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屯垦戍边政策，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西汉时期开始，大规模的屯垦活动便开启了边疆的开发与保卫，历代沿袭至今。尤其是1954年新疆建设兵团的成立，更是这一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从霍尔果斯的夜，到左宗棠的灯：一段“伊塔”之后的边疆人间事
文 |小风
编辑 |小风
前言
中国的屯垦戍边政策，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西汉时期开始，大规模的屯垦活动便开启了边疆的开发与保卫，历代沿袭至今。尤其是1954年新疆建设兵团的成立，更是这一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是谁先迈出第一步的？有人说是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也有人记得是一个耳朵里塞着棉花的少年。反正，凌晨的口岸，先响起的是鞋底踩在春泥里的“吧嗒”声。等天色发白，就不是几个人了，是一股子人潮，裹着牲畜的鼻息、锅碗的叮当声，一并向着那条有界碑的公路过去。
那一天，霍尔果斯的风并不大，站在一线的边防战士却觉得嗓子发干。我后来见过其中一位老兵，他叫马志成，说起那一夜，手来回摩挲着茶缸，像还在摸那时候的枪托。他们得到的规矩很简单：手指不要放进扳机护圈，无论现场多乱，枪口抬不起来。马志成笑，说“看着他们背着家当挤过去，我心里也慌，怕一挤就出事”。
人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事后来想想，绝不是凭空。大家手里攥着一种蓝皮的小证件，说自己要上国际班车，要去对面找亲戚。班车没影儿，人群就堆成了墙。几天没散，眼看要闹大，对岸竟真的开来一排卡车，轰鸣着把人带走。那几昼夜里，口岸像被挖了个口子，断断续续涌出去的，按各地统计，足有六万多口人，牛羊马也跟着去了，像草原上的风突然转了向。
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像一条时间上的裂缝，早在前朝就有了苗头。往前翻一段，十九世纪末，伊犁一带被沙俄占了去，京城里争吵不休。是收？是弃？一个名叫左宗棠的老人把地图摊在案上，掂量了很久。西北要空了，国家的气就要漏，他心里打的算盘很硬。他穿着磨出光的棉袍，踏上西行的路，筹粮、募马、修路，翻过一片又一片荒地，终于再次挂起旗帜。那些细碎的细节，书里常常一笔带过，但想想看，人在寒风里吃一口干馍，眼神里那股韧劲，不是靠几句标语撑出来的。
时间往前推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又起了变化。对面的邻居更换了旗子，却没换掉办法，他们派人来、办学校、放广播，悄悄地在人心里埋种子。盛世才掌过一段新疆的大权，那时候他对苏方打开门，别的势力就被挡在门外。城里有人学了俄语，乡下有人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歌，觉得彼岸也许更“先进”。这些事情，街头巷尾都说，谁也吵不出个绝对是非。可人心就这样，一点一滴被推着走。
到了五十年代，邻居那边正缺人，手里又有政策和宣传，广播里的调门抬得高，说过去的苦会在那边被安顿好。侨民证像风一样吹到了伊犁与塔城，人们收拾起锅碗、拆了木棚，心里以为下一个冬天会在另一个村庄取暖。那时的新疆，也还在摸索，刚刚建起兵团，年岁不长，很多地方，人还没站稳，风就先绕过来了。
