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娘把一个豁了口的粗瓷大碗递到我面前，碗里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飘着几根麦草。

“卫国，粉笔灰呛人，喝口水润润嗓子。”

娘把一个豁了口的粗瓷大碗递到我面前，碗里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飘着几根麦草。

我接过碗，一口气喝了大半。井水的凉意顺着喉咙滑下去，把胸口那点烦闷也压下去不少。

“知道了，娘。”

我应了一声，转过身，继续在用墨汁刷过的墙板上写字。今天是第一天，教孩子们认“天、地、人”三个字。

这是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从部队退伍回来，刚满一个月。

在南边待了几年，那里的山是绿的，水是热的，空气里总有一股潮乎乎的味道。回到北方的老家，天高云淡，风是干的，吹在脸上有点糙，但心里踏实。

村里的小学缺个老师，原来的老先生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村长找到我家，跟我爹商量，说我是高中生，又在部队里当过文书，写得一手好字，教几个娃儿认字算数，绰绰有余。

爹抽着旱烟，没说话，只拿眼看我。

我说，行。

于是，我就成了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一个月二十七块钱，还有工分。

教室是村里的祠堂改的，四面透风。孩子们坐的是自己从家里搬来的小板凳，高高低低。他们看着我，眼睛里有好奇，也有点怕。

我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腰板挺得笔直，就像在部队里训新兵一样。

“都坐好！手放后面！”

孩子们吓得一哆嗦，立马坐得端端正正。

我看着他们，心里觉得有点好笑。这群小家伙，比新兵蛋子还难管。

但这就是我退伍后的生活。平静，规律，像村口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河。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天天过下去。

那天晚上，吃过饭，娘在收拾碗筷，爹把我叫进了里屋。

他盘腿坐在炕上，没抽烟，只是看着我。昏黄的煤油灯光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更深了，像村头老槐树的树皮。

“卫国，坐。”

我在炕沿上坐下，后背挺着，这是部队里养成的习惯。

屋里很静，只能听到娘在外面院子里淘洗碗筷的哗哗水声。

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只是想跟我坐一会儿。然后，他弯下腰，从老旧的炕柜底下，摸索着拖出来一个东西。

是一个用蓝布包裹着的小包袱，布料已经洗得泛白，边角都磨毛了。

他把包袱放在炕上，一层一层地打开。

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存折或者地契，而是一沓用红绳捆着的钱，还有一张黑白照片。

钱是崭新的大团结，十块钱一张，厚厚的一摞。

我看着那沓钱，心里咯噔一下。我们家什么光景，我清楚得很。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

“爹，这是……”

他没回答我，只是把那张照片推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个姑娘，梳着两条大辫子，穿着一件的确良的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實。她没笑，只是安静地看着镜头，眼睛很大，很亮。

是个陌生的姑娘。

“这是邻村陈家庄的，叫陈淑娟。”爹的声音很沉，像磨盘滚过石板路。

“你陈伯伯，当年在北边，跟我一个坑道的。那年冬天，一颗炮弹下来，他把我推开了，自己腿上挨了块弹片。”

爹说着，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腿。他的腿是好的，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那块弹片，现在还在他腿里。前阵子，他上山砍柴，从坡上滚下来，另一条腿也摔断了。家里没钱治，就托人捎信过来。”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心一点点往下沉。

“爹的意思是，咱们把钱借给陈伯C？”

爹摇了摇头，拿起那沓钱，放在照片旁边。

“这不是借。”他说，“这是彩礼。”

“你跟淑娟的亲事，我给你定下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架飞机从头顶低低飞过。

我站了起来，声音有点发紧：“爹，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不兴包办婚姻了。我跟她见都没见过。”

“现在见也不晚。”爹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不同意。”我梗着脖子，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跟他说话，“我要自己找对象，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爹冷笑了一声，那声音像是冬天结了冰的河面裂开一道缝，“自由恋爱能当饭吃？能救你陈伯伯的命？”

他指着那张照片，声音陡然提高：“你陈伯伯那是救了我一条命！我们家就欠着人家一条命！现在他家有难，我们能看着不管？”

