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年6月17日凌晨三点，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67岁的陈璧君在病床上睁开了最后一次眼睛，守在旁边的女狱警听见她开口：“我死以后，坟头插杆白旗，写上‘陈璧君’三个字就好，别加‘汪’，也别加‘夫人’。”

1959年6月17日凌晨三点，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67岁的陈璧君在病床上睁开了最后一次眼睛，守在旁边的女狱警听见她开口：“我死以后，坟头插杆白旗，写上‘陈璧君’三个字就好，别加‘汪’，也别加‘夫人’。”

这是她第三次拒绝特赦，前一年毛泽东批示让她出去当政协委员，她只回了句“我若出去，何以面对汪先生？”。

半小时后，心电图拉成直线，狱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一刻她不像“第一夫人”，也不像“大汉奸”，只是个孤零零的老太太。

说实话，这个结尾太有冲击力，本来想从她的革命经历说起，但后来发现，她的终点反而更能看清她的一生。

要理解她这句遗言里的执拗，得回到她人生的起点，那个南洋的锡矿主家庭。

1891年，陈璧君生于马来亚吉隆坡，父亲是当地有名的锡矿主，母亲卫月朗更不简单，是华侨女校创办人，还是同盟会槟城分会唯一的女会员。

家庭环境给了她接触革命思想的机会，15岁那年，她在槟城阅书报社听孙中山演讲，当场就把金镯子摘下来捐了军费，成了同盟会最年轻的成员。

我曾在槟城阅书报社旧址看到过当年的捐赠记录，其中确实有“陈姓少女捐金镯一副”的记载。

那时候的她，眼里全是“驱逐鞑虏”的热忱，这种纯粹在1908年遇到汪精卫后，慢慢和爱情缠在了一起。

当时19岁的汪精卫在榕树下演讲，一句“中国非革命无以自救”，让陈璧君认准了“这辈子要跟他走”，她给汪精卫写了17封信，落款都是“愿为革命添一锹土的陈璧君”。

汪精卫以“革命未敢言家”婉拒，她干脆变卖首饰，带着女佣追到东京，一边读法律，一边做同盟会交通员，把炸弹图纸缝进棉裤从横滨送到大连。

老实讲，这种用鸡蛋藏黄金的细节，比任何口号都能看出她当时对革命的狂热，只是这份狂热后来被权力扭曲了。

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

陈璧君急着赶回天津，通过肃亲王善耆的家庭医生，往牢房里送了20颗鸡蛋。

蛋壳里藏着30两黄金和一张字条：“坚忍为吾兄，勿为一时之得失改其志。”汪精卫在狱中写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她读到后哭到昏厥。

1911年汪精卫获释，两人在上海成亲，陈璧君自己掀开幕纱说“嫁的是革命者”，那时候的她，怕是没想过“革命者”的身份会在后来彻底变质。

谁也没想到，这个曾为革命变卖首饰的少女，在接触到权力后，会变得如此不同。

1920年回国后，孙中山任命汪精卫为广东省教育会长，陈璧君第一次尝到了权柄带来的滋味，出入有卫兵，前呼后拥。

1925年孙中山病危，汪精卫执笔《总理遗嘱》，一跃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34岁的陈璧君也成了“第一夫人”。

好景不长，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用军权架空了汪精卫。

陈璧君陪着丈夫再赴法国，在马赛港的旅馆里，她在日记写“政治像一把筛子，把人的骨气筛得干干净净”。

这句话太透彻，可她自己后来也没能逃过这把筛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行政院，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陈璧君却开始往右转，常对汪精卫说“蒋有枪，我们有笔，笔敌不过枪，就得另寻枪”。

1935年汪精卫遇刺，三颗子弹留在他胸膜间。

陈璧君抱着血泊中的丈夫，对着赶来的蒋介石吼出的那句“天下人都会怀疑你”，彻底把汪蒋的矛盾摆上了台面。

如此看来，这一枪不仅伤了汪精卫的身体，也断了陈璧君在国民党内部的退路，为后来的“另立中央”埋下了种子。

1938年武汉失守，日本提出“以华制华”。

陈璧君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开了场“家庭会议”，对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说“不如借日本力另开炉灶，将来再甩掉日本”。

这个想法现在看荒唐至极，但在当时的权力迷局里，她大概真觉得这是“出路”。

11月汪精卫秘密飞赴河内，陈璧君带着6箱黄金、3箱美钞和200件古董到了香港，对外放话“汪先生是和平救国，不是投降”。

1940年南京“还都”典礼上，汪精卫宣读《还都宣言》，陈璧君站在他右边，笑得眼角堆起皱纹，汪伪政权的6年里，她身兼三职，把六弟、妹夫、外甥都安插成高官，人称“陈家党”。

