还有较大发展空间。但长期来看，这两个因素都可以在出海摸索过程中被逐步克服。

并行产业出海真正难以克服的是广泛存在的政策与制度壁垒。例如，2025年5月，欧盟主要隐私监管机构以用户数据保护问题为由，对TikTok开出了5.3亿欧元的巨额罚单[43]。中国AI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也面临着严格的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监管。创新药出海面临美国与欧洲复杂的审查制度（图表10.14），不少国产创新药于是选择通过与跨国药企的许可合作实现间接进入[44]。

图表10.14：中国创新药出海途径对比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应该说，有些基于经济逻辑的国际规则对于并行产业发展而言是有利的。以创新药为例，虽然印度仿制药制造能力较强，但由于对创新药专利缺乏保护，因此印度的创新药产业很难发展。一方面，当专利药物价格过高导致民众无法获取时，印度法律允许政府启动强制许可程序，允许仿制药企在不获得专利方授权的情况下生产专利药物[45]；另一方面是专利常青化限制[46]。印度对“次级专利”申请检查极为严格，印度专利局对“创新性”设定的阈值远高于国际标准，导致改进型药物的专利申请困难。由于缺少专利保护，仿制药在印度市场流通极为迅速。原研药与印度仿制药明显的价格差异使其在印度市场完全丧失竞争力（图表10.15左），即使跨国药企尝试在印度本地设厂生产降低成本，其价格仍显著高于仿制药；而当其尝试限制在印供应量时，又将面临专利撤销风险。印度对“高价”和“低量”的双重控制导致创新药企无法在当地取得预期商业收益（图表10.15右），迫使其只能将印度视为劳动力廉价的生产基地而非战略市场。如果跨国企业授权印度企业生产需提供完整工艺技术，而在印度宽松的专利环境下，技术外溢风险极大，导致非授权仿制药涌现。结果是印度市场已成为全球药品专利诉讼高发区。诺华、拜耳、罗氏、百时美施贵宝、默沙东等多家跨国药企均有陷入与印度仿制药企的专利纠纷的经历。即使在强制许可框架下，原研药企能够获得的特许权使用费也并不能够覆盖其商业损失及研发投入。这种环境导致创新药跨国企业倾向于对印度市场采取防御性策略，减少新药投放以及技术合作。

图表10.15：创新药在印度的价格无市场竞争力、份额不到4%

资料来源：国科知识产权网[47]，RBSA[48]，中金公司研究部

但目前的问题是，在地缘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出海企业可能面临越来越多海外的非经济动机监管约束。在平台经济领域，前文介绍的美国政府对TikTok“不卖就禁”的打压政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AI领域，美国近年以来连续出台出口管制措施，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性能GPU与算力平台，直接压制中国企业的大模型训练能力。在创新药领域，2024年美国国会讨论的《生物安全法案（草案）》提议限制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获取美国联邦资金，体现了泛安全化管理和行政遏制的政策路径。在商业航天领域，美国对华禁令更为长期且系统化。早在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1999财年国防授权法》，将卫星及相关零部件纳入军品管制清单，明确禁止美国制造或含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该政策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商业发射服务[49]。近年来，美国又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多家国内商业遥感卫星公司纳入制裁名单[50]。

总之，地缘冲突加剧正使中国并行产业原本就充满挑战的出海之路变得愈发艰难，也进一步增加了并行产业在需求侧面临的挑战。

三、供给端问题：资本市场活力不足，技术标准话语权欠缺

需求是产业创新的核心激励，需求不足最终会诱发并行产业创新的供给侧制约，尤其是会显著制约中小企业（包含初创企业）的融资能力。在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在并行产业增强技术标准话语权的必要性也日益上升。

（一）资本：新增独角兽数量下降，创新金融有待加强

除了平台经济外，其他几类并行产业基本上还处于前沿探索状态，创新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不确定性，决定了并行产业的发展路径难以依赖单一突破，需要依靠大量差异化的初创企业进行多元探索，通过试错机制逐步筛选出可行的技术路线与商业模式，推动产业从技术萌芽走向成熟演化。以创新药为例，源头创新来自于基础与临床学科的突破，创新具备散发特性；进入药物筛选阶段的新药研发是项目制的试错科学，试错效率/成本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在当前的创新药项目研发中，从实验室到上市的平均周期为10-15年，每5000-10000种进入研发阶段的化合物中只有1个最终能获得批准上市[51]。因此，新药研发等不确定性较强的并行产业发展需要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对资金的风险偏好要求更高，需要有足够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支持。