“管，肯定要管！钱我们凑，我们送过去！但这跟结婚是两码事！”我急了，声音也大了起来。

“怎么是两码事？”爹也站了起来，他个子不高，但常年干农活，身板很硬朗，“淑娟是个好姑娘，高中毕业，人也本分。你娶了她，两家结成一家，以后我们也好名正言顺地帮衬他们。不然你让陈家的脸往哪儿搁？让他一个硬骨头的汉子，接受我们家的‘施舍’？”

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

我懂他的逻辑，那是老一辈人的逻辑。情义、脸面、责任，都揉在一起，密不可分。

可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我在部队里读报纸，听广播，我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变化。年轻人讲究的是思想解放，是个人意愿。

这门亲事，对我来说，就像一纸命令。而我已经退伍了，我不想再听从命令。

那晚，我跟爹不欢而散。

我回到自己那间小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月光照在院子里的枣树上，树影斑驳，像我心里乱糟糟的念头。

第二天，我照常去学校上课。

孩子们在底下念着“天、地、人”，声音稚嫩，传出很远。

我看着他们，心里却想着那张照片上的姑娘。陈淑娟。她知道这件事吗？她也愿意吗？还是说，她也跟我一样，只是一个被安排好的角色？

这件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村子就这么大，谁家晚上多炒个鸡蛋，第二天全村都知道。

我去村头井里挑水，几个正在洗衣服的婶子大娘看见我，立马停下说笑，眼神在我身上扫来扫去，然后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但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

“卫国现在是老师了，文化人，看不上我们乡下姑娘了。”

“可不是嘛，听说还想学城里人，搞什么自由恋爱呢。”

“他爹可是个重情义的，这事儿，怕是没那么容易过去。”

这些话，像风一样，钻进我的耳朵里。

我挑着水，脚步迈得很大，几乎是逃回了家。

娘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脸色不好，叹了口气。

“卫国，你别跟你爹犟。他也是为你好。”

“娘，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我把水倒进缸里，水花溅出来，湿了我的裤脚，“这是一辈子的事。我不能娶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人。”

“过日子，不就是搭伙过吗？人好，本分，比什么都强。”娘把手里的谷子撒完，拍了拍手，“你陈伯伯家那闺女，我见过，是个好孩子。话不多，手脚麻利。”

“娘，您不懂。”我摇摇头，觉得跟他们说不通。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年龄，是整整一个时代。

晚上，爹又找我谈。

这次，他没发火，只是坐在炕边，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卫国，我知道你心里有想法。”他缓缓开口，“你在外面待过，见过世面。爹没文化，大道理说不过你。”

“我只跟你说一件事。”

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在地上。

“那年冬天，在坑道里，我们断粮三天了。每个人都饿得眼睛发绿。你陈伯伯，从怀里掏出来半个冻得跟石头一样的窝窝头，掰了一大半给我。”

“他说，‘老李，你家里孩子多，你得活着回去。’ 我说，‘你家里不也等着你吗？’ 他说，‘我没你壮，冲出去也是个死。你吃了，有力气，多杀两个敌人，给我报仇。’”

爹的声音很低，很慢，像是在说一件很久远、但又刻在骨子里的事。

“后来，炮弹就下来了。我只记得他猛地推了我一把，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他在我旁边躺着，腿上一个大窟窿，血把棉裤都浸透了。他看着我，还在笑，他说，‘老李，你还活着，值了。’”

爹说完，就不再说话了。

屋子里只剩下他粗重的呼吸声。

我站在那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仿佛能看到那个冰天雪地的战场，看到两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士兵，看到那半个窝窝头，看到那救命的一推。

那不是一个故事，那是我爹实实在在经历过的人生。

那份情义，重得像山一样，压在我的心上。

我的“自由”，我的“个人意愿”，在那座山面前，显得那么轻，那么微不足道。

我还能说什么？我还能坚持什么？

“爹，”我开口，声音干涩，“我……我去见见她。”

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他眼角好像有光亮闪了一下。

他点了点头，说：“好。”

周末，我不用上课。

爹让我换了件干净的衬衫，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罐头，两个苹果，用网兜装着，让我提着。

“去了之后，少说话，多听。对人家姑娘客气点。”娘在旁边嘱咐我。

我点了点头，心里五味杂陈。这感觉，不像是去相亲，倒像是去完成一个任务。

陈家庄离我们村不远，翻过一道梁就到了。

我按照爹给的地址，找到了陈淑娟家。

那是一座比我们家还要破旧的土坯房，院墙塌了半边，用几根木头桩子撑着。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抬手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人，头发有些花白，脸上布满了愁苦。她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把我往里让。