搞不清她是想帮汪精卫稳固权力，还是自己也沉迷于这种家族掌权的快感，但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把她彻底推向了民族的对立面。

1941年在广州爱群酒店，她嫌厕所“臭”，就让女宾围成人墙，在大厅用痰盂小解，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推门进来敬礼，她只抬抬手说“司令官请便”。

这件事在当时的沪港小报上被骂得厉害，但细想下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骄纵了，而是权力让她彻底失去了对基本礼仪的认知，当日本司令都要向她敬礼时，她大概真觉得自己可以凌驾一切。

更让人发指的是1943年，上海“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逮捕了76名军统人员，她直接批示“一律枪决”，还亲自去刑场拍照，在照片背面写“杀一儆百”。

老实讲，这时候的她，已经完全没了当年捐金镯时的革命初心，权力和仇恨把她变成了自己曾经可能厌恶的人。

1944年汪精卫旧伤复发赴日就医，陈璧君跟着去了名古屋。

在病院地下室，她跪着给丈夫剪脚趾甲，汪精卫说“你当自爱”，她却答“要找蒋介石、罗斯福报仇”。

这种近乎偏执的“忠诚”，成了她后来不肯回头的枷锁。

11月汪精卫去世，她用5吨碎钢板浇灌墓室，可还是没能挡住1946年74师工兵连用150公斤TNT炸开坟墓，那天她在广州听收音机，当场晕厥过去。

1945年8月，广州光复第三天，军统在沙面码头逮捕了她，搜出36根金条、1200两银元还有18件翡翠，她问能不能回寓所拿换洗衣服，得到的回答是“今后只穿囚衣”。

1946年苏州高等法院宣判她无期徒刑，她当庭冷笑“我当年革命时，你们还穿开裆裤”，这句话里有不甘，有傲慢，或许还有一丝对自己人生错位的愤懑。

1949年解放军接管苏州监狱，她以为必死无疑，梳好头发换了干净旗袍等着“上路”，结果等来的是“好好学习，重新做人”。

1950年她转到提篮桥监狱，编号“女监301”，第一次小组学习，她站起来问“共产党讲阶级斗争，为何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管教后来汇报说“此人文化高，反动思想也深”。

怕是最有体会的，还是那些接触过她的狱警，她懂法律，懂保密，却偏偏不懂自己错在了哪里。

1954年，她交出10万字的《汪伪政权实录》，里面附了38份密电和12张军费表，这些成了审判900名汉奸的核心证据。

本来以为她是想争取宽大处理，但后来发现不是。

1956年宋庆龄、何香凝联名替她求特赦，毛泽东批示“要本人认错”，她沉默10分钟后说“我若低头，汪先生连坟墓都没有了”。

我倒觉得，她的拒绝不全是顽固，更像是一种被时代困住的执念，把对汪精卫的情感和所谓“义气”，看得比民族大义还重。

这在今天看来荒唐，可放在她的人生轨迹里，又有迹可循：她的革命始于汪精卫，她的权力来自汪精卫，她的人生早已和这个男人绑在了一起，哪怕这个男人已经成了民族罪人。

1959年5月她病危，监狱给她输氧、打强心针，她写下最后一张纸条，说死后把骨灰撒在长江口，不要坟，不要碑，只写“陈璧君”三个字。

6月17日她去世，骨灰盒上只贴了“女监301”，没有亲属认领，多年后，当年的女看守在老年大学讲课说，那天提篮桥的风特别闷，几个值夜班的小姑娘都哭了。

不是同情她的罪行，而是看见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从热血少女走到叛国者，最后落得孤零零的结局。

如此看来，陈璧君的悲剧，从来不是“遇人不淑”那么简单。

她最早接受民族革命启蒙，却成了民族敌人；她追求爱情自由，却用婚姻捆绑了政治；她想靠“夫人”身份抓住权力，最终又被这个身份反噬。

历史对她的审判，不只是“叛国者”三个字，更是对一种选择的否定，把个人情感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终究要付出代价。

现在去南京梅花山，能看到汪精卫的跪像；去提篮桥监狱旧址，能看到“301”号囚室的介绍。

每次看到这些，我都会想，1938年那个雨夜，如果有人能拉她一把，告诉她“中国不会亡，不用走投敌这条路”，她会不会有另一种结局？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允许追问。

陈璧君用67年的一生证明了：爱国从不是口号，而是危难关头“不往前走一步”的自律；背叛也不是瞬间的决定，而是一次次妥协后的放纵。

她付出了生命、名誉和千秋骂名，这个教训，值得每个人记住。

来源：墟史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