作为未上市初创公司代表的独角兽企业，年新增数量是衡量资本市场活力的重要指标。PitchBook的数据显示，2018年前中国在AI、创新药、商业航天等领域的新增独角兽企业[52]数量与美国差别不大，此后双方差距迅速扩大（图表10.16左）。新增独角兽数量下滑体现出了过去几年资本市场活力不足，从《科技金融》[53]对私募股权市场“募投管退”的全链条分析来看，最突出的直接原因是投资规模在2018年后与美国的差距日益拉大（图表10.16右）。

图表10.16：中美在并行产业新增独角兽数量和私募股权投资金额

注：此处中国独角兽数据的统计口径仅包含中国内地，未包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商业航天包含被PitchBook归为Space Technology垂类的公司，生物医药包含被PitchBook归为Life Science垂类的公司，AI包含被PitchBook归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Autonomous cars, Robotics and Drones垂类的公司，同一家公司存在同时属于多个垂类的情况 资料来源：PitchBook，中金研究院

由于并行产业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成果属于具有原创性颠覆性较强的引领式创新，从资本市场促进创新的内在机制上看，相比于资金金额，更关键的是构建起“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引领式创新模式。与第九章中讨论的追赶式创新模式相比，引领式创新模式需要着重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着力支持中小企业（包括初创企业）；二是着力培育高风险偏好的耐心资本；三是着力构建多样化、包容性创新生态。

首先是对中小企业的支持。DeepSeek开辟了以算法优化缓解算力约束的新技术路径，展示出中小企业在引领式创新方面的生产关系优势。大企业优势在于科研人员数量、科研投入规模以及知识产权积累等量化指标衡量的创新能力，但庞大的资源基础也造成大企业内部交易成本高，导致开展原创性颠覆性较强的引领式创新意愿不足。小企业没有在位优势带来的束缚，“船小好调头”，内部交易成本较小，更有动力从事引领式创新活动。不过，不应把大企业内部交易成本高的局限性，扩大为对大型科技企业在创新中重要地位的否定。尤其是追赶式创新不确定性较低，不确定性较强的引领式创新颇有些“可遇不可求”的意味，因此对于后发国家破解迫在眉睫的卡脖子问题而言，应当以追赶式创新能力强的大企业“正合”，以引领式创新意愿强的中小企业“奇胜”。正合为主、奇胜为辅，互相结合会收到更好效果。以DeepSeek为例，算法上取得显著进展显示出小企业生产关系优势；但服务器资源紧张问题也暴露出小企业在生产力方面的短板。从OpenAI与微软的合作来看，CVC（企业背景风投）是有望实现大企业生产力与小企业生产关系优势互补的可选方式[54]。

图表10.17：2016-2024年中美获得PEVC融资的并行产业企业的规模（员工人数）分布

资料来源：PitchBook，中金研究院

当然，中小企业在创新方面更大的作用领域还是在于卡脖子风险不太大的、具有前沿竞争意味的并行行业。由于创新具有正外部性，即便中小企业在技术上不够领先，也可以在大企业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溢出效应作用下，将引领式创新意愿落地为引领式创新产品。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抵押物不足，难以满足银行的抵押物偏好，叠加引领式创新是开创新产品、新赛道、新领域的原创性颠覆性创新，这会紊乱企业的现金流预期，进一步抑制银行对于引领式创新的偏好。因此，支撑中小企业引领式创新的重任需要更多交由资本市场来承担。然而，数据表明中国并行产业里中小企业所获支持力度有待提升（图表10.17左）。从投资轮次和企业规模进行分析，以AI领域100人以下的小企业为例，中美在天使及种子轮的投资均几乎是100%投给100人以下的小企业，但到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中国小企业占比出现下降（图表10.17右）。