“是卫国吧？快进来，快进来。”

我跟着她走进院子，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扑面而来。

堂屋里光线很暗，我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陈伯伯。他的腿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但还是能看出一条腿用木板固定着，吊了起来。

他的脸蜡黄，嘴唇干裂，看到我，挣扎着想坐起来。

“陈伯伯，您躺着，别动。”我赶紧走过去，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

“好孩子，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陈伯伯的声音很虚弱。

“应该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干巴巴地站着。

这时，门帘一挑，一个人从里屋走了出来。

是她。

陈淑娟。

她比照片上要瘦一些，脸色也有些苍白，但那双眼睛，和照片上一样，又大又亮，像两口深井。

她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旧衣服，手里端着一个药碗。看到我，她的脚步顿了一下，随即低下头，快步走到床边。

“爹，该喝药了。”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她扶着陈伯伯，小心翼翼地喂他喝药。整个过程，她没有看我一眼，但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一种沉稳和安静。

我站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屋子里的气氛很压抑。陈伯母在一旁唉声叹气，陈伯伯喝完药，又开始断断续续地咳嗽。

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一个闯入者。

过了一会儿，陈淑娟把碗拿出去洗了。陈伯母给我倒了碗水，跟我拉家常。

“卫国啊，你现在是老师了，有出息了。”

“你爹是个好人啊，我们家老陈，念叨了一辈子。”

我只能“嗯”、“是”地应着。

终于，陈淑-娟从外面进来了。陈伯母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找了个借口，拉着陈伯伯，让他们“单独聊聊”。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她站在桌子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我站在门边，看着她。

我们之间隔着三四步的距离，却好像隔着一条河。

我清了清嗓子，想找点话说。

“你……你也是高中毕业？”

她点了点头，没出声。

“你……你对这门亲事，怎么想？”我还是问出了口。这个问题，憋在我心里好几天了。

她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我。

她的目光很平静，没有我想象中的羞涩、委屈，或者期盼。

“我爹说，你家是好人家，你爹是讲情义的人。”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他说，你也是个好人。”

她顿了顿，继续说：“现在家里这个情况，我没什么可想的。只要能让我爹的腿好起来，能让这个家撑下去，我怎么样都行。”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一丝波澜。

我突然明白了。

她不是没有想法，她只是把所有的想法都藏起来了。为了她的家，为了她的父亲，她选择了最直接、最有效的一条路。

她和我一样，都是在履行一份责任。

只是，我的责任是出于对父辈情义的偿还，而她的责任，是出于对家庭最原始的守护。

在这一刻，我心里那点关于“自由恋爱”的执念，突然就淡了。

我有什么资格在她面前谈论个人意愿？

她用她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的重担。而我，只是被要求承担一份早已注定的责任。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决定。

“陈淑娟同志，”我学着部队里的称呼，语气很认真，“如果……如果我们结婚了，我会对你负责。”

她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她说。

从陈家庄回来，我跟我爹说，我同意了。

爹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那袋烟叶装满了烟锅，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

娘在一旁，双手合十，念了句佛。

婚事办得很快，也很简单。

没有吹吹打打，没有大摆宴席。就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

我把爹准备的彩礼钱，交到了陈伯伯手上。陈伯伯抓着我的手，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只说：“陈伯伯，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领证那天，我和陈淑娟，不，现在应该叫她淑娟了，一起去了乡里的公社。

我们并排走着，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谁也不说话。

工作人员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介绍信，很快就办好了手续。

两本红色的结婚证，递到我们手里。

我看着上面并排的名字，李卫国，陈淑娟，感觉很不真实。

我就这样，结婚了。

新房，就是我那间小屋。娘给换了新的被褥，窗户上贴了个红色的“囍”字。

晚上，我们坐在炕上，中间还是隔着一段距离。

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长长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也不知道。