1962年的“伊塔”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退潮。潮退后，沙滩上露出许多东西：空了的生产队，停摆的合作社，白板一样的学校。有人回过头去看，心里一紧。塔城那边有个叫托列根的老爷子，后来给我讲起他弟弟的故事。弟弟年轻，快人快语，娶了个会唱歌的媳妇。那年开春，他听说对面亲戚寄来话，说那边草场连着天际，孩子可以上学，家里还给地。他媳妇怂恿他去看看，老人拄着拐杖在门槛上不吭声。清晨，一家四口套上马鞍，锅挂在驮架上，走的时候连茶罐没拿。托列根说，他追出去很远，喊了几声，风把声音扯得老长，也没能留住。
而留下来的呢？留下的人也不轻松。要把开过的口子补起来，靠的不是一句话。兵团临时紧了一紧，地图上沿边画出一条新带子——不是在纸上，而是要在人间种出来。那几年，团场一块接一块落下去，像一条缀在边缘的纽扣。马志成退伍前被分到一个新团场，给我的印象是，他说起那会儿特别朴素：挖渠道，立电杆，住窝棚，夜里风顺着缝漏进来，睡在被面上的土，捻一捻还有盐碱的味儿。有人问怕不怕？他说怕，一走夜路就怕，但第二天该跑排水线还是跑。
团场不是墙，却比墙耐久。一排杨树连着一排杨树，玉米杆顶着秋天的天。最窄的地方也要有十来公里的宽度，宽的地方能走上二三十公里，从地里头过去，你能闻到麦子晒熟的味道，少有空当。有人觉得这朴素，没什么故事；但在边疆，朴素就是力量。人多了，灯亮了，店面开出来，孩子们放学互相追着跑，晚饭时油烟从屋檐往上冒，这才叫“有人烟”。
再往回翻，人心为何摇摆？这题不好答。其实很多人出走时也未必轻松。我还记得伊犁一个裁缝的口头禅：“人走了心不走。”他说他认识的几家，过去之后，语音生疏，邻里规矩不同，草原虽大，可一开始也找不到落脚的角度。日子不是听广播那么好唱。后来又过了很多年，世界变了样，有些人想回来，打听路线，托人捎话。到了边境，发现曾经的村子更热闹了，瓦房冒着热气。想回，回得来么？有的回了，有的没回。人生就是这样，绕个弯，再回到起点，时间已不等人。
我写这段史事，总会想起左宗棠那盏灯。那老人当年在西北的营帐里，灯芯点着，烛泪往下滴，他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沉重的事：往边地送去人，送去粮，送去一个国家的体温。他说过的话，意思是，西北要是虚空，整个屋子都要漏风。你看，一百年后，这话还是响的。只是这一次，接过灯的人面孔不一样了：有身背枪的兵，也有拿锄头的青壮，还有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母亲。
“伊塔”之后，很多政策应声而变。边地定下了更细致的规矩，房子盖得更稳，团场的印章一个个落下去。有人说，这是防线；也有人说，这是生活。其实两样都是。我们常常把“边疆”说得很远，像地图上的边缘，可真正的边疆，伸手就能摸到脸，它贴在每一户人的柴门上。你以为是枪和界碑在守，其实是锅碗瓢盆在守，是日复一日的炊烟在守。
如果把1962年那几天当作一条分割线，线这边是留守的焦虑与忙乱，线那边是未知的承诺与风险。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结尾。那些离去的人，有些真的找到了想要的生活，有些走了很长的弯路；那些留下的人，有的在麦地里站成了一棵树，有的悄悄把家搬到了更近的地方。只要有人在，边疆就不会是一句空话。
现在再去霍尔果斯，桥上的风照旧，车来车往，关口的灯在黄昏里很亮。有人问，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切都安稳了？我不敢说绝对。边地的安稳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它是一天天守出来的。屯垦，不是一个口号，是锅里咕嘟的粥、是渠里哗啦的水、是边防站迎风的旗，是团场年轻人婚礼上的那首歌。
历史像一条河，拐过一个弯，还有下一个弯。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记得那些在弯道处站着的人——左宗棠这样的老将，马志成这样的兵，托列根这样的老人，和许许多多数不出名字的女人孩子。边疆不是冷的，不是一条生硬的线，它是会呼吸的地方。等到夜里风过了，灯还亮着，你就知道，这片地面下，根系已经扎牢。你说这就够了吗？也许不够，也许恰好。总归，人心要向着火光。
来源：魔法麻酱sc