其次是关于资金的风险偏好。通常而言，投资者选择的投资阶段越早，代表其资本的风险承担意愿越强。然而，2018年以来中国天使轮和种子轮的投资占比有所下降（图表10.18）。这部分体现出政府背景风投（GVC）无可回避的政府干预与外部约束问题。由于GVC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比较复杂，决定了其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而作为最终委托人的公众在维护自身利益的意愿与能力方面存在天然缺陷，进一步放大了代理人寻租的机会主义动机。在美国SBIC创建初期宽松的监管环境下，一度导致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SBIC项目占比高达90%，意味着通过大力度提高容错空间的方式希望政府背景风投成为投早投小的耐心资本主力并不现实。或者说，在GVC成为风投市场主导者的背景下，以投早投小占比衡量的风险偏好偏低，是难以避免的[55]。如果希望通过公共资金介入，来弥补市场在投早投小投创新方面的不足，更有效的方式或许是促成动态财富效应，也即通过扩张性再分配来支撑经济基本面与资本市场繁荣，由此才能够有效提升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进而促成耐心资本的有效形成[56]。

图表10.18：中美并行产业的投资阶段对比

注：此处是投资笔数的占比。天使及种子期包含天使轮和种子轮投资汇总，天使轮是还没有来自风投资本或私募基金的投资，且投资金额少于一定金额(对于美国企业为100万美元，对于中国企业未指明标准)，或公司方宣称的天使轮；种子轮是指公司方宣称的种子轮，或者投资金额在特定金额区间的情况（对于美国企业为1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之间，对于中国企业未指明标准）；初创期指的是A轮和B轮融资期；成长期指的是C轮和D轮融资期；成熟期指的是E轮及以后轮次的融资期。 资料来源：PitchBook，中金研究院

最后是包容性多样性的资本市场创新生态，这一点比给予资金支持更重要。由于引领式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不确定性，资本市场生态效应及依托于市场生态的筛选效应，能够相对有效地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所谓生态效应，是指资本市场中资源配置是高度多样化、异质化参与者分散决策的结果，呈现出典型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也就是说，资本市场促进创新靠的是一个高度分布式的生态，而不是像财政与银行那样，由一个或若干个偏好比较接近的中心节点来决定资源配置。所谓筛选效应，是指高度多样化的资本市场生态，既有助于提升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筛选出成功技术或商业模式的概率，也能够帮助创新者在个体层面上提升筛选出正确路径的概率。然而，中国在并行产业领域创新生态建设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AI、创新药和商业航天等领域的细分投资方向数量远少于美国（图表10.19）。

图表10.19：中美并行产业PEVC的细分投资方向数量对比

注：数据选择为2022-2024年间获得的属于并行产业的PEVC投资在各细分投资方向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PitchBook，中金研究院

图表10.20：2023年中国部分省份创投资本规模、结构与投出项目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24》（刘冬梅、解鑫、郑健健编著），中金研究院

对于如何构建一个多样化、包容性的投资生态而言，各省创投资本总规模与投出项目数量间的关系很有启发性。如图表10.20所示，江苏、北京的创投资本金额远高于浙江，但投出项目数量却远低于浙江。背后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创投资本结构中获得一些启示。江苏、北京虽然整体的创投资本规模远高于浙江，但由政府背景资金主导，导致其风险偏好偏低且投资存在单一化倾向。浙江创投资本总量虽不及江苏、北京的一半，但由社会资本主导，也是唯一一个社会资本超过1000亿元的省份。相应地，浙江创投资本投出的项目数量也位居全国首位，进一步印证了社会资本比GVC拥有更具包容性和多样化的投资偏好。这种多样化、包容性的创新生态，或许可以对杭州六小龙[57]现象给予一定解释。

（二）技术：由“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共塑者”转变

在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在传统高技术产业中的卡脖子已成为常态，详见前述第九章的分析。与传统高技术产业不同的是，并行产业尚处于技术路线未定型的早期阶段，即便是对于商业模式看似成熟的平台企业，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演进，也在持续涌现跨境支付等新业态新模式。总之，由于并行产业大多建构在新兴技术上，中美技术差距相对较小，甚至可以说是中美各有所长。因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有能力积极争取国际技术标准的话语权，实现由“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共塑者”转变，进而强化国家竞争优势。