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坐着，直到灯油快要耗尽。

“睡吧。”我先开了口。

我把被子铺好，自己睡在靠墙的那一边，把大半个炕都留给了她。

我背对着她，能听到她窸窸窣窣脱衣服的声音，然后是躺下的声音。

我们之间，隔着楚河汉界。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

婚后的日子，平静得像一碗白开水。

我每天去学校上课，她留在家里，帮着娘做饭、喂猪、下地干活。

她话很少，手脚却很勤快。没几天，就把我们那个小家收拾得井井有条。我换下来的衣服，她会默默地拿去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我备课用的本子和笔，她会给我摆在桌子最顺手的地方。

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房客，客气，疏离。

吃饭的时候，她会给我夹菜。

“多吃点，你上课费脑子。”

“嗯。”

然后就是沉默。

晚上睡觉，我们依然是一人睡一边，中间隔着能躺下另一个人的距离。

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均匀而绵长。有时候，我会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心里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她好像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或者说，她根本没有给自己不适应的权利。

她把从娘家带来的一个旧木箱子放在床尾，里面是她所有的家当。我无意中看到过一次，几件旧衣服，还有几本书。

是她高中的课本。

书页已经泛黄，但很平整，看得出经常翻动。

我心里动了一下。

原来，她也曾有过自己的生活和梦想。

村里的人看我们的眼神，也从最初的好奇，变成了现在的了然。

他们大概觉得，我们就是那种最普通的农村夫妻，搭伙过日子，传宗接代。

有时候，我在学校里给孩子们讲课文，讲到外面的世界，讲到北京、上海，讲到那些高楼大厦和新奇事物。

孩子们听得眼睛发亮。

而我，看着他们，心里却会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滋味。

我教他们向往未来，向往自由。

可我自己的生活，却被一条无形的线捆着，动弹不得。

我开始变得沉默。

在学校，我还能和孩子们说笑。一回到家，踏进那个院子，我就像是换了个人。

娘看出了我的变化，有好几次想跟我说什么，但都只是叹了口气，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和淑娟之间，那堵看不见的墙，越来越厚。

我尝试过打破它。

有一次，我看到她在灯下翻看那本旧课本，我走过去，问：“喜欢读书？”

她吓了一跳，赶紧把书合上，像是做了什么错事一样。

“没……就是随便看看。”她低着头，有些局促。

“以后想看就看，不用藏着。”我说。

她“嗯”了一声，再没有下文。

那次之后，她好像更小心翼翼了。

我感觉很挫败。

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永远都这样了。

这种日子，就像温水煮青蛙。一开始不觉得，时间长了，就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窒息。

我开始失眠。

整夜整夜地躺在床上，听着身边人平稳的呼吸声，感觉自己像个孤魂野鬼。

我开始想念部队的生活。

想念那里的号声、口令，想念和战友们一起训练、一起出任务的日子。虽然苦，虽然累，但目标明确，心里是满的。

不像现在，心里是空的，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有一天，我路过村头，看到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刚从县城回来，正围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说话。

其中一个，叫王小栓，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他现在在县里的工厂上班。

他看到我，冲我招手：“卫国，过来！”

我走过去，他们正在传看一封信。

“看，我表哥从广州寄来的信！”王小栓一脸得意，“他说那边现在大变样了，到处都是工厂，都在招工。工资比我们这儿高好几倍！”

“真的假的？”旁边的人一脸不信。

“那还有假！他说，只要肯干，遍地是黄金！”

我听着他们的话，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广州。

一个很遥远的名字。

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地方。

一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地发了芽。

我或许，可以离开这里。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它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狂地生长。

我开始留意关于外面的各种消息。县里来的报纸，广播里的新闻，我都听得格外认真。

我知道，时代真的在变了。改革的春风，已经开始吹了。

而我，还困在这个小山村里，过着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

我不甘心。

那天晚上，我跟淑娟说：“我想出去闯闯。”

她正在给我缝补一件衣服，听到我的话，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她没有抬头，只是问：“去哪儿？”

“去南方，广州。”

她沉默了。

过了很久，她才轻轻地说：“家里怎么办？爹娘年纪大了。”

“我会寄钱回来。”我说得很快，像是在背台词，“我出去了，挣了钱，家里的日子也能好过点。”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连我自己都觉得虚伪。

我想出去，根本不是为了这个家。

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想逃离。

她又沉默了。

油灯的光，映着她低垂的侧脸，看不清表情。

“你想好了就行。”最后，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没有追问，没有挽留，也没有抱怨。

