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首次回韶山：“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

摘要：1959年6月，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韶山。因为国事繁忙，毛主席很少有时间回韶山探亲、叙旧，他这一次回韶山离最初离开韶山时已经相隔32年了。

毛泽东同私塾老师毛宇居在韶山携手同行

1959年6月，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韶山。因为国事繁忙，毛主席很少有时间回韶山探亲、叙旧，他这一次回韶山离最初离开韶山时已经相隔32年了。

回家这件事，越临近越复杂。有人捧着漂亮数字，信誓旦旦；有人低声说，米缸见底过，孩子也饿哭过——到底该听谁的？他心里有杆称，进老屋之前，先得把这些话一一掂量。

他南下一路，先在长沙打了个前站。看起来，表面功夫都做得不差：农田有规划，水利见形，干部也在忙。但“只听好话不作数”，这是他早年就养成的习惯。要想摸到真实的温度，还是得回到最熟悉的土地——韶山。25日下午，车子拐到山冲里，阳光在竹叶间跳，宾馆里安排了一处靠山的平房，静静的，门前是松影。刚坐下，他就拉着随行同志开了小会，三两句，直指要害：干事要稳当，别飘、别走偏，不为面子而忙，要为人而忙。

晚上，屋里挤进来不少本地的干部和乡亲。他不摆架子，像在自家堂屋里坐着，问的也是家常里的硬问题：哪一片田收成怎样，水利修到哪一步，公共食堂到底能不能让人吃得踏实。有人把“按人头分粮，按指标管”的制度说了一遍，字面听着规规矩矩，可落实到锅里却不灵。个别人家月初领的口粮，半月就见底。屋里一瞬间安静了，他抬眼看过去，说话不重，却句句往心里扎——吃饭是天大的事，别拿人命试错。该省的要省，省出来的还能养猪养鸡，副业也得跟上。

第二天天刚亮，他一身轻装，从宾馆往土地冲那片楠竹里头走。没人提前知道他要去哪里，山路上的露水还没干。他站在一座不高的小坟前，四下看看，像要找点寄托。大家都没准备，身边的同志折了松枝递过去，他接过来，理了理枝叶，放下，慢慢鞠了一躬。这些礼，朴素得很，反倒有种沉默的重量。我们常说，人到了某个年纪，最怕的是记忆忽然翻涌，他应该懂这种感觉。

下山之后，他照旧挨家问。去到李文贵家，笑着落座，先问吃饭——一家人一天得多少粮，田里每亩能打多少谷。主人憨直，算盘珠子一样把数拨出来：一人一日大概一斤半，田里顶多四百来斤。他没责怪谁，只是叹了口气，像是把很多年的担心一口气吐了出来。后来到了谢家屋场的食堂，干部们报的数字又精神了：说稻谷能上到八百。他听着，脸色不改，只轻轻摆摆手：别把话说得太满，这样的田地，五百斤一亩也算不错。种田也是革命的一部分，要靠科学，一年一年踏实往上走。

穿过池塘，是他童年的院子——上屋场。坪里满满都是人，老人、小孩、年轻的队员，眼里都闪着光。有人背着孩子挤上来，先问家里的事，接着又说教育。扫盲做得不差，十个人里有九个能识字，他听了，笑意就散在脸上，像是在心里给故乡添了一个小小的勾。

傍晚，他又把人招到了住处：地下党人、老自卫队员、烈士家属、老贫农、公社和大队的主事人……席面不奢华，他自己掏钱，酒也不多。他反复说真话的重要。老人们一点点掰开过去的事，粮食不够、密植过了头、干部的脾气太硬……这些话，在很多场合是不愿意给领导听的。他却说，听得好，藏着掖着才是坏。他转身又和随行干部把另一场会开了：经济建设这条路，不能靠一腔热，还得算账，国家家务一样一样抠，别让虚热把人带沟里去。

夜深了，他提笔写诗。那首七律，大家都知道，名字叫《到韶山》。他把三十二年写成几句浓墨，故园、红旗、农奴、霸鞭、麦浪与晚烟……那些字里行间，都挤着人名和眼泪。我们读到“牺牲”两个字的时候，往往只觉得铿锵，其实那背后是六位至亲的空位：杨开慧、泽民、泽覃、泽建、侄子楚雄，还有老大岸英。父母坟也曾被反动派挖毁，湖南的公安跟他说，凶手已伏法。他淡淡一句：做这种事，是丢人心的。转念又想起当年部队南下，他吩咐不要破坏蒋介石在奉化的屋子和祠堂。人的格局，有时就在这样的念叨里露出来。

