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民党败选之后，相信很多人都在做检讨，国民党内部有希望朱立伦下台的声音，当然也有人说是不是国民党又面临路线的问题。这几天台湾一个电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说国民党如果继续拥抱一中魔灵只会走向败亡。从选票里面的分析来看，韩国瑜在2020年还可以拿到552万票，这一次

走在岔路口的人

文｜陆弃

国民党败选之后，相信很多人都在做检讨，国民党内部有希望朱立伦下台的声音，当然也有人说是不是国民党又面临路线的问题。这几天台湾一个电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说国民党如果继续拥抱一中魔灵只会走向败亡。从选票里面的分析来看，韩国瑜在2020年还可以拿到552万票，这一次侯友宜只拿到460万票，足足又少了几十万票。那么下一次再拥抱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照此趋势票只会更少，因为希望支持“九二共识”的人基本上随着老人数量不断地凋零会越来越少。

可现实是，改，得罪一边；不改，失去另一边。你说要怎么选？那年冬天的台中，江启臣把茶杯放下的那一下，像是把一块滚烫的石头按在桌上。

那时候他刚接手不久，党部楼里的灯总是比外面亮，夜里十一点还能看见玻璃里的影子走来走去。会客室的墙上挂着几十年前的合照，人人都年轻、眼神执拗，像是永远相信那个答案不会变。江启臣知道，很多人正盯着他——要不要换话术，要不要和年轻人讲另一个故事。

往前倒一点，2019的街头你还记得吗？旗海翻动，人挤人，大家喊的口号响得像鼓点。气势很盛，但到了结果那天，票箱静静地关上，声音就散了。数字是最不讲情面的朋友，它只会告诉你：这一次不行。那之后，党里的年轻人开了几次闭门会议，白板上写满了词：沟通、调整、尊严、现实。字词看起来漂亮，落到地上就是一张窄路，往哪边拐都有人骂。

江启臣说他想试着换一种说法，起码让二十几岁的孩子愿意听完一整段，不要一听到某个词就关掉直播。会谈开了几轮，有人说要保留旧的核心，有人说要大胆离开那个框。等到草稿丢出去，岛内先有人皱眉，说这不像我们。紧接着海那头的评论也来了，直白、冷硬，像是一盆水浇下来：你们偏离了原路。那几天党部的手机铃声都很刺耳，新闻跑马灯一条接一条，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大。

说句闲话，我那时在党部附近租了个小房间，楼下便利店的饭团从温的放到凉，收银员戴着耳机不抬头，只有清洁阿嬷跟我聊两句，她说她儿子不来投票了，嫌烦。我点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年轻人的“烦”，往往不只是政治，是一种倦怠，懒得被老话语拽着走。

转回那年夏天，台中老家里有一顿饭。圆桌，几道重口味的菜，长辈的笑声里含着酒气。江启臣的父亲端着碗，说你们这代不要忘了我们那代人怎么过来的。话很短，却像一把钥匙，能打开两种记忆：一种是火车站里提着行李的人，另一种是小学课本上被涂黑的地图。家里人没吵，大家都让着老人，但气氛不轻松，筷子敲盘子的小声清脆，像雨点落在铁皮上。

如果你去过几个大学的校门口，站一会儿，你会发现另一种语气。学生们说“别再逼我们选边站”，说“我们只想过日子”。对于“九二”这种词，他们的表情不是气愤，更多是隔阂。倒不是他们不知道历史，而是他们愿意相信一种更模糊的安全感——“就先这样吧，不要惹事。”于是有个医生出身的人出来，口气轻，笑话多，话讲到半截就停，他的模糊正好填满了年轻人的需要。大街上贴着的海报，颜色比“蓝”和“绿”更淡，更像你手机上的夜间模式。

这边蓝营还在讨论要不要改字，那边民调一格一格往下滑。再往后，另一个候选人上场，老练、务实，语气不像喊口号，而是市政简报。可票开出来，一看，比上一回少了大半截。大家都说原因很多——组织动员、同温层、空战陆战——但绕了一圈，问题又回到那一句：你们说的，年轻人不爱听。