平静得，好像我只是在说“明天我想去赶集”一样。

她的平静，让我心里那点仅存的愧疚，也变得无所适从。

我甚至有些恼火。

她为什么不问问我？为什么不拦着我？难道她一点都不在乎吗？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一紧。

是啊，我们之间，有什么值得在乎的呢？

我们不过是两个被命运捆绑在一起的陌生人。

我把这个决定跟爹娘说了。

娘的眼圈当场就红了。

“好好的老师不当，跑那么远去做什么？人生地不熟的。”

爹坐在炕上，一袋烟接着一袋烟地抽，整个屋子都乌烟瘴气。

最后，他把烟锅往桌上一顿，说：“要去就去吧。男儿志在四方。”

“但是你记着，”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是个有家的人。别忘了这个家，别忘了淑娟。”

我点了点头，心里沉甸甸的。

我开始准备离开。

其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部队里发的一点退伍费。

走的前一天晚上，淑娟在灯下给我收拾行李。

她把我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一个布包里。

我看着她的动作，心里很不是滋味。

“淑娟，”我忍不住开口，“我……”

我想说点什么，比如“对不起”，比如“我会尽快回来”。

但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她抬起头，看着我。

“外面不比家里，凡事多小心。”她说，“钱要省着点花，别亏了自己。”

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

“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你带上，路上用。”

我捏了捏那个布包，里面是几张零零散散的毛票，还有一些硬币。很轻，但又很重。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我抓着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上面有干农活留下的茧子。

“我……我很快就回来。”我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她看着我，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

她点了点头，说：“我等你。”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走了。

我没让爹娘和淑娟送我。

我怕看到他们的脸，我就走不了了。

我背着行李，走在村里的小路上。晨雾很浓，看不清前方的路。

就像我的未来一样。

到了县城，我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绿皮火车，又慢又挤。车厢里充满了各种味道，汗味、泡面味、烟味，混杂在一起。

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一点点变化。

从北方的黄土地，到南方的绿水田。

我的心，也随着火车的轰鸣，一点点飞远了。

到了广州，我才发现，这里和我听说的，既一样，又不一样。

一样的是，这里确实充满了机会。到处是工地，到处是工厂，到处是操着各种口音、眼神里充满渴望的人。

不一样的是，机会并不属于每一个人。

我没有技术，没有门路，只能去工地上干苦力。

扛水泥，搬砖，推车。

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像是散了架。

晚上，就和十几个工友挤在一个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工棚里。夏天闷热，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

我咬着牙坚持。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第一时间就去邮局。

留下自己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全都寄回家。

每次写信，我都只报喜不报忧。

“爹，娘，淑娟：我在南方一切都好，找了份工作，老板很器重我。这边天气热，但已经习惯了。勿念。”

写下“淑娟”两个字的时候，我的笔尖总会顿一下。

我会想起她给我塞钱时的眼神，想起她说“我等你”时的语气。

然后，心里就会泛起一阵细密的疼。

工地的日子很苦，但也有简单的快乐。

休息的时候，工友们会聚在一起，吹牛，打牌。

他们会聊起自己的老婆孩子，脸上带着一种疲惫而又满足的笑。

“我婆娘又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等我挣够了钱，就回家盖房子！”

“我闺女今年该上学了，我得给她多挣点学费。”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默默地走到一边。

我也有家，有妻子。

但我却感觉，自己像个没有根的浮萍。

有一天，工地上出了事故。

一个脚手架塌了，一个工友从上面摔了下来。

当场就不行了。

我看着他被盖上白布抬走，心里一片冰凉。

他昨天还在跟我说，他攒够了钱，下个月就回家娶媳-妇。

生命，有时候就是这么脆弱。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回到了村里，但村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推开家门，屋子里空荡荡的，落满了灰尘。

我大声地喊：“爹！娘！淑娟！”

没有人回答我。

我一下子就惊醒了，浑身都是冷汗。

我坐在黑暗里，听着身边工友的鼾声，心里第一次涌起了强烈的念头。

我想回家。

我开始更加拼命地干活，更加节省地花钱。

我想快一点，再快一点，攒够回家的路费，再给家里带回去一笔钱。

这样，我回去的时候，也能挺直腰杆。

转眼，就快过年了。

工地上的人，陆陆续续都走了。

工棚里一天比一天空。

老板问我：“卫国，你不回家？”