过往经验表明，标准制定权的缺失可能直接限制产业的成长空间。例如，在3G时代之前的移动通信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欧美主导，中国被动采用欧洲的GSM体系和美国的CDMA体系，通信企业不仅需要为不同标准开发兼容设备，造成资源分散、研发效率低下，还需向国外企业缴纳高额专利费用，挤压了自身的利润空间[58]。直到3G时期我国推出自主研发的TD-SCDMA通信标准，虽然商用结果有些争议，但为我国后续在4G和5G时代实现从追赶到领先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正因为这些经验教训，近年来中国积极提升在ISO、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参与度。截至2024年，中国在ISO参与的技术委员会和子委员会数量由2005年的465个增长至763个，在IEC中则参与了90%以上的技术委员会[59]。不过，中国在标准制定上的崛起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尤其是需要加强我国在国际标准领域的专家培养力度。

另一方面，AI的快速发展也给全球并行产业的技术标准制定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AI具有广泛的全球溢出效应，其伦理、安全监管需要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尽管当前地缘环境复杂，这或许能成为一个各国监管交流的平台。同时，AI的发展也引发了开源模式与闭源模式的讨论。一些企业利用选择性开源实现战略限制，Meta公司在开源其Llama大模型时附加了特殊许可条款，规定月活跃用户超过7亿的大型平台需取得额外授权[60]。相较之下，一些中国企业正在更积极地融入全球技术开源生态。例如DeepSeek R1采用了开源程度更高的MIT许可协议，允许自由使用、修改和商业化其模型，加速技术扩散与生态构建[61]。这种积极的开源策略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条规避技术封锁和被动局面的途径，有利于减少对西方封闭标准的依赖，并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开源社区逐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技术标准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此外，具有前沿竞争意味的并行产业发展，还有可能改写卡脖子领域的技术标准和产业界定，在追赶式创新之外开辟更多通过引领式创新突破卡脖子约束的可能性。例如，通过AI大模型重新“定义”工业软件。虽然目前AI大模型还存在“幻觉”等方面问题，在部分容错率较低的工业环节尚不能直接投入生产应用，整体来看AI还没有对于传统工业软件的竞争格局带来显著的变化。但从长期视角来看，随着后续AI能力的持续迭代，尤其是推理模型在数理能力上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物理AI、空间智能等新方向上的探索，未来AI可能会成为重新界定工业软件的颠覆性力量。

四、思考与启示

前文分别从需求和供给角度，分析了中国在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创新药与商业航天等并行产业遇到的挑战。在当前形势下思考应对思路，一个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行业中的内卷争议？在平台经济领域，由于国内用户规模见顶，企业增长放缓，平台间竞争加剧，甚至多次引发监管介入。2025年5月，“外卖补贴大战”背景下监管部门约谈京东、美团、饿了么等企业，要求共同维护市场秩序[62]。创新药领域也有类似现象，大量企业选择风险较低的Me-too/Fast-follow模式，集中开发热门靶点药物，如前些年的PD-1单抗类药物，结果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企业的利润空间都被大幅压缩[63]。

过于激烈的竞争通常被视为内卷的主要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在并行产业还是其他产业，激烈竞争本属正常现象，通常能够有效推动技术的多元探索和快速试错，这类似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也与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强调的本国的激烈市场竞争能够推动产业进步、效率提升的观点一致。所以，所谓激烈竞争可能仅是内卷争议的表象，实质更多或许还是在于激烈竞争的结果，也即市场扩张速度低于预期，或者说供给增加的速度超过了需求扩张的速度。那主要矛盾究竟是在供给过剩，还是需求不足？这可能是在讨论如何反内卷时，需要厘清的首要问题。对此，不同行业的情况可能并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如前述，具体到本章讨论的并行产业，需求不足可能是主要问题。

因此，应对并行产业的内卷现象，我们认为政策重点或许应更多考虑如何扩大市场需求，特别是扩大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市场。宏观层面，建议从过度依赖信贷转向增加财政投放货币力度，以提升民众购买力、支持消费扩张。具体而言：一方面扩大财政赤字来支撑央行扩表，以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另一方面通过央行扩表来为财政募集资金，以支持有利于促进消费的财税改革，包括但不局限于下调增值税税率和社保缴费水平、增加面向农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提升旨在鼓励生育的补助力度等。在行业层面，可以考虑更有针对性地采取需求扩张措施。

（1）关于AI。一方面，可以考虑适度放松对金融科技、医药健康等领域的监管，充分释放中国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统筹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公共采购力量，加强对我国AI产业的支持。软件是大模型和诸多AI产品的主要载体，尤其是需要重点完善公共采购对于软件类AI产品的定价方式，优化企业采购AI软件及服务时的会计处理及税收抵扣规则。