在与烈士家属的座谈里，有个五十来岁的妇人，抓着他的衣袖，哭着说起丈夫如何入党、如何被杀。他不擅长说安慰的话，只是把那句话重复了几遍：走到今天，总算胜了。说到底，胜利是用血换来的，知道的人都不愿把话说得轻。

然后，他去看了学校。“韶山学校”这四个字，是他几年前写下的。1952年，他少年时的私塾先生毛宇居专程到北京汇报办学，临走前说想请他给家乡的小学题个名。他提笔却写了“学校”。毛宇居疑惑，他笑着解释：眼光放远点，小学之外，还会有中学，甚至会有大学。那几个字写在那儿，墨迹干了，像是给山冲立了一个方向。

这次回乡，他和老师并肩走进校园，院子里满是孩子的声响。少先队员把红领巾系到他胸前，小手紧张得打颤。他弯腰摸摸孩子的脑袋，问学得怎么样、字写得好不好。毛宇居在一旁，手背的老斑像树皮一样，他笑着跟他说起课桌不够、粉笔不够，还是要争取多开几门课。我们常说“师徒情深”，并不是非要说多少话，走在操场边上，两人一前一后，脚下有泥，心里有光，大概就是了。

吃饭的席间，他把老师、老友和革命老人请到一桌。他敬酒时不抢话，先请人动筷子，之后又起身把酒一圈一圈地敬过去。他自己吃得很少，像是更乐意看别人吃得开心。人到这份上，名望其实不在饭桌上，更不在酒里，还是在他看人的眼神里，真。

中午，他回到故居。宗亲带着他一个屋一个屋看。父母的房间，他站得久一些。弟弟泽民、泽覃住过的屋，他走进去又出来。到了养牛的小屋，墙上挂着一个铁鼻子，导览说是他小时候放牛用过的。他笑出声来：这个可不一定，可能是从哪座山捡来的。大家都笑了。院外有一棵枇杷树，又有人说是他少年时栽的。他摸了摸树皮，先说记不真，随即转口：也许吧。人活久了，大事反倒清楚，小事就让它模糊去，别太较真，给别人留点面子。

下午三点破，他去了水库游泳。车子到不了边还得步行一两里。路上，不断有人加入，边走边聊。他没有领袖的架子，更像是一个多年未归的游子，捡着熟悉的乡音。回来的路上，他拐进一个院子，找一个李大嫂——没找到。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问身边的人：当年，我就是从她家的后窗翻出去，脱险的，之后就再没回来。这话里有惊魂，也有感恩，时间像风吹过。

第三天下午，差不多一点半，他要走了。年纪到六十六，还是坚持要走一段路再上车，算是给生养他的地方一个交代。一路上，人群围了起来。他停下握手，问问哪家的孩子上了几年学，稻子今年是好还是去年好。有人说今年播种早、肥料足，他点点头。有小孩眼睛亮亮地喊：是毛主席！他却玩笑：我不是，不过有点像。他不躲，反倒靠过去问一个小学生：几岁了，读几年级？孩子挺直了背：十三，六年级。这样的问答，听起来普通，却能把遥远的北京和脚下的田埂连起来。

再往前，人越聚越多。有个中年妇人抱着三四岁的孩子挤进来，让孩子看看他；另一个年轻妇女把不满周岁的孩子的手递过来，说让孩子和他握握。他俯身，握了那只小小的手。我们这些后来人读到这段，总会心里一下子软下来——政治和生活，有时候就是一只小手和一只大手的相握。

车子发动，山路慢慢退回到背后。他在车窗边用浓重的乡音说：我得走了，有空再回来。人群迟迟不散，小学生叫着要去北京看他。他笑着摆手，眼里有暖意。往后，很多相片里，都留住了这几天的光景：他问粮，他写诗，他敬老，他拉着老师走进教室。他从不把乡亲当做背景，也不把现实的问题藏在褶子里。三十二年归来，不是为了怀旧一场，而是要把实实在在的田亩和人的肚子放到手心上；又在手心上，轻轻放回一枚红领巾、一张课桌、一束松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