我说：“我再干几天，干完这点活再走。”

其实，我是想多挣几个钱。

除夕那天，工地上只剩下我和另外几个不回家的工友。

老板给我们发了红包，又买了点酒菜。

我们几个人围着一个小炉子，就算是年夜饭了。

外面下着冷雨，工棚里四处漏风。

我喝了点酒，身上暖和了一些，心里却更冷了。

我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家人围在炕上，吃着娘包的饺子。虽然简单，但很温暖。

淑娟就坐在我旁边，默默地给我碗里添醋。

我的眼眶有点热。

过完年，我又干了两个月。

手里终于攒下了一笔我觉得还算可观的钱。

我辞了工，买了回家的车票。

坐在北上的火车上，我的心情和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来的时候，是迷茫和逃离。

回去的时候，是期盼和忐忑。

我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

爹娘身体还好吗？

淑娟……她还好吗？

她还在等我吗？

火车到站，我又转了汽车，回到县城。

从县城到村里，还有几十里山路。

我归心似箭，在路边拦了一辆拖拉机，搭了个便车。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着，离家越近，我的心跳得越快。

远远地，我看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我回来了。

我从拖拉机上跳下来，背着行李，几乎是跑着回了家。

推开院门的那一刻，我愣住了。

院子里，站着一个人。

是淑娟。

她正在晾晒被子，听到声音，回过头来。

我们四目相对。

她比我走的时候，更瘦了。脸颊都凹了下去。

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

她看着我，愣了好几秒，然后，手里的被子“啪”地一下掉在了地上。

“你……你回来了？”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我回来了。”我放下行李，朝她走过去。

我有很多话想说，但到了嘴边，却只说出这四个字。

娘听到声音，从屋里跑了出来。

看到我，她先是一愣，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我的儿，你可算回来了！”她抱着我，又哭又笑。

爹也从屋里出来了，他还是那副样子，板着脸，但眼里的光，却出卖了他。

“回来就好。”他只说了四个字。

那天晚上，娘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们一家人，终于又坐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娘不停地给我夹菜，嘴里念叨着：“瘦了，在外面肯定吃了不少苦。”

我看着爹娘花白的头发，看着淑娟消瘦的脸庞，心里一阵阵地发酸。

我从包里拿出我攒下的钱，放在桌上。

“爹，娘，这是我挣的钱。”

爹看了看那沓钱，又看了看我，点了点头。

“知道往家里寄钱，还没忘了本。”

吃完饭，娘拉着淑娟，让她陪我说话，她们就出去了。

屋子里，又只剩下我和淑娟。

和我们新婚的那晚，一样的情景。

但气氛，却完全不同了。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家里……都好吗？”我先开口。

“都好。”她点了点头，“爹娘身体都还行。陈伯伯的腿，也好了很多，能下地走路了。”

“那就好。”

我们又沉默了。

我看着她，想起了在广州的那些日日夜夜。

那些孤独的、想家的夜晚。

是她，是这个家，支撑着我熬了过来。

“淑娟，”我鼓起勇气，走到她面前，拉住她的手，“对不起。”

她的手颤了一下，没有抽回去。

“我走了这么久，苦了你了。”

她摇了摇头，眼圈红了。

“不苦。”她说，“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好。”

我再也控制不住，一把将她揽进怀里。

她的身体很单薄，在我怀里微微发抖。

我抱着她，感觉像是抱住了整个世界。

那些漂泊在外的空虚和不安，在这一刻，都被填满了。

我回来了，回到了我的根。

第二天，我去学校。

村长和孩子们看到我，都高兴坏了。

“李老师，你可回来了！我们都想你呢！”

我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纯真的笑脸，心里暖洋洋的。

我决定，不走了。

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在这里。

我重新当起了我的代课老师。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但我的心，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浮躁了。

我开始试着，去了解淑娟。

我知道了，她喜欢看书，不只是课本，她还喜欢看小说。我托人从县城给她买了几本。她收到的时候，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知道了，她女红做得很好。我的一件旧衣服破了，她用一块布，在上面绣了一片竹叶，比新的还好看。

我知道了，她唱歌很好听。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听到她在院子里，对着月亮，哼着一支我没听过的小调，声音清清浅浅的，很好听。