（2）关于平台经济。平台经济作为少数可贸易的服务业，在走出去时面临着制造业一样的跨国交易成本，再叠加平台企业因掌握准公权力而成为地缘经济竞争的焦点和载体，国家可以考虑像支持制造业企业走出去那样，给予平台企业以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可以考虑适当优化跨境金融等方面的监管，充分释放中国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技术与效率优势，鼓励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以应对美元稳定币可能提升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影响力的挑战。

（3）关于创新药。①可以考虑继续优化审批制度，鼓励前沿创新。进一步挤出前沿领域创新的制度成本，适时完善专利与数据保护制度，同时设立社会化激励机制，合理引导企业创新方向，提升临床前及临床资源配置效率，鼓励原始创新。扩充监管系统，开展符合全球创新标准的系统性培训项目与能力建设体系，提升监管机构专业化能力，配套发展源头创新审批与复议体系。②建设多元化支付体系，引入增量为创新支付合理溢价。打通医保大数据对商保的授权开放、互联互通，加速商业保险入场，发掘商保支付潜力，为医药行业支付体系引入增量，减轻国家医保远期支付负担。进一步降低新药进入保险体系的准入成本，完善用药评价体系与用药管理体系，以临床价值与患者获益为导向，合理高效使用医保资金。支持高质量创新高定价体系，高风险高回报利益机制加速融资分层，反哺高风险原研创新。③支持以License-out和New co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模式来推动中国创新药的国际化进程，并着力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创新药国际化进程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4）关于商业航天。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64]，自此开启了中国商业航天的10年快速发展期。考虑到商业航天初期需求大量来自公共项目，可在过去政策基础上更加积极推动提升民营企业参与度。2025年起正式实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支持有能力的民营经济组织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65]。尤其在商业航天等公共需求主导的领域，需要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订单，积极培育头部民营企业参与和牵头国家重大创新项目，通过与传统企业竞合互动的方式来提升整个产业的进步速度。

对于并行产业而言，主要矛盾在于需求不足，应以需求扩张为主要发力点。这并不是说供给侧发力不再重要，其仍有些需要完善和强化之处。一是着力构建社会资本主导的具有高度包容性、多样性的资本市场创新生态。具体而言，能够有效发挥科技金融作用的私募股权市场，应当是以偏好更具多样性的独立风投（IVC）、企业背景风投（CVC）为主导，政府背景风投（GVC）和规模有限的银行背景风投（BVC）作辅助；公开股票市场上，不仅要有机构投资者、长线投资者在发挥积极作用，个人投资者、量化基金、政府背景平准基金也不可或缺；能够获得上市机会的不应该只有科技企业，也应该有消费等非科技领域的企业。对于聚焦投早投小投创新的、社会资本主导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建议国家级GVC可考虑为其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这样做的好处：①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提升破解募资寒冬问题的效力；②更好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要求，通过丰富LP结构来优化治理模式；③公共资金通过担保形式介入，利于构建规则型政府干预模式，压缩不当干预空间。

供给侧可以考虑的另一个发力点在于发挥大湾区优势，吸引国际顶尖科研人才。虽然人才积累是中国并行产业的优势所在，但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依然有助于增强我国并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自特朗普2.0以来，美国大幅削减基础科研经费并收紧移民政策。《自然》杂志2025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66]，由于美国联邦科研经费的持续缩水以及政治不确定性增加，大约3/4的受访者正在考虑离开美国。这一趋势在仍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研究人员中尤为明显。在接受该项调查采访的690名研究生中，548人考虑离开美国;在340名博士生中，有255人也有类似想法。在此背景下，一些欧洲国家迅速采取措施，提出设立专项资金、完善移民法规、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主动吸引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优秀科研人才。2025年5月，法国政府宣布将通过“法国2030”国家投资计划额外提供1亿欧元来吸引外国科研人员，特别是来自美国的科研人员[67]。

中国也可以考虑在大湾区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着重吸引并行产业、卡脖子行业等战略产业中的国际一流人才来华发展，与国内人才和制造优势结合起来，共同打造有助于形成地缘经济新权力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高地。考虑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遭受的研发资助削减力度较大，而中美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差距仍较大，生物医药基础研究领域的美国顶尖人才尤为值得重视。

来源：财富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