有一次我跟几个学生飞去哈尔滨，正好赶上那股旅游热。机场外面冷得扎人，中央大街的洋气灯牌很亮，热红茶在手里捂着真香。后来网上冒出个词，叫“小当归”。我们身边的女孩笑着说，哎呀这是梗啦，她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配乐有点土，但评论区很热闹。夜里回旅社，她躺在床上刷留言，偶尔笑出声。隔天她跟我说，想带妈妈来看看。话说得轻，但我懂她心底的门没完全开——她的童年在台北巷子里，她的语感和梦话都是那里的味道。这种东西靠一趟旅行补不上。

你要说对岸没有情感吗？也不全是。老城的砖墙把风挡住了，路边的烤肠热气上来，有种朴素的亲切。可情感像水，得有渠才能流，临时搭的沟，雨过就干。更何况，岛上还有好多人一辈子没踏过去，想象代替了见面，想象久了就容易僵。

岛内的舆论也有它自己的惯性。课本和新闻里常把海峡对面描成一个脾气急躁的邻居，会不会突然敲门，大家心里都犯嘀咕。这个叙事用了太久，久到连搬家的人也觉得换个说法很别扭。于是蓝营在岛上的“身份”，常被贴上“外来的”，这四个字像一枚钉子，钉在许多人脑门上，即使你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代，你的儿子女儿讲一口本地腔，也说不清。

党内的长者看着这一切，叹气。有人说要顶住，把牌打到最后；有人说别硬碰硬，绕一绕或许有路。朱立伦这名字，这几年背上了很多声音。镜头前他笑，眼角有一点疲惫。我曾在一个小会场后门看他低头看手机，那会儿风正大，海报上一个角被吹得啪啪响。隔着几步路，他问身边人：“年轻人的场，我们还能进得去吗？”那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掉进了水里，涟漪一圈一圈。

网上的留言越来越重，有从对岸飘来的，有在岛内倚着墙写下的。有人称蓝营“独台”，有人指着对方说“装”。都是现实搓出来的词。政治最残酷就是这样，你动一下，被说叛；你不动，被说死。可不能不动，也不敢乱动。

我有个朋友阿良，父亲早年随船来台，家里有个木柜，柜门里贴着一张褪色的合影。阿良小时候每次开，都被父亲轻轻拍一下手背，说别弄坏了。长大后他进了媒体，跑蓝营线。去年他带太太和小孩回大陆老家看了一圈，回来我们喝咖啡，他笑，说那边确实大，路宽，城也新；但孩子问他：“我们要搬去那边吗？”他愣了两秒，说：“先别急。”这不是政治正确，是普通人的真实——家在哪里，不是地图一指就能定。

回到江启臣。他没办法把所有人都安抚好，也没有人能。他做过选择，也承受了结果。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最怕的其实不是骂，而是没人听你说完。你话还在半空，人已经走了。这比骂人还难受。后来他卸下位置，继续在地方跑。地方的人看他，眼神还是亲切的，多数人不谈大理论，问的是路灯怎么换、学校的围墙有没有裂缝。政治的轻与重，就这样层层叠叠压在一个人身上。

话说到这儿，我们还没回答那个最尖的问题：要不要“摊牌”。有时候我想，摊牌不只是两岸的事，还是一个人的事。你跟自己摊，你愿不愿意承认过去那套话，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你也跟家人摊，你能不能说服父亲，世界在变，不是背叛，只是换了走法。摊牌有成本，不摊也有成本。人过四十，都明白这个道理。

这几年，蓝的颜色在街上显得更浅。有时你看见大雨天，一群人撑着伞还在讲“和平”，声音却被雨声盖住。另一头，年轻的队伍很快活，音乐响着，手举牌子的手不觉得累。他们会不会有一天也疲惫？可能。可在这个当口，风向就是这样吹的。

我不想把故事讲得像历史课结尾那样一锤定音。事实上，很多命运都不是直线。国民党像一个站在巷口的老人，手里那张路线图边角起毛了，他还记得当初是谁递给他的。前面有两条路，一条熟，一条新。熟的那条上布满脚印，但也有坑；新的那条看不清，会不会是条死胡同，没人敢打包票。走到这一步，他得学会一种年轻时不屑的能力：停一下，问问身边的人，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至于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也别太快下判语。就像那杯冬天的茶，凉了才知道苦味是不是还能入口。历史这东西，从来不是一篇评论就能写完。明年的风，后年的雨，谁知道呢？但有一件事我愿意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时能比政治硬一点，撑久一点。也许某个黄昏，老城的街头和岛上的巷口，都能听见相似的叹息——叹气之后，人还会走下去。你看，他又往前迈了一步。

来源：时刻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