我也开始跟她讲我的事。

讲我在部队里的生活，讲我在广州工地的见闻。

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会问一两句。

我们之间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晚上睡觉，我们之间那条无形的界线，也慢慢消失了。

有时候，我翻个身，会碰到她的胳膊。我们都会僵一下，然后又装作若无其事。

但那种感觉，已经不一样了。

那年秋天，学校组织孩子们去山里采标本。

有一个叫小虎的学生，为了去够一朵长在悬崖边的花，脚下一滑，摔了下去。

虽然山坡不陡，但他还是摔断了腿。

我背着他，一路跑回村里。

村里的卫生所看不了，必须送去县医院。

小虎家很穷，他爹娘急得直哭，拿不出一分钱。

我二话没说，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

但还是不够。

我急得在屋里团团转。

这时候，淑娟从里屋走了出来。

她手里拿着那个她从娘家带来的旧木箱子。

她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打开手帕，里面是一对银手镯。

那是她娘留给她唯一的念物。

“拿去。”她把手镯塞到我手里，“先救孩子。”

我看着她，拿着那对手镯，感觉有千斤重。

“这……这是你娘留给你的……”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她看着我，眼神很坚定，“快去吧，别耽误了。”

我握着那对还带着她体温的手镯，看着她的眼睛，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我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跑了出去。

小虎的腿，保住了。

我把剩下的钱，还有当掉手镯的钱，都还给了淑娟。

她没说什么，只是把钱收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身边熟睡的她。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睫毛很长，微微颤动着。

我突然意识到，我以前所追求的那些“自由”、“理想”，是多么的狭隘。

真正的强大，不是逃离，不是去远方。

而是守在这里，守护着身边的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就像她一样。

她不声不响，却用她的行动，教会了我什么叫作“情义”，什么叫作“担当”。

我伸出手，轻轻地把她散落在脸颊上的一缕头发，拨到耳后。

她动了一下，往我这边靠了靠。

我顺势，把她揽进了怀里。

她的身体很暖。

那一刻，我心里无比的安宁。

第二年春天，淑娟有了身孕。

娘高兴得合不拢嘴，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

爹也整天乐呵呵的，连抽烟都少了。

我的心，也被一种即将为人父的喜悦和期待填满了。

我不再是那个只想着自己的毛头小子了。

我是一个丈夫，也即将是一个父亲。

我看着淑娟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心里充满了柔情。

我会陪着她在村里散步，会给她讲故事，会把耳朵贴在她肚子上，听里面小家伙的动静。

她的话，也比以前多了。脸上总是带着温柔的笑意。

我们之间，好像已经不需要太多言语。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意。

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是个七斤重的大胖小子。

孩子出生那天，我守在产房外，听着她在里面痛苦的呻吟，心都揪成了一团。

那一刻我才明白，一个女人，要为她爱的男人生孩子，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和辛苦。

当护士把孩子抱出来给我看的时候，我一个在战场上都没掉过泪的男人，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抱着那个软软的小生命，感觉自己拥有了全世界。

我给儿子取名叫“李念安”。

我希望他能一辈子，平平安安。

也希望我和淑娟，能把这份情念，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日子，就像村口的小河，不急不缓地流淌着。

儿子一天天长大，会跑会跳，会含糊不清地喊“爹”、“娘”。

我和淑-娟，也从最初的陌生人，变成了最亲密的伴侣。

我们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

有的，只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相濡以沫的扶持，是融入骨血的亲情。

有时候，我会在灯下备课，她会抱着孩子在一旁缝补衣服。

儿子睡着了，她会轻轻地把他放在炕上，然后走过来，给我端来一碗热水。

“喝点水，别累着了。”

我抬起头，看着她。

灯光下，她的眉眼温柔。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但那双眼睛，还是像我第一次见她时那样，明亮，干净。

我握住她的手，说：“淑娟，谢谢你。”

她笑了笑，说：“谢什么，我们是一家人。”

是啊，一家人。

当年，我以为那是一纸命令，一份不得不背负的责任。

现在我才明白，那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情义，什么是家。

它让我从一个漂泊的灵魂，变成了一个有根的人。

我看着她，心里充满了感激。

感谢父亲当年的“包办”，感谢命运的安排。

让我遇到了她。

让我拥有了这样一份，平淡而又踏实的幸福。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